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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民泰，男，汉族，四川省都江堰市人，曾当过教师、记者、统战干部，现在都江堰市文联从事专职文学创作。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鲁迅文学院第21届中青年作家高级研讨班学员，巴金文学院、成都文学院签约作家。主要作品有中短篇小说《妖绿》《无处潜伏》《纸牌坊》《蝴蝶飞》等，长篇小说《玫瑰陷阱》《锦绣》《绝世天书》等。曾获成都市金芙蓉文学奖，成都市“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四川省作协“诺迪康”杯文学奖。
本书描写了抗战前川西平原军阀混战、鸦片烟泛滥成灾、人心人性大面积滑坡堕落的乱世乱相，抗战全面爆发，装备落后而羸弱的川军出川抗战，一路遭受的冷眼、所经历的惨烈牺牲，从历史、社会和人心深处，从国家政治生态和民族精神内部，冷竣观察和反思了70多年前那场灾难深重的民族救亡战争，深刻揭示了“国难是民族所有个人的命运之难，国殇是民族所有个人的精神之殇”的道理，对战争与人、战争与民族、战争与人心人性救赎这一重大主题，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堕落到抗争，需要的是血性。羸弱与强韧，是人性的两极。从罂粟花的沃野，到大抗战的焦土，真实再现穿过大半个中国的川人，如何用惨烈的牺牲实现人性的自赎；首度讲述洗雪“烂丘八”前耻的川军，兄弟同心忠贞报国、“外御其侮”的故事.川籍作家黎民泰饱蘸血泪描绘川地人心乱相图，慷慨悲歌川军出川抗战情。国家兴旺，匹夫有责。再卑贱微小的生命，都与国家、民族的命运紧紧相联。
民族正义是道德救赎的高标准
——评长篇小说《川流不息》
桫椤
抗战胜利七十年了，在这个关键的时间节点读四川作家黎民泰的《川流不息》，让我有了一次在历史的质感和温度中进行悲壮审美的体验。那场侵略与反侵略的战争是一场灾难，但它造成的绝不只是民族简单的痛。作者开篇的话说:“国难是民族所有人的命运之难，国殇是民族所有个人的精神之殇”，隐藏在这句话背后的，是作为个体的千千万万个同胞的生命的伤亡。没有比死亡更大的灾难了，八年抗战中很多人死去了，而活下来的人，他们生命中的某种东西也与国家和民族一起获得了涅槃后的重生。我们的民族和人民从来就不是怕死的，在侵略来临之前，民族传统、思维习惯和生活方式中充满封闭、短视、内斗甚至阴暗苟且的成分，但战争毫无悬念地激起了民族共同体内本在的血性。《川流不息》立足于四川和民间，以宏阔的抗战史为背景，用传奇的叙事真切地诠释了“先有国、后有家”、“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这些已经积淀为民族精神的家国情怀。
《川流不息》的故事入口和桥段设置出人意料，所以开篇就博取了我的强烈阅读期待。作者以民间视角切入，从军阀强迫川西人民种植鸦片入手，前半部分写鸦片本身和朝令夕改的“倡烟”和“禁烟”政令给农民带来的苦难。深究苦难根源，不在鸦片而在四川军政的混乱，地方与中央以及军阀围绕地盘和实力勾心斗角不顾生民死活，乡绅子弟作为不同势力的代言人也与民争利。作者将这些史实着落在崇义镇的李姓家族身上，兄弟三人李嘉祥、李嘉瑞和李嘉祺分别作为不同势力的代表，在各自主子和利益的驱使下“兄弟阋于墙”。作品后半部分的重点，军阀之间的矛盾斗争当然不会消解，但是作者将重点向上推至抗战大业上。兄弟三人率领川军子弟出川抗日，在装备条件极其简陋的情况下，从西安到太原，又从太原辗转至山东，真真是受尽屈辱却又报国无门。直到徐州会战被收留，仓促上阵防守滕县，大部分将士战死沙场。尽管李家兄弟各怀异心，但在战场上他们与川军子弟精诚团结，用鲜血和生命一洗川军被称作“烂丘八”的前耻，书写了一曲兄弟同心忠贞报国、“外御其侮”的豪迈壮歌。
川军与日寇在滕县的战斗被写的异常精彩而悲壮，突出显示出作者把控现场的能力。但文学作品除了有动人的语言，更要用形象说话。在《川流不息》中，我看到了复杂的人物群象，其中李家三兄弟的母亲是作者着力的形象之一。家学渊源的李氏家族是从“湖广填四川”的移民潮中从湖北迁来崇义镇的，老太太是这个士绅家族的家长，作者更赋予了她传统道义的化身。李家三兄弟一直在以《朱子治家格言》为家训的传统家庭中长大，但世事变迁之后，只有老太太恪守着家风。她反对李嘉瑞借鸦片唯利是图，支持李嘉祺的禁烟行动；在国难临头时，她深明大义，带头让儿子们投军报国，并拿出钱财资助参军的乡亲安顿家小，她的言行是传统民族情怀的具象化。李家祥在故乡招兵，老太太对儿子和佣人们说:“我家老大要招兵买马去打日本人了！这不是哪一个人的事，这是所有中国人的事！你们明天一早就到镇公所去，给我报名参军！有不想去的，也可以，那就马上卷铺盖走人，我们李家花园不雇这样的佣人和长工了！”当川西先遣抗日军将士的灵牌回归家乡时，老太太请来戏班子连唱三天大戏，全部是结义英雄、精忠报国的剧目，以告慰李氏家族和崇义镇“满门忠烈”。
