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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人(1885-1969)，原是水师出身，自己知道并非文人，更不是学者，他的工作只是打杂，砍柴打水扫地一类的工作。如关于歌谣，童话，神话，民俗的搜寻，东欧日本希腊文艺的移译，都高兴来帮一手，但这在真是缺少人工的时候才行，如各门已有了专功的人他就只得溜了出来，另去做扫地砍柴的勾当去了。因为无专门，所以不求学但喜欢读杂书，目的只是想多知道一点事情而已。所读书中于他最有影响的是英国蔼里思的著作。
《周作人自编集:风雨谈》编辑推荐：作者周作人生前亲自编定，学者止庵穷数年之力精心作校，增补从未出版作品，为市场上最全面最权威的周氏文集。
关于《秉烛谈》
止庵
《秉烛谈》一九四○年二月由上海北新书局出版。收文二十九篇，写于一九三六年十一月至一九三七年四月，基本上是《瓜豆集》之后的作品。作者原本撰有序言，但未收入集中，后编进《秉烛后谈》。 两篇小引 附记有云： 《秉烛谈》已出板，唯上无序文，因底稿在上海兵火中烧失了。 《秉烛谈》以后几种著作，出版时逢战乱，多少都有波折，此书之印行拖了数年之久即其一例。
作者在序中说： 这《秉烛谈》里的三四十篇文章大旨还与以前的相差无几， 而相比之下，就中 关于一种书 的文章成分很大，比此前的《瓜豆集》更接近于《夜读抄》。集中 明珠抄 原系发表在《世界日报》 明珠 上的部分作品（同时为这副刊写作的还有俞平伯和废名），近乎专栏文章，但是写法也与《苦茶随笔》之 关于十九篇 及《苦竹杂记》里《情理》等文区别较大，还是 读书录 或 看书偶记 ，不过篇幅稍短而已。
作者晚年回顾平生著述，很是强调《赋得猫》这类文章： 据我自己的看法，在那些说道理和讲趣味的之外，有几篇古怪题目的如《赋得猫》，《关于活埋》，《荣光之手》这些，似乎也还别致，就只可惜还有许多好题材，因为准备不能充分，不曾动得手，譬如八股文，小脚和雅片烟都是。 （《知堂回想录后记》） 说道理 、 讲趣味 和 古怪题目 ，周氏的读书录，甚至全部作品，都可以如此划分。 古怪题目 是典型的文化批判之作。文化批判这个概念，可以应用于周氏中期绝大部分作品，而此类文章特别之处，在于多从某一特殊文化现象开掘（所谓 古怪题目 ，首先是就此而言），最终触及所属文化系统的本质问题。其取材不避古今中外，全出于作者的特殊知识、特殊趣味和特殊发现，三者缺一不可；而彼此关系，可以说因知识而有发现，因发现而有趣味，而发现和知识又都包容于趣味之中。因系趣味文章，行文是漫谈式的，虽然分量很重，立意也深，却仍是随笔而不是论文。无论从艺术性还是思想性考虑， 古怪题目 都居周作人最佳作品之列，最能代表他的特色。作者后来说： 我的散文并不怎么了不起，但我的用意总是不错的，我想把中国的散文走上两条路，一条是匕首似的杂文（我自己却不会做），又一条是英法两国似的随笔，性质较为多样，我看旧的文集，见有些如《赋得猫》，《关于活埋》，《无生老母的消息》等，至今还是喜爱，此虽是敝帚自珍的习气，但的确是实情。 （一九六五年四月二十一日致鲍耀明）也是针对这类作品说的。
《赋得猫》开头讲到此文写作过程，可知在作者心目中， 古怪题目 与 草木虫鱼 尚有一点区别。 草木虫鱼 是 赏鉴里混有批判 ，乃以 赏鉴 为主，此类文章则不然，纯是文化批判，虽以文章论都是趣味盎然之作，不必硬分高下，然而侧重点有所不同。周氏三十年代以后文章，以 古怪题目 与部分读书之作文化批判性最强。应该指出，这种批判同时具有社会批判的象征意义，其写作的缘由或多或少得在现实社会中去找。作者一再说： 我仍旧是太积极，又写这些无用文章，妨害我为自己而写的主义， （《苦竹杂记后记》）这话本是半真半假，多半还是不能不如此，盖 不从俗呐喊口号 是一方面， 国家衰亡，自当付一分责任 是另一方面也。其思想上的矛盾之处，早在《闭户读书论》中已经显示出来。然而此种象征意义，毕竟只是意义之一，而且并非主要方面，可以说一是泛指的，一是特指的，一是治本的，一是治标的，在作者看来，文化批判本身才具有终极意义。
