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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S菲茨杰拉德（FrancisScottFitzgerald，1896—1940）二十世纪美国最杰出的作家之一，以诗人和梦想家的气质为“爵士时代”吟唱华丽挽歌。短短四十四年的人生，他的遭际几经跌宕起伏，在名利场中看尽世态炎凉。二十世纪末，美国学术界权威在百年英语长河中选出一百部*秀的小说，凝聚了菲茨杰拉德才华横溢的两部长篇小说《了不起的盖茨比》和《夜色温柔》均榜上有名，前者更高居第二位。
《崩溃》想要真正读懂菲茨杰拉德的其人其文，《崩溃》是“最后却并非最不重要”的那块拼图——好比被一面镜子折射着，他那超乎寻常的敏感、华美和自恋，以及他背后那个同样敏感、华美和自恋的时代，都闪耀着教人无法忽略的光泽菲茨杰拉德逝世五年之后，爱德蒙约翰逊整理出版了他的自传体文集《崩溃》。这是作者自己撰写的一系列自我剖析、自我反省的散文。作者深刻而又痛苦地分析和概述了他自己在文学创作的道路上所走过的历程。他说:“我过去以为，只要你真有才华，命运就在你的掌握之中。如今我已意识到，我原来一直是在极度地从身体和精神两个方面抵押自己，预支自己。”他的思想从早年的踌躇满志跌落到了几近崩溃的边缘。此书还收入作者从未公开发表过的部分书信，以及一些著名文学家撰写的悼念他的文章和对他的作品的评论。其中就有格特鲁德斯泰因、TS艾略特、托马斯沃尔夫等名家对他的评价，从不同层面揭示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史实资料，阐释了作者创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他对完美艺术的执著追求，他对小说创作的严肃态度，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和可信度。《飞女郎与哲学家》《飞女郎与哲学家》是作者最成熟最受欢迎的作品，标志作者已经取得引人瞩目的成功。此书是作者第一部短篇小说集，收入他已发表的八个短篇故事。作者以崭新的视角和鲜亮的文笔如实描绘一战后美国社会的生活景象，颂扬了年轻一代对旧道德的反叛心态和对美好未来的追求。《离岸的海盗》是个虚构的浪漫故事，女主角阿蒂塔简直就是飞女郎的形象代言人。她彻底反对平庸的生活，情愿生活在美丽的谎言里。《冰宫》弥漫着浓浓的诗意，作者用精美绝伦的文笔写出了美国南方与北方的差异，傲慢与偏见对人心的影响，许多重大主题都凝缩在这篇美丽的短篇里。《脑袋与肩膀》是集子里最为幽默的一篇。《刻花玻璃酒缸》是个令人难忘的故事，构思巧妙，主人公的一生都受到一只酒缸的影响。《伯妮斯剪掉了头发》是集子里最为著名的一篇，曾被改编为电视短片及舞台剧，这故事也折射出作者本人对飞女郎既欣赏又困惑的态度。《祝福礼》是集子里的一个另类，反映了作者对宗教思想及宗教仪式的敬畏与恐惧的复杂心态。《戴利林波的堕落》是篇笔调幽默的短篇，讽刺了当时冒险走捷径的时代风气。《四只拳头》是一则苦涩的幽默故事，反映了一个年轻人在成长过程中所遭受的四次刻骨铭心的打击。《爵士时代的故事》《爵士时代的故事》是菲茨杰拉德第二部短篇小说集，1922年9月由斯克里布纳出版公司出版，一共包括十一个短篇:《橡皮糖》、《骆驼的后背》、《五一节》、《瓷浴盆与粉红色》、《一颗像里兹饭店那么大的钻石》、《返老还童》、《齐普赛街的塔昆》、《啊，赤褐色的女巫！》、《幸福的辛酸》、《黏糊先生》、《山里姑娘杰米娜》。篇篇情节生动，寓意深刻，艺术感强烈，记录并描绘了年轻一代的梦想、追求、爱情、痛苦、失望、艰辛、迷茫等复杂的人生经历，折射出光彩夺目的爵士时代的异彩，高度戏剧化地表现了现代意识和传统观念之间的剧烈矛盾冲突。有些如《骆驼的后背》、《返老还童》等，经过改编之后还被好莱坞拍成了电影。《爵士时代的故事》里的每个短篇都在当时最时髦的杂志《星期日晚邮报》《时髦人士》上登过，广受好评，折射出爵士时代的异彩。《美与孽》一部生动再现菲茨杰拉德夫妇浪漫情史的小说，纸醉金迷的爵士时代跃然纸上。小说讲述了一对新婚夫妇——安东尼派奇和格洛莉亚——讲究而拘谨遇上轻挑又浪漫，像是红茶加巧克力的组合；他们追求奢侈华丽的上流生活，依凭上一辈的财富不事生产，终日纸醉金迷以致道德、经济、健康不断扭曲、沦落。《美与孽》是一面镜子，映射出作者自传性色彩；也对美国暴发户的贪婪及纽约夜生活的挥霍、蒙蔽天赋的虚掷浪费，极尽令人刺目之嘲讽。《末代大亨的情缘--一部西部小说》《末代大亨的情缘》通过对史塔尔这一人物性格的刻画和对他周围世界的如实描绘，菲茨杰拉德更加遒劲有利地表现了他对“美国梦想”的精神实质的深刻理解和对“美国悲剧”的强烈的忧患意识。