时代能考验人心，在新与旧、利与义和家与国的纠葛中，李家老太太始终不忘家风和道义，这个形象也是作者立场的体现。此外，作品还塑造了军阀陈军长、何军长，李氏三兄弟以及家人，崇义镇和山东滕县的各色民众形象。作者摒弃两元对立的个人立场，塑造的这些人物性格和角色意识多种多样，也有着不同的道德缺陷和人格弱点。但在共赴国难、保家卫国的战斗中，他们的团结、智慧、勇气和牺牲精神令人感动。贯穿整个故事的人物李嘉祺留洋归来对鸦片深恶痛绝，但却是一个失败的理想主义者，他只能在抗日战场上以身许国；老大李嘉祥是军阀队伍里的军官，他的行伍生涯在抗日战场上才获得了价值；李嘉瑞是李氏家族在崇义镇的代表人物，对利益如蚊嗜血的本性使他大发鸦片之财，即便在出川的流徙中也不肯舍掉财富，但当他在战场上死去后，他的生命发出了亮光。这些人物形象与传教士维克多的形象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严肃的文学隐喻:宗教无法把人从欲望与邪恶的泥潭中救出，只有民族正义精神才是道德救赎的较高标准和有力手段。
区别于亲历者们的抗战文学写作，后世的作家们各自在头脑中建构自己关于抗战的想象，“抗战”俨然成为叙述的“他者”。这也不是坏事，历史是由细节和部分构成的，而不是天然就是一个浑然而硕大的整体，时间的距离更让后世的观察和叙述变得更加清晰。《川流不息》的特别之处就在于，作者的目的不是要书写抗战全貌，而是通过川西子弟兵出川抗战这样一个支脉，反映外敌入侵之际人民的觉醒和不畏牺牲的精神。现在我知道，四川人民为抗战胜利做出了巨大牺牲。当年中国抗日军队中每五六个人中就有一个四川人，所以有了“无川不成军”的说法。出川抗战的350多万川军，占全国抗日军队总数的五分之一；这其中有64万多人伤亡，参战人数之多、牺牲之惨烈居全国之首。而这冰冷的数字之下，却是一个个活生生的生命和发生在他们身上的或温暖或亲切或感动或悲伤的真实故事。黎民泰熟悉四川，也亲身感受到抗战对后世四川人民的文化和精神生活造成的影响，进入作品中，我们会看到《川流不息》的现实感。
后记我相信那句带有宿命色彩的话:一个作家该写什么，不该写什么，冥冥之中，早有注定。这是作家的局限和悲哀，也是作家的良心和责任。《川流不息》是一部关乎抗战的长篇小说。在2012年动笔之前，我从来没有想过，我会写抗战题材。作为一个长期生活在川西平原的基层作家来讲，我一直都认为:抗战离我太远，它不在我的文学版图之内。但写作就像投胎一样，总是身不由己。那些注定要出现的东西，早就悄无声息地潜入了你的生命和思想，只不过你当时还不明白而已。20世纪八九十年代，我在翻阅都江堰市（旧称灌县）的地方史志时，总会被一段疯狂而又绮丽的历史迷住:大约1930年前后，驻扎在灌县的军阀曾强迫老百姓大量种植罂粟，我故乡的土地上，曾一度成为罂粟花的海洋。“罂粟花的海洋”，这个图景或意象一下就吸引了我，让我想入非非:人们怎样在那五彩斑斓的花海中劳作、生活，后来又熬制出了什么样的鸦片，在故乡的土地上泛滥成灾，引诱无数的男女沉迷其中，在鸦片浓郁的馨香里堕落。一想到这段历史，我的鼻端就会出现一种类似于檀木家具的陈腐的幽香，或者水果糜烂的甜丝丝的气息。但我从来没有见过罂粟，也没有见过鸦片。我只在小时候听老人们说过，那是一种五颜六色的极其妖艳的花朵，那是一种像牛屎一样的黑黝黝的东西。另一个关于鸦片的肤浅印象，就是在乡间修房造屋挖掘地基或者生产队里开荒垦地的时候，总会从地下挖出一些比拇指略大的青白色的小杯子。老人们说，这就是“鸦片杯杯”，也就是过去用来分装鸦片膏子的小器具。尽管如此，故乡这段种植罂粟熬制鸦片的历史，还是像一颗从岁月的烟云中飞逸而出的种子落进了我心里。我觉得它是个关于欲望与堕落的小说素材。我很想写写这段历史，写写罂粟，写写鸦片，写写人在罂粟与鸦片的媚惑下，千奇百怪的生命图景与欲望景观。但我迟迟没有动笔。我发现，仅仅有了欲望与堕落是远远不够的，人心人性还需要救赎。我想找到一个更好的角度与立意，让整个小说挺立起来，让我的人物从鸦片的邪恶中超拔出来。转眼到了2010年。我去川西平原某古镇，参观一座由私人出资修建的抗战博物馆，我在馆中看见了一个非常奇特的物件:一杆陈旧的鸦片烟枪，那黄铜锻造的枪杆上，刻着一行骨立的小字:好儿郎，打日本，上战场！你可以想象我当时的震惊程度。我不由得想起了1930年前后，我故乡的人们疯狂种植罂粟、吸食鸦片的历史。我想，这杆烟枪肯定是我故乡某个士兵的“心爱之物”，他不仅在枪杆上刻下了自己的杀敌誓愿，还带着它出川抗战了。于是，代表个人欲望堕落的罂粟、鸦片与代表民族强大救亡精神的抗战，经由这杆奇特的鸦片烟枪，瞬间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我感到我的小说站立起来了，人物也超拔出来了。我眼前甚至还出现了一幅十分凄楚悲怆的战争画面:出川抗战的我故乡将士全部壮烈牺牲在某一个战场上，唯余这杆鸦片烟枪插立在硝烟未尽的废墟上，在清寒的月光中，静静地闪烁。于是，我开始收集四川的抗战资料。这时，全国各地的电视台都在纷纷播放各种各样的抗战剧，其中不乏解构历史、背离历史的充满着娱乐化倾向的抗战神剧。我非常迷惑剧中的日本兵为什么那样不堪一击，中国抗战军民所到之处，纷纷摧枯拉朽般消灭之，甚至有的影视剧，还出现十分滑稽可笑的罗圈腿、斗鸡眼的日兵小丑形象。