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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祖埃·卡尔杜齐GiosuèCarducci（1835—1907）生于比萨城附近的一个小城镇，自幼聪颖好学，1853年以优异成绩毕业于比萨师范学院后，到瓦尔达诺镇中学任教；1860年被举荐到博洛尼亚大学主讲修辞学。卡尔杜齐自童年起开始写作诗歌，深受古希腊、古罗马和意大利诗人但丁等的风格影响。早期诗集《青春的诗》（1871）、《轻松的诗与严肃的诗》（1861-1871）颂扬法国资产阶段革命，谴责外来侵略和封建专制，抒发了诗人渴求民族独立、自由和平等的强烈感情。著名长诗《撒旦颂》完成于1863年，歌颂撒旦的叛逆精神，严厉抨击教会势力扼杀自由和理想的罪恶。晚年的卡尔杜齐反叛精神渐趋温和，政治上日趋保守，诗歌也渐失往日的锋芒。诗集《新诗钞》（1861-1887）、《野蛮的诗》（1877-1889）和《有韵的诗与有节奏的诗》（1887-1898）等大都逃避现实，显露出颓废主义的情调。1906年，卡尔杜齐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本书内容均是卡尔杜齐的经典诗作，书中诗篇的主题多种多样，既有对祖国统一的称颂，对历史的史诗般的回顾，也有对道德理想和文化追求的向往，但更多的是逃避现实生活，对自然风光的吟咏，对青春和爱情的欢乐的追忆，也有对个人感情和生命奥秘的探究和内心痛苦的哀叹。在艺术上，袭用古希腊、罗马诗歌的韵律，追求形式上的完美，显露出颓废主义的情调。讲究整体结构，注重抒情风格，力求将结构上的形式美与听觉上的乐感美和谐地结合起来。诗人试图通过自己的作品继承古典诗歌的传统，对当代流行的浪漫主义诗歌进行革新，树立起格调优美、清新、自然的新古典诗歌的风范。
1906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意大利新古典主义诗人站在世纪的山顶上，他的诗歌具备一种永久性的美的价值。
颁奖辞瑞典学院常任秘书.C·D·威尔逊本年度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提名的诗人与作家可谓众矣，瑞典文学院于其中选择了一位伟大的意大利诗人，长期以来，他一直为敝院及整个文明世界所有目共睹。殆自囊古时候起，欧洲人便为意大利的历史文化和艺术珍宝，以及其和煦宜人的气候所吸引，自北方来到这里，直至那永恒的罗马，才驻足下来，正如意大利的统一也以此地为终点。然而，在抵达罗马以前，该国他处的风光也无不令旅行者们流连沉醉，其中便包括位于亚平宁山群山中的伊特鲁里亚城市博洛尼亚。关于这座名城，我们在卡尔·奥古斯都·尼坎德的《恩佐歌集》中已有详闻。中世纪时期，以其大学所获得的学术盛名，博洛尼亚成为意大利的文化重镇。它曾以权威的法学而闻名，如今更又以瑰奇的诗歌著称，因此，时至今日，它仍然无愧于“博洛尼亚的教诲”这一俗谚。就目前而言，它在诗歌上最荣耀的成就，则来自本年度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乔祖埃·卡尔杜齐。1835年7月27日，卡尔杜齐出生于意大利托斯卡纳大区西北的卡斯特尔罗。对其童年和青年时代的回顾，卡尔杜齐本人有过生动有趣的讲述，且有好几部文笔出色的传记也已就此着墨过。为了对卡尔杜齐的心地和才华有一个恰切的评价，我们应当知道，他的父亲米谢尔·卡尔杜齐医师是一位烧炭党人，曾积极投身于意大利的自由政治运动，而他的母亲则是一位知书达理的女士。早先，米谢尔在卡斯特尔罗谋到一份医师的差事，诗人因而在托斯卡纳的玛雷玛度过了幼年的时光。他的拉丁文受业于乃父，这使得他对该语言的文学如数家珍。虽说卡尔杜齐后来对曼佐尼的观点多有批判，但在此之前，他的父亲对这位诗人的崇拜于他有着深远的影响。自彼时起，他便开始习读《伊利亚特》与《埃涅阿斯纪》、塔索的《被解放的耶路撒冷》、罗林的罗马历史著述，以及梯也尔的法国革命论著。在那个铁血激荡的年代，可以断言，这位年轻诗人已然开始将一切既往与将来之事物，熔铸于其熊熊如火焰一般的想象力中。很快，他便成长为一位小革命者。据其人自叙，卡尔杜齐曾于儿时的游戏中，与兄弟朋伴组建过由9人执政官或护民官治理下的“共和国”，且时常为国事吵得不可开交，种种“革命”与“内战”也在这个小国度中时有爆发。