此次据北新书局一九四○年二月初版本整理出版。原书目次三页，正文二百二十七页。
后记
从廿四年十一月到廿五年四月，这半年中又写了好些文章，长短共三十五篇，又集作一册，姑名之曰 风雨谈 。关于这个集子并没有什么特别要声明的事，不过编校之后有一个感觉，便是自己的文章总是那么写不好。自从文学店关了门之后，对于文章与思想的好坏似乎更懂得了一点，以此看人自然更是便利了，但看自己时就很吃亏，永得不到如俗语所说的那种满足。但是我总尽我所能，能力以外也是没有办法。我现在是一个教员，写文章是课余的玩艺儿，不是什么天职或生意经，但因为是一个教员的缘故，写的文章与在教室所说的同样的负责任，决意不愿误人子弟，虽然白字破句能免与否也本不敢绝对自信。本来文章具在，看官自会明白，这一篇废话可以不说，只因当初目录上列了后记一项，要再请书局删改也似乎不大方便，所以且写这几行聊以敷衍而已。廿五年九月十日，知堂记于北平苦雨斋。
小引
在《苦竹杂记》还没有编好的时候，我就想定要写一本《风雨谈》。内容是什么都未曾决定，—反正总是那样的小文罢了，题目却早想好了，曰， 风雨谈 。这题目的三个字我很有点喜欢。第一，这里有个典故。《诗经》郑风有《风雨》三章，其词曰，风雨凄凄，云云，今不具引。栖霞郝氏《诗问》卷二载王瑞玉夫人解说云：
凄凄，寒凉也。喈喈，声和也。瑞玉曰，寒雨荒鸡，无聊甚矣，此时得见君子，云何而忧不平。故人未必冒雨来，设辞尔。
潇潇，暴疾也。胶胶，声杂也。瑞玉曰，暴雨如注，群鸡乱鸣，此时积忧成病，见君子则病愈。
晦，昏也。已，止也。瑞玉曰，雨甚而晦，鸡鸣而长，苦寂甚矣，故人来喜当何如。 郝氏夫妇的说诗可以说是真能解人颐，比吾乡住在禹迹寺前的季彭山要好得多，其佳处或有几分可与福庆居士的说词相比罢。我取这《风雨》三章，特别爱其意境，却也不敢冒风雨楼的牌号，故只谈谈而已，以名吾杂文。或曰，是与《雨天的书》相像。然而不然。《雨天的书》恐怕有点儿忧郁，现在固然未必不忧郁，但我想应该稍有不同，如复育之化为知了也。风雨凄凄以至如晦，这个意境我都喜欢，论理这自然是无聊苦寂，或积忧成病，可是也 云胡不喜 呢？不佞故人不多，又各忙碌，相见的时候颇少，若是书册上的故人则又殊不少，此随时可晤对也，不谈今天天气哈哈哈，可谈的物事随处多有，所差的是要花本钱买书而已：翻开书画，得听一夕的话，已大可喜，若再写下来，自然更妙，虽然做文章赔本稍为有点好笑，但不失为消遣之一法。或曰，何不谈风月？这件事我倒也想到过。有好些朋友恐怕都在期待我这样，以为照例谈谈风月才是，某人何为至今不谈也？风月，本来也是可以谈的，而且老实说，我觉得也略略知道，要比乱骂风月的正人与胡诌风月的雅人更明白得多。然而现在不谈。别无什么缘故，只因已经想定了风和雨，所以只得把月割爱了。横直都是天文类的东西，没有什么大区别，雨之与月在我只是意境小小不同，稍有较量，若在正人君子看不入眼里原是一个样子也。廿四年十二月六日。
老年
偶读《风俗文选》，见有松尾芭蕉所著《闭关辞》一篇，觉得很有意思，译其大意云：
色者君子所憎，佛亦列此于五戒之首，但是到底难以割舍，不幸而落于情障者，亦复所在多有。有如独卧人所不知的藏部山梅树之下，意外地染了花香，若忍冈之眼目关无人守者，其造成若何错误亦正难言耳。因渔妇波上之枕而湿其衣袖，破家失身，前例虽亦甚多，唯以视老后犹复贪恋前途，苦其心神于钱米之中，物理人情都不了解，则其罪尚大可恕也。人生七十世称稀有，一生之盛时乃仅二十余年而已。初老之至，有如一梦。五十六十渐就颓龄，衰朽可叹，而黄昏即寝，黎明而起，觉醒之时所思惟者乃只在有所贪得。愚者多思，烦恼增长，有一艺之长者亦长于是非。以此为渡世之业，在贪欲魔界中使心怒发，溺于沟洫，不能善遂其生。南华老仙破除利害，忘却老少，但令有闲，为老后乐，斯知言哉。人来则有无用之辩，外出则妨他人之事业，亦以为憾。孙敬闭户，杜五郎锁门，以无友为友，以贫为富，庶乎其可也。五十顽夫，书此自戒。