直至2013年我到北京鲁迅文学院学习，向一位研究抗战的专家请教，我才明白是怎么回事。那位专家毫不客气地指出:这是把我们民族的精神创伤作愉悦化的白日梦处理！我知道，这位专家所说的“把民族的精神创伤作愉悦化的白日梦处理”，说白了，就是鲁迅曾经痛加指斥的“阿Q精神胜利法”。对残酷的历史进行戏说，甚至胡说，把深重的苦难予以消解，甚至玩笑，并不能说明我们内心的强大，恰恰暴露了我们内心的虚弱。这对于我们客观冷静地认识历史，正确理性地面对未来，特别是越来越复杂紧张的亚太局势，以及教育下一代，全都有害无益。后来，也有几部关于川军出川抗战的电视剧开始播放，我同样发现了背离历史作娱乐化解构的问题。就我掌握的资料来看，川军出川抗战虽然参加了众多激烈的战斗，做出了巨大的惨烈牺牲，但并非像电视剧中所反映的那样，一路高歌猛进，神勇战斗，甚至成了某一战场的“救星”。实际情况是，川军出川抗战时，装备极其窳劣，士兵全都穿着破旧的单衣单裤和草鞋，甚至连像样的军用背包和水壶都没有，只能以四川常见的竹背篓和竹水筒来代替。我曾在一个西方记者留下的文字中，看见过一段对走向前线的川军的描述:衣着破烂地散散垮垮地走在大路上，士兵们除了背着破旧的枪支外，有的腰间还挎着吸食鸦片的烟枪；军官们则大多坐着轿子，有的甚至还牵着戏耍的猴子，远远望去，根本不像是一支军队，更像是一支逃难的队伍。所以，川军在出川抗战途中，曾受到很多冷眼与歧视:第一战区的程潜不要他们，第二战区的阎锡山也不要他们，最后被第五战区的李宗仁收留。但李宗仁在收留川军时说的一句话，却让人刻骨铭心，永难忘记。李宗仁说:诸葛亮草船借箭，也要用稻草人做疑兵。川军再差，总比稻草人强吧！于是，经过一番慎重而又痛苦的思考后，我决定写一部真实反映川人川军出川抗战的长篇小说。2012年，亚太局势发生剧烈变化，美国战略东移，要在亚太地区实行战略再平衡，日本趁机将钓鱼岛国有化，引起激烈的中日之争，电视上天天都在播放关于钓鱼岛的信息，并有专家在做节目时说:日本从来就不承认他们在中国大陆的战败，他们认为是美国人打败了他们，而不是中国人！我对日本这种抹杀历史的说法非常气愤，但又不得不思考:日本为什么不服气，为什么不承认他们在中国大陆的战败？这就促使我对抗战前中日两国的社会、经济、军事进行了一番比较研究。我看到，日本在经过明治维新的近代化政治改革、工业化浪潮以及近代教育发展后，已经成为亚洲第一个走上工业化道路的国家，跻身于世界强国之列。与此同时，中国的戊戌变法却彻底失败，后来清王朝又被推翻，中国陷入军阀割据分裂的混战局面，而且还是个彻头彻尾的农业国家，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是国家形态与社会形态的不同。至于在经济和军事方面，两国的实力更是存在着巨大的差距:抗战前，整个中国的工业总量仅有十三亿美元，而日本却有六十亿美元，是中国的四倍多；中国的铁产量不足十万吨，而日本却有三百余万吨，是中国的三十多倍；中国的钢产量不足一千吨，而日本却有六百四十多万吨，是中国的六千四百多倍；中国没有一艘航空母舰，而日本却有六七艘航空母舰，并形成了让欧美各国都心惊胆寒的强大战力；中国的飞机只有三百余架，而日本却有两千七百多架，是中国的九倍；至于战场上使用的机枪、大炮、坦克、装甲车等作战装备，那就更是不计其数，比中国多得多了，也比中国先进得多了！看了这些数据后，我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凉气，心中的悲伤和痛苦油然而生。此外，抗战之初的战场态势也让我甚感郁闷和悲凉:从1937年7月日军发动“卢沟桥事变”，到1938年10月广州沦陷，日军仅用了不到一年半时间，就相继攻占了华北、华中和华南广大地区，掠取了我们的半壁河山！据说当时日军有一个非常狂妄的计划:要在极短的时间内，迅速消灭中国军队，征服全中国！我想:要不是中国幅员辽阔，我们不就彻底亡国了吗？另一个资料也引起了我的注意:在日军侵华战争中，有一些中国军队投降变节，被改编为“皇协军”，帮着日本军队打仗，屠杀中国军民！另有一个在民间流传的故事也让我震惊异常:说是有三个日本兵掉队了，开着一个小火轮在寻找大部队的过程中，无意间来到了一个小县城，竟然统治这个小县城达几年之久，直至抗战结束！为什么中国这么容易出叛徒、出汉奸？这么容易被人臣服统治？我曾就这个问题请教过那个抗战问题研究专家，专家的回答同样让我惊骇不已:中国自古以来就多朝代更替，多政权变化，正所谓“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久而久之，中国人就在这种频繁的朝代更替和政权变化中麻木了，哪个来统治他们都无所谓，只要有一口饭吃就行了！这让我非常震骇，也非常痛苦。我隐约觉得:作为一个孤悬海外的蕞尔岛国，日本之所以敢以小搏大，对中国发动全面侵略战争，并在短时间内迅速攻陷我们的半壁河山，这不仅仅因为我们当时政治腐败、经济落后、军事力量薄弱，还因为我们的民族文化心理有问题，我们的民族精神品质有问题！于是，我开始把目光内转，从我们国家和民族内部来审视思考这场战争，来分析探究我们的民族心理与民族精神。