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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友鹤（1907─1971），安徽安庆人。著名的校注家，报人。曾校注了《唐宋传奇选》、《镜花缘》、《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和《聊斋志异》的会注会校工作。
唐宋传奇专指唐宋时期的短篇小说，它是在六朝小说的基础上发展、演变、进化而来的，其中有一些优秀的作品，如《南柯太守传》、《莺莺传》等。本书由张友鹤先生选注，程毅中先生作序。选目精当，版本可靠，注文详尽，每篇还附有题解和作者介绍，是了解唐宋传奇概貌的精当的选读本。此外为考虑到不同读者群的需求，此版本特排印成大字版式以方便读者诵读览看
前言
唐代传奇是中国小说发展成熟的一块里程碑。早在唐代初年，大约公元七世纪的二十年代，王度的《古镜记》已经突破了六朝志怪粗陈梗概的窠臼，开辟了传奇体小说的蹊径。稍晚一些，在诗国高潮的盛唐时期，来源于辞赋与民间说唱文学的新体小说《游仙窟》和蜕化自志怪小说而又赋予新貌的《补江总白猿传》、《梁四公记》等作品又相继问世。牛肃则写出了十卷本的小说集《纪闻》，成为写小说的专业作家。随后张荐的《灵怪集》、戴孚的《广异记》又开创了“用传奇法而以志怪”(鲁迅论《聊斋志异》语)的先河。这时期的小说虽然仍以神怪故事为主要题材，但是在写作方法上注重文采和意想，加强了细节描写，因而篇幅曼长，显然不同于以往的志怪小说，后人就称之为传奇。
传奇是唐代小说的一个别称。把它作为书名的是晚唐人裴的小说集《传奇》。在他之前的元稹《莺莺传》也曾被人称为“传奇”，不过未必是作者自己采用的原名，很可能是宋朝人擅改的新题(最早见赵令畤《侯鲭录》引王铚《传奇莺莺辨证》)。北宋古文家尹洙曾讥笑范仲淹《岳阳楼记》中“用对语说时景”是“传奇体”，据陈师道《后山诗话》的解释说:“传奇，唐裴所著小说也。”当时人所谓的“传奇体”还是特指裴《传奇》一书的文风，它的确是以“用对语说时景”为艺术特色的。但《传奇》的内容也有鲜明的特色，那就是以神仙和爱情相结合的故事为主要题材。南宋人习惯于用“传奇”专称爱情故事，逐步把书名变成了某一类小说的通称。说话人把《莺莺传》、《卓文君》、《李亚仙》、《崔护觅水》等故事列为传奇类，与灵怪、公案、神仙等并列对举(见《醉翁谈录·小说开辟》)，可见它只是小说的一个类别。谢采伯在《密斋笔记》自序里说:“经史〔疑脱及字〕本朝文艺杂说几五万馀言，固未足追媲古作，要之无牴牾于圣人，不犹愈于稗官小说传奇志怪之流乎?”更明白地把传奇和志怪并举，作为这一类型小说的通称了。元人夏庭芝《青楼集序》则说:“唐时有传奇，皆文人所编，犹野史也，但资谐笑耳。”又作了具体的说明，但对传奇的评价却不高。明代人如胡应麟等才明确地把传奇列为小说的一大类，而且给予了较高的评价。
传奇成为唐代小说的通称，当然并不能包括唐代小说的全部。传奇体这一概念的外延不断扩大，就不限于裴《传奇》的文风，它的体制不限于“用对语说时景”，题材也不限于爱情故事。《传奇》本来就是一部小说集，当然也不限于单篇流传的作品了。南宋赵彦卫《云麓漫钞》卷八有一段关于唐人小说的论述:
