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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古拉·瓦西里耶维奇·果戈理（NikolaiVasilievichGogol），俄国19世纪前半叶最伟大的作家，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人之一。他的创作非常丰富，最著名的代表作有喜剧《钦差大臣》、长篇小说《死魂灵》等，其他作品还有《狂人日记》、《外套》、《狄康卡近乡夜话》、《彼得堡的故事》等。
鲁迅，原名周树人，著名作家，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之一。他一生创作600余万字，种类丰富，包括杂文、小说、诗歌、评论、散文、翻译作品等，代表作包括《呐喊》、《彷徨》、《野草》、《朝花夕拾》、《坟》、《而已集》、《三闲集》、《二心集》、《南腔北调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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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丛书为外国文学、历史、心理学名著等最初引进国门时的译本，多是开先河的中文翻译之作，译者为民国时期的著名翻译家、文学家、思想家、语言学家、教育家等，这既使译著充满了人文色彩，又使其闪烁着理性的光彩，堪称中国文艺复兴时期的璀璨荟萃。
名家导读
一
果戈理的长篇小说《死魂灵》，在19世纪的俄国文学史上，占着特殊的地位。这是他有艺术价值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其中呈现着出于伟大的艺术家和写实主义者的画笔的俄国社会生活的巨大而真实的图像。在这部小说里，俄国的诗人竭力将他个人对旧习惯的同情和反感以及他对教化和道德的观察，编入他的小说和故事里面去，而又只抱定一个希望：说出他所生活着的时代的黑暗方面的真实来。
从这个意义上说，《死魂灵》在俄国文学史上，是开辟了一个新时代的纪念碑。
在19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即所谓 浪漫主义 和 感情洋溢 的时期中，不住地牵制着俄国诗人的，只有一个事物，就是他个人。什么都远不及他自己和一切他的思想、心情、幻想等自由活动重要。他只知道叙述一切环境，怎样反映于他自己，即诗人；所以他和这环境的关系，只不过是纯主观的。但到19世纪的第四个十年中，艺术家对于自己所处的环境的主观态度，却迅速地起了变化，而且立即向这方向前进了。从此以后，艺术家的努力，首先是要竭力诚实地、完全地来抓住人生，并且加以再现；人生本身的纷繁和复杂，对于他这样的诗人，现在是他的兴趣的最重要的对象了。他开始深入，详加分析，于是纯粹地、诚实地复写其全体或者一部分。艺术家以为最大的功劳，是让自己的同情和反感退后，力求其隐蔽。他只要竭力客观地并且不怀成见地来抓住他所处置的材料，悉数收为己有。
果戈理使艺术家转向客观的描写非常显明地见于俄国文学中，在《钦差大臣》和《死魂灵》中，我们看到了两幅尼古拉一世时代的极写实的图画。果戈理在西欧被誉为俄国文学的所谓 自然主义 派的奠基人。一切俄国的艺术家，全都追踪果戈理的前轨，他们以环境为辛苦的、根本的研究对象，将它们作为全体或者一部分，客观地，但也艺术地再现出来。这是一切伟大的俄国艺术家的工作方法，从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奥斯特洛夫斯基以至冈察洛夫，从托尔斯泰到萨尔蒂科夫（谢德林）。如果他们之中，有谁在他的著作里发表着自己的世界观，并且总爱流连于和他最相近的形态；如果他在真实的图像中织进他个人的观察，肯在读者前面说出一种信仰告白来，那么，他的著作先就是生动真实的伟大而详细的肖像，是一个时代的历史纪念碑。这并非是在发表他个人的见解和感情，而是在抓住那滚过他眼前的人生观念和轮廓。
果戈理的创作，在俄国文学发展史上，该有怎样的重大的影响，也就可想而知了。偏于教训的悲情小说，无关人生的传奇小说以及许多抒情诗似的述怀散文，都逐步退走，将地方让给环境故事——给写实的、逼真的世情小说和它那远大的前程：提醒读者，这是对于人生和周围的真实，取批评态度的散文故事。
二
然而一开始，就毅然使艺术和人生相接近的作家——尼古拉·瓦西里耶维奇·果戈理（1809—1852）——在天性上，却绝非沉静的、冰冷的观察者，或者用批评的智力和幻想指导和控制他强烈的欲求的人。
果戈理是带着一个真的浪漫的魂灵到这世界上来的，但他的使命却是将诗歌贡献于写实的、沉着而冷静的自然描写的纯粹意境。这个矛盾，就决定着他一生的全部悲剧。
果戈理是纯然属于这一类人的，他以为现世不过是未来的理想上的一个前兆，而且有坚强的信仰沉酣于他的神灵所授的使命。
这一类精神的特质，是不断地提升他到另一世界去——到一个圆满的世界去，他在这里放着他所珍重的一切：他对正义的不可逾越的概念，他对永久之爱的信仰以及替换流转的真实。这理想的世界，引导着他的一生，在黑暗的日子里，这就在他前面照耀。随时随地，他都在这里发现他的奖赏或者责罚和裁判，这些赏罚，不断地指挥着他的智力和幻想，而且往往勾摄了他的注意，使他把大地遗忘。但当人们正在为了形成尘世的存在，艰难的工作时，它却更往往是支持他的柱石。