我随即发现了很多问题，比如:由于长期处于零散的小农经济的生产环境中，中国的老百姓大多一盘散沙，严重缺乏国家和民族观念，把个人私利看得很重；中国的政治集团和军事集团长期处于你死我活的内讧中，就是日本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已经大兵压境了，但作为中国最高统治者的蒋介石，还作出了“攘外必先安内”的政治和军事决策，甚至不惜借用日本人的手，来消灭地方军阀的势力，以达到他铲除异己，独裁中国的目的。至于对付共产党，他更是疯狂逮捕、屠杀，手段险恶卑劣，无所不用其极。虽然八年抗战极其艰苦卓绝，极其惨烈悲壮，但我们最终还是取得了胜利。这又让我开始对另一个问题进行思考:我们为什么能取得战争的胜利？我们的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中，究竟存在着怎样强大的自我救赎力量？特别是四川在抗战前后的巨大变化，更是令我惊异不已:抗战前，四川一直处于军阀混战和武装割据的混乱局面，对中央政府多有抵牾与拂逆，且鸦片烟泛滥成灾，人心人性腐朽败坏，社会混乱不堪，被人斥为“烂摊子”，四川军人则成为人见人骂的“烂丘八”。但抗战烽烟一起，全川人民竟然迅速团结起来，一致对外，抗日的呼声和热情一浪高过一浪，前后共有三百五十多万将士奔赴前线参加抗战，伤亡多达六十余万人，为特种工程服工役的民工也在三百万以上，且为抗战提供了八千多万担粮食和大量的捐税捐献，成为整个中华民族坚定坚强的抗战大后方。由此我发现，虽然我们的民族心理和民族精神中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我们的民族文化和民族血性中，依然潜藏着强大的自我救赎力量。比如:国家兴旺，匹夫有责。比如:兄弟睨于墙，外御其侮。比如:知耻者后勇，置之死地而后生。等等。中华民族饱经苦难，饱受创伤，但从未亡国灭种，且五千年绵延不绝，原因就在于此，力量就在于此。我们确有很多问题，很多忧伤，但我们更有严守的底线。无论是谁，无论它有多么强大，一旦触碰了我们的底线，我们必将拼死捍卫，并以饱蘸血泪的悲怆和勇毅，最终战胜对方！2012年6月一个晴朗的早晨，我终于坐到了电脑前，郑重地敲出了小说的题目——川流不息，郑重地敲出了小说的题记——国难，是民族所有个人的命运之难，国殇，是民族所有个人的精神之殇。我开始用文字，去发现并书写我的“抗战”——一个四川作家眼中的关于四川人独有的抗战故事与悲烈牺牲。
第一章罂粟这天晚上，睡在大太太屋里的李嘉瑞，竟在淅淅沥沥的雨声中，做了一个关于花的梦。自从年前收了老太太身边的丫鬟春芹做了妾后，他就没到大太太屋里来睡过了。他把所有的夜晚和精力，都花费在了春芹身上。可是，纳妾的那股新鲜劲儿过后，他才发觉，无论是大太太碧云，还是二太太春芹，都不是他想要的那种女人。碧云的身子本来就弱，五年前生女儿荷香时，又落下了哮喘的毛病，他在床上稍一折腾，她就满脸涨红，喉咙里像噎着一颗鸡蛋似的出不来气，大瞪着眼睛惊恐地望着他，好像立马就要在他身体下面昏死过去一样。春芹倒是壮实，经得起他冲撞折腾，但人却呆笨木讷，不解风情。有时他想变个花样，她竟不让，抱着被子掩住身体，缩在床角远远地躲着他，仿佛他要拿刀剐她似的。实在被他逼得急了，她就抬出老太太来压他，说老太太早就给她交代过了，不让他胡来。甚至还说，老太太让她来给他做小，就是要收他的心。李嘉瑞哼哼地冷笑，心想，就你这样一个呆瓜粗笨的婆娘，还想收我的心？收你妈个鬼啊！恨不得一脚将她踹下床去。可问题是，后来春芹怀孕了，请来镇上的郎中把脉，说是怀的男胎。这下春芹就得意了，不仅跑去给老太太报了喜，受了老太太的奖赏，回来后还跟他分了床，将他的铺盖抱到外间的书房去，再也不准他进内屋来上她的身了。就连中规中矩轻手轻脚的老一套，也不让。她倚在床头上，抚挲着自己微微隆起的肚子，骄矜地说:“老太太已经跟我吩咐了，要我好好保胎。她还等着抱孙子呢！”然后就斜睨着眼睛去看床下的李嘉瑞。李嘉瑞气得咬牙，但又拿她没法，只得飞起一脚踢在床板上，转身去了大太太碧云的睡屋。碧云的睡屋就在后院，转过一条暗香浮动的花廊即到。碧云正坐在屋中的茶桌旁绣花。她手里持着一个圆圆的花绷子，就着摇曳的烛光，一针一线地往绷直的白绢上刺着一枝牡丹花。李嘉瑞记得，在跟春芹圆房的前夜，他最后一次来碧云屋里过夜时，她就开始绣这枝牡丹花了。可四五个月过去了，她还没有将它完成，那白绢上除了艳红如血的几片花瓣外，还没有绣出绿色的茎叶来，而旁边那只翩翩飞翔的蝴蝶，还只是墨笔勾描的底稿。他不明白，一枝并不复杂的牡丹花，需要花费这么多时间吗？她怎么老是将它绣不完呢？李嘉瑞站在屋门口，轻轻地咳嗽了一声，意思是通知碧云，他来了。碧云抬头见是他，脸上竟没有露出丝毫的惊奇和兴奋，只是淡淡地招呼一声:“你来啦。”然后就丢下手中的花绷子，起身去整理床铺。床上只有一条被子，她便拉开橱柜，加了一条。床上只有一只枕头，她就找出一个空心的枕套，往里面塞了一件冬天穿的棉袄，放在了床头。之后，她就坐在床沿上，垂着眼帘，一颗一颗地解旗袍的襻扣。她从大腿右侧的开衩处解起，一直解到脖颈下面。整个过程，碧云都不说话，也没看他一眼。她将自己精赤条条地摆放在雕花大床上时，也是面色枯寂，两眼紧闭，仿佛她即将承受的并不是夫妻之间的云雨之乐，而是一种痛苦的刑罚。