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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人（1885—1967)，浙江绍兴人。中国现代著名散文家、文学理论家、评论家、诗人、翻译家、思想家，中国民俗学开拓人，新文化运动的杰出代表。原名櫆寿（后改为奎绶），字星杓，又名启明、启孟、起孟，笔名遐寿、岂明，号知堂、药堂等。历任国立北京大学教授、东方文学系主任，燕京大学新文学系主任、客座教授。新文化运动中是《新青年》的重要同人作者，并曾任 新潮社 主任编辑。 五四运动 之后，与郑振铎、沈雁冰、叶绍钧、许地山等人发起成立 文学研究会 ；并与鲁迅、林语堂、孙伏园等创办《语丝》周刊，任主编和主要撰稿人。
周作人，中国新文学新文化史上一个巨大复杂的存在，他站在血腥飞舞、风雨迷茫的时代，亲历学术间的起落，深感历史的残酷。颇受争议，却难掩夺目风采
周作人是新文化运动的杰出代表，是现代文学史的著名散文家、文学理论家、评论家、诗人、翻译家、思想家，中国民俗学开拓人。有不少评论家认为，周作人的文学成就要高于鲁迅
周作人的散文，平淡如水、自然如风，展现出平和、空灵的人生境界，是中国散文史上的一座高峰。鲁迅晚年向斯诺夫人推荐周作人，认为他是中国最优秀的散文家
这一个 周作人
孙郁
一
谈论周作人，现在依然是个具有挑战性的话题，面对他，仍有许多困惑的问题。关于他的争论，在学术界从未停息过，评价的差异是那样的巨大。大家知道周作人是鲁迅的二弟，1885年1月16日生于浙江绍兴。1901年入江南水师学堂，1906年赴日本留学，回国后在绍兴教书。1917年至北京大学工作。不久参加了《新青年》的编辑工作，成了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参与者。1939年8月任伪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后为伪华北政务会教育督办，成了附逆之人，遂落入黑暗之地。晚年苦译古希腊诸国文学，颇为清冷。所著之书甚丰，译作亦佳，为现代文坛奇特的人物。
由于背了汉奸之名，他在社会上一直得到不同的评价，争议时间很久。但作品和译著，一直在知识界流传，喜爱其文字者也队伍广大。其《自己的园地》、《雨天的书》、《瓜豆集》、《风雨谈》等，被视为现代散文中的精品之一，史家每谈及散文的轨迹，不得不提及于他。因为影响甚远，名字随在鲁迅的后面，故有周氏兄弟文体之誉，成了现代散文的领军人物。鲁迅生前曾对埃德加·斯诺说：周作人的散文是一流的。都不是夸大之词，成了知识界普遍的看法。我读周作人的散文已有二十余年，陆续也写过些关于他的书籍。在我的经历里，对有的文人打量后，不再有描述的冲动。但周作人是个例外，好像总有些新异的存在隐在后面，未得深切的认识。在1923年以前尚未与鲁迅闹翻的时候，他的思想和文风与鲁迅多有相似的地方。与鲁迅分道扬镳后，走了一条隐士和叛徒的路，也仍然与鲁迅在精神上有暗合的一面。比如对正统文化的批判，对个性的强调，对域外人文传统的引入，别有一番苦心。无论在什么时候，他写下的东西都有浓郁的文化感怀，谈风俗，讲性心理学，言希腊旧剧，述日本学术，均是空谷足音，留下了思想的长影，孤独行走于路上。所写的文字看似清淡，实则有大的悲欣，无奈与痛楚也略能溅出一二，使人感到思想的深处有不可理喻的复杂性。弄清其一生的学术痕迹，不下一番苦功是难得结果的。