唐之举人，先借当时显人，以姓名达之主司，然后投献所业，逾数日又投，谓之温卷，如《幽怪录》、《传奇》等皆是也。盖此等文备众体，可见史才、诗笔、议论。
这段话常为人引用，虽不完全确切可信，但能给我们以一定的启示。唐代小说不一定每篇都“文备众体”，如他所举的《幽怪录》、《传奇》就很少“议论”。所谓“史才”和“诗笔”的结合，的确是唐代小说的一大成就。唐代不少作家以“史才”为基础，继承了魏晋以来志怪小说及志人小说的若干因素，又融合了文人才子的“诗笔”，才创造出了一种新型的传记体小说。当时最成功的作品是写人间社会生活的，其代表作如《柳氏传》、《李娃传》、《莺莺传》、《霍小玉传》等，是完全不含神怪成分的(《霍小玉传》的结尾有鬼魂报冤情节，但不占主要地位)。另外如《离魂记》、《柳毅传》、《长恨传》、《南柯太守传》等，或多或少带有神仙鬼怪的成分，但写的其实也是人的生活，人的性格，人的思想感情，人的心理活动。这一部分小说已经达到了《聊斋志异》“用传奇法而以志怪”的门径。我们如果再引申一下，唐代小说中一部分写人的作品，被宋初人统称为杂传记的如《李娃传》之类，也许可以说是“用传奇法而以志人”的了。志人小说是鲁迅从志怪小说推衍而来的。我们如果从文学即人学的观点来看小说，那么不妨说唐代作家所写的那些“杂传记”，终于从史学类的传记转变为文学类的传奇了。南北朝的杂传和逸事小说中的《世说》体作品，逐步注重人物个性的描写。到了唐代，史家和文人都参与了传记文的写作，在注重故事情节发展的同时更加强了人物个性的刻画，才使杂传演进为真正的小说。
我们应该注意到，至少在北宋时期，传奇的概念还是比较狭隘的，大致只限于“用对语说时景”的偏重“诗笔”的爱情故事。其他的单篇传奇则一般称作杂传记或传记。传奇小说到底具有哪些特征，至今还是一个有待深入讨论的问题。一般说，由于细节描写和人物对话的加强，传奇小说的篇幅相对地加长了，与志怪小说相比，就可以说是一种中篇小说。传奇在文字上讲究辞章藻饰，往往穿插一些诗歌或对仗句。这种文风，即沈既济在《任氏传》中所提出的“著文章之美，传要妙之情”，鲁迅则总结为“大归则究在文采与意想”(《中国小说史略》第八篇)。
本书所选的作品以建中二年(781)的《任氏传》为压卷，这是一篇典型的传奇小说，标志着唐代小说发展新阶段的一个起点。正如鲁迅所归纳的，“源盖出于志怪，而施之藻绘，扩其波澜，故所成就乃特异”(同上)。《任氏传》写的是一个狐精女妖的故事，然而女主人公性格鲜明，情感丰富，可爱而不可怕，与志怪小说大不相同。而且构思巧妙，描摹精细，如一再从侧面来写任氏的美，用韦崟家僮对话里所提到的几个美人来作比较，都说是“非其伦也”；后面再用市人张大的话来加以渲染，说:“此必天人贵戚，为郎所窃，且非人间所宜有者。”完全不用作者的视点来加以评说，这正是有意识的文艺创作。当然，《任氏传》还是唐代传奇中偏重“史才”的纪实派的作品。晚唐传奇如裴《传奇》中的《昆仑奴》、《裴航》和皇甫枚的《飞烟传》及《三水小牍》中的《王知古》等，则是偏重“诗笔”的词章派的作品。他们往往在叙事中穿插一些诗歌或大量地运用辞藻，包括所谓“用对语说时景”的手法。比较突出的如《王知古》中保母为王知古说媒时的一段对话:
秀才轩裳令胄，金玉奇标，既富春秋，又洁履操，斯实淑媛之贤夫也。小君以钟爱稚女，将及笄年，尝托媒妁，为求谐对久矣。今夕何夕，获遘良人。潘杨之睦可遵，凤凰之兆斯在。未知雅抱如何耳?
