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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汶石，原名王礼曾、王仲斌。1942年调赴延安，1946年开始发表作品，后来一直生活在陕西，长期从事农村基层工作，创作也主要以陕西乡村为背景。著有中篇小说《黑凤》《阿爸的愤怒》，短篇小说集《风雪之夜》《王汶石小说选》，论文集《亦云集》及《王汶石散文选》、《王汶石文集》（四卷本），歌剧《边境上》《战友》等。
本书是“百年中篇小说名家经典”丛书中的一种，选录了王汶石的代表作《风雪之夜》《春夜》《大木匠》《新结识的伙伴》《沙滩上》。这些作品都是反映农村生活新变化、农民精神新面貌的，使得王汶石成为五十年代农村题材小说创作的领军人物之一。《风雪之夜》不仅是王汶石“十七年”间先发表的小说作品，而且也借由此作正式拉开了他直面新生活、书写新人物的序幕。此后发表的小说作品，始终把故事与人物紧密地结合起来，着力表现农民群众以主人公姿态对于农村工作的积极参与和热情推动，而且着意写出干部与农民各有千秋的个性特征。譬如《新结识的伙伴》塑造了张腊月、吴淑兰两个个性鲜明的农村妇女形象，展示了中国农村妇女新的社会地位、新的命运、新的生活。
★著名作家王汶石中短篇小说代表作★著名评论家白烨精彩点评★作家生活照片多帧★精致小开本，好看好带
描写农村新生活，塑造农民新人物——王汶石的农村题材小说读后白烨在新中国建立之后的“十七年”时期，农村题材的小说创作在一些重量级作家的精心耕耘之下，取得了较高的艺术成就，也产生很大的社会影响，成为当代时期与革命历史题材双峰对峙的两座文学高峰。在这些重要的农村题材作家中，就包括了王汶石。出生于山西、成长于陕西的王汶石，从中学时代就参加了进步组织——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全民族抗战爆发后转赴延安，长期在西北文艺工作团工作，担任团长并创作秧歌剧。解放后到西安，出任中国作家协会西北分会秘书长，并兼任《西北文艺》副主编。自1953年起，他到陕西渭南、咸阳等地的农村长期深入生活，参与农村的各项实际工作，广泛接触基层干部和普通群众，立足于这些充沛而丰富的生活感受，他先后创作了《风雪之夜》《新结识的伙伴》《沙滩上》等反映农村生活新变化、农民精神新面貌的小说作品，成为五十年代农村题材小说创作的领军人物之一。重读王汶石的小说，浓烈的时代气韵与浓郁的生活气息一道扑面而来，从中既能感受到我国农村社会形态与农民精神状态的深刻变化，又能感受到作家饱含在故事内里和人物性格中的充沛激情。长于写农村，善于写农民，背后潜藏着的，是对农村新生活的热爱，对农民新人物的喜爱，这是王汶石的农村题材小说常读常新的秘诀所在。一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社会生活中政治运动频仍，文艺领域里时有极左思潮流行，这些都不能不对当时的文学创作产生一定的影响。置身于这样一个环境氛围里的王汶石，自然也不可能幸免。但现在重读王汶石写于“十七年”时期的小说，除去个别作品因为紧跟时势，在看取生活和描画人物上，政治化的视角稍嫌突出之外，他的大多数作品都富有鲜明的时代气脉与鲜活的生活气息，对于人们认识那一时期的农村社会生活的变迁、农民精神世界的变异，都有很大的助益。置身于被规范的社会政治文化环境，而又能有一定的超越，这在王汶石来说，是有着确定的主观意向与坚定的艺术追求的。现在来看王汶石由小说创作谈等文字所体现出来的文学观念，个中带有较强的政治性，是显而易见的。但他特别重视生活，格外看重人物，却在一定程度上，对那种时兴的政治性的要求和政治化的潮流，构成了一定程度的制约与“修正”。