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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郁，1957年出生。曾任北京鲁迅博物馆馆长、《北京日报》文艺周刊主编，现为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院长，《鲁迅研究月刊》主编。主要著作有《革命时代的士大夫—汪曾祺闲录》《写作的叛徒》《周作人和他的苦雨斋》《百年苦梦》等。
了解、讨论现代中国，鲁迅是一个绕不开的存在，不单是文学一个方面。2016年，鲁迅离开我们整整八十周年。在这八十年的纷乱世事变迁中，其实，先生一直都在，他的精神、著述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人。然而，我们当下所看到的鲁迅就是八十年前那个有血有肉活着的鲁迅吗？未必。即便是鲁迅生前，其被误读者不少，更何况，出于某些原因，有人人为地为鲁迅涂上了各种色彩。孙郁先生这本《鲁迅遗风录》就是一部正本溯源之作，试图在源头上寻找那个被误读的鲁迅。
二十多年前，我为一本杂志陆续写十一批鲁迅与同代人的文章，后来慢慢有了野心，想拓展成一本书，纪念鲁迅传播史上那些有趣的人与事。但因为忙，直到去年因病休假，这个工作才系统开展起来。一面写，一面补课，顺便整理一些旧文，陆陆续续把一些感想连缀出来。作为自己的旧愿，现在总算有了一个结果。
鲁迅逝世后，关于他的传播，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群落：一是生前好友、亲属的回忆、怀念文章，周作人、许广平、许寿裳可谓代表；二是弟子的追忆之作，比如胡风、冯雪峰、萧红的文字；三是学院派学者的研究论著，张申府的短论，李长之的专著成了那个时代有学理的言论；四是政治人物的点评，瞿秋白、毛泽东的沦述一直被人们所转述。在生前好友之中，自由主义文人胡适、曹聚厂的观点，在思路上溢出一般的框架，是左翼之外的视点。自然，一些作家如茅盾、郁达夫、老舍、巴金的追忆性文字，也成了重要的历史表达。这些不同思想者的表述在差异中构成了有厚度的精神景观，它们实际上成了鲁迅传播史的重要部分。
返观这些不同群落文人对于鲁迅的叙述，看出现代文化发展的多向脉络。文学史与文化史一些重要的话题，有许多交叉在鲁迅的思想里。人们的阐释着眼点有时也完全在不同的空间，内中纠葛着现代中国重要的精神内核。鲁迅是什么，不同时期的描述不同，在各自的表述问，有时仿佛在讲不同的人。比如 文革 间的鲁迅，就完全不食人间烟火，只一个斗士的脸7L。而现在，鲁迅成了学院派里热点的文化人，各类标签不一，紧张的冲突语境淡化，又把其斗士风采省略了。从八十余年间的叙述看来，鲁迅的价值有时候有很浓的政治色彩，有时却极富有个人主义意味。在历史人物描述方面，恐怕没有谁像鲁迅那样给人如此复杂的感觉。
在我个人的兴趣里，草根化的左翼青年对于鲁迅的描述尤值得深思。而那些游离于流行文化的思想者对于鲁迅遗产的把握，可能构成了鲁迅传播史最动人的一章。鲁迅的能量刺激了那些底层知识人创造的潜能，他们在这份遗产里发现了走出苦难的资源，而这些恰恰是激活想象力与创造力的原动力。这些来自社会边缘的人群，在自己的选择里有鲁迅遗产的真意的辐射，虽然彼此的逻辑并不重合在一起，萧红、萧军、叶紫、柔石的文化活动，都隐含着鲁迅内在的价值，他们所以接近鲁迅传统，和他们抵抗生存环境的程度深切联系在一起。