一个人怀着这样的信念，他就总是或者落在人生之后或者奔跑在人生之前。在确定和现实的面前，他能够不投降，不屈服。实际的生活，在他看来几乎常常是无价值的，而且他对此大都加以蔑视。他要把自己的概念和见解，由实在逼进梦幻里，他还往往神驰于他所臆造的过去，然而平时却生活于对美丽将来的预先赏味中。对现实持一种冷静的批评的态度，和他的性格是不相合的，因为他总带着成见来看现实，又把这硬归入他认为和现实相反的人生要义里去了。他不善于使自己的努力和贮力相调和，也不能辛苦地、全面地将他的所有才能用于自己的生活和工作。极困难的问题，在他本以为很容易解决，但立刻又来了一个小失败，于是他就如别人一样，失掉了平衡，这让他不快活。他眷恋着自己所安排的关于人生的理想和概念，所以要和这反映我们生活的艰难的尘世散文相适应，是十分困难的。
对于这样的人，我们称之为 浪漫者 ，这用的是一个暗晦的老名词，所指的特征，是感情胜于智力，狂热胜于瞬间的兴味。
作为人和作家，果戈理的全部悲剧即蕴含在这里面，他那精神上的浪漫情怀，因为矛盾，只得将他自己的创作拆穿了。他是一个浪漫主义者，具有典型的浪漫主义性格特征，他爱在幻想的世界，即仰慕和预期的世界中活动。这就是说，他或者美化人生，加以装饰，使这变成童话；或者照着他的宗教和道德的概念，来想象这人生。他在他的梦境和实状之间的冲突中，有过可怕的经验，他觉察到，但做不到用一种健全的批判审视存在和确定，来柔和那苦恼和渴慕的心情。他也如一切浪漫主义者一样，偏爱他自己所创造的人生理想，而且——说起要点来——他所自认为天职的，是催促这理想的实现，和准备在世界上得到最后的胜利。他不但是一个充满梦幻的浪漫主义者，而且也是一个为美好而战斗的浪漫主义者。
然而在他一切的浪漫资质中，果戈理却具有一种惊人的天赋，这成就了他一生中所有幸福和美好的根源，但同时也制造出所有的不幸来：他用特别的才能来发现实际生活的一切可怜、猥琐、肤浅、污秽和平庸，而且到处看出它的存在。生活的诗意的方面，是浪漫主义者大抵故意漠不关心，加以轻视或者想要加以轻视的，但这一切，却都涌到果戈理的调色板上，俨然达到艺术的具体化。天性是这样的浪漫者，而描写出来，又全为非浪漫的或反浪漫的一个艺术家——果戈理这样的人，这种情况非常之少。所以艺术家一到心情和创作的才能分裂时，既自然要承受重大的苦恼，也不能离开坚牢的分裂，这分裂，是只有这两种精神中的一种得到胜利，才能够结束的：或者用那毫无粉饰的散文来描写人生的真实，以此扑灭他浪漫的精神坚持，或者反之，艺术家以浪漫的情调来闷死或破坏了诚实地再现人生的力量。
实际上出现了后一事：果戈理描写写实的人生描写的伟大才能消失了，他总是日见其化为一个宗教和道德思想的纯粹而率直的宣讲者。但在这才能已将消失之前，这写实的能手却还灿然一亮，在《死魂灵》里，最后一次放出了他那全部的光辉。
三
这部长篇小说是果戈理天才的晚成果实，是他幻想的浪漫倾向和他锋利而诚实的观察人生的天赋之间，起了长久的争斗之后，才得以完成的著作。
在他的第一部小说《狄康卡近乡夜话》（1831—1832年）里，这分裂的最初痕迹就已经显然可见了。在这小说里，果戈理是作为一个小俄罗斯下层民众生活的描写者而出现的，但同时也是幻想诗人，将古代的传说重新创造，使它复活。他最早的作品很明显的可见两种风格的混合，但其中自然还以梦幻的一面为多。就是自然叙述和许多人物性格描写，也保持着这风格——纵使果戈理固然也并不排斥用纯粹的简朴一致的精神以及真正的写实法来表现别的人物和情形。从这两种风格的混合，如喜和悲、哭和笑的交替代谢中就能清楚地看出诗人的创作还没有确定的方向，然而其中也存留着印象，可见艺术家的魂灵，那时已经进行过激烈的战斗了：梦幻者的理想主义，不能踏倒他看穿了的实际上的一切可憎和庸俗，而他自己却竭力在把握并显示另一种更崇高、更理想的写实者的强有力的天资。
关于艺术创作的崇高而理想的意义，果戈理在开始他作家事业的第一年，就已大加思索了。那时特别烦扰着他的是浪漫主义者非常爱好的主题，就是凡有梦幻者、理想者和艺术家一遇到命运极不宽容地使讨厌的、严酷的现实和他冲突的时候，就一定提出来的那种苦恼。果戈理在他的短篇小说《肖像》里，就很广泛地涉及了梦幻和生活之间的分裂的问题。
这篇小说的梗概极像霍夫曼的一篇故事。那故事叙述了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精神传奇，他为了贪欲，便趁时风，背叛了真正的、纯粹的、崇高的艺术，但等到他知道自己的才能已经宣告灭亡的时候，就发狂而死了。这不幸的丑恶的艺术天才是反基督教者的幻想肖像，用一种极写实的或者简直是自然主义的艺术手法写实，在这图画里显现着反基督教者的一部分魂灵。
艺术应该为理想效力，但并非是对包括一切裸露和可憎在内的真实的再现——这是这一篇故事的根本思想——向我们讲说这道德，是托之艺术家怎样受了肖像的危险影响，贪利趋时，终于招了悲剧的死穴。而这肖像，乃是一幅太写实主义的艺术作品。
果戈理也如德国的浪漫主义者一样，试图在艺术中抓住一种崇高的、近乎宗教的信仰。然而他的艺术观却不能把总是起于梦幻的世界和我们的生活之间的矛盾遮蔽起来。他就在眼前，看见这开口于两个世界之间的深渊，而这种目睹，让他有些害怕和震悚。这里只有一个方法了，忘却它：震撼和损害，在精神上无足轻重。这是《涅瓦大街》和《狂人日记》两篇故事的主题。
然而在果戈理的创作里，渐渐地起了决定性的转变了。他对自己的才能让了步，他服从它，走向现实和真实的描写；他不再将它们美化，理想化了；它们怎样，他就照式照样地映下来，首先是一向很吸引他眼球的消极方面。现在是他和这庸俗的、陈腐的、龌龊的真实，在艺术的原野上相冲撞了，于是立即就出现了严重的问题，这他在《肖像》里也已经提过了： 如果用艺术来描写龌龊和邪恶，而且写得很自然、很生动，几乎就像把这龌龊和这邪恶的一片粘在了艺术品上，那么，艺术也还在尽它高尚的使命吗？
不过果戈理并不能长久地抗拒他的才能。他的艺术，就一步一步地和生活接近起来了。这接近，从他那1834年集成出版的浪漫的故事，名为《密尔格拉得》的短篇小说集子中，尤其可以清晰地看见。