早期的创作风格与晚年的心态在文化风范上差异很大。《新青年》初期写下的文章通体明亮，有昂扬的色彩。那篇《人的文学》与《新村的理想与实际》都有点宣言和布道的意味，读后让人深深感动。二十年代初写下的短章都有些锐气，似乎有改造社会的冲动，文字毫无书斋里的暮气。五四前后他写过许多文学批评的短文，在气韵上夺人耳目，见解鲜活有力。大概鲁迅的峻急也感染了他吧，思想是闪电般地呈现着，惊动了沉闷的读书界。后来的写作表面上有点消极，已没有了先前的热情，而背后的思想也不可小视，学识不俗，转而有些阴晦了。不过从中也能看出苦心，对社会的不满，视人性之险恶，偶于谈论古书中露出心绪，内在的批判更浓，只是不易被察觉罢了。这样的选择曾引起激进青年的不满，以为是沦入灰色的境地。如此打量周氏，似乎过于简单，如果看不到其消极里的进取的意识，那大概和他只能隔膜了。
从他的性情看来，本是一个感伤的诗人。幼时所作之诗与青年时的随笔都有哀怨的东西。后来学识渐增，又东渡日本，了解了日、英、希腊文，由此而接触了域外文明，于是目光由己身转向学林，惟思想为大，喜欢精神的操练，从古文明里找到今人的参照。于是心性转而偏向爱智，能从阅读里找到思想的愉悦。一方面把现实经验投射于读书之中，另一方面又从书本里寻找自我解析现实的公式。在关于文化人类学、古希腊传统的译介里，常有妙论喷出，以文章表达生命意志，就将自我的个体经验与人类认知的经验重叠于一体了。
在许多文章里，周作人喜谈自己是杂家。身上有非正统的儒家传统，对医学史与妖术史、风土志等别有心解。除了伪道学与八股文外，益智的与有趣的杂书都曾吸引过他，所看之书多为同代人所少见。自知成不了陈独秀、鲁迅那样的斗士，又不愿走胡适这样的名人的路，选择的就只能是闭户读书，少与时髦为伍，在古今中外野史笔记里拾点精神豆粒，聊以度日。我看他的文章，心往往要沉下去，沉下去，偶能与火光般的思想相逢，为之一跳，然而又被巨大的力量拖入深谷，置身于旷野的寂寞里。较之于鲁迅那些激昂的文字，他少的是血色，然而多的是哀凉。就对旧文明的失望而言，难说逊于其兄。了解周作人，大概是应看到这一点的。
二
现代史上有两股力量改变了中国人的精神生活。一是哲学意识，即进化论和人道主义，可谓深入人心，二是个性主义的文学艺术。后者在青年中的影响深远。周作人既不是纯粹的理论家，也非真正的作家。他大概属于介于二者之间的人物，徘徊在学理与性情之中。就思想感情的境界而言，有陈独秀、鲁迅、胡适这样的人物在，周氏自然不能独树一帜，锐气难说能高于诸人。就创作上的智性而言，废名、沈从文、郁达夫都强于他，想像力的差异一看即明。但周作人的文章却属于最耐看的一类，声名远远高于同代的作家，力度仅逊于鲁迅。他将思想家的意绪和艺术家的灵感汇于一身，以小品文的面目出现，叙天下经纬，议红尘旧事，形成了独立的文风。若要看思想史的演进和文学的演进，周氏提供的图景实在是丰富的。