他曾以石子击退过即将跨过卢比孔河的“恺撒”，因而挽救了“共和国”，继之又在翌日的较量中，被那位“恺撒”大大地还以痛击。自然，这不过是儿戏，然而卡尔杜齐其后对共和制的强烈同情，却于此可见一斑。1849年，卡尔杜齐举家迁至佛罗伦萨，进入一所新学校念书。在那里，除却必修课程，他首次接触到了列奥帕尔迪、席勒和拜伦的诗作。此后不久，他便开始了自己的诗歌创作，写成了一些十四行的讽刺诗。其后，在比萨的高等师范学校里，他以饱满的精力完成了自己的学业，去圣米尼阿托当了一名修辞学教师。由于他将自己的激进思想表现得过于锋芒毕露，以至于大公国政府不得不撤销他竞任成功的阿雷佐小学校长一职，于是他便去了庇斯托亚，在中学里教授希腊文。后来，他获得博洛尼亚大学的教席，并成为那里的一位学界耆宿。这便是卡尔杜齐大致的人生轨迹，倾其大半生，不可谓没有抗争存在于他的命途中。有一段时期，他甚至被撤去了在博洛尼亚大学的教席，还几番涉身于同几位意大利作家的论战中。且就个人命运而言，他也是经历过一些悲剧的，尤其令他心痛者，是兄长但丁的自杀。好在，家庭与天伦之爱给了他莫大的慰藉。为意大利争取自由的斗争，是贯穿卡尔杜齐感情发展始终的线索。他是一腔热忱的爱国者，全副心灵都系于此。即便阿斯普罗蒙特和曼塔那的战事失利令他痛心疾首，即便新组建的议会政府让他倍感失望，诗人对于爱国事业的赤子之心却始终拳拳未变。任何可能阻挠意大利走向统一的情况，对于他的心地，都不啻为酷烈的煎熬。为此，他甚至觉得急不可待，而对于一切外交上的蹉跎予以强烈谴责。与此同时，他的诗歌也如花朵一般进入了盛放的时节。虽然他亦多有优秀不刊的史学和文艺论著，但我们首先应当给予关注者，却是他的诗歌，因为这才是令他实至而名归的最显著的成就。如其集子的名目所云，《青春的诗》(1863)所包含的，是一些他在19世纪50年代创作的篇什。其特色大致有二:一者是古典文学的余韵，多有向日神阿波罗与月神狄安娜的吟咏鼓呼;另一者为爱国主义的基调，对阻碍意大利走向统一的天主教权的极力憎恶。他对于教皇极权主义的痛恨是如此强烈，乃至他在歌声中，不停地呼唤着古罗马的宏大意象、法国大革命的光荣场景以及加里波第和马志尼的英雄形象。在另一些时候，他忽而又悲观起来，痛心于意大利形势的日渐颓坏，为古时的美德与伟业所遭受的玷污而忧愁，无以复加地陷入绝望。此种苦闷，可以作为卡尔杜齐对其他一些诗人和作家加以抨击的注脚。他论战的笔力是异常刚猛的，但于《青春的诗》中，我们也可以见到一些如歌颂维克多·伊曼纽尔之类的积极进取的诗作。此诗作于1859年，意奥之间的战事迫在眉睫，他在其中对高举意大利统一旗帜的君主给予了热烈的褒扬。这种爱国主义的情愫，也宣泄于十四行诗《马根塔》和诗篇《公民表决》中，他再度申明了自己对于伊曼纽尔二世钦佩……然而，在《青春的诗》一集中，称得上最优美的，也许是献给萨伏依的十字架的那一首……乃后的集子《或轻松、或严肃的诗》(1868)，包括了他在60年代的诗作，其中多少可以听见一些忧伤的曲调。卡尔杜齐的怨望，多半是为罗马的久攻不下而发，但也掺杂着其他一些政治事件令他所产生的遗憾，他曾一度对之抱有极高的期许。不过，这部集子仍然不乏华美之作。14世纪诗歌于诗人的影响是如此深远，以至我们可以从其诗篇中听见彼一时代的余响，如《白党诗人》与庆贺意大利王国成立的那一首，令人如闻韶乐。在《新的诗》(1877)和三集同名的《野蛮的诗》（1877~1889)中，卡尔杜齐的抒情诗作臻于成熟，在风格上进入了尽善尽美的境地。于前一集中，往日那挥动火与剑战斗着的、笔名署作伊诺特里奥·罗慕诺的狂狷的诗人不见了，反之，他的曲调倏然一变，为世人唱起了另外一种恬淡平和的歌子。序作《致诗歌》便极富乐感，完全称得上是一首真正道尽了诗歌之美的赞美诗，其尾声也大有卡尔杜齐本人的风骚……他对于自己的心性有了更多的了解，并将其喻作第勒尼安海。他不再一味地沉浸于悲愁，在那首迷人的《玛雷玛牧歌》中，喜悦之声令人陶然沉醉，另还有怀念雨果的《清晨》，以及那一组可爱的题为《古希腊之春》的诗歌，莫不教人读之口舌生香。《怒潮》一组，由一系列十四行连篇而成，抛却价值不论，却难得地将卡尔杜齐对于法国大革命的钦慕之情吐露无余。诗人的大成之作，无疑当属《野蛮的诗》。这三部集子，其一发表于1877年，其二发表于1882年，其三发表于1889年。世人对于这部作品的形式多有訾议，有些是不无道理的。卡尔杜齐虽然亦采用古典诗歌的韵律，令人觉得似曾相识，但是，他却对之进行了彻底的改造。