这些小说中有一篇《旧式地主》，是一首简朴的牧歌，是一个双面人凋零的人生故事，是一篇心理学的随笔，那幽深和诗趣，是没有一首浪漫的牧歌所能企及的。善感和浪漫的作家，都喜欢这一类令人感动的主观的东西，就如两个爱人，远离文明的诱惑，同居于天然平和之中的故事。《旧式地主》是一个极好的尝试，用这材料，把浪漫的要素来写实地、人工地修补了。寂寞荒凉之处，有一座小俄罗斯村庄，这里有倦于世事而无所希望的男主角和忧郁的或是易受刺激的女主角——一对老夫妇；故事虽然简洁和明了，却到处贯注着深沉的真实和诗情。这在果戈理创作上，昭示着写实主义对于浪漫主义的一个决定性的胜利。
在历史故事《塔拉斯·布尔巴》中，果戈理给我们展示了完全两样的诗的境界。这里也看出他从早先的理想化风格，向写实主义的明显转变，但自然以在一部历史小说中所能做到的为限。果戈理的大著作《塔拉斯·布尔巴》里景物描写，那价值是不可动摇的。这故事的内容所包含的复杂，恐怕不亚于《死魂灵》；从中也可以发现各种典型和插话一样的丰富性，做法一样的有力和一样的急速的步骤。心理的活动，在《塔拉斯·布尔巴》里也恐怕比果戈理的任何其他的作品还要表现得深刻，因为主人公的感情，在这里比《死魂灵》里所写的人物感慨更认真、更复杂。包含《塔拉斯·布尔巴》是一篇历史叙事诗，也有一点理想化。这里面包含着古代传说的精神，但所写的人物的心境，却总是真实的，并且远离了过度浪漫的风格。萨波罗格的哥萨克民族的古代传说，他们的服装，他们的家庭生活，他们和犹太人以及波兰人之间所发生的战争——这一切，作家都用了一种神奇的写实手法写在《塔拉斯·布尔巴》中；还在里面极老练地插入了叙述和描写的要素；这些不但不累及著作，反倒使它更加活泼，更加绚烂起来。《塔拉斯？布尔巴》从那史诗式的匀称描写，尚武的制作精神，尤其是性格的完成和插话的精湛方面来看，它可以说是小俄罗斯的《伊利亚特》——而且写实主义还容许考古学也跟着传说在历史故事里作为艺术的要素，冲进这叙事诗里。
但写实的艺术描写，果戈理在他那有名的喜剧《钦差大臣》（1836年）里才达到了真正的本色的完成。
果戈理是创造 俄国的 戏剧，把俄国的生活实情，不粉饰、不遮掩地搬到戏台上来的数目有限的诗人之一。俄国国民戏剧的历史，由望维旬的喜剧开始。在这部剧本里，作家用了十足写实的手法描写了叶卡捷琳娜时代的贵族地主，然而这里让人觉得还有一种并不可爱的要素：浮躁地讲道理。也是贵族，不过这回是都市的官僚，这情景在格里鲍耶陀夫的《智慧的痛苦》里上演了，这是天才的讽刺，却绝不是天才的喜剧。而且那真实也表现得失去了本相：只是一种法国式文学传统的收容。
在《钦差大臣》里，俄国的官场到底还是被搬到戏台上来了。关于这喜剧讽刺的对象，其实是看客。早从18世纪和19世纪上半叶的作家所写的攻击腐败邪恶和向收贿进行道德说教的一批剧本中就看得很熟悉了。《钦差大臣》却只凭一点就比这批剧本更胜一筹，那就是所描写的典型都是真实的活人，看客随时——倘若并非全体，那就是部分的代表者——都能够在他周围的人中遇见。果戈理之后有奥斯特洛夫斯基，他的剧本把商界搬上了戏台，而且使俄国生活的图画形成了几种很典型的样式，这就是三个 黑暗世界 ——贵族、官场和商业的世界。从此以后，就在戏台上用这真实的黑暗方面警醒了太倾向于理想化的俄国人。最后，这类剧本中又增加了新图像，臻于完整了——是下等人民的黑暗世界的图像：在托尔斯泰的《黑暗之力》的剧本中就出现了这种新图像。
果戈理在他的喜剧里，紧盯着社会的弊病和邪恶的真相，挥舞着嘲笑的鞭子，他把政务的糊涂、庸俗和空虚搬上了戏台，并且惩治官僚界，把他们交给一个豪言壮语者，让他们忍受空洞的饶舌者的嘲笑和愚弄，还由他来差遣他们。但幸而他终于使他们站在合法的审判者之前，还派来一个宪兵，这才使他们恍然大悟，这喜剧在第一幕不过是严谨客观和事实，最后就自然分明地闯出了道德。警察局长来得非常糊涂，这本身就尽够看客嗤笑和轻蔑的了，对于他的性格描写，更无需强有力的言语。宪兵的出现，恰如在《伪君子》的最后一幕里一样，是充当法律的代表，来镇压看客的；他通知他们，政府的眼睛永远是开着的，纵使大家以为它闭着。然而诗人超群的艺术才气，使他懂得调和道德和环境的真实以及典型的活泼之间的矛盾。在这以前，看客总在剧本的种种紧凑的时候，从戏台上得到教训的言论，但《钦差大臣》里却完全没有这言论。这是一种全新的、异样的喜剧创作；它绝不采取戏剧艺术中大家熟悉的形式，因为它并非一本感人的喜剧，也不是一本趣剧，更不是道德的戏文。
这作品给它的创作者带来很大苦痛和失望，因为这引起了一些人对他的极猛烈、极激烈的不公平言论。他用旅行，来疗救他精神的忧愁和对于同类市民的愤懑。这是果戈理常用于治疗自己的忧郁和精神疲倦的方法，那效果确实比一切药饵更切实、更好。渴慕漫游和变换居住地，源于他那浪漫的才情。关于这一点，他和一个被仰慕、忧愁、郁积所驱策，竭力要离开故乡，向新的、遥远的国度去的热狂者很相似。果戈理也向往这样的一个辽远的国度，虽然他心里装着神圣的爱，爱着俄国。而他在外国的人群中，也并不觉得安闲。他还有一个巨大的眷爱：意大利。
果戈理也常常推究他那漫游和旅行的热情，搜索原因，以解释自己的游历生活。他归因于自己必须多换气候的疾病以及需要研究人们和生活，写进他的作品里面去，最后还有艺术家的纯粹的精神需求。如果他很久之后重回俄国来，就觉得好像有些后悔，而且增涨了对于故乡之爱；然而这感觉，一遇着招他远行的难以言传的热望，就又颓然中止了。他的魂灵里带着一种病，这病在世纪之初曾经侵入西欧，将人们拉离故乡，渴仰着遥远的天涯海角——这病，拜伦和夏多布里昂都曾经历过，而且弗朗兹？舒伯特在他那谣曲《流浪者》里，在这首19世纪30年代一切俄国青年男女所心爱的谣曲里，发现了非常神异的音乐的表现。