在他早期的文字里，能够窥见到明亮的人文冲动，学识之深一眼就可以看出来。当《新青年》诸人沉浸在口号式的说教中时，惟有他以丰富的知识论证了新文学之所以出现的必然，所谓上呼应于非正宗的儒学传统，旁及欧美的个人主义艺术，下接今人的精神欲求。文章娓娓道来，不露声色，而要义皆出，有着让人信服的伟力。他的说教全无八股的痕迹，理性深处有着逻辑的力量。比如那篇《新文学的要求》、《蔼理斯的话》就从中外的学说引申开来，道出世间的奥义。他引用洋人的学说，都无生硬的地方，好似将一些观点融化到生命中去了。废名曾说他懂得精神上的静观，能于平淡里道出深切，不是没有道理。而广阔的视角带来的情怀为同时代所惊异，至今仍能看到类似的效果来。
我们在众多的随笔中，能看到他和传统的距离。引起他兴趣的主要是古希腊传统、日本文学、民俗学理论，性心理与儿童艺术等。谈这些域外学说，并非卖弄，而是要医中国人的心病，摆脱古老幽魂的纠葛。和鲁迅一样，对现实的忧患过深，于是多有不满的议论。骂政客，讥迷信，笑看客，唾奴才，笔锋多奚落，有刀笔吏的遗绪。有时看似温文尔雅，实则暗藏杀机，有石破惊天之处。只是有时反话正说，也绕着弯子，思想感情未被人看破，以为有逃逸现实之嫌。受到关注的时候多，招到辱骂的时候也多，以文字而获荣辱，反差之大者，无过周作人者。
按他的学识和文笔，本可以走一条风风火火之路，建构一种精神的新寓。但因久住书斋，又逢乱世，加之喜过宁静、安逸的文人生活，后来的文字陷入自娱自乐之地，与现实渐远，人间烟火气日稀，渐渐不复有早期的力量了。他后来谈人的文章，把情感隐得很深，只是史实的记录，就少了热泪盈眶与血气。掉书袋的短章精妙者多多，但因为明清杂著的色彩过浓，新锐的东西被古老的灵魂包围着，未能另辟新径，使文章陷入书斋的老气里，实在是一种遗憾。我们今天看周作人，是不能不顾及于这一点的。
周作人写作生涯浓缩了现代史悲情的一幕。其功与过，自有公论。我以为他的另一贡献是，描述了大量的人物，所记沿革、风物、野史、佚文，有很高的价值。有些文献不是他点染成书，恐怕别人不会在做的。周氏写人过于简洁，不屑铺张与渲染，为其优长处。不过有时冷得无情，常是淡淡的轮廓，能看出对人世的薄情。这薄情的一面使文章有中立的色彩，史料价值较高，而一面又削弱了文本的力量，将一些本可升华的题材浪费掉了。总之，看他的旧文，印象是才高、识深，有诱世之处。精神深处是个绝望而消极的人，却又常常不甘于绝望与消极。这是一个痛苦的矛盾，它几乎缠绕了自己的一生。创作如此，翻译亦如此。在清美的背后，是肃穆寒冷的冬夜，那有限的热力终于还是被无光的灰色吞掉了的。
三
细读周作人的文章，在文体上不太好分类。文学史上涉及到他，也只是在美文的层面上讲讲，别的则大多漏掉了。周氏早年喜谈文艺，后来声称关门，不再染指于此。但读其文学，亦有别人不及的妙处。他的写作是处于史家与文学家间的。在他看来，好的文章所以出来，乃爱智者增加的缘故。在《文学史的教训》一文他写道：
希腊爱智者中间后来又分出来一派所谓智者，以讲学授徒为业，这更促进散文的发达，因为那时雅典实施一种民主政治，凡是公民都可参与，在市朝须能说话，关于政治之主张，法律之申辩，皆是必要，这种学塾的势力大见发展，直至后来罗马时代也还如此，虽然政治的意义渐减，其在文章与思想上的影响却是极大的。
