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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光中，1928年生，福建永春人，因母亲、妻子均为常州人，亦自称江南人。曾在南京大学、厦门大学攻读，毕业于台湾大学。在美国读书、教书五年，并任台湾师范大学、政治大学，香港中文大学，高雄中山大学教授。
对诗、散文、评论、翻译均有贡献，已出版专著五十种。近年在大陆各省出书已逾二十种。余氏写诗、评诗、译诗、教诗、编诗，对诗之贡献堪称全才。诗作如《乡愁》、《当我死时》、《等你，在雨中》、《白玉苦瓜》等均传诵一时。
《译家之言：翻译乃大道》是《译家之言》系列之一，为余光中先生谈翻译文章的合集，既有翻译理论又有翻译实践，同时有对汉语本身的思考。余光中先生作为一代大家，文笔优美，文章极具可读性。《译家之言：翻译乃大道》不但可作为翻译专业研究者、学生以及英语学习者的参考，也适合对翻译及其背后文化感兴趣的大众读者。
序
我教翻译，时常发见改学生的翻译不是改翻译，是改他们的中文；我看别人的创作，发见他们写的就是劣译。中文已经不是中文，需要把污染，劣译的污染，洗干净。我们已经不会说话；我们说的是不中不西的混话，连国学大师，不懂外文的人都写污染的白话文。我真害怕。因此写了《翻译研究》、《翻译新究》两本书。有位教翻译的朋友说，我书里说的毛病，现在犯的人已经少了。他要归功于我，我可不敢有这个自信。
现在看了余光中兄论翻译和现代中文的文章，非常高兴。一是，我所佩服的大作家和我抱相同的见解；二是，他的书一出，劣译真会减少，大家的中文也可以写好些。我们各说出要说的话，说法虽然各有一套，内容很多相同。他的影响力大，大家如果好好读他的文章，我相信翻译可以大有改进，中文也不能乱写。我读了他的文章得到证明，原来我没有大惊小怪，是有问题。
我们的议论可以互相补充。诸如滥用名词、代名词、介系词，话不直说，却要大兜圈子等。
余兄说的话无不中肯，如译者要他说的条件，就必须是学者。他本人中西学都扎实，不是空头文学家。（看他谈中西文学，尤其是诗，多么在行！）他连德、法、西（班牙）、意文都知道不少。他的英文修养很深，中文不用说，这种人才能翻译。外文理解有问题，中文表达情意不高明，就不必翻译了。
还有一点值得注意，余兄做事认真到极点，只要看他主持翻译奖出题目的主张，教授翻译所用的方法就可以知道。他不管做什么事都不马虎。我们翻译也一样，不能轻率。
只有一点，余兄不能说，就是才气。他有才，所以译得好，也能教人翻译。我们不能提，因为才是天生的。不过我们如果尽了力，也可以把事做好，以努力补才之不足吧。而且还有原文呢。
余兄语重心长，说的话是金针。我希望凡是动笔的青年都好好读一读。
《中西文学之比较》是极不容易写的文章，余兄能举其要，真有功力。只是论诗多而论文少一些，将来希望他补充。（如中国散文不尚幽默，而这一点西方人看重，可一提。）
他写《论的的不休》，实在好极。可以再一提的是许多形容词 的 ，可以只留最后一个，删去以前各个就行了。如 体面的、要强的、好梦想的、利己的、个人的、健壮的、伟大的 ，这一串形容词，除了 个人的 ，都可以拿掉 的 ，只留末了一个（伟大） 的 ，就够了。
各篇论文本身就是好文章，写得清楚有力，组织完善，足以示范。
《论中文之西化》一文检讨 五四 以来白话文之发展，有卓见，句句有根据，有议论。上面提了，他办事认真而有方法，叫我钦佩，简直和治军作战、处理国务一样，就像他写的稿字字清晰，排字容易也不会排错。他这种精神干什么都好。他是天才，诗文杰出而又博学多能。我认识的才人不少，余兄是顶儿尖儿。
外文系这一行