然而，果戈理在经历了五年（1836—1841）的国外旅行后所携来的，却并非一本悲观的日记，也不是一篇感人的史诗。他带来了《死魂灵》的第一部：一部小说或者一篇诗，它庆祝了年轻的俄国写实主义的大胜利。这是果戈理在诗界所获得的决定性的胜利。
四
当果戈理旅居外国，尤其是在意大利的时候，他很勤奋，工作也顺利地进行。这是他的创造力最为旺盛的时期。浪漫主义的倾向还在那美丽的短篇小说《罗马》里闯出了最后一回，就逐渐地退开，让冷漠的、平静的、诙谐的人生观占了坐。他的蓬勃发展的才能，不断地竭力使人生的真实和艺术的真实成为亲密的融和——总是不断的获得胜利，不但在表现形式上还在旧浪漫形式上设定的一切早先计划的积累上，也还在改造和革新对果戈理旧作那样的一类作品上。
秉承着这样的一种写实的精神，果戈理就在这时候改写了他的故事《肖像》和《塔拉斯？布尔巴》。然而最有力、最自由地显出诙谐家和人生描写家的力量的作品则是那短篇小说《外套》。他在这时代对于激情的浪漫的倾向和心情的大成之作。这部作品在俄国文学史上，占着极其特殊的地位。这是当时这一种类作品中的先例，而且恐怕是最全面的一例，后来非常流行，并且具有巨大的社会意义。这成了《被侮辱与被损害的》故事的一页，陀思妥耶夫斯基由于特别的喜爱，曾将果戈理的作品直接采用。当这时候，伴着社会理想的滋长和迅速发展，西方已经在文学和行动中开始了对孱弱者和损伤者的关心。但在俄国，却漠然地放过了将社会看做人们的集团，从果戈理才有最初的企图，全不受西欧的倾向的影响，而他的《外套》这一篇作品，被人称为俄国所谓的 弹劾小说 的起点和根源，是正确的。大家应该看得见，在果戈理的故事里，反抗和弹劾显得很微弱，倒带有一种柔和的同情之感。诗人使我们和他那老实的主人公，遍历了他的生活路径的一切重要驿站；我们到他的屋顶房里去拜访他，他就在那里一文一文地，终年数着放在小匣里一小堆铜元，为了好去换银币，他在那里挨饿受冻，节省蜡烛，脱下他的衣服，免得它破得快，他在那里穿了睡衣寂寞地坐着，精神上穿着永远的理想的外套；我们又跟他到局里去，在那里人们不太留意他，好像飞过的苍蝇，在那里人们侮弄他，把纸片撒在他的头顶上，在那里他年年伏着他的写字桌，很小心地在纸上写着字，或者把文件放在旁边，要抄写一遍来自寻乐趣。果戈理让这故事以幻想收场，是有一点任性的，但幸而处处表现出一种和他先前的幻想故事完全不同的风格。这幻想的东西含有一种嘲弄、诙谐和玩笑的混合，以至于几乎完全退向后一种要素，把他的浪漫性格损坏了。作者不过要用这怪事来让他的小说以两幅小小的世情图画来结束而已。
果戈理的艺术，如果从他的旧样式转了向，并且使他的敏锐的观察才能和诙谐自由驰骋起来，就是这么的强有力。
然而想要认识这天才的力量，就应该读一读悲壮滑稽的诗篇《死魂灵》。在这里，每一页上都留下了煊赫的证据。
五
创作《死魂灵》，对作者来说是一个大欢喜，也是一个大苦痛。当他的诗整页的好像自己从笔端涌出的时候，他感到一种高尚的享受和满足，但成年累月地满怀热望等候着灵感，却也是他向来未曾经历过的。这工作果戈理整做了十六年：从1835年，他写这作品的第一页草稿起，到1852年，死神从他手里把笔夺去的时候为止。在这十六年中，他用六年（1835—1841）（这之间，他自然还写另外的诗）来完成那第一部。其余的十年，就完全花在续写他的作品的尝试上了。
按作者的理想，《死魂灵》该是一篇 诗 ，用所有光明的和黑暗的两方面，显出俄国的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的一切五花八门来。果戈理要在这里用新的形式使旧的史诗复活；所以他故意把自己的小说比作荷马的歌唱——一篇韵语，也就是一篇诗。这作品的完整计划，在作者的心里自然是并未完全设定的，后来就选取了很奇特的方向。这冷静的、并不有趣的叙事诗的故事，逐渐地变为宣讲道德的真理和但愿俄国完全改变的希望，逐渐地回到向全人类宣传一种新教训，以振作精神和提高他们的生活理想里去了。
这诗的全局，果戈理只藏在自己的心里，不过间或用很平淡的口气告诉他最亲近的朋友，说他的计划是怎样的大而深。果戈理关于自己作品的这太刺激人的傲语，在他的朋友和相识者中惹起了极猛烈的反对，他们嫌恶，不高兴听这种话。依他们的见解，以为艺术家的计划倘使真的远大，也许会增长他更甚的骄慢，因为使他傲慢的，并非他伟大的艺术，而是他自信拥有道德的真理，因此立刻执着于这崇高的使命，以义务自任，向他的邻人宣讲起这真理来。
果戈理对关于他的作品的计划，虽然保守着秘密，但我们也可以根据他偶尔的发言和暗示，根据他和亲近的人们的谈话以及信札和第二部的断片，十分看出作家的秘密——这也就是艺术家和道德家的秘密。
上帝创造了我， 果戈理曾经说， 他对我并没有隐瞒我的使命。我的出生，不全是为了要在文学史上划出一个时期来。我的职务还要简单而切近：就是要让每个人都思索，而不是我独自首先来思索。我思考的范围是灵魂，是人生强大的、坚实的东西。所以我的事务和创作，也应该强大和坚实。 《死魂灵》的整体构造，该是一个这样的 强大的、坚实的 工作，当风暴扑向他们的魂灵上来时，人就可以靠它来支持，它是他们的救济之道的问答示教。这诗对于读者，应该是引导道德复苏的领导者，恰如对于作者，当他起了精神的照明，做一个虔诚的祷告，忏悔过他本身的罪业之后一样。
但在诗人的精神上，怎么会形成这样一种认识呢？
果戈理的天性，原是容易感动的，他喜欢指教和宣讲。这劝善的调子，早就见于他先前的书简中，而且作证的不但有动摇孩子的怀疑，也还有他饱含抒情诗样的飞舞在他的感情和思想的抒情诗，也曾表现于他的小说上，所以我们在这第一篇故事里，就在天真烂漫的玩笑和诙谐中，看见了很是忧郁的短章；看见了人生的许多悲哀和苦痛。然而到果戈理的诙谐严肃起来的时候，诗人也跟着逐步为这思想所束缚，以为他的责任，是在创造一种伟大的东西，于是道德的倾向，也逐步地加强，拉了他去了。自从《钦差大臣》第一次上演以后，他才确信他在观众眼中，真有一种道德的力量，就决计要用这力量来给大事业效劳，并且不为小举动去浪费他已成的势力。在他年轻时，还没有觉察到这势力的时候，他就已经梦想着成就一种大事，做大众的恩人和教师，做祖国的英雄和战士。因为要贯彻这崇高的使命，他把全部希望都寄托于自己的才能，又开始去找重要的任务，就是和他的信仰相合，一实现便要给人真正的益处的伟大而显著的材料。