观周氏一生，写作时间长，前后观点有别，风格亦稍有变化。思想处于非主流的地位，未大红大紫，也未清冷寂寞过，总有相当多的读者凝视着他。我觉得他的散文随笔一是有见识，所涉面极广，上下古今，中国域外，看法与世人每每反对；二是有趣者多，非板着面孔说教，而是讲究意味，不把官方语言引入文坛；三呢，有一点学匪的痕迹，常有惊世骇俗的言论。但又不过于张扬，风格像六朝之人，又多古希腊的余音，杂以日本小品的意味。读他的书，感到像平静的湖面下藏有深奥的东西，波澜不兴而壮哉妙哉，这是很少有的现象。他的作品对风物人情、旧籍古董均有奇思，又不滥情于中，能于肃穆之中冷冷地打量，悄然抽象，以净观的态度审视人间。早期的随笔尚有火爆之气，中年之后日趋淡泊，恩怨隐于素朴之中，遂不被激进青年理解，爱之者与憎之者参半，可谓文学史中少见的现象。
中国搞新文学者，冲动煽情者多，喜欢在作品中渲染己身，或铺陈怨语。周作人的怨语不是没有，但多能控制，以免使文章陷入 甜媚 的地步。我们读他的书，觉得是从容地咀嚼苦味，又以恬淡之语对之，是深得六朝人的要义的。他谈文学与历史，愿从学术与情调入手，在枯燥中找一点亮亮的东西。既避开了载道文学的陷阱，也未将自己推入无趣的八股路上。他的关于民俗、儿童、性心理的文章，都是士大夫者流很少关注的，周氏却于此发现了奥义，也有审视的快意。关于中国历史与现实的凝视，虽不敢说篇篇精到，但精彩之处随时可见。读他的文章，有时也能觉出对现实的无力感，常常有书生的稚气，迂腐的地方不是没有，甚至有自我重复的时候，可是在文体上的别致与学识的深切方面，又独步学林，有诸多警世的地方。后来落水做了汉奸，为国人所骂，而文章则并非无可取之处，与鲁迅、陈独秀诸人的作品对读，当见史学上的价值。
关于周作人，世人评说不一，争论颇大。学术上怎样评价是一回事，但在我看来，其文章与思想，在中国是特别的一位。他是五四的产儿，又是远离了五四，成了新文学中的叛徒，他背叛了民众，却未背叛过自己，所以文章里能看到是属于他自己的真切的东西。近代以来文人不太会说自己想说的话，周氏则反其道而行之，以己心对民心，正误之间，血腥飞舞，风雨迷茫，看其在学术间的起落，当深感历史的残酷。一个聪慧的人如何从热闹进入孤寂，如何由显赫变为落魄，对今人的提示可谓深切。身败而文存，在历史上多次重演，周作人不幸在现代史上也扮演了这个角色。
四
一个人的文字被长久地阅读，大概有它的道理。康德的书是难懂的，可许多年来，一直被述说和褒贬着，那自然因了经典的意义。中国文人的书有许多是被再版的，热闹的话题也随之而出。可是也有一类作品，一直有着广泛的读者，但谈论它的人却很少。悄悄地风行，却又不敢大胆地言谈，这是惟有中国才有的现象。文人们一旦在道德的层面逾矩，再好的文章，也终究要归入贰臣的队伍的。周作人就属于这一种。说起来是一言难尽的。
世间最了解周氏的人，没写什么议论之文，一些周迷们痴情很深，也只是在坊间闲谈而已，为之注解者却甚为寥落。周作人的复杂不言而喻，如今可与其精神平等对谈者，不是太多。八十年来，描述他的文章一直稀稀拉拉，就热闹与丰沛而言，与鲁迅是不能相提并论的。
什么人喜欢周作人呢？这是个要社会调研才能有的结论，任意而谈很有点空泛。他最亲密的人中，惟有废名写过几篇短文为之介绍，像钱玄同、江绍原、刘半农、俞平伯等，未留完整的文字。鲁迅、胡适、陈独秀等都很关注他的创作，晚年的鲁迅甚至将其列为中国最优秀的散文家，但照例未有品评的短文。二十年代以后，喜欢杂学的人大概都有注意到周氏的写作，郭沫若、郑振铎、阿英等左翼文人对周作人的文章甚至有迷恋之感，自认在学识与见解上，弗如这位苦雨翁。郁达夫、沈从文、赵景深等，在内心深处景仰过这位京派人物，文字中推崇备至，留下了诸多感怀。如此看来，文坛上的左派也好，右派也罢，都有一些周氏的读者，不像一些左翼作品，只限于一定的阅读范围。会有这一现象，我以为与他的境界有关。不是说自己有点流氓气与绅士气么？文字中的学识与放达之音，加之一些平静冲淡的态度，想必是打动了人心的。至今有关周氏的书一印再印，是有这方面的道理的。