在这部未竟之作中，作者似乎把两部小说糅合进了同一部作品中:它既是一部描写门罗·史塔尔的个人奋斗和精神经历的“心理小说”，又是一部反映好莱坞的真实场面，揭露影业界的黑暗内幕的“社会小说”。作者以极高的文学天赋和非凡的驾驭素材的本领，把两条创作思路有机融合在一起，使这部小说具有了强烈的震撼力和悲剧效应。《夜色温柔》女电影演员露丝玛利在戛纳海滩上遇见了主人公狄克戴弗，一位精神病医生。他妻子妮珂是他过去的病人，患有精神分裂症。他温文尔雅，待人彬彬有礼，露丝玛利很快就迷上了他。尽管她一再对他表明心迹，狄克却始终不为所动。回巴黎后，他对妻子妮珂的忠诚看似没有动摇，事实上却情不自禁地被露丝玛利吸引。为摆脱对露丝玛利的幻想，狄克开始撰写专著，对复发癔症、精神状态仍不稳定的妮珂尽可能温柔体贴。在阿尔卑斯山度假期间，他遇到昔日好友佛朗兹，并用妻子可观财产中的一部分与他合伙办了一家诊所。此时，妮珂收到一封指责狄克与病人通奸的信，病情加剧，在郊游中故意撞毁汽车。狄克沮丧万分，独自外出度假散心，途中与罗丝玛利偶遇，却只是意识到他们短暂的爱情已无可挽回。最终他借酒浇愁，妻子也离他而去。他曾是这个浪漫时代的缩影，最终却沦为一个顾影自怜的失败者。小说见证了菲茨杰拉德虚度了大半生的“爵士乐时代”的幻灭，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作者本人所谓的“对人生透彻、惨痛的了解”。《夜色温柔》是作者最呕心沥血的自传体长篇小说，现代文库评选的二十世纪最伟大的百部分英语作品之一。
二十世纪美国*杰出的作家之一。村上春树*喜欢的作家之一。F.S.菲茨杰拉德逝世七十周年纪念珍藏版。特别收录菲氏家庭影集、手迹与原版书影等。全套六册，精装收藏。
菲茨杰拉德的青春年代——译序一、美国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作家之一，弗朗西斯斯科特菲茨杰拉德（FrancisScottFitzgerald,1896－1940），出生于明尼苏达州圣保罗城一个信仰爱尔兰天主教的家庭。一八九八年，全家搬到纽约州的边远地区，但是在作家十一岁生日前，他们又回到他的出生地，所以他始终认为自己是一个中西部人。不过，后来他被送往东部，在新泽西州一所贵族预备学校读书，毕业后就进了普林斯顿大学。在大学期间，他活跃在业余社交、体育和文学等等活动中，但他的学业并不顺利（社交活动忙碌显然是其中一个原因），中途辍学，后又回到学校，终于在一九一七年因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参军而永久离开学校。在军队的训练营里，他写下了第一部小说最早的初稿。菲茨杰拉德的第一部小说《人间天堂》（ThisSideofParadise）于一九二○年九月出版，这部书的出版也并非一帆风顺，这里要提一提编辑、出版家麦克斯威尔帕金斯（MaxwellPerkins，1884－1947）。帕金斯原是《纽约时报》记者，一九一○年加盟著名的查尔斯史克里布纳出版社（CharlesScribner’sSons），编辑出版过约翰高尔斯华绥、亨利詹姆斯等大作家的作品，但同时他也有心扶掖年轻作家（菲茨杰拉德时方二十三岁，他第一次文学上的练笔则是十二岁时发表在一份校刊上的侦探故事）。菲茨杰拉德的第一部小说交到他手里时暂被定名为《爱空想的自负者》（TheRomanticEgotist）。在帕金斯的帮助下，作者对小说做了大刀阔斧的修改，帕金斯又做了大量工作，出版社才予以接受（此外出版社无一人看中这部书）。帕金斯发现了新一代的文学天才。后来帕金斯又给作者的另一部长篇《了不起的盖茨比》(TheGreatGatsby,1925)提出过很有价值的批评意见。菲茨杰拉德《人间天堂》的出版赢得了批评界的一致好评，批评家们肯认为这部小说是他当时读到的“最优秀的美国小说”。这部书销量惊人，两年里印了十二次，近五万册。据美国南卡罗来那大学英语教授、菲茨杰拉德研究专家约瑟夫布鲁科里（MatthewJosephBruccoli,1931-2008）的说法，只有当时普林斯顿的校长对小说颇有些微辞，他从教育家的角度观察，不能想象我们的年轻人大学四年里只是“生活在乡村俱乐部里”，不能想象他们的生活完全是“在自私打算和自命不凡的风气里度过”。书的出版改变了菲茨杰拉德的人生，毁婚的恋人赛尔达回来了，并且与他结婚，他和他的妻子成了“爵士时代”（他创造的术语）的“吉祥物”，他英俊潇洒，言词妙趣横生；他的妻子美丽动人，衣着入时。他们的生活简直就是一个不散的盛大聚会。在第一部小说出版以后的二十年间，他又写了《落难丽人》(TheBeautifulandDamned,1922)，《了不起的盖茨比》，《夜色温柔》(TenderIstheNight,1934)，《最后的巨头》(TheLastTycoon,1941)四个长篇。人们一致认为，《了不起的盖茨比》是菲茨杰拉德最优秀的小说，也是我们中国读者最熟悉的美国小说之一，作家在书中用讽刺和同情的笔触描绘了一个“美国梦”的破灭，这部书也成了他的代表作。