这就让李嘉瑞十分气恼。他走过去拉起被子盖在她惨白的身体上，说:“你别这样。我又不是来催命的！”然后就裹着衣服，躺在了碧云脚下。躺是躺下了，可李嘉瑞的心里却无法平静。他不住地摇头叹气，对自己的男人生活充满了怅惘与愤懑。虽然时已初夏，但川西平原乡间的夜晚，还有几分浸人肌肤的凉意。李嘉瑞就躺在那股清寒与寂寞中，自怨自艾着。不久，外面就下起雨来。先是零星的雨点打在屋瓦上，发出叮叮当当的声音，接着雨点就密集起来，连成一片，窸窸窣窣地打着屋外的花树与芭蕉叶子。再后，雨水就在屋顶上汇成了溪流，顺着屋檐不停地往下泻落，窗下的地沟里便传来了“咕噜咕噜”的气泡声。同时传进屋里的，还有初夏雨夜的潮湿和忧郁。李嘉瑞撩起被子，盖在身上。他即刻闻到了一股混合着老木头气息的霉味。他皱起眉头。他觉得他身边的一切，包括他的心，都在发霉。这就让李家瑞倍感孤独和哀伤。他躺在绵密的雨声和清寒的夜气里，止不住想起了一个温暖美丽的名字:小花蕊。今年开春的时候，他到县城找当团长的大哥办事，顺便跟着酷爱川剧的大嫂去楼外楼戏院，看了一出叫《玉堂春》的折子戏。他自来对看戏没有多大的兴趣，但对台上演戏的人有兴趣。不久，他就发现一个新出道的小戏子，扮相很嫩，声音也很嫩，如同一只刚会展翅的红嘴雀，穿着一身红衣绿裤，在台子上翩翩飞舞，呦呦歌鸣。他发觉，这小戏子特别的招人喜欢，惹人怜爱。于是散了戏后，他就赖在座位上不走，望着已经拉上了幕布的戏台发愣。旁边的大嫂似乎看穿了他的心思，起身过来，撞着他的膀子说:“老二，你是不是让那个小花蕊迷住了，想到后台去看看她呀？”李嘉瑞的脸唰地就红了，赶紧否认道:“哪里，哪里噢，我……我只是觉得她……她演得好。”大嫂抬起手，在他脑门上戳了一指头，嗔骂道:“你这个鬼脑壳里在想啥，我还不知道！”然后就吩咐戏院里跑堂的伙计，去街上买来一只硕大的花篮，送到了后台。小花蕊是第一次登台演出，自然需要人捧场，而送花篮的又是县城驻军团长的太太，这便惊动了戏班老板。戏班老板受宠若惊地从后台跑出来，亲自将李嘉瑞和他大嫂迎了进去。小花蕊正坐在一张案桌前卸妆。铅华退尽，她的稚嫩和娇丽全都显露出来:两道弯弯的秀眉，一双黑漆漆的眼睛，看人时倏然一闪，又立马躲了开去，眼角眉梢，全是小女孩儿的娇羞和胆怯。她的皮肤细细的、嫩嫩的，白里透着粉红。她的嘴唇肉嘟嘟、红艳艳的，就像刚剥开的汁液丰沛的果实，闪烁着鲜亮泽润的光芒。李嘉瑞当时就看呆了。他止不住想起了他家后花园里，被雨水打湿的红樱桃。他望着那颗鲜嫩欲滴的“红樱桃”，不觉产生了一种摘取和咀嚼的欲望。大嫂见他这副痴迷的模样，捂住嘴吃吃地笑起来，对旁边的戏班老板说:“我这兄弟是个花痴，一见到漂亮女人，就这傻样。”小花蕊也掩着嘴，吃吃地笑。还飞快地撩起眼帘，瞟了他一下。李嘉瑞的心里，顿即像羽毛扫过似的，泛起了一种怡悦瘙痒的感觉。出了戏院，李嘉瑞还有些恍惚。大嫂拍着他的肩头说:“你别胡思乱想了，人家才十六岁，身子还没长熟呢。再说，我已收她做了干女儿，有啥好事，也轮不到你了！”李嘉瑞没有听见似的，依旧沉浸在自己的恍惚里。他抬头望着天空，喃喃自语:“小花蕊，小花蕊，她咋取了这样一个艺名呢？”大嫂得意地笑了，做出一副见多识广的样子，说:“这你就不懂了吧。九百多年前的时候，河西的徐家渡，出了一个大美人，被成都的后蜀皇帝选去做了妃子。史书上说，这妃子长得娇艳无比，‘花不足拟其容，唯以花蕊饰之’，所以，大家都叫她花蕊夫人。”“花不足拟其容，唯以花蕊饰之，唯以花蕊饰之……”李嘉瑞反复念叨着大嫂的这句话，脸上出现了梦游般的神情。街道两旁的梧桐树正在抽芽，有的枝丫上已经长出了拇指大的新叶。李嘉瑞望着那些在春风中娇嫩伸展的新叶，禁不住想起了小花蕊的一颦一笑，想起了她粉白的面庞和鲜红的嘴唇。他觉得，用小花蕊来做艺名，对她是再恰切不过了。于是，小花蕊就像一粒飞来的种子，落进了李嘉瑞心里。这天晚上，李嘉瑞躺在雨夜的清寒与寂寞中，眼面前晃动的全是小花蕊的影子。花不足拟其容，唯以花蕊饰之。他想起了桃花的蕊，李花的蕊，芙蓉花的蕊，海棠花的蕊……这些娇嫩艳丽的蕊，仿若风中颤动的羽毛，轻轻地扫拂着他的内心。他的心里，再次泛起了那种怡悦瘙痒的感觉。他沉迷在这种漾动的愉悦中，想象着自己将鼻尖凑近这些娇艳的花之蕊时，所能闻见的清幽动人的芳香。这时，窗外淅淅沥沥的雨声就变成了催眠曲，地沟里的气泡声就变成了某种悠远的嘀咕与呓语。李嘉瑞带着对花与蕊的想象，进入了梦乡。梦里同样出现了花与蕊的形象。但让李嘉瑞惊奇的是，梦里之花并非他日常所见的那些桃花、李花、芙蓉花、海棠花，而是一种他从未见过的奇怪的花朵。它们大片大片地开在田地里，硕大而又蓬勃，就像当年他跟大太太碧云成亲时，第一次戴在胸前的绢花一样，给人不真实的感觉。它们密密麻麻地挤在一起，朝着天空怒放，色彩喧嚣炽烈，有白色的，有粉红色的，有火红色的，甚至还有鹅黄色的和紫蓝色的。特别是那些紫蓝色的花朵，竟然带着一种神秘妖异的气质，如同鬼魅之脸似的，在他梦中晃荡。而那些花中之蕊，则更是他见所未见，竟如透明的蛛丝一样，抽得很高很细很长，顶着五颜六色的花粉，精怪似的，在风中招摇。他的梦里，全是异彩纷呈的花朵。他的梦境，完全变成了花与蕊的海洋。然而，最让人奇怪的是，梦里竟然出现了两重天。