于是关于 死魂灵 的奇谈就飞快地失掉了它滑稽性，果戈理转向那些没有分明的界限和框子的材料上去了。从此以后，果戈理便向这主题集中了他的抒情诗的全力，要在这里表现出他自己的道德的确信来。他着手把这材料进行开拓，掘深，提它到那 伟大的对象 的高度，让他可以说：从早先的青年时代以来所梦想的高贵的作品，就要完成了。把一个简单的奇谈变成一种宏大的理想，只能缓缓地、渐渐地进行，而作者在他的工作之初，显然还说不出当它完成时会是什么样子。
在伦理倾向之外，还有诗人的爱国志向，也给诗篇了很有力的影响。果戈理的爱国主义，原是与时俱进的，当诗人准备实施他的计划时，他对于祖国的爱，已经和上述的宗教色彩，结合成一种坚强保守的世界观了。而且这爱国主义也如他努力将真理之路指示给同类市民一样，并不停止前进，诗人愈是开拓和掘深他的作品，这爱国情怀也跟着愈加强烈。果戈理在他的小说里，一定要谈起俄国，尤其在第一部里，曾经发过许多微辞。他在还没想到续做他的诗篇时，给我们看了他的故乡的 另一面 ，而且还是它最不像样子的 另一面 。小说的主角和他所遇见的一切人物，都是空虚得简直可怜的人。那尽写得——十分冷酷和无情地来对付自己的祖国，这就是说，关于它那好的一面，也就是关于需要我们尊敬和爱戴的所有俄国人，却并不提起。果戈理滋长不止的爱国之情，使他觉得自己有义务在他的诗篇里对自己的同类市民也说一句鼓励、同情和亲切的话。他的故事的范围越展开，他也越加迫切地感到这义务。于是果戈理就从诙谐和讽刺走向文饰俄国和赞美俄国的道德。他要在他的诗篇里给他们留一个适当的位置，而且也已经在小说的第一部里实行。他知道，读者是有权利来要求他也描写些俄国生活的最好的方面，因此他迎着这希望，又依照了自己的爱国情感，开始给他的作品找寻积极的典型，而他的精神，又上升到像他先前的作品中表现的那样亢奋了。
这是诗篇的全盘计划中的爱国理想的部分。要使果戈理在旅居国外时逐年增强的宗教的情结，在诗人的创作上不产生有力的影响，这是很难办到的。他在外国，确定了自己的特别使命。对于上帝，和上帝对于他以及他的工作都有特别的同情的一个坚定的信仰，鼓励着他。他的文字的创作，在他看来就高到成为圣道的一种，那就自然，他也只得把自己的一生从此看成一个严肃的、沉重的义务。这义务，是倘要尽上帝放在他手中的职务，人就只好努力和自强的。果戈理首先从禁食和祷告来履行他的作家的任务；他 坚决地改造自己 ，他毫不留情地剿灭他认为不洁和有罪的一切，并且依照他所谓的道德的复苏的标准来审视他所有的思想；他相信唯有用纯洁的心灵和明净的感情，这才能尽他的崇高的天职，而这些心绪和思想，自然也流露在他的诗篇中。于是这就成了向同类和同胞赎罪的道德说教的一种方法了。
在果戈理看来，作家的职务恰恰和他本心的特质融为一体。在果戈理看来，他的诗是给他赎罪的牺牲品。他所叙述的罪，要求赎取和惩罚，他的主角的罪，也如他本身的一样。他的作品就变为一个犯罪和迷误的魂灵净化和明悟的过程，带着一种深沉神秘的气味，就像果戈理总带着尊敬的惊异来读的但丁的伟大叙事诗一样有意义。
果戈理想做从黑暗进向光明、由地狱升到天上的第二个但丁，有一种思想，很深地掌控而且震撼着诗人的魂灵，让他依靠感悟和忏悔，将他的主角引出孽障，纵使不能让他进入圣贤之域，也要使他成为高贵的道德的人。这思想，本来是要在诗的第二和第三部上表现出来的，然而果戈理没有做好布置和草案，失败了，最后把先前所写下来的一切，都抛在火里面。所以已完成的诗的完整的部分，就只有诗篇的第一部：俄国人堕落的历史，他的邪恶、他的空虚、他的无聊和庸俗的故事。
六
如果我们从《死魂灵》里，除去作者用以指示他的诗篇的秘密意义和其他部分的作用，就剩下诗人自己对一切抒情诗的讲解，那么，这部小说就几乎成为《钦差大臣》的直接的、至少是更加丰富、内容更多的续编。两部作品描绘出一幅俄国生活的并不错杂却真实惊人的图像。所写的人物，《钦差大臣》里是官僚，在《死魂灵》里还夹进地主和家奴去。但那图画，在这里是显得无穷之广和深的。《钦差大臣》的主人公的心理活动差别较小，也不大复杂，而《死魂灵》里满是强有力的对照，跳动着丰富且有差异的人生，它们完全不一样。小说在我们面前展开了一幅性格的典型画卷，每个典型都叙述分明，从诗篇的第一页到最后一页，写得毫无差错。这些活着似的、有血有肉似的在我们面前生活、动作着主角：帕维尔？伊万诺维奇？乞乞科夫，并没有纽带将他和他周围的社会环境相联系，倒是他从外面飘了进来，恰如赫列斯达可在《钦差大臣》里一样。这主角，是作者用了特别的眷爱和细心塑造出来的。他是枢纽，他周围聚集着诗篇中的所有人物，我们的头领在这家奴、地主和官僚的珍品展览会里，随意取出一个，就会引发这样无穷的可笑和滑稽，合了起来，便惹起一种悲哀之至的印象。
然而果戈理对待他的主角，是还很宽容的。乞乞科夫是一个道德上实有可疑，往事无非黑暗，现实确也无聊的人吗？这并不是问题。从人和市民的角度来看，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恶棍和骗子，从典型代表者的人格来看，他则是一个展得很大的人物，剥开道德，在它的最深处就是不道德，然而是自己活着，也使别人活着的。对于这可爱而彬彬有礼的强盗，诗人并不满足于这冷淡和偏颇的性格描写；他给我们讲他少年时代的全部经历，他给我们解释乞乞科夫会发生这强盗行为的本能，而且引导我们再想下去，他的主角的恶棍和骗子行为的全部责任，是应该判给乞乞科夫一个人，还是他的罪恶的大部分，倒该落在他所生长的环境上呢？是的，作者终于向读者直接提出了问题： 那么，乞乞科夫的确是一个这样的无赖吗？ 他立刻接下去道： 为什么就是无赖？对于别人，我们又何必这么严厉呢？——他不过是人们所说的好掌柜和得利的天才。 罪恶第一是在于占有的欲望：它就是使世界显得不大干净的原因。乞乞科夫是他的欲望的牺牲品， 然而有些欲望，也非人力所能挑选。