菲茨杰拉德潜心创作长篇小说，但只有第一部小说给他带来巨大收入，因此，为了支撑婚后奢华生活的巨大开支以及妻子的医疗费用（赛尔达一九三六年精神分裂症发作），他也和当时的其他作家一样，靠写短篇小说来弥补不足。他的短篇小说结集出版，例如，《爵士时代的故事》(TalesoftheJazzAge)（1922），收集包括《五一节》(MayDay)和《一颗像里兹饭店那么大的钻石》(TheDiamondasBigastheRitz)等十一个短篇小说，以及《那些忧伤的年轻人》(AlltheSadYoungMen,1926)，收集包括《冬天的梦》(WinterDreams)和《赦免》(Absolution)等九个短篇。菲茨杰拉德的第四部长篇出版后评论界反应并不热烈，作家自己也很苦恼。同时又为了应付经济上的困难，他到好莱坞电影制片厂改编电影剧本，并动手写他的最后一部长篇《最后一个巨头》。菲茨杰拉德从大学时代起就酗酒（尤其爱喝伏特加），又有年轻时留下的肺结核病根，他的健康状况每况愈下，最终因心脏病发作而逝世，生前并没有完成最后一部长篇。在他去世后，由比他高一届的大学时期的好友、文学评论家埃德蒙威尔逊（EdmundWilson,1895-1972）编辑出版。在菲茨杰拉德去世后，他的作品又不断出版，甚至到了二十一世纪，他的作品仍在赢得读者。二、菲茨杰拉德第一部小说的出版，使他的生活也发生了巨大变化。二十年代，他几次前往欧洲，例如，法国的巴黎和里维埃拉避暑胜地，在那里结识了旅法美国文化人，尤其是与海明威交往甚深。所以有人说《人间天堂》写的是大学里的“迷惘的一代”，但是，这部小说的意义并非只局限于大学校园。美国社会在南北战争以后的一百年里发生了巨大变化，那是“数不清的、很少惹人注意的革命的时代。这些革命不是发生在立法机关的会议厅里，也不是发生在战场上或街垒旁，而是发生在家庭、农场、工厂、学校和商店里，发生在江河大地上，发生在空中——这些革命之所以很少惹人注意，是因为他们来得太快，是因为它们每天每处都在影响着美国人。”但是，善于观察生活的作家不会不注意这些变革，比如菲茨杰拉德描绘的就是他称为“爵士时代”的二十世纪的二十年代，它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开始，至三十年代经济大萧条到来为止。顾名思义，这个时代与爵士乐有关，芝加哥和纽约则是当时爵士乐的温床。青年男女围着维克多手摇唱机大唱爵士四重唱。据研究，不仅是大城市，小城镇也一样火热。第一个有声电影拍摄的就是爵士歌手。“爵士时代”的含义也不仅局限于音乐，它已经成为一种生活方式，一切时尚的东西就是爵士的。青年男女聚在一起抽烟、喝酒、飚车、坐在汽车后座“亲热”。女孩子尤其奢华，他们花几百块钱做一个新发型。有声电影里的美丽动人的演员统领美国的流行文化。菲茨杰拉德的小说推动了这一时尚成为潮流，他的聪明伶俐、衣着入时的妻子赛尔达与一些如路易斯布鲁克斯、洛伊丝朗那样的“新女性”也成了二十年代通俗文化不可小看的推动力。当然，在“欣欣向荣”的二十年代，人们切不可无视社会的贫困、失业、饥饿的存在，尤其是矿区和农村。也不可忘记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的时代，是俄国十月革命给世界带来巨大影响的年代。美国社会主义运动产生分裂，一九一九年美国共产党成立，几个月后党员队伍就迅速扩大。此外，美国普遍产生对布尔什维克的恐惧，美国政府开始对“赤色恐怖”进行剿灭和镇压。菲茨杰拉德的成名作《人间天堂》就是这个时代的作品。它在很大程度上是一部自传体小说。作者出生在十九世纪末，是在二十世纪初成长起来的。小说的主人公艾默里布莱恩与作者有相似的家庭出身。但是，在菲茨杰拉德的笔下，艾默里的成长是与六个女性紧密相连的，这也就是《人间天堂》这部小说的基本结构。第一个女性是年轻漂亮的母亲贝雅特丽丝，少年英俊的艾默里是贝雅特丽丝的儿子，母亲自然对他有很大影响，家庭活动都围着艾默里转，他的父亲的角色是在家庭舞台的幕后；第二个是少年时代的小朋友，影响不大，可以不说；第三个是伊莎贝尔，是艾默里十八岁时的初恋情人，那时他已经是普林斯顿大学校报的编辑，五月间他几乎每天都要给伊莎贝尔写三十张信纸的情书，在鼓鼓囊囊的信封外面写上“第一部分”、“第二部分”字样，热恋到了甚至不想继续读大学的程度，但是他没有得到真正的爱情，最终两人分手。这个阶段艾默里开始“求索”人生。第四个是克拉拉，他的远房丧偶的表姐，她太老于世故了，尽管他们年龄相当，他也非常喜欢她，但是他的求婚没有被接受。第五个女孩子是艾默里大学同学的妹妹罗莎琳，在这个女主人公身上可以见到作者自己的两个恋人的身影。