他在《风雪之夜》（1959年版）后记里告诉人们:“写这些文章的时候，有一点确是明确的，这就是:要把笔墨献给新生活，献给新人物；要以现实生活为基础，以革命理想为主导，在本质伟大、貌似平凡的生活现象中，概括和复制无产阶级新人物的形象，展示他们崭新的思想感情。实在说，这也是我们的文学对于党、人民和时代的责任。”这样的一个认识，为他在下乡深入农村生活时所看到的一切所证实，或者说多年深入农村生活的体验使他更为明晰了这样的认识。由此，他在创作中秉持了一个以生活为基础、以人物为根本的文学理念，专心致志地观察和感知农村新生活，细针密线地描画和塑造农民新人物，力求反映出新生活的新气象，表现出新人物的精气神。这样的一个高度自觉的文学追求，就使得王汶石的小说创作，实现了对某些桎梏的突破，对某些局限的超越，并成为人们了解那个时代农村生活现状的典型文本。二在王汶石的小说创作中，《风雪之夜》具有重要的地位。这篇小说不仅是王汶石“十七年”间*先发表的小说作品，而且也借由此作正式拉开了他直面新生活、书写新人物的序幕。《风雪之夜》只写了1955年底一天一夜的事情，却由作者所亲见亲历的乡支书杨明远认真负责地验收新社，区委书记严克勤顶风冒雪深夜踏访，王槐旺、王振家等村干部彻夜谋划生产工作，以及由他们的话语里透露出来的社员们对于建社的积极态度和高涨热情，多角度、深层次地反映了进入社会主义时代的农村新的蓬勃景象、农民新的精神风貌。一天一夜的故事，时代气韵与生活气息交织而来，让人从基层干部的远大目标和充沛干劲中，强烈地感受到农村生活的悄然变动。王汶石此后发表的小说作品，始终把故事与人物紧密地结合起来，着力表现农民群众以主人公姿态对于农村工作的积极参与和热情推动，而且着意写出干部与农民各有千秋的个性特征。比较典型的作品，有《春夜》《大木匠》《新结识的伙伴》《沙滩上》等。《春夜》在北顺与青选两位男青年都暗中喜欢云英的故事里，把爱恋的表达与劳动的表现有机地结合起来。云英在两位追求者中更倾心北顺，但又对他时常单打独斗的作为有所不满。北顺领悟了云英的意思，想尽办法去接近和引导自己贪玩还影响别人的青选，终于使青选认识到自己的问题所在，开始向积极的方向转变。作品既写出了不同人物的个性，还写出了新一代农村青年在劳动生产中的成长与进步。《大木匠》主要描写大木匠的女儿桃叶与对象相亲的故事，却由去赶集的大木匠过时未归，归来时忘记了桃叶妈再三交代的给家里买粉条一事，托出了看似性格“乖张”实则别有志向的大木匠的形象。原来他借着赶集去了集上的铁匠铺，为自己研制的“除棉花秆机”配零件，一心只顾了这个，别的一概置于脑后。作品以家人的抱怨、别人的议论，从侧面表现了大木匠的不被人理解，却又由此写出了他的忍辱负重，独到地展示了一个旨在农具革新的新型农民形象。《新结识的伙伴》的主角是两位女性人物，一位是贤淑的吴淑兰，一位是泼辣的张腊月。两位在全乡劳动竞赛中一直暗中较劲的妇女队长，在全乡的棉田管理现场会上不期而遇，从此成为一见如故、相见恨晚的好伙伴。两个人在会间的交谈、去往张腊月家的晤谈、妇女会上的对谈，彼此都是充满着既钦羡又不服、既友好又较劲的混合心态与复杂情感。作品既在一系列的“对手戏”中写出了各有色彩的性格特征，又由相互竞争中的共同进步写出了“年富力强的一代妇女”的全新精神风貌。《沙滩上》描写了大年、秀梅、囤儿、运来等几位思想境界不尽相同的农村青年。大队长大年，拖拉机手秀梅，志向远大，朝气蓬勃；副大队长囤儿，思想脆弱，忽冷忽热；而单身汉运来，则为人懒散，游手好闲。如何使囤儿在工作中坚强起来，特别是帮助运来走出落后状态，大年、秀梅在具体的工作中，既指出他们各自的缺点，又肯定他们实有的优点，不断“指引他们想点新事情”。在他们的悉心帮助与耐心影响下，消极的变得积极了，落后的终于进步了。发生于普通农村青年身上的这种可喜的变化，既表现了农村先进分子的积极引领作用，也揭示了社会主义农村正在成为冶炼新人的大熔炉的可喜迹象。三王汶石在小说写作上，也逐渐形成了自己独有的艺术特点。