朝颜花呀，白昼还是下锁的门的围墙。
末行是十七字的小诗，今称俳句，意云早晨看初开的牵牛花或者出来一走，平时便总是关着门罢了。芭蕉为日本 俳谐 大师，诗文传世甚多，这一篇俳文作于元禄五年（一六九三），芭蕉年四十九，两年后他就去世了。文中多用典故或双关暗射，难于移译，今只存意思，因为我觉得有趣味的地方也就是芭蕉的意见，特别是对于色欲和老年的两件事。芭蕉本是武士后来出家，但他毕竟还是诗人，所以他的态度很是温厚，他尊重老年的纯净，却又宽恕恋爱的错误，以为比较老不安分的要好得多，这是很难得的高见达识。这里令人想起本来也是武士后来出家的兼好法师来。兼好所著《徒然草》共二百四十三段，我曾经译出十四篇，论及女色有云：
惑乱世人之心者莫过于色欲。人心真是愚物：色香原是假的，但衣服如经过薰香，虽明知其故，而一闻妙香，必会心动。相传久米仙人见浣女胫白，失其神通，实在女人的手足肌肤艳美肥泽，与别的颜色不同，这也是至有道理的话。 本来诃欲之文出于好色，劝戒故事近于淫书，亦是常事，但那样明说色虽可憎而实可爱，殊有趣味，正可见老和尚不打谎语也。此外同类的话尚多，但最有意思的还是那顶有名的关于老年的一篇：
倘仇野之露没有消时，鸟部山之烟也无起时，人生能够常住不灭，恐世间将更无趣味。人世无常，倒正是很妙的事罢。
遍观有生，唯人最长生。蜉蝣及夕而死，蟪蛄不知春秋。倘若优游度日，则一岁的光阴也就很是长闲了。如不知厌足，虽历千年亦不过一夜的梦罢。在不能常住的世间活到老丑，有什么意思？语云，寿则多辱。即使长命，在四十以内死了最为得体。过了这个年纪便将忘记自己的老丑，想在人群中胡混，到了暮年还溺爱子孙，希冀长寿得见他们的繁荣，执著人生，私欲益深，人情物理都不复了解，至可叹息。 兼好法师生于日本南北朝（1332-1392）的前半，遭逢乱世，故其思想或倾于悲观，芭蕉的元禄时代正是德川幕府的盛时，而诗文亦以枯寂为主，可知二人之基调盖由于趣味性的相似，汇合儒释，或再加一点庄老，亦是一种类似之点。中国文人中想找这样的人殊不易得，六朝的颜之推可以算是一个了，他的《家训》也很可喜，不过一时还抄不出这样一段文章来。倒是降而求之于明末清初却见到一位，这便是阳曲傅青主。在山阳丁氏刻《霜红龛集》卷三十六杂记中有一条云：
老人与少时心情绝不相同，除了读书静坐如何过得日子。极知此是暮气，然随缘随尽，听其自然，若更勉强向世味上浓一番，恐添一层罪过。 青主也是兼通儒释的，他又自称治庄列者。所以他的意见很是通达。其实只有略得一家的皮毛的人才真是固陋不通。若是深入便大抵会通达到相似的地方。如陶渊明的思想总是儒家的，但《神释》末云：
甚念伤吾生，正宜委运去。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 颇与二氏相近，毫无道学家方巾气，青主的所谓暮气实在也即从此中出也。
专谈老年生活的书我只见过乾隆时慈山居士所著的《老老恒言》五卷，望云仙馆重刊本。曹庭栋著书此外尚多，我只有一部《逸语》，原刻甚佳，意云《论语》逸文也。《老老恒言》里的意思与文章都很好，只可惜多是讲实用的，少发议论，所以不大有可以抄录的地方。但如下列诸节亦复佳妙，卷二省心项下云：
凡人心有所欲，往往形诸梦寐，此妄想惑乱之确证。老年人多般涉猎过来，其为可娱可乐之事滋味不过如斯，追忆间亦同梦境矣。故妄想不可有，并不必有，心逸则日休也。 又卷一饮食项下云：
应璩《三叟诗》云，三叟前致辞，量腹节所受。量腹二字最妙，或多或少非他人所知，须自己审量。节者，今日如此，明日亦如此，宁少无多。又古诗云，努力加餐饭。老年人不减足矣，加则必扰胃气。况努力定觉勉强，纵使一餐可加，后必不继，奚益焉。 我尝可惜李笠翁《闲情偶寄》中不谈到老年，以为必当有妙语，或较随园更有理解亦未可知，及见《老老恒言》觉得可以补此缺恨了。曹君此书前二卷详晨昏动定之宜，次二卷列居处备用之要，末附《粥谱》一卷，娓娓陈说，极有胜解，与《闲情偶寄》殆可谓异曲而同工也。关于老年虽无理论可供誊录，但实不愧为一奇书，凡不讳言人有生老病死苦者不妨去一翻阅，即作闲书看看亦可也。廿四年十二月十一日，于北平。