他站立的地方在下雨，哗哗的雨声不绝于耳，密实的雨点形成一道倾珠泻玉的雨帘，挂在他的眼前，而前面花朵开放的地方，却是一片灿烂的阳光。梦里，他就站在倾泻的大雨中，透过密集晶亮的雨线，望着前面那片阳光灿烂的花的海洋发愣。这时，他隐约听见有个声音在喊:“花开了！花开了！花开了！”李嘉瑞一时不知梦里梦外。他挣扎着醒来，这才发现天已大亮，碧云的贴身丫鬟秋菱正在外面敲着窗户，惊喜地嚷叫着:“二少爷，二少爷！你快起来吧！花开了，花开了！”李嘉瑞揉着惺忪的睡眼，望着白亮的窗户，懵懂地问道:“啥子花开了？”秋菱说:“田里的罂粟花开了，全开了，好漂亮哟！”李嘉瑞一怔，随后便一骨碌翻身起来，跳下床，撒腿往外跑。跑出后院，跑过中院，跑到他们李家花园的龙门坎上，李嘉瑞立时就看呆了，看傻了。雨后初晴，阳光灿烂，外面的田野里开满了绚丽的花朵:有白色的，有粉红色的，有火红色的，甚至还有鹅黄色的和紫蓝色的，跟他梦中所见的景象，完全一个模样！由于雨水的滋润和装扮，这些花朵比在他的梦中，还要清新，还要蓬勃，还要鲜艳，仿若一团团炽烈的火焰，在田野里燃烧！李嘉瑞一下就掉进这片色彩的旋涡中，晕眩起来。他记得，他昨天下午还到田野里看过，他在那些半人高的绿色植物的茎叶间，只看到无数密集的青骨朵，有如害羞的小女子，弯腰勾头地闭合着。可为什么一夜之间，它们就全都昂首挺胸地绽放了呢？而且绽放得如此迅猛，如此绚烂，就像春情勃发的妇人，在一番云雨之后，将她们的眼睛、嘴唇和身体，全都恣意汪洋地打开了！是他的梦中之花，催开了田野之花呢？还是田野之花，催开了他的梦中之花呢？李嘉瑞糊涂了。他完全坠入了梦与现实交混的幻境中。他带着梦一样的表情，迈着梦一样的步伐，走进了梦一样的原野。他即刻闻到了一股被雨水浸泡出的浓烈的土腥味。他还闻到了那些花朵馥郁的芳香。他像喝了热甜的醪酒似的，产生了一种微醺的感觉。他禁不住张开双臂，摊开手掌，在那些花朵上面轻轻地拂掠着。他的掌心里很快就沾满了细密的花粉，沾满了湿润的芬芳。而这些花粉和芬芳，似乎具有某种魔力一样，立刻钻入他的皮肤，钻入他的骨髓，把昨夜蜷缩在雨中的他的身体和心灵全都打开了。他变成了一片轻飘的云朵，在罂粟花的海洋上，快乐地飞翔着。跟在他身后的，是他们李家花园的长工和丫鬟。这些在初春时节参与了播种的下人们，还从没见过如此妖娆艳丽的罂粟花，此刻，也像他们的主子一样，激动地在花地里游走着。他们的眼里，全都映满了绚烂的花朵，他们的脸上，全都洋溢着对花朵开放的惊叹和惊喜。后来，就连附近小镇上的居民也被盛开的罂粟花惊动了，男男女女，老老少少，纷纷跑出镇子，跑到李家的罂粟花地旁边，成群结队地围观着。然而，这些不事耕种的小镇居民，面对如此绚丽盛大的罂粟花的海洋，却没有表现出像李家人那样的惊喜和激动。他们潮水般涌来，又像岩石般静固。他们默默地站立着，像在看一场与己无关的热闹一样，脸上漠漠的，表现出一种尘土般的困惑与讶异。这时，阳光已经变得灼热了，蒸发出一片氤氲的水汽，将整个田野笼罩起来。于是，置身于阳光和水汽中的罂粟花地和那些游走、围观的人们，就更像是一个虚幻的梦了。黄昏的时候，一对坐在滑竿上的年轻男女，也猛不丁地跌进了这片罂粟花的海洋中。他们是一大早从成都西门出发，沿着破旧的土石官道颠簸而来的。男子穿着白色的西装，打着鲜红的领结，跷着二郎腿高高地坐在闪悠悠的滑竿上，像当时所有的青年才俊一样，显得风流倜傥，意气风发。而那个女子则要沉静得多，她穿着一身湖蓝色的长裙，戴着一顶紫色的宽边遮阳帽，帽檐下还垂着一绺细细的黑纱，隐隐地遮着她的半个面部。她似乎从来没有坐过滑竿，对这种被人抬在肩上的晃悠悠的行走心生恐惧，一路上都用双手紧紧地抓住竹椅的扶手，不肯放松。她似乎也从来没有到过川西平原，对眼前这片陌生的原野充满了好奇，不时透过黑纱，朝附近的麦地或远处的农家竹林张望着。她的眼神和表情里，流露出一种让人怜爱的紧张和胆怯。雨后充沛的阳光照耀着辽阔的平原，远远近近，一片葱翠亮绿。但官道上却没有多少行人，只有几抬滑竿和几架鸡公车，在被太阳晒得发白的土石官道上，按照各自不同的节奏和方式行进着。滑竿走得很轻捷，很激情，晃晃悠悠的闪荡中，只听见轿夫穿着草鞋的大脚板拍在土石上，发出啪嗒啪嗒的响声，只听见细长柔韧的竹竿在轿夫的肩头上，吱嘎吱嘎地鸣唱着。鸡公车则走得很艰难，很缓慢，如同某种沉重的包袱，在坑洼不平的道路上艰涩地滚动。那些穿着蓝布长衫倾着腰身奋力推车的农人，大多在头上扎着草箍，额头中央，像鸡嘴似的伸出一截草尖。他们头上的热汗被稻草汇集起来，顺着鸡嘴样的草尖不停地往下滴落，雨点般地砸在官道上。偶尔吹来一阵风，他们的长衫后摆便在屁股后面飞扬起来，使人想到某种负重飞翔的大鸟。夕阳西下，滑竿终于抬到了一个叫“界牌”的地方。那个年轻男子看见官道旁边歪斜着一块石碑，上面残留着“天府县界”的字样，顿时变得兴奋起来，回头朝年轻女子大声喊叫:“到了，到了，我们马上就要到家了！”可那个女子似乎没有听明白他的话一样，懵懂地望着他。男子这才反应过来，赶急用一种轿夫听不懂的语言，叽里哇啦地跟她讲了几句。那女子顿即面色绯红，羞羞地低下了头去。男子哈哈大笑，说:“中国有句老话，丑媳妇迟早都要见公婆！何况你不是丑媳妇，你是一个漂亮媳妇，我的家人，特别是我妈，一定会非常喜欢你的！你不要怕。”女子抬起头来，朝着男子感激地笑了笑。但她遮着纱缦的脸上，依旧惴惴不安的，有着一种异乡人的紧张与惶恐。