描述周作人最多的，现在一般来自鲁迅研究者。《周作人年谱》、《周作人传》，都出自研究鲁迅的人之手。周氏兄弟，是一对相互衬托的存在，理解他们中的每一个，都必须对看。沈启无说鲁迅死后，周作人再也没有了对手，那是对的。周氏兄弟在生前曾互相对视，文章暗合与对立常常可见。所以像钱理群这样的人，时而走近鲁迅，时而瞭望周氏，好像看到了硬币的两面。还有一类人，是带着复杂的心态阅读苦雨翁的。即人们所说的 失节 之人。我看过胡兰成那篇谈论周作人的文章，觉得二人在什么地方有些相似。他们都不太在意别人的眼光，醉心于自己的文字世界。周作人的文本易让一些异端者感到暖意。文与人是未必统一的。现实中的受挫，误入苦境，却能在文章之中以通达之语开脱之，那是要有一种智性的。中国的文人大多有两面性，周氏的书也直言不讳，内中的惶惑依稀可见。有过失误者，尤其愿驻足于此，因为那里毕竟还在坚守一点什么，读书之人，总想在理性的辩驳里，为自己寻找证据的。除上述二类人群外，热心周氏遗著的，还有一些报人。周作人的文章大多发表于报刊之上，朋友也多在这个队伍里。曹聚仁、孙伏园、唐弢、文载道等，都从他那里吸取了些什么。以唐弢为例，不少文章讥讽苦雨斋的主人，可书趣却与其暗暗相合，文风略微受到一些暗示。至于曹聚仁，可以说是一位知音。看他写下的书话、评论，分明有一点八道湾的影子。在总体风格与境界上，他是属于周作人那种传统的。这三类人，留下了诸多品评文章，成了叙述苦雨翁的主体。一个人的被读和被说，是社会的回报。至于回报的深浅与正误，那与个人已没有关系了。
其实天底下的读者，大多是默而不言的，他们自有是非，知道人性的高低。记得八年前在写《鲁迅与周作人》时，就阅读了许多藏书者提供的资料。那是一些周迷，所藏之书，比一些学者还多，看法也自有高度。拙著出版的时候，报社的同事吴兄见面就说有点失望。批评得是严厉的。那一刻我出了一身冷汗，自知露了短处。吴兄从未写过周作人的评论文章，却几乎读过所刊的所有文字，见解迥异于学院中人。此后反省自己的写作，也暗暗感激身边的友人。理解前人，其高手大都在民间之中。学院里的与文坛上的人物，或许在某一层面高于别人，但就目光与胆识而言，那些沉默的人群中，是有着无数的我们可以称为良师的人物。他们阅读了历史，也创造着历史，却很少留下自己的名字。这一个经历常使我自问与自警，在读书的路上，自己永远都是一个学生。天底下的智慧未必都在文字之中。书写者与沉默者，是不能简单以高低分别的。
关于写文章
去年除夕在某处茶话，有一位朋友责备我近来写文章不积极，无益于社会。我诚实的自白，从来我写的文章就都写不好，到了现在也还不行，这毛病便在于太积极。我们到底是一介中国人，对于本国种种事情未免关心，这原不是坏事，但是没有实力，奈何不得社会一分毫，结果只好学圣人去写文章出口鸟气。虽然孟子说，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又蒋观云咏卢梭云，文字成功日，全球革命潮，事实却并不然。文字在民俗上有极大神秘的威力，实际却无一点教训的效力，无论大家怎样希望文章去治国平天下，归根结蒂还是一种自慰。