大体是骈偶句，非常典雅华美，然而却不符合人物的身份和处境。这就是传奇体发展到极端的例证。
我们还应该注意到，唐代传奇中杰出的作品如《李娃传》、《霍小玉传》等，却是很少用“诗笔”而且不用对偶句的散文作品。这些也是唐代传奇的代表作。从这方面看，传奇的基本特征应该是写实的，即以偏重“史才”的叙事方法为主。这应该是小说艺术发展的主攻方向。此外，还有如牛肃《纪闻》、薛用弱《集异记》一类的作品，其中既有篇幅较短的志怪小说，也有质实简朴的逸事小说，是不是都可以视作传奇，还是可以研究的。
宋代传奇是唐代传奇的遗响，相对地大为逊色。前人都认为宋代小说不如唐代小说，那自然是指文言小说而言的。如胡应麟说:“小说，唐人以前，纪述多虚而藻绘可观；宋人以后，论次多实而彩艳殊乏。”(《少室山房笔丛》卷29《九流绪论》)然而宋代也并非完全没有重视藻绘的作品，只是被提倡古文、片面重视“史才”的文人所贬斥，大多已经散失了。本书所收的《流红记》和《谭意哥传》，都出自《青琐高议》，基本上是摹拟唐代传奇的仿制品。《流红记》显然是根据《云溪友议·题红怨》而再创作的。《谭意哥传》则是针对《霍小玉传》而作的翻案文章，又加上了《李娃传》模式的团圆结尾。《梅妃传》和《李师师外传》的思想性和艺术性都有独特的成就，在宋代传奇中可以说是较好的作品了。尤其是《李师师外传》写当代的野史佚闻，写出了一个下层妇女坚贞沉着的个性，反映了靖康之乱后宋朝人的民族感情和批判精神，不失为宋代小说中略有新意的一个馀波。
本书是1963年之前张友鹤先生编选的，无论选目和注释，都代表编者个人的观点和见解，也反映了当时中国小说史研究的学术成就。现在看来，当然不无可以改进之处。令人遗憾的是张友鹤先生已经作古，无法再作修订。好在大家公认的唐宋传奇的佳作，大多数已经收录在内了，而张先生的注释(包括一部分校勘成果)又很详尽，在每篇第一条注文里还对作品的特点作了简明扼要的介绍。它至今仍不失为一种比较精当的选读本。在这次重印之际，责任编辑同志委托我写一篇前言略作介绍，我辞不获命，只能谈一些个人对唐宋小说的粗浅看法，未必有当于编选者的原意，更未必能适应读者的要求，仅供参考而已。最重要的还是精读原著，我相信读者一定会从唐宋传奇中感受到民族文化的艺术魅力的。程毅中
任氏传沈既济〔1〕
任氏，女妖也。有韦使君〔2〕者，名崟〔3〕，第九〔4〕，信安王袆〔5〕之外孙。少落拓〔6〕，好饮酒。其从父〔7〕妹婿曰郑六，不记其名。早习武艺，亦好酒色。贫无家，托身于妻族；与崟相得〔8〕，游处不间〔9〕。天宝〔10〕九年夏六月，崟与郑子偕行于长安陌中〔11〕，将会饮于新昌里〔12〕。至宣平之南，郑子辞有故，请间去，继至饮所〔13〕。崟乘白马而东〔14〕。郑子乘驴而南，入升平之北门。偶值三妇人行于道中，中有白衣者，容色姝丽。郑子见之惊悦，策〔15〕其驴，忽先之，忽后之〔16〕，将挑〔17〕而未敢。白衣时时盼睐〔18〕，意有所受〔19〕。郑子戏之曰:“美艳若此，而徒行〔20〕，何也?”白衣笑曰:“有乘不解相假〔21〕，不徒行何为〔22〕?”郑子曰:“劣乘不足以代佳人之步，今辄以〔23〕相奉。某得步从，足矣。”相视大笑。同行者更相眩诱，稍已狎暱。郑子随之东，至乐游园〔24〕，已昏黑矣。