只要办得到，对乞乞科夫就已经很宽容了，对于那些实在没有这么坏的朋友和相识者，当然更是如此。实际上，诗人是用大慈大悲来对待一切的。首先，是对于贵族，他比对待官僚还要宽容得多。他们自然也是空虚、无聊、猥琐的人，但并不会激起我们特别的愤怒和很大的反感。我们肯定会嗤笑他们，我们怜悯他们，但我们到底也还可以在他们之间生活，用不着妥协和做出大的牺牲。对于总是从最好的方面来看人的诚实而恳切的马尼洛夫，还提什么非议呢？是的，就连那个索巴克维奇，也几乎可以容忍：这笨重粗暴的刽子手。不过他那动物的本能有时使我们惊骇，此外倒也毫不损害他的邻人。连普柳什金和科罗博奇卡，也赚得我们的同情多于我们的审判。作者自己，陈列了他们的灵魂的渺小和空虚，他们的生活的无聊，但也连忙来使读者在太早的审判之前，先从这两样中选取它一样。他向我们说明了普柳什金的幸福生活，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我们就知道面前站着一个不幸者，是他自己无法抵抗的热情的牺牲品。作者怀着深深的苦痛，讲述着一个人堕落下去的无聊、渺小和讨厌；他展示出人像的变异来，并且给我们充满智慧的忠告，如果我们从娇柔的童年跨进了严正固定的成人时期，就得给自己备好一大批灵感和理想，作为存储，不能在中途随便浪费。果戈理用活尸来恐吓我们，然而他总说这并不会使人胆怯，倒博得我们的同情之泪。即使是诺兹德廖夫，这浮躁、无耻、欺骗和冷嘲的集成，果戈理也写得他还有一点可取之处，连坏心思也都没有遮掩，他对我们几乎完全解除了武装，使我们对他也无需真的发怒了。
果戈理也是这样恳切和宽容地来描写他的主角的同伴的，这些人物，都属于自由人一类，本身并不是官僚。但反之，对于官僚一类人物，他就严厉得多了，如果他们担任着国家的一种什么职务，换一句话说，就是如果他们是一个官，恰如在《钦差大臣》里一样，《死魂灵》也毫不包含政治讽喻的痕迹。讥刺也没有一句触着地位很高的上等人，不过一个一个地向着官场中的小人物。
整个诗篇，是一个美的模范，所以也不会使读者觉得它是对统治和行政的批判，但除了《戈贝金大尉的故事》，这是检查官绝对不肯放过的，由作者大加改换和检讨，这才通过了检查。这故事是果戈理敢于对君权质疑的唯一的表演。别的一切作品，他只不过是选取由这权力而来的机关为目标，还要细看了主角的级别和地位，再来区别他的攻击的轻重。官愈大，作者的批判也就愈温和，他的目标，自然并不在专来奉承统治者，倒只为了一种假设，以为高的智识，就也会恪守高的道德。
因此，《死魂灵》里的所有的大官，除了总督和地方执政官，其他官也都是可敬可爱的人们，至多也不过是有一两点古怪和特别之处。这美好的官场，给道德家仅留下了很少的一点暗淡，真的，从果戈理的表现来看，他可以置身他们之中，简直好像在家里一样。
然而图画突然强有力地变换了，如果我们从这职位较高的外省官员的圈子，走进低级的区域，和乞乞科夫一同跨进那坐着小官的办公室里去，这时我们就到了公文的王国，有龌龊的，有干净的，而这里面的非法和邪恶，还有一片很宽广的活动余地。我们参加对假证人的处置审判，真到场的很少，大抵是挑选些没受过教育的法官。我们看见乞乞科夫的骗局怎样得到法律的许可，单是为了情面就不收取他法定的款子，倒用了莫名其妙的方法写在别的请愿人的账目上……总而言之，已经不是沿着上司划定的符合道德的路线而行，却向冷静而纯粹的功利主义恶棍和骗子的社会投降了。
如果我们再走下去，出了都市，走到乡间，那么，我们就要在这地方遇到十足的废物和无赖，例如宪兵上校特罗巴希金，是一个心肠柔软的汉子，历访各村，像逞威的时疫似的无处不到，因此他最终也被农人们送往别的世界去了。那报告我们乡村警察的英雄行为的一段，在全部诗篇里，的确要算是很大胆的。
《死魂灵》的第一部，因此实在是一篇关于可怜和无聊的人们的叙事诗：那禀着猛兽的本能的钻谋骑士的可怜，都市社会全体，男男女女的可怜和猥琐，那细小和无聊的利益关系，那没有目的的醉生梦死，那精神的愚钝，那唠叨和谗谤的王国的可怜。然而最具有特点的，也还有农人，作者只不过适当简短地提及了一下，在《死魂灵》中，作者出色地描写了他们的难看和可怜方面。农人是无所谓无德和有德，无所谓好和坏的，就只是可怜、愚钝、麻木。果戈理不愿意像和他同时代的许多善感而浪漫的作家的一样，把他们的智力和心思理想化和提高，然而他也不愿意把他们写得很坏，像讽刺作家那样，将读者的注意拉到我们可怜、孱弱的同胞的罪孽和邪恶方面去，借此博得他们的玩味和赏识。
诗人对于他的这些同胞，有着衷心的同情，这是毫无疑问的。只要看看乞乞科夫对于他买进来的农奴的命运做出的推测，就能够明白诗人在幻想这些可怜人的命运，这些人们，都被很生动的描写着死掉之后，他们的主人就给了他们高度的赞美。然而乞乞科夫在路上遇见一个农夫时，却除了听些米卡伊大叔和米念衣叔的呆话而外，一无所有。在全部诗篇中，也没有一处可以发现俄国农夫天生的机智和狡猾，但这灵魂的才气，让我们喜欢，而且凡是祖国的朋友，也应该常常并且有意讲给我们听。
七
这就是这伟大的祖国之诗幸存部分的内容真相。据我们的分析，这作品，在它的作者看来是有很深的道德意义的。它先使我们遇见一群空虚、邪恶和可怜的人，接着再给我们一幅他们振作起来的美丽图画。在作者的眼中，这诗篇是献给他的祖国的誓约，首先涤荡过一切可憎和污秽，然后指出神圣之爱来。这作品的伦理意义，是果戈理依据他的宗教观念，他的爱国主义和他的柔软的、怜悯的心抄录下来的。在这里，果戈理对邪恶、孱弱、庸俗、怠慢和游惰的态度很坚决，一句话，他就是一切个人的和社会的弊病的弹劾者，是最进步的俄国男子中的一个，而这为报效祖国的崇高使命而服务，是没有人能够否认的。