不久，他们的滑竿就经过一面巨大的石头牌坊，进入了崇义镇。这是由过去的驿站逐渐衍生起来的川西小镇:一条石板街道贯穿其间，两旁排列着一些板壁黑瓦的住家和商铺。此时，正是小镇最为闲适的时刻，忙碌了一天的居民大多坐在自家的店铺或者屋门前，休憩聊天。有几个白头发白胡子的老汉，还后仰着身子坐在竹椅上，双手扶着两三尺长的铜烟杆，吧嗒着当地出产的叶子烟，仿佛从那长长的铜烟杆里吸烟，是件很费力的事一样。街面上的青石板已被女人们泼上了水，清冽冽地冒着一股凉意，明晃晃地映照着天上的霞云和西边的落日。街边上，则有几个剃着瓦片头的小男孩在打铜钱，有几个扎着羊角辫的小女孩在踢着鸡毛毽子。他们的出现，即刻在小镇上引起了轰动。那些坐在店铺或者家门前的居民全都停止了闲谈，伸长颈子傻傻地望着他们。一个吸烟的老汉，将长长的烟杆戳在嘴里，一时忘记了吧嗒，竟翕着嘴唇，露出了黑洞洞的没牙的嘴巴。一个扎着蓝布围腰的胸脯饱满的女人，端着一只木盆出来，正要将洗菜的剩水泼到街中央，一见他们的滑竿走来，不由得愣住了，站在街檐下，惊愕地看着他们。好一会儿，那女人才回过神来，嘴里啧啧有声地赞叹道:“哟哟哟！这是哪里来的千金小姐和大少爷啊？这么洋盘！”而那些打铜钱的小男孩和踢毽子的小女孩，则把他们当成了新婚的夫妇，蜂拥而上，跟在他们的滑竿后面，拍着手跳着脚，大声唱道:“新媳妇，坐花轿，又是哭来又是笑！”男子不由得哈哈大笑。他回头将小孩们的歌唱告诉了那女子。那女子的脸孔红得更厉害了，仿若一块打湿的红布，在黄昏的天空下羞涩地荡漾。他们就这样穿过闲适的镇子，来到了镇外。正是夕阳衔山的时刻，镇外的田野里金光闪耀，密集怒放的罂粟花朵，在灿烂的夕照中炽烈地燃烧。坐在滑竿上的男子，霎时被这片夺目的绚烂惊呆了。在他的记忆中，故乡的田地是只种小麦、油菜、玉米、水稻之类的农作物的，是从来不种与粮食无关的花花草草的。在外面那些求学与闯荡的日子里，他每每与人谈及故乡，说得最多的就是故乡的绿色:绿色的麦田，绿色的稻浪，绿色的玉米地与青纱帐，无边无际的绿色几乎装点和弥漫了故乡的每一个季节。故乡就像一条浩阔的绿色的河流，在他怀乡的梦中，日夜不息地流淌。可现在，故乡的田野里却出现了五颜六色的罂粟花，故乡那片宁静深沉的绿色却变成了蓬勃燃烧的花色火海！这些罂粟花种来干什么？这片花色火海将结出什么样的恶果来？作为一个走南闯北见多识广的青年学人，男子是再清楚不过了。他在震惊中皱起了眉头。他举目四望，发现这片种满了罂粟花的田野，竟全是他们家的土地，那种对家乡家园的刻骨的忧伤与愤懑，不觉再次涌上了他的心头。这时，一阵晚风吹来，将田野里灼热的气息和浓郁的花香，送进了男子的肺腑。男子禁不住在这片浓密的浊气与熏香中，感到了一阵胸闷与头痛。他仰头朝向天空，使劲揉揉鼻子，又使劲吸了几口气。可当滑竿进入那片斑斓灼目的花色火海时，这种胸闷与头痛的感觉非但没有减轻，反而变得更加强烈了。他坐在晃晃悠悠的滑竿上，不由得头晕目眩起来。跟在他后面的女子，也瞪大眼睛，惊愕地望着夕照中的罂粟花地。她隐在黑纱后面的脸庞上，除了惊奇之外，还有一种恍惚梦游的神情。两抬滑竿就这样穿过缤纷绚丽的罂粟花地，穿过浓郁刺鼻的罂粟花香，朝前走去。不久，男子就看见了一片蓊郁的楠木树林，以及树林下蜿蜒的青砖围墙和飞檐翘角的大宅院。最让人赏心悦目的是，那楠木树冠上还停息着一群白鹤，像铺了一层雪花似的，在金煌煌的夕照下灼灼闪亮。有几只成年白鹤，正弯翘着细长的颈子，对着绚烂的天空鸣叫，清脆的叫声响彻云天。男子这才从那沉闷的晕眩与恍惚中清醒过来。他指着前面的大宅院，回身对女子说:“那就是我们家，我们家的庄园！”及至到了近前，男子才发现，在他家高高的龙门坎上，已经站满了迎候的人群:有他母亲，他二哥、二嫂，还有一些杂七杂八的他认识和不认识的丫鬟与下人。她们全都沐浴在金灿灿的夕阳中，衣饰鲜亮，表情激动，朝着他惊喜地张望。男子赶紧催促轿夫落轿。男子刚一落地，一位穿着白绸褂子的老妇人就从龙门坎上跑了下来，一把将他拉进怀里，泪涟涟地说道:“哎哟，我的嘉祺儿呀，你可回来了！你一走就是七八年，你让妈想得好苦哇！”李嘉祺也情不自禁地抱住母亲，泪光闪闪地说:“妈，我……我也想您呀！”母子俩的泪水顿即流落到脸上，决堤的河水一样，在夕阳里闪烁。这时，那女子已经撩起遮在脸前的纱缦，提着长裙下摆，走出滑竿，走到了他们母子身旁，将两手交叉放在腹前，恭身候立着。李嘉祺赶忙擦去脸上的泪水，给母亲介绍那女子，说她叫伊藤良子。母亲扭头望着伊藤良子，问李嘉祺:“这就是你信中说的那个日本婆娘？”李嘉祺的脸唰地就红了，说:“不是婆娘，是妻子。说婆娘多难听呀。”母亲呵呵笑道:“那还不是一样，就是跟你吃饭睡觉的女人嘛！”然后就拉着伊藤良子上看下看，左看右看起来。她一边看，一边点着头说:“唔，不错，还真像你信中说的那样，长得很漂亮，跟墙上的画儿一样！”李嘉祺正想附和着说点什么，不料母亲的目光却停留在良子的髋部上，摇着头，面有憾色地说:“就是盆骨窄了点，今后生娃娃艰难！”李嘉祺没想到母亲会当着良子与众多下人的面，说起生娃娃的事来，一时尴尬至极，不知如何应答。旁边的良子见状，不由得紧张起来。她忐忑不安地注视着满面通红的李嘉祺，急于想知道他母亲在说什么。李嘉祺赶急掩住尴尬，笑逐颜开地大声说道:“我妈说你长得很漂亮，她很喜欢你！我妈还说……还说你今后一定能为我们李家生一大串漂亮的娃娃！”