时任中国作家协会主席茅盾，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的《反映社会主义跃进的时代，推动社会主义时代的跃进》的报告的第二部分，谈到“民族形式与个人风格”时，对当时一些重要作家的创作特点作了简洁而精到的点评，说到王汶石的写作特色，特别用了“峭拔”二字。应该说，这个要言不烦的评点，既是一个精当的概括，又是一个极高的评价。峭拔，既指文字的雄健、清奇，又指风格的劲峻、豪迈。无论是描画人物，还是状写景物，王汶石都忌讳平顺与平淡，追求着超拔与奇崛，力求写出人物性格的独有劲道、故事内在的深层力道、自然景物的特殊味道。写人物别见光彩的，如《新结识的伙伴》，吴淑兰与张腊月甫一见面，便以唇枪舌剑的方式相互攀谈，那里既有相互欣赏，又有彼此较劲，一个内敛中自藏锋芒，一个外向中自见倔强，在性格碰撞中性情互见，又友情互补，“好伙伴”真正名副其实，又别具新意。写景物别见光色的，如《风雪之夜》，风雪来临前:“东北风呜呜地叫着。枯草落叶满天飞扬，黄尘蒙蒙，混沌一片，简直分辨不出何处是天，何处是地了。就是骄傲的大鹰，也不敢在这样的天气里，试试它的翅膀。”而风雪到来后:“树木折裂着，狂号着，那滚滚的狂风，卷着滔滔的雪浪，在街巷里疾驶猛冲，仿佛要在瞬息之间把整个村庄毁掉似的。道路全被雪盖住了。风雪打得人睁不开眼。”这些描写文字，遣词用语都偏于浓重，叙事姿态也明显峻急。而正是这种文字的浓墨重彩，叙述的铿锵有力，才写出深冬风雪的凛冽、天气的肃杀，又反衬出干部雪夜踏访村庄的十分不易，骨干们聚来熬夜开会商讨工作的难能可贵。外边的“冷”，与屋里的“热”，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和鲜明的对比。四可以说，深接地气、富有生气、高扬正气，使王汶石小说在“十七年”的农村题材写作中，自出机杼，别树一帜。他的小说创作，从生活积累，到艺术实践，都给今天的作家们提供了不少可资借鉴的经验。在深入生活中，参加农村的实际工作，熟悉身边的农村人物，了解他们的喜怒哀乐，揣摩他们的音容笑貌，是王汶石从事农村题材小说创作的基本功与必修课。他从1953年到1958年，多次深入渭南农村地区，参与互助组、合作社的组织与建立，亲历了农村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各种活动，在这一过程中看到了农村在走向集体化的各种新的变化，尤其是农民在这一过程中的精神更变。而后，又深入咸阳地区的一些农村，以挂职县委副书记、市委副书记的方式，参与工作和体验生活。正如他在《一个老共产党员的艺术追求》的访谈中所说的:要忠实地描写当代生活，就要和人民群众打成一片，“像金属里的合金一样，成为他们之中切切实实的一分子”，“同他们心灵相通，感情相应”。王汶石就是经由深入生活的过程，捕捉人民群众的思想感情，把握社会与时代的跃动脉搏，并把自己在农村的实际工作和沸腾的现实生活中，受到的种种触动，得到的深切感奋，编织成生动的故事，塑造成鲜活的人物，而这样复现的“新生活”与描绘的“新人物”，又打动了我们，感动了读者。注重写出生活的丰富性，写出人物的典型性，是王汶石在小说写作中一直信守的美学原则。他曾经说过一句堪称经典的名言，那就是“人物出来了，作品就立住了”。他在《风雪之夜》（1959年版）后记里说到自己写作时所坚持的一个基本理念，那就是“描写各种各样的生活场景、生活情趣；描写人的各方面的生活活动和生活兴趣”。着眼于生活中的人和人的生活，尤其是新的生活与新的人物，生活的广阔性与人的丰富性，就自然地尽收眼底和遣入笔端，使作品以生活现实的鲜活呈现和人物性格的丰富蕴含，成为超越一定的时代局限又了解那个时代特点的文学文本。*后要说明的是，依这套“百年中篇小说名家经典”丛书的编选要求，应该酌选王汶石的中篇小说。但王汶石只写过一个中篇小说《黑凤》，而且字数有二十万字之多。