本色
阅郝兰皋《晒书堂集》，见其《笔录》六卷，文字意思均多佳胜，卷六有本色一则，其第三节云：
西京一僧院后有竹园甚盛，士大夫多游集其间，文潞公亦访焉，大爱之。僧因具榜乞命名，公欣然许之，数月无耗，僧屡往请，则曰，吾为尔思一佳名未得，姑少待。逾半载，方送榜还，题曰竹轩。妙哉题名，只合如此，使他人为之，则绿筠潇碧，为此君上尊号者多矣。（《艮斋续说》八）余谓当公思佳名未得，度其胸中亦不过绿筠潇碧等字，思量半载，方得真诠，千古文章事业同作是观。 郝君常引王渔洋尤西堂二家之说，而《艮斋杂说》为多，亦多有妙解。近来读清初笔记，觉有不少佳作，王渔洋与宋牧仲，尤西堂与冯钝吟，刘继庄与傅青主，皆是。我因《笔录》而看《艮斋杂说》，其佳处却已多被郝君引用了，所以这里还是抄的《笔录》，而且他的案语也有意思，很可以供写文章的人的参考。
写文章没有别的诀窍，只有一字曰简单。这在普通的英文作文教本中都已说过，叫学生造句分章第一要简单，这才能得要领。不过这件事大不容易，所谓三岁孩童说得，八十老翁行不得者也。《钝吟杂录》卷八有云：
平常说话，其中亦有文字。欧阳公云，见人题壁，可以知人文字。则知文字好处正不在华绮，儒者不晓得，是一病。 其实平常说话原也不容易，盖因其中即有文字，大抵说话如华绮便可以稍容易，这只要用点脂粉工夫就行了，正与文字一样道理，若本色反是难。为什么呢？本色可以拿得出去，必须本来的质地形色站得住脚，其次是人情总缺少自信，想依赖修饰，必须洗去前此所涂脂粉，才会露出本色来，此所以为难也。想了半年这才丢开绿筠潇碧等语，找到一个平凡老实的竹轩，此正是文人的极大的经验，亦即后人的极好的教训也。
好几年前偶读宋唐子西的《文录》，见有这样一条，觉得非常喜欢。文云：
关子东一日寓辟雍，朔风大作，因得句云，夜长何时旦，苦寒不成寐。以问先生云，夜长对苦寒，诗律虽有对，亦似不稳。先生云，正要如此，一似药中要存性也。 这里的对或蹉对或句中对的问题究竟如何，现在不去管他，我所觉得有意思的是药中存性的这譬喻，那时还起了 药庐 这个别号。当初想老实地叫存性庐，嫌其有道学气，又有点像药酒店，叫做药性庐呢，难免被人认为国医，所以改做那个样子。药的方法我实在不大了然，大约与煮酒焙茶相似，这个火候很是重要，才能使药材除去不要的分子而仍不失其本性，此手法如学得，真可通用于文章事业矣。存性与存本色未必是一件事，我却觉得都是很好的话，很有益于我们想写文章的人，所以就把他抄在一起了。
《钝吟杂录》卷八遗言之末有三则，都是批评谢叠山所选的《文章规范》的，其第一则说得最好。文云：
大凡学文初要小心，后来学问博，识见高，笔端老，则可放胆。能细而后能粗，能简而后能繁，能纯粹而后能豪放。叠山句句说倒了。至于俗气，文字中一毫着不得，乃云由俗入雅，真戏论也。东坡先生云，尝读《孔子世家》，观其言语文章循循然莫不有规矩，不敢放言高论。然则放言高论，夫子不为也，东坡所不取也。谢枋得叙放胆文，开口便言初学读之必能放言高论，何可如此，岂不教坏了初学。 钝吟的意见我未能全赞同，但其非议宋儒宋文处大抵是不错的，这里说要小心，反对放言高论，我也觉得很有道理。卷一家戒上云：
士人读书学古，不免要作文字，切忌勿作论。 这说得极妙，他便是怕大家做汉高祖论，胡说霸道，学上了坏习气，无法救药也。卷四读古浅说中云：
余生仅六十年，上自朝廷，下至闾里，其间风习是非，少时所见与今日已迥然不同，况古人之事远者数千年，近者犹百年，一以今日所见定其是非，非愚则诬也。宋人作论多俗，只坐此病。 作论之弊素无人知，祸延文坛，至于今日，冯君的话真是大师子吼，惜少有人能倾听耳。小心之说很值得中小学国文教师的注意，与存性之为文人说法不同，应用自然更广，利益也就更大了。不佞作论三十余年，近来始知小心，他无进益，放言高论庶几可以免矣，若夫本色则犹望道而未之见也。廿四年十二月廿五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