但这些草根左翼的深层价值被注意的不多，长达八十年间的鲁迅研究，政治话题有时覆盖了一切。我曾在《鲁迅与列宁主义》一文，专门讨论了鲁迅被政治化叙述的历史。白瞿秋白后，关于鲁迅的描述，多在列宁主义的话语里。它的题旨是，鲁迅由旧的阶级营垒，进入革命的世界，那些十大夫与布尔乔亚的痕迹消失了，这种叙述，在狭义的层面有一定意义，鲁迅自己并不反对，但考察鲁迅晚年写作兴趣与翻译兴趣，溢出列宁主义的思想很多，把他的精神活动限定在列宁主义的语境，并扩大其思想的空间的苏维埃因素，就模糊了其间的问题，把其丰富的意味简化了。鲁迅的不幸是，他死后一方面不断被简化地陈述，一方面被封闭性处理，结果都腰斩了思想的要义。我们看他同代人的回忆文本对于鲁迅思想的简单化陈述，亦能感受到其间的问题。
20世纪s0年代李泽厚研究中国思想史的过程，参考了大量的鲁迅遗著。他绕开苏联的语境，从康德、荣格的学说里，融会鲁迅思想，确立了文化积淀说的理论。而由此延伸出的思想，把鲁迅遗产放置到更为开阔的世界性的话语中加以阐释。这是鲁迅资源获得一次重新组合的尝试。实践已经证明，在俄苏传统之外打量鲁迅，可能会有更为丰富的精神对话空间。
但是李泽厚的思路并没有被继续延伸下去，很快，现实流行话语成了阐释鲁迅的主导性表述。这些话语有的是左翼思想的变形表述，其价值在于批判性，但易流于本质主义的倾向也引起人们的警惕。鲁迅一生要颠覆的是本质主义的思维中呈现的奴隶话语。他觉得士大夫语言与大众语言里，都有专制主义的毒素，以一种新的话语方式代替旧的话语，恰是自己的使命之一。即便他左转的时候，对于社会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也是开放式的，有自己自由阐释的逻辑在，并非苏联意识简单的位移。但他去世后，世俗社会对于他的描述，一直属于鲁迅厌恶的话语逻辑，那些关于文艺与政治，个体与群体关系的陈述，与鲁迅文本呈现的思想并不在一个空间里。所以我曾说，我们常常在用鲁迅最为厌恶的方式表达鲁迅的思想。这造成了一种错位。描述鲁迅面临一种新的话语的使用的问题，假使我们不清楚自己的语言还属于鲁迅攻击过的一种历史遗存，可能永远不能进入鲁迅世界最为隐秘的所在。
最早意识到此问题的曹聚仁，在自己的回忆文字中试图表达这一突围的可能，但因为知识结构的限制，只能做到思想上的超党派，而审美的方式还是晚清文人的意味较多。他的<鲁迅评传》开出一条研究的新路，但也仅仅局限在思想的维度里，审美等判断显示的智慧寥寥无几。在鲁迅研究的思路延伸中，徐梵澄的陈述颇有意义，他在多种语境里把握鲁迅的精神，给我们带来诸多的启迪。某种程度上说，徐梵澄是在语义和哲学层面最能沟通鲁迅精神的人物，但他对于世俗社会的肓点也影响了对于中国问题的判断，而这一方面，胡风、聂绀弩的思想，倒可以成为这种不足的补充。
鲁迅晚年的左翼选择，与毛泽东的思想是在两个路径里。他是从社会批判与文化批判进入马克思主义的路径。但他的接受马克思主义是草根式的，没有政党文化的痕迹。只要看他与周扬等人不同的状态，就可以发现其背后的个人化的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其实与世界主义的许多文化元素交织在一起。在深入了解到马克思主义文学原理之后，他还那么热衷于表现主义与达达主义的艺术，这不是斯大林主义式的，而具有逆斯大林式的普列汉诺夫的特点。这不仅与日本的左派不同，和中国的左翼作家亦多有别。可是，后来中国的文学理论，是抛弃普列汉诺夫而近斯大林主义的，这个路径与鲁迅的思想实际在不同的时空里。
如果我们不能在这个问题上看到原色，或者不能够意识到鲁迅研究与鲁迅传播中这样曲折的历史，我们可能会把鲁迅遗风理解为一种单色调的渲染。而实际的情况是，鲁迅的思想是被以分解式的样式出现在不同时代与不同领域的。延安时期的王实味对于鲁迅的思考已经被批评，丁玲的思想也被扣上帽子。胡风后来不断受到批判，其实也是删除鲁迅思想最为锋利一面的过程。20世纪50年代，胡风、冯雪峰的命运已经证明，以个性化的方式介入左翼文学批评，是违反斯大林式的逻辑的。周扬、夏衍对于他们的批判，背后有深的精神渊源，鲁迅被抽象的肯定，又具体的否定的历史过程，也恰恰是其思想不合适宜的另一种证明。