这在我看去正如神灭论的自明，无论大家怎样盼望身灭神存，以至肉身飞升。但是怕寂寞的历代都有，这也本是人情吧?眼看文章不能改变社会，于是门类分别出来了，那一种不积极而无益于社会者都是 小摆设 ，其有用的呢，没有名字不好叫，我想或者称作 祭器 罢。祭器放在祭坛上，在与祭者看去实在是颇庄严的，不过其祝或诅的功效是别一问题外，祭器这东西到底还是一种摆设，只是大一点罢了。这其实也还不尽然，花瓶不是也有颇大的么?而且我们又怎能断言瓶花原来不是供养精灵的呢?吾乡称香炉烛台为三事，两旁各加一瓶则称五事，钟鼎尊彝莫非祭器，而今不但见于闲人的案头，亦列于古董店的架上矣。只有人看它作有用无用而生分别，器则一也，反正摆设而已。
我写文章的毛病，直到近来还是这样，便是病在积极。我不想写祭器文学，因为不相信文章是有用的，但是总有愤慨，做文章说话知道不是画符念咒，会有一个霹雳打死妖怪的结果，不过说说也好，聊以出口闷气。这是毛病，这样写是无论如何写不好的。我自己知道，我所写的最不行的是那些打架的文章，就是单对事的也多不行，至于对人的更是要不得，虽然大抵都没有存留在集子里，而且写的也还不很多。我觉得与人家打架的时候，不管是动手动口或是动笔，都容易现出自己的丑态来，如不是卑怯下劣，至少有一副野蛮神气。动物中间恐怕只有老虎狮子，在他的凶狠中可以有美，不过这也是说所要被咬的不是我们自己。中国古来文人对于女人可以说是很有研究的了，他们形容描写她们种种状态，却并不说她怒时的美，就是有也还是薄愠娇嗔，若是盛怒之下那大约非狄希陈辈不能赏识吧。女人尚尔，何况男子。然而说也奇怪，世人却似乎喜看那些打架的文章，正如喜看路旁两个人真的打架一样。互相咒骂，互相揭发，这是很好看的事，如一人独骂，有似醉汉发酒风，便少精彩，虽然也不失为热闹，有围而看之之价值。某国有一部滑稽小说，第三编下描写两个朋友闹别扭，互骂不休，可以作为标本：
甲：带了我去镶边，亏你说得出!你付了那二百文的嫖钱，
可是在马市叫了凉拌蛤蜊豆腐滓汤喝的酒钱都是我给你付的。
乙：说你的诳!
甲：说什么诳!那时你吃刀鱼骨头鲠住咽喉，不是吞了五六碗白饭的么?
乙：胡说八道。你在水田胡同喝甜酒，烫坏了嘴，倒不说了。
甲：嘿，倒不如你在那堤上说好个护书掉在这里，一手抓了狗矢么?真活出丑。
我举这个例虽然颇好玩，实际上不很妥贴。因为现在做文章相骂的都未必象弥次北八两人那样熟识，骂的材料不能那样多而且好，其次则文人总是文雅的，无论为了政治或商业的目的去骂人，说的不十分痛快，只让有关系的有时单是被骂的看了知道。我尝说，现今许多打架的文章好有一比，这正如贪官污吏暮夜纳贿，痴男怨女草野偷情。为什么呢?因为这只有尔知我知，至于天知地知在现代文明世界很是疑问了。既然是这样，那就何妨写了直接寄给对方，岂不省事。可是话又得说回来，卫道卫文或为别的而相骂是一件事，看官们要看又是一件事，因为有人要看，也就何妨印出来给他们看看呢。如为满足读者计，则此类文章大约是顶合式吧。
我想写好文章第一须得不积极。不管他们卫道卫文的事，只看看天，想想人的命运，再来乱谈，或者可以好一点，写得出一两篇比较可以给人看的文章，目下却还未能，我的努力也只好看赖债的样以明天为期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