另就诗歌的内容而言，也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其人的天才，以前所未有的高度，呈现于《野蛮的诗》的某些篇什之中，仅以优美动人的《米拉马雷》和感人至深的《秋晨的站台》两首，便足以说明一端。催发这些诗作的，只有那至高的才思与至深的灵感了。《米拉马雷》叙说悲惨的大公马西米利亚一世以及他那短暂凶险的墨西哥之行，既不乏生动的自然意象，也大有悲沉的戏剧格调，在其中，诗人流露出一种在面对奥地利题材时少有的慈悲。而且，在《有韵或有节奏的诗》(1898)当中，那一首为伊丽莎白女皇的悲惨命运而创作的优美诗篇里面，此种情感再次流淌于他的笔端……这样一种激昂又含蓄的诗才，足以令人找到一些矛盾，对他的指刺与褒奖亦因此同时而至。然而，这丝毫不能影响我们对诗人的评价，卡尔杜齐确乎是世界文坛至高的天才之一。试想，即便连那最伟大的诗人，都不能逃脱别人乃至同胞的非议，而其可称为完人者，孰与？虽说种种责难也并非完全由他的倾向于共和制而发，但是，且教这位诗人保留自己的见解好了，又有谁可以因此而批评别人呢？无论如何，岁月渐渐磨蚀去了他对于君主制的痛恨，以至于他开始认为，王朝才是意大利独立统一的维系。事实上，他为此颇写过几首献与意大利王太后玛格丽特的诗。这位王太后以其年纪与德望，深受举国士女的景仰，她那富有诗意的心灵，也因而得到了卡尔杜齐辞采洋溢的赞美。在雍雅华美的《致意大利女王》以及传世不朽的《琵琶与竖琴》二章中，他采用了普罗旺斯式的起兴，以及田园诗派的格律，以美好深沉的礼赞向她致以诗人的敬意……以此之故，一些固执且狭隘的共和党人将其视为封建余孽，对此，诗人做出了高尚铿锵的答复:这只是一首无干于政治的作品，其旨在献与一位母仪天下的老妇人，至于他本人，应当有权保留对尚存于世的意大利皇室进行思考与写作的自由。至于他与朋党之间的龃龉，其起因皆不在此。那些不合与其说是出于政治，毋宁说是出于宗教，因为他对于基督一向有着过激的讥刺，且汲汲于异教信仰。这种态度，可见于他早年所做的《撒旦颂》中。人们对于诗人与基督为敌的态度的批判，确有其道理，他对此也在《声明与战斗》之类的文章中做了辩护，虽说仍不得大家的谅解。然而，察其当时情势，卡尔杜齐的这一立场却也不难于理解。至少，这种异教信仰在新教徒们来看，是可以理解的。作为激进的爱国者，他有很多理由，可以将天主教当作阻挡意大利走向自由的恶势力，这与他的梦想势如水火。以至于，他甚至将基督等同为天主，混淆了彼此的教义，将酷烈的怨谤加诸前者身上。他有另外的一种宗教情怀，流露于其别一些诗篇中。如《栗粉粥教堂》一诗的结尾，便与《在哥特式教堂里》形成了有益的对照，对此我们是不可不察的。而至于那首大逆不道的《撒旦颂》(1865)，倘有人将之与波德莱尔的诗歌并作一谈，同斥为有害无益的“恶魔崇拜”，那么，这对卡尔杜齐便实在有失公允。其实，卡尔杜齐在其中所谓的“撒旦”，只是一个选择失当的称谓，究其本义，当指“金星”，即那预示着人间光明的、向来被视为变革先驱的、抗争一切清规戒律的象征。不过，在这样一首批判苦行主义的诗作中，夹入对季罗拉莫·萨佛纳罗拉的赞美，还是教人不知所云。《撒旦颂》中的这类抵牾不在少数，以至于，诗人新近已幡然否定了这一整首诗，称其不过只是“粗鄙的俚曲”。如此看来，对此的纠缠大可以宣告结束了。卡尔杜齐既得古典文学的滋养，又深受但丁、彼特拉克二诗人之遗泽，善文而通史，对于此等诗人，我们实在难以将其归类。他的主义，并非传统的浪漫主义，而是师法自古典理想和彼特拉克情怀的人文主义。虽然人们对于他的批判有失有得，但无可否认，他从未在爱国主义和自由精神的立场上有过偏离，也从未对庸俗事物和声色之欲有过妥协，他的灵魂，是为至高的理想所化育的灵魂。就卡尔杜齐对于诗歌之美所具备的天才的表现能力而言，我们认为，他最值得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以此，瑞典文学院谨向这一位蜚声环球的诗人致以隆重的敬意，在其母国赋予他的褒奖之外，再度献上来自敝院的景仰。此前，意大利已将卡尔杜齐选举为参议员，并授予他足量的终生俸金，以作为其人为该国所赢得之荣耀的投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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