见一宅，土垣车门〔25〕，室宇甚严〔26〕。白衣将入，顾曰:“愿少踟蹰〔27〕。”而入。女奴从者一人，留于门屏间〔28〕，问其姓第〔29〕。郑子既告，亦问之。对曰:“姓任氏，第二十。”少顷，延入。郑子絷驴于门〔30〕，置帽于鞍。始见妇人年三十馀，与之承迎，即任氏姊也。列烛置膳，举酒数觞〔31〕。任氏更妆而出，酣饮极欢。夜久而寝，其妍姿美质，歌笑态度，举措皆艳，殆非人世所有。将晓，任氏曰:“可去矣。某兄弟名系教坊〔32〕，职属南衙〔33〕，晨兴将出，不可淹留〔34〕。”乃约后期而去。既行，及里门，门扃未发〔35〕。门旁有胡人〔36〕鬻〔37〕饼之舍，方张灯炽炉〔38〕。郑子憩其帘下，坐以候鼓〔39〕，因与主人言。郑子指宿所以问之曰:“自此东转，有门者，谁氏之宅?”主人曰:“此墉〔40〕弃地，无第宅也。”郑子曰:“适〔41〕过之，曷以云无〔42〕?”与之固争。主人适悟，乃曰:“吁!我知之矣。此中有一狐，多诱男子偶宿，尝三见矣。今子亦遇乎?”郑子赧而隐〔43〕曰:“无。”质明〔44〕，复视其所，见土垣车门如故。窥其中，皆蓁荒〔45〕及废圃耳。既归，见崟。崟责以失期〔46〕。郑子不泄，以他事对。然想其艳冶，愿复一见之，心尝存之不忘。经十许日，郑子游，入西市〔47〕衣肆，瞥然〔48〕见之，曩女奴从。郑子遽呼之。任氏侧身周旋于稠人中〔49〕以避焉。郑子连呼前迫，方背立，以扇障其后，曰:“公知之，何相近焉?”郑子曰:“虽知之，何患〔50〕?”对曰:“事可愧耻，难施面目〔51〕。”郑子曰:“勤想如是，忍相弃乎?”对曰:“安敢弃也，惧公之见恶耳。”郑子发誓，词旨益切。任氏乃回眸去扇，光彩艳丽如初。谓郑子曰:“人间如某之比者非一，公自不识耳，无独怪也。”郑子请之与叙欢。对曰:“凡某之流，为人恶忌者，非他〔52〕，为其伤人耳。某则不然。若公未见恶，愿终己以奉巾栉〔53〕。”郑子许与谋栖止〔54〕。任氏曰:“从此而东，大树出于栋间者，门巷幽静，可税〔55〕以居。前时自宣平之南，乘白马而东者，非君妻之昆弟〔56〕乎?其家多什器〔57〕，可以假用。”——是时崟伯叔从役〔58〕于四方，三院什器，皆贮藏之。——郑子如言访其舍，而诣崟假什器。问其所用。郑子曰:“新获一丽人，已税得其舍，假具以备用。”崟笑曰:“观子之貌，必获诡陋，何丽之绝也〔59〕!”崟乃悉假帷帐榻席之具，使家童之惠黠〔60〕者，随以觇之。俄而奔走返命，气吁汗洽〔61〕。崟迎问之:“有乎?”又问:“容若何?”曰:“奇怪也!天下未尝见之矣!”崟姻族广茂〔62〕，且夙从逸游，多识美丽。乃问曰:“孰若某美〔63〕?”童曰:“非其伦〔64〕也!”崟遍比其佳者四五人，皆曰:“非其伦。”是时吴王〔65〕之女有第六者，则崟之内妹〔66〕，秾艳〔67〕如神仙，中表〔68〕素推第一。崟问曰:“孰与吴王家第六女美?”又曰:“非其伦也。”崟抚手〔69〕大骇曰:“天下岂有斯人乎?”遽命汲水澡颈，巾首膏唇〔70〕而往。既至，郑子适出。崟入门，见小童拥彗〔71〕方扫，有一女奴在其门，他无所见。徵〔72〕于小童。小童笑曰:“无之。”崟周视室内，见红裳出于户下。迫而察焉，见任氏戢身匿于扇间〔73〕。崟引出就明而观之，殆过于所传矣。崟爱之发狂，乃拥而凌之〔74〕，不服。崟以力制之，方急，则曰:“服矣。