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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化声，原名张华盛。1933年生于南京，长于四川。自幼丧父，曾参加抗美援朝，后下放至中越边境。毕生坚持文艺创作。曾任广西文化厅副厅长，广西戏剧家协会主席。中国作家协会会员。2013年因心脏病去世。著有叙事长诗《红旗的儿子》，抒情诗集《同饮一江水》，系列小说《猴性》《牛坟》《狗梦》，电影剧作《丹姨》《雨过天青青》《界河梦》等。电视剧《丹姨》（合作）获全国优秀电视剧飞天奖，作品涉及多种文艺形式，曾在全国和全区获奖。《天性》是作者竭尽心力直至临终前才完成的遗作。
《天性》是自传体小说，是一部精彩的个人史，系作者张化声竭尽心力直至临终前才完成的遗作。小说描述了主人公如梦八十秋的坎坷一生和真诚、正直、率性、自由的天性。主人公解放前当过小少爷、流浪儿，参加过学生爱国运动，解放后亲历了湘西剿匪、抗美援朝、援越抗美、自卫反击四场战争，经历过“反右”“文革”的特殊年代和改革开放后文艺繁荣的新时期……全书落笔于个人曲折的人生经历，着重写大时代中小人物的悲欢荣辱、家庭亲情和对国家的赤忱热爱之情。
一部精彩的个人史，“30”后一代与国家共命运的曲折人生。
2“猴性”难改人的天性（个性）主要是与生俱来还是后天形成？这个问题各有高见，不同的阅历，有不同的结论。我的“人之初”，就和那些听话的乖孩子们并不太“性相近”，从小像一只好奇好动好冒险的野猴儿，到处捣蛋惹祸，被妈妈称为“猴三”，说我“除了身上无毛，就和猴儿一样”。民间概括妇女生养孩子的体会说:“老大慌，老二忙，生了老三会当娘。”我这个“张老三”，就是选择了母亲最有哺养经验的时刻来到世上。大哥比我大两岁半，二哥比我大一岁半。他们俩的生日是同一天（8月28日）。母亲在四年里连生三胎，体力和精力本来难以招架，但当时家境比较富裕，三个孩子都有用人照料，她无需过分操劳，加上“正逢夫君得意时”，心情开朗，营养良好，奶水充足，我吃母乳直到一岁零三个月。这种特殊化的优惠抚养，既对我的早期发育十分有利，也加速了我稚嫩血管里过剩胆固醇的沉积，从娘胎里就开始走向了未来的冠心病。生下来就戴上“冠军”桂冠的天然优越感，以及家人对幺儿的娇惯，世人对厂长少爷的奉承，给我铺了一张病态的温床。如此的社会生态环境，婴幼儿时期便对我性格的形成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人们怀着不同的目的，夸我“漂亮”，夸我“聪明”，夸我长得像个“洋娃娃”（其实是夸妈妈），甚至对我的顽皮野性也加以赞扬……奉承声中，我成了一个自命不凡的孩子，从小就爱招灾惹祸。两岁时口含一块积木吐不出来，几乎憋死；三岁时钻进饼干筒去舐吃饼干屑，头退不出来，差点儿窒息；四岁时，在法租界公园的草坪上，和一个小洋人争夺玩具扭打起来，他用洋文叽里哇啦地骂我，气得我揪住他的黄毛大骂:“ABCDEFG！AAA，A个屁！……”这些儿提趣事都说明了，不论人之初性本善、性本恶还是性本无，先天的基因和后天的环境，无疑都是创造和改造个性的重要条件。父母生下了我，也生下了我的天性。父母养育了我，也养育了我的性格。性格是与生俱来，也是自己无意塑造的。五岁那年，抗日战争爆发，我们家早年在南京购置的一座小楼房也毁于日机的轰炸之中。“八一三”事变后，父亲临危受命，率领爱国职工，冒着敌机封锁，沿着长江逆流而上，往内地抢运上海炼钢厂的重要设备。先搬到汉阳与汉冶萍公司合并，后又迁到重庆上游三十里的大渡口，建设大后方抗日支前的钢铁基地。