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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志凤，大连民族大学文法学院副教授，中国国际汉语修辞教学研究会理事。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古典文献学和汉语言文字学。出版著作《<墨子>译注》《<吕氏春秋>译注》等，在《古籍整理研究学刊》《文艺评论》等期刊发表学术论文《傅玄及其<傅子>》《<千字文>对<诗经>的承袭》《甲骨文研究述评》《舞龙的文化底蕴》等二十余篇，主持各级科研项目十余项。
中国古典文献浩如烟海，它是中华民族宝贵的文化遗产，其中蕴涵着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实施国家古籍保护工程，加强文化典籍整理研究工作，是当前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重点任务之一。当代学人有责任和义务对我国的古典文献进行整理、研究与传承，阐发文化精髓，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研究提供新思路，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保护传承与传播交流提供文本依据。傅玄是魏晋之际著名的学者，《傅子》是傅玄*为重要的作品，也是他在中国思想史上产生重大影响的一部政论、道德论和史论文集。倍受《群书治要》《北堂书钞》《艺文类聚》《四库全书》等典籍所重。关于《傅子》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由于多方面的原因，《傅子》的整理与研究没能得到充分有效的拓展:首先，研究方法单一化，孤立地进行静态文本研究；其次，研究的视域较窄，缺乏对文献的外译与传播，对其文化功能没有予以足够的重视。在传统文化保护、传承及传播方面，存在着亟待拓展的学术空间。《《傅子》释读（汉英对照）》在前人有关《傅子》研究的基础上，结合近年来新的研究成果，在弘传优秀传统文化的视域下，对魏晋时期的重要文献《傅子》进行重新解析。《《傅子》释读（汉英对照）》由四部分组成:*部分为绪论，概述傅玄及《傅子》。第二部分为上编，《傅子》导读。对《傅子》的哲学派别加以考证，介绍《傅子》的现存辑本、地位影响、研究情况，重点对其思想及其文化潜能进行归类分析。第三部分是下编，傅子校释。以严可均辑本为底本，运用传统的考据与训诂方法，对严可均所辑的《傅子》内篇进行辑佚、校勘、考订与注释，运用现代汉语和英语对文献原文进行双语释义。第四部分为附录，包括傅玄传、《傅子》提要、相关研究论文索引及参考文献等，系统地梳理《傅子》的传承脉络，使读者对该领域的研究有较为整体的把握。书中坚持传统考据学的特色进行详审校注与释读，又与时俱进地阐释其符合新时代中国发展进步要求的文化要义，突破了传统思想的局限性，创设性地运用了语码转换式双语释义，将文言文译为现代汉语后，再转换为英文，这种古今中外语言的有机融合是将国学典籍英译的大胆尝试。《《傅子》释读（汉英对照）》倡扬朴学之风，抛弃空疏之论，兼采众家之长，又具一家之言，本着科学性、系统性、开放性的原则做了新的研究尝试，力求注译精粹，力致达雅，治学严谨，资料可靠。
《<傅子>释读（汉英对照）》:（一）《傅子》的政治思想《傅子》内篇集中反映了傅玄的政治思想，是为司马氏的统治提供参考的，是论“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然后知秉要执本，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提醒人君从历史的兴衰中吸取经验教训，从现实的需要里寻找安邦治国之道。*，傅玄提倡存重儒教，援法人儒，通儒达道。提出了人主为君之道:正天下、兴天下、治天下。（1）傅玄强调人主欲正天下，先要正己立身，*重要的是立公与履信。傅玄提出“息欲明制”的办法，告诫统治者在生活享受方面，不能无节制地一味贪图声色之好、货物之求。无欲而俭是福，不知足而奢是祸。作为人主，应该近观天下物力民情，远鉴前代纵欲失民之祸变。人主心正而行公道且立公制，才能使君臣彼此相互理解，下民无怨。傅玄要求人主按照儒家的一套伦理道德主张，注重修身正心，去私立公，息欲明制，以通天下之志，实现以礼治国的理想。《义信》篇指出，信结于上，出于上；行于下，化于下；贯穿于人伦，体现于安上治民。傅玄建议司马氏以信来争取民心。“以修身为本”“立身以诚信”，这两项化下齐众、求福免祸的大计方略，是傅玄特别申诉的道理。从实践上讲，即便是从傅玄推崇的延续四百多年的汉王朝挑出*开明的皇帝来考察，也没有哪个君主在“正心”“修身”方面，能自始至终地实践自我完善的历程。至于汉魏时期，大一统的政权崩溃，儒学的权威地位下降，军阀割据的局面形成，杀伐篡夺的政局变化不断发生，可以说这又是一次礼崩乐坏的危机。在这场危机中，傅玄呼吁入主按儒家政治思想的要求，将政治的途径引向自省修身的道德伦理的轨道上，是难以实现的。（2）傅玄认为人主欲兴天下，应该重视推己及人的伦理方法，特别推崇恕道与孝道。他主张居尊在上者要自觉主动地想到百姓，体察民情，实行仁政，人君应有仁恕之心，全社会形成孝亲之风，上下相接，天下所归，可得而安。在《仁论》篇中，傅玄向人主提出两点要求:思、行。所谓思，即“内推其心”，由人伦之情出发，“以恕乎人”。《礼乐》篇同样讲君臣、父子、夫妇这“三本”为“礼教”的“大本”，说明“由近以知远，推己以况人，此礼之情也”的道理。所谓行，即为百姓兴利办实事，以拯救百姓免于饥寒冻馁。他还指出，人君内修其德，仅有“推己及人”的意识，还是不够的，重要的是要有“兴利”的实际举措，必须让“崇仁”见诸“兴天下”之行，使“天下所归”，有施有报，民生有疾苦，人君要以此为忧，救民于水火之中。在《仁论》篇，傅玄突出了“事亲之道”，以“孝”为先。傅玄提出“崇仁重孝，内孝外仁；人不兼爱，但要兴利；孝可短丧，以事亲为重，代表忠节”，这种主张明显是矛盾的，是有意为司马氏禅代制造根据。（3）傅玄主张人主若治天下，必须因物制宜，实行法治。治天下要有法的约束，法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法的手段还必须相辅相成。《假言》《释法》论述了天地之道与圣人之治都是因物制宜的。在礼与刑的问题上，傅玄主张以史为鉴，宽简者昌，苛峻者亡。他否定秦王朝的严刑与亲法，肯定汉王朝的统治。他还指出礼治与法治是不可偏的，在《法刑》篇表明法不可去，仁也不可去，要持法有恒，两尽其用。根据现实，应该坚持先礼后刑的方针，以德化民，争取民心。赏与罚是人君治国交替使用的两种基本手段。傅玄进一步指出，既要公而不贰，又要善赏罚与慎赏罚两相结合。赏罚的目的，是要使“威德与天地并”，“使其民可教、可制”，所以不能轻忽。善赏罚可体现威德的客观公正性，慎赏罚则可反映君主立威树德的主观严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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