请少回旋〔75〕。”既缓，则捍御〔76〕如初。如是者数四〔77〕。崟乃悉力急持之。任氏力竭，汗若濡雨。自度不免〔78〕，乃纵体不复拒抗，而神色惨变。崟问曰:“何色之不悦?”任氏长叹息曰:“郑六之可哀也!”崟曰:“何谓〔79〕?”对曰:“郑生有六尺之躯，而不能庇一妇人，岂丈夫哉!且公少豪侈，多获佳丽，遇某之比者众矣。而郑生，穷贱耳，所称惬者，唯某而已。忍以有馀之心，而夺人之不足乎?哀其穷馁，不能自立，衣公之衣，食公之食，故为公所系〔80〕耳。若糠糗可给〔81〕，不当至是。”崟豪俊有义烈，闻其言，遽置之。敛衽而谢〔82〕曰:“不敢。”俄而郑子至，与崟相视咍乐〔83〕。自是，凡任氏之薪粒牲饩〔84〕，皆崟给焉。任氏时有经过，出入或车马举步，不常所止〔85〕。崟日与之游，甚欢。每相狎昵，无所不至，唯不及乱〔86〕而已。是以崟爱之重之，无所恡惜〔87〕，一食一饮，未尝忘焉。任氏知其爱己，因言以谢曰:“愧公之见爱甚矣。顾以陋质，不足以答厚意；且不能负郑生，故不得遂公欢〔88〕。某，秦〔89〕人也，生长秦城。家本伶伦〔90〕，中表姻族，多为人宠媵〔91〕，以是长安狭斜〔92〕，悉与之通〔93〕。或有姝丽，悦而不得者，为公致之可矣。愿持此以报德。”崟曰:“幸甚!”鄽中〔94〕有鬻衣之妇曰张十五娘者，肌体凝洁，崟常悦之。因问任氏识之乎。对曰:“是某表娣妹〔95〕，致之易耳。”旬馀，果致之。数月厌罢。任氏曰:“市人易致，不足以展效〔96〕。或有幽绝〔97〕之难谋者，试言之，愿得尽智力焉。”崟曰:“昨者寒食〔98〕，与二三子〔99〕游于千福寺〔100〕。见刁将军缅张乐〔101〕于殿堂。有善吹笙者，年二八，双鬟垂耳，娇姿艳绝。当〔102〕识之乎?”任氏曰:“此宠奴也。其母，即妾之内姊〔103〕也。求之可也。”崟拜于席下。任氏许之。乃出入刁家。月馀，崟促问其计。任氏愿得双缣〔104〕以为赂。崟依给焉。后二日，任氏与崟方食，而缅使苍头控青骊〔105〕以迓任氏。任氏闻召，笑谓崟曰:“谐矣〔106〕。”初，任氏加宠奴以病，针饵莫减〔107〕。其母与缅忧之方甚，将徵诸巫〔108〕。任氏密赂巫者，指其所居，使言从就为吉。及视疾，巫曰:“不利在家，宜出居东南某所，以取生气〔109〕。”缅与其母详其地〔110〕，则任氏之第在焉。缅遂请居。任氏谬〔111〕辞以偪狭，勤请而后许。乃辇〔112〕服玩，并其母偕送于任氏。至，则疾愈。未数日，任氏密引崟以通之，经月乃孕。其母惧，遽归以就缅，由是遂绝。他日〔113〕，任氏谓郑子曰:“公能致钱五六千乎?将为谋利。”郑子曰:“可。”遂假求于人，获钱六千。任氏曰:“有人鬻马于市者〔114〕，马之股有疵，可买入居之〔115〕。”郑子如市〔116〕，果见一人牵马求售者，眚〔117〕在左股。郑子买以归。其妻昆弟皆嗤之〔118〕，曰:“是弃物也。买将何为?”无何，任氏曰:“马可鬻矣。当获三万。”郑子乃卖之。有醻〔119〕二万，郑子不与。一市尽曰:“彼何苦而贵买，此何爱而不鬻?”郑子乘之以归；买者随至其门，累增其估〔120〕，至二万五千也。不与，曰:“非三万不鬻。”其妻昆弟聚而诟〔121〕之。郑子不获已，遂卖，卒不登三万〔122〕。