然而熟读了他的作品，人就很容易知道他的力量和才能，并不单在于弹劾和谴责。这讽刺家其实是一个柔软的、温和的、富有同情心的人，并且知道对于在他的作品里被缚到笞柱上去的人，给以公平的宽恕。他还替最邪恶者找寻饶恕和分辩的话，他绝不喜欢称人为邪恶者，于是就另选出一个名称，叫做孱弱者，想借此使读者对于被弹劾和被摈斥的人，心存宽恕。他引导人认识自己的罪孽。那方法，并不是揭发他们的坏处和罪恶，倒往往是在他们那里，引起他们对于因自身或别人的罪过而陷于不幸的周围人的同情。
但《死魂灵》在俄国的文学和社会生活中创造出来的伟大意义，却并非这道德的理想和观照。作品还没有完成，俄国的读者从诗人冷静的誓约中毫无所得。读者留在手里的，只不过是一卷对于他所生活着的社会的弹劾状，是一卷成于真正的诗歌巨匠、伟大的写实作家之手的弹劾状。
《死魂灵》在俄国文学中，是伟大的写实小说的开端和模范，而常常捉弄人们的是，在这浪漫者和诗人所写的写实小说的伟大标本中，那作者的行径以浪漫的梦幻开始，而以宗教的宣讲结束。
然而造化将神奇的才能给这宣讲者放在摇篮里了，他禀着别人没有的纯净的、本色的、因理想化而不羁的描写真实的能力——在这才干达到顶峰，又极迅速而不停地消失的短时期中，诗人却用极深的真实，创造了这巨大的图画，在这上面，俄国人这才第一次看见他自己，看见狼狈的生活本身的真实映像。
科特利亚列夫斯基
第一卷
第一章
省会N市的一家旅馆的大门口，跑进了一辆讲究的、有软垫子的小小的篷车，这是独身的人们，例如退伍陆军中校、步兵二等大尉，有着百来个农奴的贵族之类——一句话，就是大家叫做中流的绅士这一类人所爱坐的车子。车里面坐着一位先生，不太漂亮，却也不难看；不太肥，可也不太瘦，说他老是不行的，然而他又并不怎么年轻了。他的到来，旅馆里并没有什么惊奇，也毫不惹起一点怎样的事故；只有站在旅馆对面的酒店门口的两个乡下人，彼此讲了几句话，但也不是说坐客，倒是大抵关于马车的。 你瞧这轮子， 这一个对那一个说， 你看怎样，譬如到莫斯科，这还拉得到吗？ 成的， 那一个说， 到喀山可是保不定了，我想。 到喀山怕难。 那一个回答道。谈话这就完结了。当马车停在旅馆前面的时候，还遇见一个青年。他穿着又短又小的白布裤，时兴的燕尾服，下面露出些坎肩，是用图拉出产的别针连起来的，针头上装饰着青铜的手枪样。这青年在伸手按住他快要被风吹去的小帽时，也向马车看了一眼，然后走掉了。
马车一进了中园，就有侍者，或者是俄国客店惯叫做伙计的，来迎接这绅士。那是一个活泼的、勤快的家伙，勤快到看不清他究竟是怎样一副嘴脸。他一只手拿着跳了出来，是高大的少年，身穿一件很长的礼服，衣领耸得高高的，几乎埋没了脖颈，将头发一摇，就带领着这绅士，走过那全是木造的廊下，到楼上看上帝所赐的房子去了。房子是极其普通的一类，因为旅馆先就是极其普通的一类，像外省的市镇上所有的旅馆一样，旅客每天付给两卢布，就能开一间幽静的房间：各处的角落上，都有像梅干似的蟑螂在窥探，通到邻室的门，是用一口衣橱挡起来的，那边住着邻居，是一个静悄悄、少说话、然而出格的爱管闲事的人，关于旅客及其个人的所有每一件事，他都有兴趣。这旅馆的正面的外观，就说明着内部：那是细长的楼房，楼下并不刷白，还露着暗红的砖头，这原先就是不太干净的了，经了厉害的风雨，更加黑沉沉了。楼上也像别处一样，刷着黄色。下面是出售马套、绳子和环饼的小店。那最末尾的店，要确切，还不如说是窗上的店，是坐着一个卖斯比丁的人，带着一个红铜的大茶壶，一张脸，也红得像他的茶炊一样，如果他没有一把乌黑的大胡子，远远望去，是要当做窗口摆着两个茶炊的。
这旅客还在观察自己的房子的时候，他的行李搬进来了。首先是有些磨损了的白皮的箱子，一见就知道他并不是第一次走路。这箱子，是马夫谢利凡和随从彼得鲁什卡抬进来的。谢利凡生得矮小，身穿短短的皮外套；彼德鲁什卡是三十来岁的人，穿一件分明是主人穿旧了的宽大的常礼服，有着正经而且容易生气的相貌，以及又大又厚的嘴唇和一样的鼻子。箱子之后，搬来的是桦木块子嵌花的桃花心木的小提箱，一对靴楦和蓝纸包着的烤鸡。事情一完，马夫谢利凡到马房里照料马匹去了，跟丁彼得鲁什卡就去整顿狭小的下房，那是一个昏暗的狗窠，但他却已经拿进他的外套去，也就一同带去了他独有的特别的气味。这气味，还分给着他立刻拖了进去的袋子，那里面是装着侍者修饰用的一切家伙的。他在这房子里靠墙支起一张狭小的三条腿的床来，放上一件好像棉被似的东西，蛋饼似的薄，恐怕也蛋饼似的油；这东西，是他问旅馆主人要了过来的。
佣人刚刚安顿好，那主人却跑到旅馆的大厅里去了。大厅的大概情形，只要出过门的人是谁都知道的：总是油上颜色的墙壁，上面被烟熏得乌黑，下面是给旅客们的背脊磨成的伤疤，尤其是给本地的商人们，因为每逢市集的日子，他们总是六七个人一伙，到这里来固定喝几杯茶；照例是烟熏的天花板，照例是挂着许多玻璃珠的乌黑的烛台，侍者活泼地转着盘子，上面像海边的鸟儿一样，放着许多茶杯，跑过那走破了的地板上蜡布的时候，它也就发跳，发响；照例是挂满了一壁的油画；一句话，就是无论什么，到处都一样，不同的至多也不过图画里有一幅乳房很大的水妖，读者一定是还没有见过的。和这相像的自然的玩笑，在不知道从什么时候，从什么人，从什么地方弄到我们俄国来的许多历史画上，也可以看见；其中自然也有我们的阔人和美术爱好者听了引导者的劝诱，从意大利买了回来的东西。这位绅士脱了帽，除下他毛绒的红色的围巾，这大抵是我们的太太们亲手编给她丈夫，还恳切地教给他怎样用法的——现在谁给一个鳏夫来做这事呢？我实在断不定，只有上帝知道罢了，我就从来没有用过这样的围巾。