在20世纪20、30年代，许多人其实深切地意识到鲁迅的价值。张申府对于鲁迅的哲学化的表述，与他所认识的罗素、维特根斯坦式的智慧虽然不同，但多有相近的精神启迪。张申府可能是最早从思想史的层面洞悉鲁迅精神意蕴的人，他对于鲁迅的认识不是在马克思主义的层面。这个中国共产党最早的理论工作者对于鲁迅的非党派化的描述，更接近鲁迅遗产丰富的特性。而这些观点直到过了五十余年之后，才得到人们的认可。而20世纪80年代后许多学者从文化史与思想史层面思考鲁迅精神，与张申府的思路有着惊人的一致性，
这里，日本学者的研究给鲁迅研究带来了学理的厚度。他的哲学性的价值和思想者的价值，被放置于更为广阔的世界主义视界得以呈现。无论竹内好还是丸山升，他们将鲁迅遗产放在东亚解放和世界革命的层面上来，那些狭隘语境里的表达被消解了许多。日本学者借着鲁迅要解决的是自己的问题，但同时也把中国的焦虑与人类的焦虑置于同样的平台上加以审视，鲁迅的价值就由中国的时空转换在世界的舞台上。有人从尼采、克尔凯郭尔、卜夫卡的对比里研究鲁迅，则无意中把鲁迅在世界主义的话语体系中经典化了。
在诸多日本的鲁迅研究者中，木山英雄与丸山升的著述具有一种象征意义。前者把鲁迅指向形而上的层面，鲁迅思想与德国近代哲学获得了同样重要的意义。后者则把其遗产的革命性与社会改革深切联接起来。这给中国的同行带来了许多启示，近来关于鲁迅的叙述，有许多受到了他们的影响。不过值得思考的是，欣赏他们的人，多是学院派的人物，他们似乎没有这两位日本学者这么深的政治情怀，而在借用其思想的时候，渐渐把鲁迅象牙塔化。在关于鲁迅的各种陈述中，象牙塔里的鲁迅，被古典化处理，仿佛是古代文学研究的对象，鲁迅进入了他所厌恶的 悠然见南山 的 美的静观 里。20世纪30年代有学者担心鲁迅被学院派化后的简单化，在今年成为现实。
当鲁迅日趋进入学院派语境的时候，那些在野的鲁迅研究显得格外重要。而草根化的表述，对于对抗日益象牙塔化的鲁迅研究显得格外耀眼。一方面需要学院派思考的深化，另一方面，民间原动力的思想交流显应得以拓展。那些艺术家对于鲁迅的能动的阐释，对于发展鲁迅思想，都是必要的选择。我们今天讨论这个话题，看到民间表述所生成的智慧，可能是抵抗思想弱化的一种精神支援。
在我看来，鲁迅精神的延伸，艺术家的选择起到的作用十分巨大。我们从路翎、聂绀弩、孙犁等人的创作，以及吴冠中、赵延年的绘画里，看出了一个未完成的传统的闪光。那些并不在主流文化中的文化人，在处理中国文化难题的时候，自觉不自觉地走在鲁迅当年的路上。在后来的作家余华、莫言、阎连科那里，鲁迅的主题不是弱化，而是被以不同方式所强化起来。这里不仅有国民性话题的再提，重要的是知识分子语境的激活。只要稍加留意就会发现，中国作家在自己的社会职责上，不会也不能丢掉 五四 传统。在凝视我们自己的历史与现状时，批判意识与改造社会冲动，是一直伴随其间的。
在这个意义上，鲁迅遗产一方面在学院派的话语里被不断演绎着，一方面在作家的实践中成为时断时续的母题。学院派把他视为思想的资源，其价值与孔子遗产同样不可或缺，而作家的写作也与此拥有了一种审美的底色，仿佛托尔斯泰与陀思妥耶夫斯基之于俄罗斯文学，具有原典的意味。鲁迅传统拥有巨大的政治可能性，但常常是反非人道政治的政治。对于这种政治化的表述，草根左翼和学院派知识分子都有过相当精当的描述。这些已经构成了一个新的传统。鲁迅研究的生命力可能恰在这个传统里，这些年间青年一代对于鲁迅遗产奇妙的对接，似乎证明了郁达夫当年对于鲁迅的判断，热爱自己传统中伟大存在的人们，是远离奴隶之路的有希望的群落。现在我们纪念鲁迅逝世八十周年，越发感到先生不是远离我们的存在，而是一道与我们息息相关的风景。
余音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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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人语境之外，在公共话语中，他的形象可以说是多色调的。