经再三斟酌，选了他五个短篇小说，以飨读者。这些短篇小说，均为王汶石农村题材小说的代表性作品，而由这些作品，既可看出王汶石小说创作的艺术特色，也可从中窥见一个作家对于时代生活的准确捕捉。2018年7月7日于北京朝内风雪之夜一九五五年的*后一天，我跟乡支部书记杨明远同志，到靠近河岸的一个小村庄去。天气阴沉，满天是厚厚的、低低的、灰黄色的浊云。巍峨挺秀的秦岭消没在浊雾里；田堰层叠的南塬，模糊了；美丽如锦的渭河平原也骤然变得丑陋而苍老。东北风呜呜地叫着。枯草落叶满天飞扬，黄尘蒙蒙，混沌一片，简直分辨不出何处是天，何处是地了。就是骄傲的大鹰，也不敢在这样的天气里，试试它的翅膀。风里还夹着潮湿的气息，这是大雪的预兆。我们是早饭后到村的。社员们正忙着装配高温沤肥坑。拉大车的，推小车的，挑水桶的，扎草把的，来来往往，紧张而热闹。天虽冷，却有不少人只穿着单褂子。生产委员王振家，甚至敞着衣襟，露着胸膛，就这样，头上还冒着滚滚的汗珠。人们热情地跟我们打招呼。王振家喊:“支书，看我们的劲头怎样，热火不热火呀？”支书喜得合不拢嘴:“好哇，穿上衣服吧，小心着凉！”振家答道:“不这么干不行啊，天阴得很重，下雪前，得把这些沤肥坑全部装好呢！”支书小声对我说:“看！社员的行动，就是对社的*好检验哪！”支书的任务，是来验收这个新建社的。验收新社，原是区委会的事；由于今冬农业社发展得出乎意料地迅速，只月余时间全区就基本合作化了；而许多老社，又追着支部，催着区委，要求转高级社，区委会实在忙不过来。那么多新社，别说详细验收，就是到各社去巡视一趟，也需要许多时间；而时间，又是多么不够用啊！就像区委书记严克勤同志说的:“搞不好，‘时间’就要‘脱销’了。”因此，区委会作了决定，由严区书亲自主持，召集各乡党支书参加，做了一次验收示范工作；然后，拟出一个详尽的验收提纲，委托给乡支部去做。严克勤同志那种对事严格的作风，在全县的干部中是很有名的，对验收工作自然也不例外。各乡支书离区返乡前，他又花了多半夜的工夫，和支书们举行了一次谈话会，研究了各乡的突出问题，并且警告在座的支书们说:“年关难过，咱们还欠群众几笔账啊，要在年前付清，就还得多加油。你们验收过的社，区委会要抽查的。”他问大家对区上有什么要求，有几个支书开玩笑地说:“别的倒没有什么，就看区上能不能多发一点时间给我们！”严克勤同志摇着头说:“不行，这不能供给，连我们自己还不够分配啊！只好靠你们自己了，有什么办法呢？跑步吧，加油赶吧！”乡支书杨明远今天就是从铁道旁赶到河岸来的。验收的工作，进行得很细致，召开了贫农会、中农会，又进行了个别访问。中间一直没有停歇，直到天黑，才吃午饭。饭后立刻召开建社委员会。在会上，支书提出几十个问题，盘来问去，仿佛他是专门跑来找岔子似的。这使我想起，在三级干部会上，杨明远发言时，县委组织部长给我说过的，“杨明远这几年进步很快，他完全学着他们区委书记的样子，认真、顽强、钻劲儿大”。验收结束时，夜已很深，满村喔喔的鸡叫声。雪，从黄昏的时候下起，现在越下越大了。杨明远打算回去，社主任王槐旺挡住他说:“不行，夜深了，风雪也太大！”我知道，明远昨晚上在铁道北时差不多一夜没睡。我看见他站起来时就像喝多了酒似的，有些站不稳当。“明天走吧！”我劝他。他沉吟了一会儿说:“区书明后天就从县上回来了，有新任务——咱们去看看路吧！”屋外简直是另一个世界。树木折裂着，狂号着；那滚滚的狂风，卷着滔滔的雪浪，在街巷里疾驶猛冲，仿佛要在瞬息之间把整个村庄毁掉似的。道路全被雪盖住了。风雪打得人睁不开眼。杨明远犹豫了一下，对我说他决定留下来。这时，旷野里，远远地闪着一条手电灯的光带，时北时南，仿佛是有人在寻觅什么东西。更使我诧异的是，风雪压迫得人口也张不开，而那个旷野里的人，却悠然自得地唱呀唱的。那歌声时时被风雪打断，那人似乎不愿向风雪屈服，被打断的歌声，一再高昂起来。明远又犹豫起来了:“路上还是有人哪，可见还是能走！”