大敌当前，深明大义的年轻母亲——一个刚三十出头的女人，独自带着我和两个年幼的哥哥，随着拖儿带女的难民潮辗转内迁，先回到贵阳娘家暂时避难。外公陈鉴湖是前清贵州最早赴东洋留学的教育家。我的几个舅舅，有的留学英国，有的留学日本，有的在国民政府身居要职。祖传的家业虽已破落，家境依然小康。生活在那个幽森古老的庭院，仿佛在动荡中踏上了一块安定的绿洲。由于外婆早年病逝，我在家中无人照料，五岁便提前背起书包，随着两个哥哥一同进入了当地著名的正谊小学。过早入学，朦朦胧胧，生活在一群智力和体力都比自己成熟得多的同学中间，既促进了我的成长，也给我精神上带来了不小压力。这是一所管理极严的贵族学校。学生要剃光头发，穿灰色的制服，上课稍微迟到，就会受到惩罚。但是，在同学中间，暗地里存在着以大欺小、以强欺弱、以老欺新的现象。上学第一天，我就遭到了一位同桌大个子同学的欺凌。在厕所的小便处，他要我和他比赛谁把尿射得远，射得高。谁输了就要舔对方的尿。我觉得这是一个有趣的游戏，便学着他把小麻雀摆弄得挺硬挺硬，憋足劲儿对着厕所的墙壁射起尿来。结果，我因包皮过长，射尿时龟头前不时鼓起一个小包，当然吃了败仗。我不服输，只舔了自己又咸又苦的尿，死活不肯舔他的尿，两人因此扭打起来。我被打出了鼻血，扯掉了纽扣；在学校不敢出声，回家也不敢说。从此把上学视为畏途，书包变得格外沉重，总是想千方百计借故不去学校。上课的时候，也常是小心翼翼，不敢随便越过“楚河汉界”。老师讲的功课，至今在我脑海里全然一片空白，好像什么也没有学到。人生的启蒙课，却让我隐约懂得了弱肉强食这个残酷无情的道理。那时日本飞机经常空袭贵阳，警报频繁，人心惶惶。有一段时间，人们白天多不敢留在城里，学校也暂时停了课。我们天亮前便要被叫起床，匆匆吃罢早餐，用饭盒带着午餐，赶在日出前疏散到郊外的山坡上去，直到太阳落山的时候才敢回家。就是这样仍不放心，母亲还特地买了一些草绿色的棉布，准备当敌机空袭时盖在身上作为伪装（这批布后来由母亲缝制成了我们童年的主要衣服）。这种早出晚归的逃难生活，折磨苦了年迈的外公和劳累的母亲，对我们这些不懂事的孩子，却是快乐的假日和郊游。这样的日子，我们可以不去上学，不做作业，到郊外的荒山野岭去遍地打滚，尽情撒野，抓蚱蜢，扑蝴蝶，采摘刺苞和各种野果；无拘无束，回到大自然的怀抱，享受片刻童年的个性解放。一年多后，重庆大渡口新建的钢铁厂投产，炼出的钢铁开始制造成大批武器支持抗日前线，还生产了一些五百磅的炸弹，投到日本鬼子占领的后方基地。父亲安顿好工厂的事情，才抽空派警卫大队队长王典则，坐了一辆小轿车到贵阳，把我们接到重庆大渡口的工厂新址，在篱笆糊黄土的临时宿舍龙华里一号重聚一堂（后搬高昌里一号），共渡国难，过起了清苦的“抗战生活”。刚来到严厉的父亲身边，进入新办的钢铁厂职工子弟小学，我还算得一个安分向上的好学生。端午节看赛龙舟，我在长江边的河滩上捡到一只带纯金挂链的怀表，当即有人抢着出高价收买，我却拿着金表飞跑回学校，交给了老师。失主给学校写了感谢信，还上门送给我一盒当时极为稀罕的饼干。学校和家人对我拾金不昧的良好表现也大加赞赏。那时，钢铁厂正在紧张迁建，到处都是工地。工人们像蚂蚁搬家那样，用滚木搬运着巨大的机器。上海话、湖北话和四川话的号子声回荡在长江之滨。父亲秉性沉静，不嗜应酬，喜怒不形于色，孜孜不倦，埋头苦干，是个爱国敬业的技术官员，重要设备的安装事必躬亲。他终日穿条背带短裤，戴顶草帽或通帽，和汗流浃背的工人们滚在一起。妈妈担任抗日妇女工作队的支队长，组织职工家属们忙着为前方将士缝寒衣，做军鞋。父母都无暇来管教孩子，这也给我这个“猴三”提供了为所欲为的可乘之机。……P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