但是她毁了婚约，她与一个比艾默里富有得多的人结婚，因为艾默里很穷（他家有财产，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美国人的观念与简奥斯汀小说里的英国人不同，他们看重的是人们花钱花得多而不是拥有多少财产，正是这种心理很大程度上标志着“欣欣向荣”的二十年代特色；罗莎琳的母亲康尼奇太太非常不喜欢艾默里，不想把女儿嫁给他，她说过艾默里“名下又没有一分钱”的话），他只是一个广告公司的小雇员，一周六十元的工钱，父母的遗产早就名存实亡。“他的状况太像舞台上的悲剧，并且最终出现了三个星期毫无节制的狂饮那样令人费解的可怕情景，到了现在他在情感上已经精疲力竭了。他记忆中是冷漠和无处不假装的人和环境，现在似乎很可以成为他的慰籍。他以他父亲的死为背景写了一个愤世嫉俗的故事，寄给一家杂志，收到了一张六十块的支票，并请他再为他们写同样风格的故事。这一下他的虚荣得到了满足，但是并没有激励他继续写作。”（见小说第一二三页）这以后他又像在大学里一样大量阅读。“他似乎突然觉得生活有着丰富的遗产，只要这种旧时的兴趣的再次复活并不意味着他再次逃离生活——逃离生活本身。”（见小说第一二四页）这时候，他遇上了第六个女孩子艾里诺，但是他们并没有爱情，分手以后他并不想再见面，艾里诺不过是照见他自己情绪的一面镜子而已。他曾经将这几个女孩子与他的母亲比较:“罗莎琳不像贝雅特丽丝，艾里诺像贝雅特丽丝，只是更疯一点，更聪明一点。”（见小说第一五二页）这说明他的心里仍然有罗莎琳。其实，罗莎琳的哥哥、艾默里的同窗好友亚力克曾对他的小妹西塞丽娅说过:“我不想让艾默里爱上罗莎琳。”“我很喜欢艾默里。他很敏感，我不想让他因某一个不喜欢他的人而伤心。”（见小说第一0七页）而对于艾里诺，艾默里没有像对罗莎琳那样当真:“他们在门口站了一会儿，相互之间只有恨，只有痛苦伤心。但是，正如艾默里在艾里诺身上爱的是他自己，他现在恨的也只是一面镜子而已。他们的装腔作势在泛白的黎明时分就像碎玻璃一样洒落。星星早已经消失，留下的唯有一阵阵轻轻呼啸的风，以及阵风停息时的寂静……然而赤裸裸的灵魂是可鄙的，不多久他就转身回家，迎接太阳带来新的光明。”（小说第一四一页）读到这里，我们也有一丝欣慰，毕竟艾默里在失恋以后还能“迎接太阳带来新的光明”。然而就在这时，支撑主人公的三根精神支柱坍塌了:他得知罗莎琳已经与人结婚，再也不可能爱他；母亲留下的公司已经破产，律师说他再也收不到一分汇款；母亲年轻时候的朋友、他成长道路上的导师达西神甫突然去世。厄运使艾默里逐渐成熟，他开始思考自己的命运，思考自己走过的路，思考人生，他在雨中望着人们看完日场电影，走出电影院回到真实的外部世界。“天空不停地飘着毛毛细雨，艾默里徒劳地回望他人生的溪流，回望溪流的所有闪光发亮的地方，回望它的肮脏的浅滩。”（小说第一五三页）艾默里十五岁时靠在年轻漂亮的母亲身上会感到羞涩，他带着一个被母亲宠坏的孩子的脾气进入贵族学校的势利环境，成了一个不合群的中学生，然后又以自负的心态进入高等学府，他想出人头地，但是他不愿走艰苦奋斗的道路，于是遇到种种挫折；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美国宣布参战，他也参了军，战后他规划自己的人生道路，“他要写出不朽的文学作品”（菲茨杰拉德自己就曾对他的大学好友埃德蒙威尔逊说过:“我要成为美国最伟大的作家之一，你不想吗？”）。但是他的恋爱因为贫穷而失败，他开始讨厌贫困，“艾默里有生以来从来没有好好关心过贫穷的人。他很悲观地认为他完全缺少对于人的同情心。欧亨利在这些人中找到了浪漫、悲情、爱、恨——而艾默里只看见粗鲁、身体的肮脏以及愚蠢。他没有自责:他再也没有因他那些自然与真诚的感情而责备自己。他相信所有他的反应都是他自身的一部分，不可改变，也没有道德观念。贫困这个问题，如果性质改变了，扩大了，成了某个更崇高、更庄重的见解的一部分，或许在将来某一天甚至会成为他的问题；这个问题目前只是引起他的深深的厌恶罢了。”（见小说第一五一页）作者似乎是要告诉读者，艾默里思考人生的结果是会在将来某一天成为一个社会主义者，因为“艾默里心中萌生强烈的愿望想要给别人安全感”，（小说第一五六页）“社会主义是我知道的唯一解决问题的万全之策”。（第一六二页）他说:“假如活着不是追求渴望实现的目标，那么生活就是非常发噱的游戏”。（第一六三页）最后小说就是以他一句充满自信的话结束的:“我了解自己，但是仅此而已。”同时也给读者留下充分想象的空间。三、小说《人间天堂》明白地分三个部分，记录艾默里成长的三个阶段。第一卷，“爱空想的自负者”，共四章，从男主人公的家庭写到他大学参军，是立志要成为一个作家的大学生的奋斗经历，作者用抒情的笔触描写了充满幻想的大学生活。“插曲:一九一七年五月至一九一九年二月”，这是小说第二部分。菲茨杰拉德参过军，但是他参加的部队还在长岛呆着，战争就结束了，因此他并没有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实际体验。