社主任老王说:“那是吆喝雁的人，不过在村边麦地里赶一赶雁罢了，他连河滩也不敢去哩。”回到屋里，房东收拾好了炕，泥炉里的炭火正熊熊地烧着，杨明远坐在炉边，神情还有些不安地说:“会不会是区书呢？”社主任老王哈哈大笑道:“支书，你这人真太心小，一味地胡思乱想，区书这会儿怎么会来呢！”我也以为区书现在不会来，因为县上的会至少得两天，就是元旦不休息，他也得明天下午才能回到区上。社主任又笑着说:“区书爱人在县卫生院工作，他要回来，也在早晨。”明远点点头说:“有根据，今天是除夕，又是星期六，县上各机关都放假了。”社主任给我们放好门帘，回家去了。我们又谈起严区书来。杨明远的兴致特别高，疲乏和睡意从他的眼睛里消失了。他讲区书小时候困苦的孤儿生活；讲区书怎样从一家皮坊偷跑出来，到洛川去参加革命；讲区书在工作中的顽强精神。他讲得那样详细、恳切，仿佛是讲他自己的身世似的。他说:“区书一九四九年缝的一条被子，现在还崭新哩。他用被子的时候不多，常常工作到深夜，伏在办公桌上就睡着了。”这话也许有些夸张，但是，我听见许多干部都这么说过。我知道杨明远是严区书*赏识的支部书记之一，可是区书对杨明远却特别严格，赞扬的时候很少，批评起来却毫无保留。像在这次三级干部会上，他指定杨明远作典型发言，讲题是建社过程中各项工作的安排。他要明远先写出发言稿给他看。他明知明远从小给人揽工，识字不多，只是*近几年，在革命工作中才学会了读书和写报告。可是他看了明远的文稿以后，却用了一个下午的时间，从内容到分段，以至于文法和标点，没一样不批评的，说明远是“思想懒汉”，不肯下功夫钻研；然后，才和他一起研究，逐句修改。那一个下午，杨明远出了好几身汗，从房里走出来时，棉衣也湿透了。我问杨明远:“你们这个乡的工作很不坏呀，在全县都很突出，为什么严区书还那么不满意呢？”杨明远说:“区书怕我们垮台，怕我们自满；所以，在你还来不及自满的时候，他就敲打起你来了。”他意味深长地接着说:“区书剋我剋得真狠。从他当支书，我当村农会主席时，他就常剋了。剋得好，如果他这几年剋得不紧呀，今天这样的工作局面，我就没法应付下来。”风暂时平息了，雪却下得更大。我们谈得高了兴，忘记了时间。鸡叫二遍了，我们才离开火炉，走向炕边。我突然觉得身后袭来一股冷风，大概风又刮掉了门帘吧。回头一望，帘子下凛凛然屹立着一个雪人。他的脸庞瘦削而黑青，宽额头，宽鼻梁，眉毛拧成一条绳，眼睛眯成一条细线，仿佛害怕灯光把它熔化了似的。他望着我，嘴角慢慢泛出一缕细细的笑纹，声音柔和地说道:“你也在这里！”“哦嗬！是你呀！”我惊讶地说着，急忙握着他的手（那手，简直是一块正在消解的雪团）。他在门外脱掉了大衣，抖落了雪花。杨明远悄悄在我耳边咕哝着说:“嘿，我估计得不错吧？”我点点头。严区书听见了，在门外问道:“你们说什么？”我说:“我们正在谈论你，你就到了。”“谈我什么呢？对我保密不保密？”我笑着说:“幸亏没说什么坏话。”“多谈坏话比戴二尺五的高帽子强，只要能让本人知道！”他那慢条斯理的样子，和款款浅笑的神态，简直像个老诚敦厚的大姑娘。杨明远帮区书把大衣挂在火炉边的墙上，对他说:“把鞋袜脱下，你上炕去暖一暖，炕是烧过的。鞋袜给我，我一会儿就给你烤干。”“不，我来！”他拉着凳子靠近火炉坐下了。杨明远一边给炉里添炭，一边说:“你没到卫生院去？我们还估计你晚上不会回来呢！”区书说:“谁像你哟，半个月不回家就害病了！”明远哈哈地笑着，争辩道:“这真冤枉死我了！老王，你说句公道话吧！”我对区书说:“你大概事先没到卫生院去挂号吧？”区书笑着说:“不，我去请了个假期的假！”我们一同大笑着。区书又一本正经地说:“不要笑，这是家庭纪律！”他脱下鞋袜，那鞋像个泥浆罐子似的，看样儿得有一二十斤重，鞋子一接近炉火，鞋底就发出吱吱的怪叫声来，喷出一缕缕的蒸气。他像是欣赏着那些泥浆，很愉快地说:“雪真美呀！走到路上，密密层层的大雪包着你，团团急转。你简直觉得是掉在风雪的旋涡里了，永远泅不出去了。”明远准备让区书抽查这个社。他翻开笔记本，等待区书发问。