良子惊喜地眨动着双眼，像受了最高奖赏似的激动不已。她红着脸，朝老太太深深地弯下腰去，用半生不熟的汉语，泪盈盈地说道:“谢谢母亲大人，谢谢您对良子的夸奖！”围在四周的丫鬟都不觉捂住嘴，吃吃地笑起来。这时，他二哥李嘉瑞已经带着人去搬行李了。行李共有三件，有两件是黄色的牛皮箱子，有一件是灰色的铁皮箱子，已经被轿夫从滑竿上解下来，放到了地上。李嘉瑞走上前，指挥两个下人去提牛皮箱子，自己则亲自去提那个铁皮箱子。然而，他刚将铁皮箱子提起来，就禁不住大声嚷叫道:“三弟，你这箱子里装的啥啊？这么重！”说着，还提拎着那铁皮箱子，上下颠了颠。正与母亲说话的李嘉祺不禁被他这个动作吓得骇然失色，赶急奔过去，将那铁皮箱子按放到地上，惊魂不定地说:“不麻烦你了，二哥，还是我……我自己来吧！”李嘉瑞怔怔地看着他，发现他的鼻尖上竟然浸出了一层细密的汗珠。夕阳终于燃尽最后一抹余晖，跌落到遥远的西山后面去了。龙门前顿即一片阴暗凉爽。人们在老太太的带领下，簇拥着李嘉祺和伊藤良子，踏着龙门的石梯往家里走去。可李嘉瑞却站在坝地上没有动步。他仰起脖子，蹙着眉头，望着李嘉祺的背影和他手里的铁皮箱子发愣。暮色四起，雾幔一样涌向远处的田野，也爬上了他的额头。在自己从小居住的“木栖三馆”里安顿下来后，李嘉祺和伊藤良子就被一个小手小脚的丫鬟请到餐堂去吃晚饭。这是母亲特意为了他们安排的洗尘家宴。可李嘉祺坐在摆满了鸡鸭鱼肉的八仙桌旁，只草草吃了几口菜扒了几口饭后，就把筷子放下了。他蹙着眉头，用手按住腹部。他觉得，下午那阵胸闷与头痛突然又泛涌起来，在他的身体里四散弥溢，到处窜走。他的胃里，控制不住地绞起一阵痉挛，一阵痛楚。坐在旁边的母亲回过身来，关切地问他:“咋啦？胃子不舒服？”他摇着头，不说话。他想起了外面田野里的那些罂粟。作为一个见多识广的青年知识分子，李嘉祺当然知道罂粟是什么东西，当然知道罂粟与鸦片的关系，当然知道自清朝末年以来，鸦片对中国和中国人的祸害！记得七八年前，他还未去南京上学，就曾在故乡的县城和小镇里，听说过一些关于鸦片的事。那时，川西平原是根本不种罂粟的，人们吸食的鸦片都是从西面的大山里，翻山越岭贩运出来的。由于稀有和贵重，吸食的人很少，仅限于富贵人家无所事事的老爷和太太，至于那些穷家小户的人们，基本上连鸦片的影子都见不着。他们唯一见识鸦片的机会，就是在孩子伤风感冒的时候，前去央求那些吸食鸦片的老爷或者太太，往孩子的脸上喷一口烟雾，以医治孩子的头痛脑热。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鸦片就像一种神秘诡异的妙药仙丹，只在那些高墙深院里秘密流传，而非街头市井的凡俗之物。至于他们李家，虽说是崇义镇的头等大户，却没有一个人敢去沾染鸦片。他们祖上早就立下了规矩:“凡染鸦片者，鞭刑五十，逐出家门，废其所有！”不仅要挨鞭子，还要被逐出家门，废其在家中所有的财产继承权，他们这些儿孙辈中，哪个还敢去动那东西呢？可现在，一直讳莫如深地隐匿在大山深处的罂粟，竟堂而皇之地种到了川西平原，种到了自己的家门口！难道他二哥就不知道这东西的可怕与祸害？就不怕坏了祖上的规矩，受到严厉的责罚？李嘉祺抬起头来，把目光投向坐在桌子对面的李嘉瑞，愤愤地说:“二哥，你的胆子也太大了，竟敢去种这东西！”李嘉瑞无所谓地笑了笑，说:“我哪有这胆量啊？都是大哥的主张！”“大哥的主张?!”李嘉祺惊住了。他怔怔地看着李嘉瑞，感到有一股寒气从脚底升起，冬日之蛇似的，蹿向他的胸膛，蹿向他的后背。他胃里的疼痛突然加剧了，似要把刚才吃下去的饭食全都翻搅出来。他用拳头紧紧地抵着痛处，瞪着李嘉瑞说:“大哥在部队上当他的团长，家里的地上种啥东西，跟他有啥关系呀！”李嘉瑞苦笑着摇了摇头，说:“家里的事你还不清楚？这么多年来，哪样事情不是大哥说了算嘛！”李嘉祺沉默了。他知道，由于父亲过早离世，大哥在很年轻的时候，就担负起了家族兴旺的重任。大哥曾在崇义镇上开过粮店、布店，还曾跑到山里去开过炭厂。但混乱的世道并没有给大哥多少希望和出路，倒是给了他很多惨痛的教训。他的粮店和布店，曾在一夜之间被换防的军队抢个精光，他的炭厂则遭到土匪的打劫，甚至还被拉了“肥猪”，把他绑到土匪窝里，勒索了三千块银圆才放了他。大哥从这一系列的惨痛遭遇中，终于明白了一个在乱世安身立命的道理:你要想活得好，活得不受人欺负，你就得有势力！势力从哪里来？最简单直接的，就是要有人马，要有枪！于是，企图以商富强的大哥便抛家弃业投了军，开始将家里的银圆一袋又一袋地搬到队伍上去，不惜血本地买官。大哥很快就成功了。先是排长、连长，后是营长、团长。先是带着马弁回家，后是坐着轿子回家。最风光的一次，大哥竟带了一个警卫排回李家花园过年，那威风凛凛的马队，那前呼后拥的气势，把崇义镇的人全都看傻了眼，木楚楚地站立在大路两旁，肃然无声地望着他大哥的背影发呆。随着大哥在军队官位的节节高升，他在家族中的权威也变得毋庸质疑起来。他像一棵参天大树，守护着家族的一切，也遮蔽着家族的一切。像种罂粟这样破天荒的大事，没有大哥的主张或者准许，他二哥是绝对不敢去妄作非为的！但是，在军队里当了团长的大哥，就能如此胆大包天，胡作非为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