鲁迅没有从事小说创作前，文坛上的主角是些旧式的士大夫。文章的套路基本是从明清时代那里来的。那是个世风大变的时代，不久就有了梁启超、章太炎、苏曼殊这样的求新的人物．慢慢地改写了文学地图。这些人在学问上有突破．渐渐被人注意，像章太炎那样的学者在思想史上占据了重要的地位。创作上有一点新风的是苏曼殊，他用佛学和西洋浪漫诗学的精神创造了新的诗文。这些人和同光时代的诗人不同，近代性的因素增加了。于是文章多了偏离八股的新气象。一至于民间，是才子佳人的旧小说流行，白话文有吴语的痕迹，江南文人的才情与市井的阅素缠绕着，对百姓都很有影响。
《新青年》提倡新文化运动．主张用白话文代替义言文，其意义是別于康、梁的思想的。那就是回到民间和个人本位的立场，向现实挺进．也向内心挺进。不过陈独秀、胡适在最初没有意识到白话文的更深的路向在哪里。他们还停留在功利的层面考虑白话文的使用问题，将新文学视为理性工具的一部分。鲁迅作品的问u1．是风向转变的一个标志，闪为不仅解决的是功利主义层面的问题．重要的是提升了白话文语言哲学的价值。由于他，中同白话文学翻开了新的一页。
之所以说是一个标志，乃因为他写出了社会被遮蔽的隐秘，指出专制文化奴役人的现实。根本点在于，传统文化窒息了个人的潜能的发展，把精神矮化了。在创作里，他一方面还原了历史面貌，写出了人的畸形的形态．另一方面，显示了精神的另一种可能性。鲁迅对现实的认识，是有种历史的眼光的。在他的笔下，人在历史的进程里．而一切选择都是旧梦的投射。这给他很大的痛苦。在他看来，不能达到个体生命的自立，总有些问题。人必须走出铁屋子，才可能进入阳光之地。
研究界对鲁迅艺术世界的成就，一直有很高的评价。
归纳起来一是对国民劣根性的批评，写出了阿Q这样的人物。二是对自我的解剖．意识到认知的有限性。三是把悲怆的气息和幽默的味道一体化，颠覆了一般文人的习惯表达手段。还有，就是不断改造自己领略世界的方式，与一切非人道的存在进行不妥协的战斗。这是全新的表达。此间他大量的翻译与整理国故的业绩．都给人不小的惊奇。蔡元培在其身上发现了精神与学问的深度，毛泽东在他那里看到了革命性，激进知识分子则在他那里读到反抗压迫的快意。这些不同的读解都在一个层面进人了他的世界的隐秘．而其间的差异也显而易见。不论从什么角度来看，其内在的力量的冲击波是被广泛承认的。 有一个事实可以看出他的影响力。20世纪20年代后，其著作得到不断再版的机会。陈独秀、胡适、蔡元培等人都对他给予很高的评价。很快，日文、俄文、法文的译本出现了、他的作品成了那时候中国文学的一个象征。从此，一个鲁迅的话语方式便在中国悄悄出现了。
关于鲁迅给人的印象，张定璜的(鲁迅先生)很有代表，那文章大约受到欧洲批评家的影响。写得很传神，似乎是最贴切地进入到鲁迅的肌体里，有着声音和色彩的味道，也仿佛是一幅油画，冲刷着读者的心：鲁迅先生站在路旁边，看见我们男男女女在大街上来去，高的矮的，老的小的，肥的瘦的．笑的哭的，一大群在那里蠢动。从我们的眼睛、面貌、举动上，从我们的全身上，他看出我们的冥顽、卑劣、丑恶和饥饿。饥饿!在他面前经过的有一个不是饿得慌的人么?任凭你拉着他的手，给他说你正在救国，或正在向民众去，或正在鼓吹男女子权，或正在提倡人道主义，或正在做这样做那样．你就说了半天也白费。他不信你。他至少是不理你，至多，从他那枝小烟卷儿的后面他冷静地朝着你的左腹部望你一眼，也懒得告诉你他是学过医的，而且知道你的也是和一般人的一样．胃病。鲁迅先生的医学究竟学到了怎样一个境地，曾经进过解剖室没有，我们不得而知，但我们知道他有三个特色，那也是老于手术富于经验的医生的特色．第一个，冷静，第二个，还是冷静，第三个，还是冷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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