区书并没有直截了当地提出问题，却说道:“这儿的牲口饲养室修补得不错，不透风，暖和；再冷的天，也过得去。”明远听到区书少有的夸奖，便谨慎地问道:“你看了？饲养员还没睡吗？”区书说:“那儿人还不少，你们这里散了会，有些人又跑到那里去了。”我说:“原来你先去摸了一下‘底’，才上这儿来的呀！”00他笑着说:“习惯了，听见那里有人，就进去和他们随便谈了谈。”接着，他转向明远说:“新建社验收得怎样？”明远说:“快验完了。今冬建的社，一般的质量要比去年建的社好些。区书，你看还要注意哪些问题？”区书没正面回答杨明远的问题，却沉思地说:“问题是下一步和下几步怎么做，要早些考虑好。社会主义来得这么快，咱们的感觉动作也得快也得灵敏，稍一迟钝，就要落后。”停了停，他声调固执地说:“要思考在前，动作在前，要走在前面！”一句很平常的话，立刻在杨明远身上产生了影响，他意味深长地看了我一眼。严区书用拳头托着下颌，眯着眼睛，火炉里的火光映红了他的沉静自若的面孔。他说:“群众情绪很高，合作化的步子很快，大家都兴奋得不得了；可是，其中有个把人，只顾见人就道喜，忘记走路了，像喝醉酒似的，绕着桌子转呀笑呀的。”他又抬起头来望着明远说:“咱们万不能坐下来喝酒，咱要赶路！”这时，大门响了，区书侧耳听了一听，急忙提起湿气腾腾的鞋袜穿在脚上。进屋来的是社主任王槐旺和生产委员王振家。槐旺披件棉袍，一只手里拿着一个烤焦了的黑馍吃着，大模大样地说:“看见你的手电光，我却把你当作吆雁的了。哈哈……来吧，区书，吃馍！”区书说:“不。”振家嚷道:“哈哈，你这家伙，只拿一个馍，自己倒咬了一半，还让区书吃呢！”槐旺说:“谁像你，客出了村，才说饭做好了。”说着，他从棉袍下伸出另一只手，手里端着一碟油辣子、几双筷子，又从怀里掏出四五个烤馒头放在桌上，对振家说:“哎，伙计，把你的也拿出来吧。”振家瞪着眼说道:“你不问我老婆愿意不愿意，就死乞白赖地把我从被窝里拖出来，我衣服都没扣就跟你来了。不信你们看——”他拉着衣襟，挺着胸脯，果然，满胸膛的疙瘩肉都露在外面。明远揭穿他道:“一年四季，啥时候见你扣过胸前的扣子啊？”全屋人都笑起来。振家天真地笑道:“这也是一种习惯哪！”区书拉槐旺和振家他们坐下后，从自己的大衣里拿出笔记本来。明远以为区书要开始抽查了，便准备汇报。区书说:“你已经验收过就行了，按照你的意见去做就是。我来，是要和你们研究生产问题的。”后来我才知道，县委会也在追赶时间，原定要开两天的县委会，一天就开完了，一直开到晚上九点钟。散会后，严区书满可以住在县上不回来，可是他在那里不安心；合作社的许多事情吸引着他，县委会的决议燃烧着他，许多同志除夕之夜仍在农村里继续工作的情景召唤着他，他便给自己的妻子做了点“说服”工作，冒着大雪回到乡村来了。未离县以前，他就给副区书打电话，商量好召开全区干部会议的事情。他自己则直接到乡，先找了个老社，然后又跑到这个新社来。他来的目的，是要掌握新社和老社生产计划的情况，特别是干部思想，给明天的会议做一点准备工作。社主任王槐旺报告完了以后，明远又作了补充。区书一直靠着墙，一只脚蹬着炉台，不时地记录一点什么要紧的东西。他的注意力始终集中在生产指标上，每项农作物的产量指标和具体措施，报告者都得重复报告好几遍。明远合起笔记本，等候区书发表意见。好大一阵儿工夫，区书都没吭声，他弯腰伏在膝上，无目的地将炉里的一块炭火拨过来拨过去。什么思想正在他的脑海深处打转儿呢？*后，他直起身来，袖着手，背靠着墙，仿佛怕惊吓了什么人似的，声音低沉地说:“咱们常喊‘积极办社，大搞生产’，合作化大大解放了生产力，农民群众中迸发出一股巨大的生产热情，我们要抓住它。”明远点点头。区书接着问道:“你们乡已经合作化了，对这么多的社，支部今后怎样去领导呢？”明远想了想，答道:“要抓生产。”区书摇摇头。明远眼瞪得多大，望着区书。严区书说道:“首先还是要抓好农业社的政治工作。”