总而言之，那绅士一除下他的围巾，他就叫午膳。当搬出一切旅馆的照例的食品：放着替旅客留了七八天的白菜汤，还有脑子烩豌豆，青菜香肠，烤鸡，腌黄瓜，以及常备的甜的花卷儿；无论热的或冷的，来一样，就吃一样的时候，他还要使侍者或是伙计来讲种种的废话：这旅馆先前是谁的，现在的东家是谁了，能赚多少钱，东家可是一个大流氓之类，侍者就照例地回答道： 啊呀！那是大流氓呀，老爷！ 恰如文明了的欧洲一样，文明的俄国也很有一大批可敬的人们，在旅馆里倘不和侍者说废话，或者拿他开玩笑，是要食不下咽的了。但这客人也并非全是无聊的质问：他又详细地打听了这镇上的执政官、审判厅长和检察长——一句话：凡是大官，他一个也没漏：打听得更详细的是这一带的所有出名地主：他们每人有多少农奴，他住处离这市有多远，性情怎样，是不是常到市里来；他也细问了这地方的情形，省界内可有什么疾病或者时疫：如猩红热、水疱之类，他都问得很细心而且仔细，也不像单是因为爱管闲事。这位绅士的态度，是有一点定规和法则的；连擤鼻涕也很响。真不知道他是怎么弄的，每一擤，他的鼻子就像吹喇叭一样。然而这看来并不要紧的威严，却得了侍者们的大尊敬，每逢响声起处，他们就把头发往后一摇，立正，略略低下头去，问道： 您还要用些什么呀？ 吃完午膳，这绅士就喝一杯咖啡，坐在躺椅上。他把垫子塞在背后，俄国的客店里，垫子是不装绵软的羊毛，却用那很像碎砖或是沙砾的莫名其妙的东西的。他打呵欠了，叫侍者领到自己的房里，躺在床上，迷糊了两个钟头。休息之后，他应了侍者的请求，在纸片上写出身份、名姓来，给他可以去呈报当局，就是警察。那侍者一面走下扶梯去，一面就一个一个地读着纸上的文字： 六等官帕维尔·伊万诺维奇？乞乞科夫，地主，私事旅行。 当侍者还没有读完单子的时候，帕维尔·伊万诺维奇？乞乞科夫却已经走出旅馆，到市上去逛去了，这分明给了他一个满足的印象；因为他发现了这省会也可以用别的一切省会来作比较的：最耀人眼的是涂在石造房子上的黄色和木造房子上的灰色。房子有一层楼的，有两层楼的，也有一层半楼的，据本地的木匠们说，这里的建筑，都美观得出奇。房子的布置，或者设在旷野似的大路里，无边无际的树篱中；或者彼此挤得一团糟，却也更可以分明地觉得人生和活动。到处看见些几乎完全给雨洗清了的招牌，画着花卷，或是一双长统靴，或者几条蓝裤子，下面写道：阿小裁缝店。也有一块画着无边帽和无遮帽，写道： 洋商瓦西里·菲陀罗夫 的招牌。有的招牌上，是画着一个弹子台和两个打弹子的人，都穿着燕尾服，那衣样，就像我们的戏院里一收场，就要踱上台去的看客们所穿的似的。这打弹子人画得捏定弹子棒，正要冲，臂膊微微向后，斜开了一条腿，也好像他要跳起来。画下面却写道： 弹子房在此！ 也有在街路中央摆起桌子来，卖着胡桃、肥皂和看去恰如肥皂一样的蜜糕的。再远一点有饭店，挂出来的招牌上是一条很大的鱼，身上插一把叉。遇见得最多的是双头鹰的乌黑的国徽，但现在却已经只看见简单明了的 酒店 这两个字了。石路到处都有些不大好。这绅士还去看一趟市立的公园，这是由几株瘦树形成的，因为看来好像要长不大，根上还支着三脚架，架子油得碧绿。这些树儿，虽然不过芦苇那么高，然而日报的《火树银花》上却写道： 幸蒙当局之德泽，本市遂有公园，遍栽嘉树，郁苍茂密，虽当炎夏，亦复清凉。 再下去是 观民心之因洋溢之感谢而战栗，泪泉之因市长之热心而奔迸，即足见其感人之深矣 等等。绅士找了警察，问过到教会、到衙门、到执政官家里的最近便的路，便顺着贯穿市心的河道，走了下去——途中还揭了一张贴在柱上的戏院的广告，这是预备回了家慢慢看的。接着是细看那走在木铺的人行道上的很漂亮的女人，她后面还跟着一个身穿军装、挟个小包的孩子。接着他是睁大了眼睛，向四下里看了一遍，以深通这里的地势，于是就跑回旅馆，后面跟着侍者，轻轻地扶定他，走上梯子，进了自己的房里了。接着是喝茶，于是向桌子坐下，叫点蜡烛来，从衣袋里摸出广告来看，这时就总是眯着他的右眼睛。广告却没有什么可看的，做的是科茨布的诗剧，波普略文先生扮罗拉，沙勃罗瓦小姐扮珂罗。别的都是些并不出名的角色。然而他还是看完了所有的姓名，一直到池座的价目，并且知道了这广告是市立印刷局里印出来的；接着他又把广告翻过来，看背后可还有些什么字。然而什么也没有，他擦擦眼睛，很小心地把广告叠起，收在提箱里，无论什么，只要一到手，他是一向总要收在这里面的。据我看来，白天是要以一盘冷牛肉、一杯柠檬汽水和一场沉睡结束了，恰如我们这俄罗斯祖国的有些地方所常说的那样，鼾声如雷。
第二天都花在访问里。这旅客遍访了市里的大官。他先到执政官那里致敬，这执政官不肥也不瘦，恰如乞乞科夫一样，制服上挂着圣安娜勋章，据人说，不远就要得到明星勋章了；不过他是一位温和的老绅士，有时还会自己在绢上绣花。其次，他访检察长，访审判厅长，访警察局长，访专卖局长，访市立工厂监督……可惜的是这世界上的阔佬，总归数不完，只好断定这旅客对于拜访之举，做得很起劲就算：他连卫生监督和市政建筑技师那里，也都去表了敬意。后来他还很久地坐在篷车里，计算着该去访问的人，但是他没有访过的官员，在这市里竟一个也想不出来了。和阔人谈话的时候，他对谁都是恭维。看见执政官，就微微地露一点口风，说是到贵省来，简直如登天堂，道路很出色，正像铺着天鹅绒一样；又接着说，放出去做官的都是贤明之士，所以当局是值得最高的赞颂和最大的鉴识的。对警察局长，他很称赞了一通这市里的警察，对副知事和审判厅长呢，两个人虽然还不过五等官，他却在谈话中故意错叫了两回 大人 ，又很中了他们的意了。那结果是，执政官就在当天邀他赴自己家里的小夜会；别的官员们也各各招待他，一个请吃中饭，别个是玩一场波士顿或者喝杯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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