既而密伺买者，徵其由〔123〕，乃昭应县〔124〕之御马疵股者，死三岁矣，——斯吏不时除籍〔125〕——官徵其估〔126〕，计钱六万。设其以半买之，所获尚多矣；若有马以备数，则三年刍粟之估〔127〕，皆吏得之，且所偿盖寡，是以买耳。任氏又以衣服故弊，乞衣于崟。崟将买全彩〔128〕与之。任氏不欲，曰:“愿得成制者。”崟召市人张大为买之，使见任氏，问所欲。张大见之，惊谓崟曰:“此必天人〔129〕贵戚，为郎所窃；且非人间所宜有者。愿速归之，无及于祸。”其容色之动人也如此。竟买衣之成者而不自纫缝也，不晓其意。后岁馀，郑子武调〔130〕，授槐里府果毅尉〔131〕，在金城县〔132〕。时郑子方有妻室，虽昼游于外，而夜寝于内，多恨不得专其夕〔133〕。将之官〔134〕，邀与任氏俱去。任氏不欲往，曰:“旬月同行，不足以为欢。请计给粮饩，端居以迟归〔135〕。”郑子恳请，任氏愈不可。郑子乃求崟资助。崟与更劝勉，且诘其故。任氏良久，曰:“有巫者言某是岁不利西行，故不欲耳。”郑子甚惑也，不思其他，与崟大笑曰:“明智若此，而为妖惑，何哉!”固请之。任氏曰:“傥〔136〕巫者言可徵，徒为公死，何益?”二子曰:“岂有斯理乎?”恳请如初。任氏不得已，遂行。崟以马借之，出祖于临皋〔137〕，挥袂〔138〕别去。信宿〔139〕，至马嵬〔140〕。任氏乘马居其前；郑子乘驴居其后；女奴别乘，又在其后。是时西门圉人〔141〕教猎狗于洛川〔142〕，已旬日矣。适值于道，苍犬腾出于草间。郑子见任氏歘然〔143〕坠于地，复本形而南驰。苍犬逐之。郑子随走叫呼，不能止。里馀，为犬所毙。郑子衔涕〔144〕出囊中钱，赎以瘗〔145〕之，削木为记〔146〕。回睹其马，啮〔147〕草于路隅，衣服悉委于鞍上，履袜犹悬于镫〔148〕间，若蝉蜕然〔149〕。唯首饰坠地，馀无所见。女奴亦逝矣。旬馀，郑子还城。崟见之喜，迎问曰:“任子无恙乎?”郑子泫然〔150〕对曰:“殁矣!”崟闻之亦恸〔151〕，相持于室，尽哀。徐问疾故。答曰:“为犬所害。”崟曰:“犬虽猛，安能害人?”答曰:“非人。”崟骇曰:“非人，何者?”郑子方述本末。崟惊讶叹息不能已。明日，命〔152〕驾与郑子俱适马嵬，发瘗视之，长恸而归。追思前事，唯衣不自制，与人颇异焉。其后郑子为总监使〔153〕，家甚富，有枥马十馀匹。年六十五，卒。大历〔154〕中，既济居钟陵〔155〕，尝与崟游，屡言其事，故最详悉。后崟为殿中侍御史〔156〕，兼陇州〔157〕刺史，遂殁而不返。嗟乎!异物之情也有人道焉!遇暴不失节，徇人以至死〔158〕，虽今妇人，有不如者矣。惜郑生非精人，徒悦其色而不徵其情性；向使渊识之士，必能揉变化之理，察神人之际，著文章之美，传要妙之情，不止于赏玩风态而已〔159〕。惜哉!建中〔160〕二年，既济自左拾遗〔161〕于〔162〕金吾将军〔163〕裴冀、京兆少尹〔164〕孙成、户部郎中〔165〕崔需、右拾遗陆淳，皆适居东南〔166〕，自秦徂〔167〕吴，水陆同道。时前拾遗朱放因旅游而随焉。浮颖涉淮〔168〕，方舟〔169〕沿流，昼燕〔170〕夜话，各徵其异说。众君子闻任氏之事，共深叹骇，因请既济传〔171〕之，以志异云。沈既济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