不过这一部分，包括两封信，一首诗，一首挽歌，写的是艾默里参军以及战后人生道路的规划，补救了作者没有战争经历的缺憾。“插曲”承前启后，使小说的修改没有留下斧凿痕迹。第二卷，“一个重要人物获得的教育”——战争以及生活给予年轻一代的“教育”，共五章，应该就是作者没有发表过的剧本、短篇小说和诗歌为基础改写的。艾默里从一个“有个性的人”开始成长，接受了生活的教育，成了一个“重要的人”。第一章是三幕剧（我们曾在小说里读到诗歌，读到书信，读到日记，读到哲学著作，这一回我们读到了剧本），是用人物语言描述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的美国社会的变化以及抒发作者对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时尚、婚姻、财富的看法，人物形象逼真，富有个性，观点鲜明，语言简洁。第三章是另一种类型的恋爱，写的是一个冲破传统束缚的女性的苦恼；第四章，“鄙视一切的牺牲”，写的是一个社会生活故事，以及艾默里为了朋友挺身而出的机智，艾默里似乎已经成熟；第五章写的是艾默里对于社会问题的思考，“艾默里很孤独——他从一个狭小围场走出来，进入了一个巨大的迷宫。”（见小说第一五五页）尤其是第五章，作者的创作方法显然不同，我们可以读到在纽约第五大道上，在濛濛细雨中，在公共汽车的车顶座位上的一个人（而不是两个人）的“对话”；在通向普林斯顿的乡间公路上，坐在大学同学、在法国阵亡的杰西菲伦比的父亲的车子上的谈话；以及在午夜望着普林斯顿大学依旧亮着灯光的窗户发出的感叹，“昔日的精神在新的一代人心头萦绕”。其实这些都是艾默里的“意识”。尽管有人说这部小说是大学生活的日记，是菲茨杰拉德的作品选集，译者倒认为小说形式新颖，给人清新之感，语言流畅，读来引人入胜。《人间天堂》是用优美的文字风格抒写与我们相隔遥远（无论在空间还是在时间上）的年轻一代人，然而我们仍旧觉得很近，因为这部小说是“一面镜子”，可以照见我们自己、照见我们周围的人、照见我们的生活，不过我们不会因此“复制”那样的生活。金绍禹二○○九年十月
《末代大亨的情缘》书摘第一章虽然我从没上过镜头，但我从小就是跟电影一起长大的。鲁道夫瓦伦蒂诺来参加过我五岁的生日晚会——至少他们是这么跟我说的。我这么写只是想说明，在我还没懂事的时候，我就能够观察到这部庞大的机器如何运转了。我曾经想过要写一部自传，书名叫《制片人的女儿》，但年仅十八岁的我，自然是不大有时间干那种事儿的。不过那样也好——要是真的写出来，也不过就跟洛莉帕森斯的平淡无奇的专栏文章差不多。我父亲从事电影行业，这就像旁的人是种棉花的，卖钢铁的，对这件事我看得很平淡。最糟糕的是，不论好莱坞是个什么地方，我都感到是一件顺理成章的事情，就像一头鬼被派遣到一个闹鬼的房子里去。我知道应该怎么看待那个地方，但我死活就是害怕不起来。这话说起来容易，可要旁人理解就难了。我在本宁顿那会儿，就有几个英语老师，他们假装对好莱坞或好莱坞电影很不屑，但其实他们是恨之入骨的。那种痛恨之深切，就像会威胁到他们的生命一样。在此之前，我曾到过一个女修道院，有一个招人怜爱的小修女跟我要过一个电影脚本，说她要“教她的学生怎样写电影”，就像她以前教他们写散文和短篇小说一样。我就把电影脚本给她了，我猜她一定是琢磨了一阵又一阵，可就是没在课堂上提这个碴，后来她把脚本还给了我，那表情好像既恼火又惊讶的样子，对于脚本没加任何评论。所以，对于眼下这个故事，我预期其结果也差不多就是这样。你可以跟我一样，认为好莱坞本来就是这样的，你也可以用鄙夷的态度漠视它:对于我们不懂的事情，我们保留意见。其实，好莱坞也是可以理解的，只不过那种理解是模糊的，闪烁的。能够把整个电影行业的方方面面都装在脑子里的男人，全世界还不到半打。而对于一个女人，要想对它的运作机制有最透彻的了解，最好的办法也许就是试图去了解其中某一个男人。我对这个世界的了解，是从坐飞机开始的。从小学、中学到大学，父亲总是要我们飞过来，飞过去。在我上大三的时候，我姐姐死了，从那以后，我就独自一人飞过来，飞过去，可是坐在飞机上，我就会想起她，这叫我感到有点沉重、抑郁。有时候在飞机上，我会见到一些我认识的电影行业的人，偶尔还会遇上个讨人喜欢的大学男生——但在“大萧条”那会儿却不常见到。在旅途中我很少真的睡着，因为要想埃莉诺，还有东西海岸像被一把利锯锯开的分裂感——至少在我们离开田纳西州那些孤零零的机场之前，我不会睡着。这次航行摇晃得特别厉害，旅客们很早就分成两拨，一拨倒头便睡，一拨根本不想睡。不想睡觉的那拨人当中，有两个正好坐在我对面，从他们零零碎碎的谈话中，我敢肯定他们是好莱坞的人——其中一个是因为他长得像，他是个中年犹太人，一会儿紧张而兴奋得谈笑着，一会儿蜷缩在那儿，痛苦地沉默着，好像准备跳起来一样；另一个是脸色苍白、长相普通、身材结实的男人，三十来岁，我敢肯定以前见过他。他可能去过我家的那幢大楼。