他详细地分析了农业合作社内外的阶级斗争形势，和今后可能出现的种种情况，和做好政治工作的重要性，然后，才又转到生产上，讲党支部要认真领导好生产。区书望着明远问道:“可是怎样抓呢？”明远没回答。“抓就要抓计划，抓指标。哪个社计划订得不好，支部就不批准；订好了，就严格检查执行的情况。”振家插言说:“这话对，乡上确实要多来检查，哪个社完不成，他得说出个道理来才行。”“那也不行！”区书说，“完不成计划，说啥也不行！”他望着振家抿着嘴笑着，那笑容表示说:“完不成任务的人，往往会造出一大堆‘道理’来的。”振家会意地憨笑着。槐旺附在振家的耳朵上偷偷地说:“咱们的计划订低啦。”振家不以为然地摇摇头。区书说:“把你们的计划研究研究，加点夜工行不行？”振家意气昂扬地说:“行，怎不行！走社会（主义）去呀，不熬几十个透夜还能走到吗？”这里的农民，把走向社会主义叫作“走社会”，词句虽不完整，他们那态度那声调却表示了一种坚强的英雄气概。大风继续呼啸着，雪花不时偷偷地从门缝里钻了进来。桌子中间摆一份生产计划书，三个人围着桌子。王槐旺跟王振家对面坐着，杨明远半依着桌子角儿坐在炕边。槐旺识几个字，手里拿着笔，满手都沾上了墨水。他们掐指头，拨算盘，商量一阵，争辩一阵，那份计划书被涂改得墨迹斑斑了。区书一直是靠炉边坐着，听着他们的争论，沉思着。他有个习惯，爱听干部争论。他不时走在争辩者的背后，欣赏着争辩者的紧张热烈的面孔，有时简直入了迷，不自觉地眉飞色舞，张着嘴，痴呆呆地望着，像戏台下入迷的观众似的。只在紧要的时候才插话，画龙点睛地，使争论者从争执的热雾中清亮起来。他很巧妙地使用他的精力。他只在头一个项目上用了极大的力量，头一个项目解决了以后，他就撒开手了。他悄悄地对我说:“你只要打个头通鼓，后边的戏怎样唱，他们全是好把式。群众里，能人多，生、旦、净、末，哪一门也有很多专家。”头一个项目是小麦产量。槐旺和振家争执得煞搁不下。槐旺的意见是平均亩产三百六十斤；振家说槐旺是“胡抡”哩，他肯定地说:“二百九就算到顶了。”他的理由有两条:一来，咱这儿土质差，靠河滩，沙地多；二来，难免群众通不过，订也是白订。振家半辈子做的都是小庄稼，他家地少人多，种一亩就要顶一亩，拿不稳的事，他是从来不干的。他朴实厚道，很固执，他心里有个老主意:“说出不算，做出来再看。”因此，他虽然觉得别人说的也在理，他却一口咬定“二百九”不放。槐旺生气地说:“这家伙，一口咬住个屎橛子，你拿上个油饼去换也换不下来。”振家很诚恳地说:“咱对党对社员都要负责任，说一句要顶一句，不能落个‘空空脑壳’的绰号。”槐旺说:“谁向党说空空话啦？”振家急忙辩解说:“我不是那意思。我是说咱要订得合适。哪怕，哎，咱把三百六搁在肚里，咱加油干嘛。哎，或许咱还能奔到三百九哩，这不更好？”明远说:“你这样想，就错得深了，实际上是不要计划的思想。”槐旺也说:“你计划一天到西安，你就会赶到西安；你要是说走着再看，哎，不到临潼你就下了店了。”振家承认支书和槐旺批评得对，可是对三百六的指标嘛，总觉得有点那个。——他笑着，抓抓脑袋，转过头来说:“严区书，你看呢？”区书一直不发言的目的，是要从他们的争论中摸清干部的思想底细。现在，要他出面解决问题了。他挤到桌前说:“有的说高，有的说低，到底你们各人的依据是什么呢？这方面虽也谈了，但谈得不够。特别是谈眼前条件谈得多，谈今后条件谈得少。”接着他问振家道:“就谈肥料吧，振家，你先说说，今冬明春你们给麦田能上多少浮肥？”振家说了个大概的数字。区书让他仔细说说:全社今冬能换的旧墙有多少？有几个“风屎堆”能筛出多少车炭灰？水壕、涝池能挖出多少肥土？明春准备施用多少化肥？……振家经这一问，眼瞪起来了。他急忙抓耳朵，扳指头，嘴里咕咕哝哝地说:南院老汉九堵旧墙，我九叔十堵……明远对着我的耳朵说:“许多脱产干部，就怕区书的这个问法。”区书向振家说:“你别扳指头了，你的指头不够用。你听我说，看说对说不对？”于是他一宗一项地说了个具体而详细的数字。振家半信半疑地说:“不会吧，区书！