我曾经是外文系的学生，现在我是外文系的教授，可是在自己的感觉里，我永远是外文系的学生，我学的是这一行，迷的也是这一行。三位一体，我的快乐便在其中。对于自己当初的抉择，我从未懊悔过。
我曾经考取过五家大学的外文系，北大、金大、厦大、台大、师院（即师大前身）。北大没有进成，因为当时北方不宁，可是对于考取北大这件事，直到现在，我还保持一份高中生的自豪。师院也没有去。因为同时考取了台大。不过和师院的缘分，并未因此断绝；自从做讲师以来，我始终没有脱离过师大。梁实秋先生对英千里先生尝戏谓我是 楚材晋用 。楚人显然不急于收回这块 楚材 ，因为我回到母校去兼课，已经是毕业后十四年的事了。至于 晋用 ，也有一段 秘辛 ：我任师大的讲师，先后垂八年之久，这在儒林正史上虽然不算最高纪录，相去恐亦不远了。 蹭蹬 了这么久，事实上还是该怪自己不善于填表格，办手续。最后，还是先做了美国的副教授，才升为中国的副教授的， 楚材晋用 变成了 夏材夷用 ，很有一点 远交近攻 的意味。
我的外文系老师，包括英千里、苏维熊、黎烈文、梁实秋、赵丽莲、曾约农、黄琼玖和吴炳钟。最前面的三位不幸作古；最后面的一位是电视名人，他的一张 娃娃脸 很是年轻。 吴炳钟也教过你吗？ 是朋友们常有的反应。
不过，在语文上影响我最大的，大得使我决定念外文系的，却是在中学时代教了我六年英文的老师孙良骥先生。他出身金陵大学外文系，发音清畅，教课认真，改起卷子来尤其仔细。在班上，他对我一直鼓励多于呵责，而且坚信自己的这位学生将来一定会有 成就 。那已经是三十年前的事了。少年时代的恩师是不是还在大陆甚至还在世上，已经十分渺茫，虽然直到此刻，他的教诲，和严峻中透出慈祥的那种神情，犹回荡在我的心中。时常，面对着自己满架的著作和翻译，最大的遗憾，就是不能把这些书亲手捧给老师看。
现在轮到自己背负黑板，面对下面的青青子衿，不免有一种轮回的感觉。轮到自己来教英诗，恰恰也在台大文学院楼下的那间大教室。一面朗吟莎翁的十四行，一面打量左边角落里的那位学生，可是我并没有看见她，我只是在搜寻自己，十六年前坐在那座位上的自己，一个不快乐其实也并不忧愁的青年。一面朗吟，一面在想，十六年前坐在这讲台上的英先生，心里在想些什么，讲到这一首的时候，他的诠释是什么？
十多年来，我教过的科目，包括英国文学史、比较文学、散文、翻译、英诗和现代诗，尽管自己写的是现代诗，最乐意教的却是古典的英诗。一位充实的学者未必是一个动听的讲师：后者不但要了然于心，而且要豁然于口。一位成功的讲师应该是一个巫师，念念有词，在神人之间沟通两个世界，春秋佳日，寂寂无风的上午，面对台下那些年轻的脸庞，娓娓施术，召来济慈羞怯低回的灵魂，附在自己的也是他们的身上。吟诵之际，铿然扬起所谓金石之声，那真是一种最过瘾的经验。一堂课后，如果毫无参加了召魂会（s6ance）的感觉，该是一种失败，诗，是经验的分享，只宜传染，不宜传授。
诗人而来教诗，好处是以过来人的身份现身说法，种种理论，皆有切身经验作为后盾。缺点至少有二：第一，诗人富于经验，但不尽巧于理论；长于综合，但不尽善于分析，也就是说，作家未必就是学者。第二，诗人论诗，难免主观：风格相近，则欣然引为同道；风格相远，则怫然斥为异端。知性主义的名诗人奥登在《19世纪英国次要诗人选集》的引言中曾说，雪莱的诗，他一首也不喜欢，虽然他明知雪莱是大诗人。知道诗人有这种偏见，我在讲授英诗的时候，就竭力避免主观的论断，在时代和派别的选择上，也竭力避免厚此薄彼甚至顾此失彼的倾向。我的任务是把各家各派的代表人物介绍给学生认识，至于进一步的深交，就有待他们的 慧根 和努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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