但那时候我可能年纪还小，所以即使他认不出我来，我也不生气。那个空姐——她长得高挑、漂亮，皮肤黑得靓丽，电影界都崇尚的那种体形——问我是否要她替我铺床。“——哦对了，小姐，您是要阿斯匹林，”她靠在座位边上，随着六月的飓风不由自主地前后摇晃着，“还是宁比泰？”“都不要。”“我一直在忙着别人的事儿，没时间来问您。”她坐在我边上，替我和她自己都扣上了安全带。“您要口香糖吗？”一听这话，我才想起我嘴里也有一块，已经嚼了几个小时，早就想吐掉了。我把那东西用一页杂志包好，放进自动烟灰缸里。“我就知道你是个爱清洁的人——”空姐用赞许的口吻说道，“这种人总是先把口香糖包好，然后再放进去。”我们在半明不暗的机舱里，颠来倒去地坐了一会儿。那个地方仿佛就是在两顿饭之间、薄暮时分的一家高级餐馆。我们都在挨时间——而且没有什么目的。即使是那个空姐，我想，也要不停地反省自己在那儿干吗。她跟我谈起了一个我认识的年轻女演员，两年前她飞西部时正好跟这位演员遇上。那时候，“大萧条”正处在低谷，那个年轻女演员两眼紧紧盯着窗外，看到她那种专注的神情，空姐生怕她在企图往下跳。事实上，她似乎并不特别怕穷，只是怕革命。“母亲和我心里都明白自己想干什么，”她跟空姐透露说，“我们是想逃到黄石去，我们只是想在那儿过个简单的生活，直到这场风暴过去。然后我们再回来。他们不会杀艺术家吧——你觉得呢？”这个观点让我挺高兴。我眼前浮现出一幅美丽的图景——那个女演员和她母亲由几头善良的托利熊和几头温婉的小鹿喂养着，熊给她们送去蜂蜜，小鹿从母鹿那里把多余的奶给她们带过去，到了晚上就躺在他们身边，给她们当睡觉的枕头。等到她说完，我就告诉空姐，在那些动荡的日子里，有一天晚上，律师和导演曾经把他们的计划告诉我父亲。当要求提前受领奖金的退役军人征服华盛顿时，那个律师事先就在萨克拉门托河里藏好了一只船，他会沿着河溯流而上行驶几个月，然后再回来，“因为在革命之后，他们总需要律师们来料理那些法律事务。”那个导演倾向于认为，一切事物最终都会失败的。他备有一套旧西装、一件衬衫和一双鞋子——他从来没说过那究竟是他自己的东西，还是从道具间拿来的——他想要在“人群”中“消失”。我记得当时父亲是这么说的:“可他们会检查你的双手！他们会知道你好几年没干过体力活了。他们会问你要工会卡。”我至今还记得那个导演的脸拉得有多么长，吃甜品的时候脸色有多么忧郁。我觉得那些话是多么好玩，多么可爱。“你父亲是演员吗，布雷迪小姐？”空姐问道。“我肯定听到过这个名字。”一听到布雷迪这个名字，过道那边的两个男人都抬起了头。他们斜着眼看人——那是好莱坞特有的眼神，好像总是从肩膀上望过来的。那个年轻、苍白、结实的男人立刻解开安全带的扣子，站在我们身边的过道上。“你是赛赛莉娅布雷迪？”他质问道，好像我一直在瞒着他。“我说嘛，难怪那么眼熟。我叫怀利怀特。”他本来没必要说那最后一句——因为同时有另外一个声音说道:“当心脚底下，怀利！”另一个男人在过道上擦着他的身子过去，直奔驾驶舱的方向。怀利怔了一下，有点慢了半拍，用挑衅的口气在他背后嚷了一句。“我只听从机长的命令。”我听出来，这是好莱坞的权贵和他们的爪牙之间常有的一种打趣的对话。那个空姐批评他说:“别大声嚷嚷——有乘客在睡觉。”我这才发现，过道那边的另一个男人，那个中年犹太人，也站在那儿，用那种直截了当、旁若无人的放荡的眼神，瞪着那个刚过去的男人——准确地说，是那个男人的后背，因为那个男人头也不回地向后做了一个像是再见的手势，不一会儿就没影儿了。我问空姐:“他是副机长吗？”她解开我俩的安全带，想把我交付给怀利怀特。“不是，他是史密斯先生。他有一个私人包间，叫“新娘套房”——只供他一人享用。副机长总是穿制服的。”她站起来，“我去看看，我们是不是要降落在纳什维尔了。”怀利怀特惊呆了。“这是怎么回事？”“密密西比山谷里有暴风雨。”“这么来说，我们整个晚上都得等在这儿啦？”“暴风雨不停，就只能这样！”飞机突然往下一荡，似乎预示了这种可能。这一荡，把怀利怀特震得在我对面一屁股坐下，猛地把空姐向驾驶舱的方向抛去，把犹太男人也扔进座椅里了。乘客中传出一阵不满的惊叫声，那叫声审慎而平静，是飞机一族所特有的。随后，大家都安定下来。于是开始了一番介绍。“布雷迪小姐——施瓦茨先生，”怀利怀特说。“他也是您父亲的好朋友。”施瓦茨先生使劲点着头，我几乎能听见他说，“这是真的，上帝可以作证，真的，真的！”他原本可以在他一生中某个恰当的时机，堂堂正正地说出这句话来——但是在他身上一定发生过什么大事。见到他，就像见到一个遭到过拳打脚踢或撞车之后，被弄得鼻青眼肿的朋友。你会盯着你的朋友，问:“你怎么啦？”而他的回答是从断了的牙齿和肿了的嘴唇中发出来的，含含糊糊，听不清楚。他甚至没法告诉你发生了什么事儿。施瓦茨先生的外表没什么特点；波斯人的夸张的鼻子，斜侧的眼影，都是天生的，就像我父亲微微翘起的鼻孔周围那种爱尔兰式的红晕。“纳什维尔！”怀利怀特叫了起来。“这就是说，我们要去酒店。要明天晚上我们才能到西海岸了——这么说。