我在这个村住了四十几年啦。你来的回数总有限。再怎么说……”槐旺笑着说道:“怪你今晚睡得太早。区书一来，就在饲养室和一些人算了一个细账，咱村的情况，全都在区书肚里装着啦。”振家如梦初醒地把身子向后一仰，敬佩而抱歉地说:“嗐！区书，我的工作没你细！”区书接着又讲了这个社其他方面的增产条件，他特别强调了使用新农具和新技术的问题。*后，他蛮有把握地以商量的口气问道:“你们看，订四百二十斤低不低？”振家急忙问道:“丰产田？”“不，平均亩产。”大家都有些惊讶，振家更是不住地把头摇得像个拨浪鼓似的。他说:“刚解决了个三百六，又出来个四百二。啊呀，我的天！”区书望着振家，笑着告诉他:“不要着急，再根据刚才所说的增产条件算个细账看看吧！”于是，三个人又围着桌子，从各方面一点一滴地算起增产细账来。振家挽起袖子，他的算盘确实不高明，手慢慢拨着算珠，别人都替他着急，他却不慌不忙。区书又在炉边烤火，听他们算完了，便问道:“振家，多少了？报一下！”大家一齐说:“四百一！”区书问振家:“对不对？”振家瞪着眼说:“大概对！”区书看振家还有怀疑，便说:“再算一遍！”三个人又从头算了一遍，振家累得鼻子上渗出细细的汗珠。区书又问道:“多少？”振家傻笑着说:“还是四百一。我亲手算的，没错！”接着他把脑袋一拍大声说:“区书，我通了，四百二没问题！”他把“没问题”三个字说得又坚决又干脆。严区书却反而说道:“还差十斤哩！”振家不以为然地说:“没问题。咱是啥人，咱是‘走社会’的人，只要狠一下心，把脑筋多发动一下，方方窍窍多寻些，十斤粮食不算啥！”区书说:“对对对，我赞成这说法。”他望着明远说:“人不同了，今后，做计划，做工作，时刻要记着这一点。”头一个项目计划订完以后，区书轻松地说:“后边的戏完全要你们自己来唱了。”他便和我谈起了今天县委会开会的情形。其他几个人越研究兴趣越高。棉花，谷子，油料……一项一项都修改过了。*后槐旺和振家向支书说:“我们明天要在社员大会上通过一条:向全乡合作社挑战。”雄鸡唱起第三支歌曲，振家站在门口，高兴地喊道:“好美的雪呀！下吧，下吧，下够三天才好！”区书坐在灯下，写完了摘记，又一条条校阅了一遍。他的白眼珠红了，眼圈儿黑了，眼皮沉重了。我们劝他早点休息，他抱歉地说:“对对对，我把你们的瞌睡全打搅了。”说罢，伸伸懒腰，预备上炕，可是他坐在炕边儿上迟迟没有脱掉鞋子，又合着眼想着什么了。几分钟后，他又走到门口，望了望天空，默默地站了一会儿说:“我得走！我得早走一步，留下来会误事的。”我们怎么留他也留不住，振家向他高声吵闹也不济事。*后，振家提出一个条件，要伴送他回去，他也只好接受了。大风依然未减它的威风，仿佛要扫掉一切村落，把大地永远变成一个雪的世界似的。我们送区书到村外，茫茫的大雪立刻把他们吞没了。风里传来振家粗哑的声音:“回区呢，还是回县？”“回区！”区书的声音。“你爱人在区上吗？”“在县上！”“过年不放假吗？怎么不接来呀？”“明天去……”区书的声音湮没在大风里了。四下里，风声一片；划破风声的，是陇海铁路上远远传来的火车汽笛的长鸣。我们回到屋子里，王槐旺抱着一卷花布被子跑来问道:“严区书呢？”明远告诉他说:“在路上。”门又开了，进来两个壮实的农民，像两株雪山上的青桐树似的。他们是邻村的农民通信员，连夜传送一封信，信是由区委会发出的，信上写着，“元旦日上午九时，在区委会召开乡支书、各社生产委员和青年突击队长的联席会议。”明远看完通知，匆匆披上大衣说:“我也走了，得找文书，立刻给各社传达这个通知。”我看看表，时针已近五点。黎明临近了，一九五六年的*个黎明临近了。风雪继续吼着，这时候，多少人冒着风雪，在乡村的道路上，迎接这个伟大的黎明啊！1956年1月20日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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