天哪！我就是在纳什维尔出生的。”“我倒觉得你应该再到那儿去看一看。”“决不——我一直不去，都十五年啦。我希望永远也不再见到那个地方。”但他还是得去——因为飞机正在准确无误地下降，下降，下降，就像爱丽丝掉进兔子洞里一样。我把两只手做成罩子的样子挡在窗前，在左前方，我远远地看见那个城市模糊的轮廓。自从我们驶进暴风区域之后，“请系好您的安全带——请勿吸烟”的绿色信号，一直亮着。“你没听见她说的话吗？”施瓦茨先生坐在过道那边说道，打破了他愤怒的沉默。“听见什么？”怀利问。“听听，他叫自己什么？”施瓦茨说。“史密斯先生！”“怎么，不行吗？”怀利问。“没什么，”施瓦茨随即说道。“我只是觉得挺好玩，史密斯。”我还从来没听到过比这更苦涩的笑声:“史密斯！”我猜想，自从有了转机航站以来，大概还没有任何东西像机场那样——那么孤独，那么阴郁、沉寂。航站用陈旧的红砖砌成，一直延伸到以这些航站命名的城市的中心——除非住在这座城市里，否则人们是不会从这些孤立的站点上起飞的。但机场也把你引向遥远的历史，比如绿洲，比如伟大的贸易道路上的那些驿站。飞机上的乘客单独或结成对子，在茫茫的黑夜里游荡着，走进机场。在任何一个晚上，这种景象都会吸引一小群甚至两三群人。年轻人望着飞机，老年人看着乘客，眼里充满着警觉和狐疑。在这架横穿美洲大陆的巨大的飞机上，我们是沿海地区的富人，从美国中部的云端上下降到地面是极为偶然的。在我们这群人中间，很可能会有一些新奇的人物，可表面上却假装成一个电影明星。但大多数情况都不是这样。我总是热诚地希望我们能够打扮得比真实的我们更有趣一些——在首映式上我经常这样，因为影迷们会因为你不是明星而投来鄙视和责难的眼神。到了地面上，怀特和我突然成了朋友，因为他在我走出机舱时伸出手臂来扶我。从那时起，他就死缠着要跟我好——而我也挺乐意。从我们步入机场的那一刻起，事情就变得十分明朗，如果我们在这儿搁浅了，那我们俩是一定搁在一块的。（这跟我当年与我的男友分手时不同——当时我的男友跟那个叫雷娜的女孩一起，在新英格兰的靠近本宁顿的一个农场的小房子里弹钢琴，我终于意识到我是多余的。广播里正播放着盖伊隆巴尔多演奏的《礼帽》和《脸贴脸》，而那个女孩在教他弹奏那个曲子。当女孩为他演示如何弹奏低音和弦时，她张开的手掌罩住了他的手，音符像树叶一样降落下来。当时我还在上大一。）当我们走进机场时，施瓦茨先生也跟着我们，但是他有点像在做梦。我们在问询处探听确切的消息，而他的两眼却一直盯着登机口的那扇门，似乎害怕自己没上飞机，飞机就飞走了。后来，我因为去小解离开了几分钟，结果发生了一件事儿。我没看见是怎么回事儿，但当我回来时，我看见他和怀特紧挨地站着，怀特说着话，而施瓦茨看上去胖了一圈，像被一辆大卡车在倒车时撞过一样。他不再盯着登机口的那扇门了。我听到怀利怀特说的最后几个词……。“——我告诉过你要闭嘴。这是你自找的。”“我只是说——”我走过去，问有什么新的消息，他就没说下去。当时已经是凌晨两点半了。“只有一点消息，”怀利怀特答道。“反正他们觉得在三个小时之内，我们是飞不了的，所以有些没用的人就去酒店了。可是我想带你们到‘鹤梅退居’去，那是安德鲁杰克逊的故居。”“黑咕隆咚的，我们怎么看得清楚啊？”施瓦茨质问道。“真见鬼，再过两个时辰，太阳就出来了呀！”“你们两个去吧。”施瓦茨说。“好吧——你乘大巴去酒店。车还等着呢——他就是这种人。”怀利的话音中带着嘲讽。“兴许这样还更好呢。”“哦不了，我跟你们去吧。”施瓦茨赶紧说道。走出机场，便是黑漆漆的乡间，我们叫到了一辆出租车，施瓦茨看上去开心点了。他拍拍我的膝盖骨，表示鼓励。“我应该一起去的，”他说。“我应该陪你，做你的监护。在我发财那会儿，我有一个女儿——一个漂亮的女儿。”他说话的口气，好像他女儿是作为有形资产卖给了债权人一样。“你还会有一个的，”怀利向他保证说。“你会把这一切都要回来的。等到时来运转的时候，你就会像赛赛莉娅的爸爸一样。他会的，赛赛莉娅你说呢？”“那个‘鹤梅退居’到底在哪儿呀？”没多一会儿，施瓦茨问道。“要到世界的那一头吗？我们会不会误了飞机呀？”“你省点心吧，”怀利说。“我们该把那个空姐给你带上。你不喜欢那个空姐吗？我倒觉得她挺招人怜的呢。”我们的车开了很久，翻过一片明亮而平坦的乡间地带，只看见一条路、一棵树、一个农舍、一棵树，就突然间上了一片七转八弯的林地。虽然周围很黑，但我还是能感受到那林地中的树木是葱绿的——跟加利福尼亚州的沾满灰尘的橄榄叶的色调完全不同。忘了在哪条道上，我们还遇见过一个黑人，正赶着三条母牛。他吁吁地喊着，把牛赶到路边上，那些牛哞哞地直叫。它们是真的牛，身体是温热的，肋腹部是光滑的，那个黑人的影子真像是从黑暗中渐渐透出来的。怀利给他一个二十五分的硬币，这时我看见他紧贴着我们的车子，深褐色的大眼睛盯着我们。他说“谢谢你们——谢谢你们”，然后站在那儿。我们的车开走时，他的牛又在黑夜里哞哞地直叫。我回想到我第一次见到羊的情形——有一百多头，我们的车突然向它们开去。那是在老拉姆勒的摄制场地外景。那些羊不喜欢被拍到镜头里去，但跟我们一起在车里的那些人不停地说:“爽吧？”“你要的就是这个效果吧，迪克？”“爽得不能再爽了。”那个名叫迪克的人不停地从车里站起来，眺望着那以银灰色的羊毛组成的波浪，好像他是科尔特斯，或者巴尔博厄。我知道他们当时在拍哪部片子，但现在已经记不清了。我们的车开了一个小时。我们从一座铺着木板、咯吱咯吱响的旧铁桥上，开过一条小溪。公鸡开始鸣叫了，我们每次经过一个农宅，都会影影绰绰看见几个蓝绿色的影子在动。“我跟你说过吧，天马上就亮了，”怀利说。“我就生在这附近——我是南方的穷人家的孩子。我家的那栋楼现在改为露天厕所了。我们家有四个都是给人当佣人的——我爸、我妈，还有我的两个姐妹。我不愿意走他们的路，所以就去了孟菲斯，自己创业，可是目前难以为继。”他搂着我。“赛赛莉娅，你愿意嫁给我吗？那样我就可以分享布雷迪的家产了。”他的话使我消除了戒备，我把头枕在他的肩膀上。“你是干什么的，赛莉娅？还在上学？”“我在本宁顿上学，读大三。”“哦，对不起。这我应该知道的，可我从来没有机会上大学。可是大三——我在《绅士》杂志上看到，大三没什么可学的，赛赛莉娅。”“为什么大家都以为大学女生——”“不要感到自卑——知识就是力量。”“看你说话的样子，你是觉得我们在向好莱坞进军吧，”我说。“实际上它一直落后于时代，都不知落后多少年了。”他假装很惊讶的样子。“你是说东部的女孩没有私生活？”“算你说对了。其实他们是有私生活的。你别烦我了，离远点。”“我没法挪了。那样可能会弄醒施瓦茨的，我觉得那是他几个星期以来头一次捞着睡觉。告诉你，赛赛莉娅，我曾经跟一个制片人的老婆有过一段恋情，时间很短。结束的时候，她还挺认真地跟我说，她说:‘别跟人讲这事儿，否则我会教人把你扔出好莱坞的。我丈夫比你势力大多了。’”这时，我又开始喜欢上他了。过了一会儿，出租车转了个弯，来到一个弥漫着金银花和水仙花香的长长的小道，终于在安德鲁杰克逊故居这座灰色的庞然大物前面停下。司机回过头来想给我们作个介绍，被怀利嘘住了，他指了指施瓦茨，然后我们就轻手轻脚地溜出了车子。“你们现在进不了那幢大楼房。”司机礼貌地告诉我们。怀利和我走过去，在台阶上宽大的石柱对面坐了下来。“那么施瓦茨呢？”我问道。“他是什么人？”“施瓦茨真是活见鬼了。他以前是某个公司的头头——是第一国立制片公司？派拉蒙？还是联美？现在他算是倒霉透了。但是他会好起来的。在电影界，除非你吸毒或者是个酒鬼，否则是不会退出来的。”“你不喜欢好莱坞吧。”我试探地问道。“我咋不喜欢？我喜欢得很。哎呀，我们怎么在安德鲁杰克逊故居的台阶上谈这些个——天都快亮了。”“我喜欢好莱坞。”我坚持说道。“好吧好吧。那是安逸乡、淘金城。这话是谁说的？我说的。对于那些能干的人来说，那是个好地方，但我是从佐治亚州的萨凡纳到那儿去的。我第一天就去了一个花园宴会。我的主人跟我握了手，然后就离开了。那儿什么都有啊——游泳池，每吋两美元的水藻，漂亮的猫也可以喝酒喝饮料————可是没有人跟我说话。连个鬼也没有。我跟五六个人搭讪，但他们都不理睬我。我就这样呆了一个小时，两个小时——然后我从座位上站起来，像疯子一样，一溜烟地逃掉了。我回到酒店，服务生给了我一封信，上面的收信人是我，我这才感觉自己有了一个合法的身份。”我当然从来没有那种经历，但回想我曾经去过的宴会，我意识到这种事情是可能发生的。在好莱坞，我们不太喜欢跟陌生人搭讪，除非他们脸上贴着个符号，表明他们的斧子早就在别处磨得铮亮，而且无论如何也不会落到我们的脖子上——换句话说，他们必须是名人。但即使如此，也还得多加小心。“你应该把这事儿看淡些，”我庆幸地说道。“他们这样无礼并不是针对你的——而是针对以前他们遇见过的那些人的。”“这样漂亮的女孩子——说起话来还这么懂道理。”东方的天边透出一丝急切的骚动，怀利可以看清我的样子——瘦小个子，脸形不错，很有气质，而且思想活跃。我不知道五年前的那个凌晨，我到底是什么样子。我想可能会衣冠不整、脸色苍白，但是在那种年龄，人都会有一种错觉，以为任何冒险都是美好的，我只需要洗一个澡，换身衣服，再坚持几个小时也没问题。怀利看着我，眼里含着艳羡和倾慕——没多一会，我们就不再是独处了。施瓦茨先生非常抱歉地走过来，打破了这片美丽的景色。“我栽倒在一个金属的大把手上了，”他边说，边摸着自己的眼角。怀利跳了起来。“你来得真是时候啊，施瓦茨先生，”他说。“旅游还刚刚开始呢。这个故居原来属于老山核桃——美国的第十任总统，新奥尔良的胜利者，国家银行的死敌，政党分肥制的发明者。”施瓦茨看着我，就像看着陪审团。“在你面前是一位编剧，”他说。“他什么都懂，什么也不懂。”“你这是什么意思？”怀利不满地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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