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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乃谦，1949年农历正月十五出生于山西应县下马峪村。1987年因与朋友打赌，开始写小说。至今发表文学作品近百万字，其中有30多篇被翻译介绍到美国、加拿大、日本、瑞典等国。已出版短篇小说集《*后的村庄》、中篇小说集《佛的孤独》、长篇小说《到黑夜想你没办法》。其中《到黑夜想你没办法》于2005年由台湾天下文化书坊出版，并由瑞典汉学家、诺贝尔文学奖评委马悦然翻译成瑞典文于2006年出版。曾获公安部首届和第二届优秀文学二等奖；《山西文学》1989至1993年优秀文学奖；《北京文学》新人新作一等奖。
本书以塞北高原上一个叫“温家窑”的三十户人家组成的村子为场景，原生态地描写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生活在这个小村庄的人们的生存状态，展示了生命在极度贫穷的状况下遭受本能欲望驱使的卑微、荒谬和无奈。小说风格简约，语言质朴、冷峻。寥寥几笔，勾勒人物即活灵活现；一字一句，虽不动声色，其情状意境却让人回味无穷。小说大量使用口语、方言，穿插使用当地的民歌，不仅使小说有浓郁的地域风格，也为小说增添了朴素、真实之感，营造出厚重、深远的意境。本书深受汪曾祺等文学老前辈赏识，后被著名汉学家、诺贝尔文学奖评委马悦然发现，高度评价其文学价值，认为作者“是一个天才的作家”“有实力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我自己认为他的文学艺术成就非常高。我*的希望是曹乃谦的小说在台湾出版后，大陆的出版界会发现他是当代*秀的中文作家之一。
——瑞典皇家学院院士、诺贝尔文学奖评委、著名汉学家马悦然
曹乃谦的某些小说精致却天衣无缝，平白如话又讳莫如深，乡情郁郁古风淳淳，将小说做到了极处。
——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著名作家王安忆
这是我所能看到的*精练、*简约的文学语言。曹乃谦的小说展现了*偏远、*贫穷的生活形态，用的是*文学几乎是*精到的文学构思来写生活的原态，展示开一副副不仅仅是震撼，而且是令人惊悸的生活图象。
——原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著名作家陈忠实
序一个真正的乡巴佬
马悦然（瑞典）
我一九九〇年代初，在一个杂志上找到了曹乃谦的几篇很短的短篇小说，题名为《温家窑风景》。我一看就发现他是一个很特殊的、很值得翻译的作家。一九九三年我的瑞文译文发表在一本瑞典的文学杂志上。我给我的老朋友李锐写信，问他能不能告诉我曹乃谦是谁?李锐回答说他跟乃谦很熟，也告诉我，他是一个大同市的警察。
去年八月底，我有机会跟李锐和陈文芬到吕梁山去，在李锐“文革”时期插队的山村邸家河住了难忘的几天。回到太原以后，我们跟曹乃谦见面，大家在一起高高兴兴地吃一顿饭。乃谦那时把《到黑夜想你没办法——温家窑风景》交给我，一共三十篇。我已经把那三十篇翻成瑞文，希望今年秋天会出版。
翻译过程中，我每天和曹乃谦通信，请他解释一些我不懂的方言词语等等。他每每解释得非常清楚，对我的帮助很大。我简直简不能懂为什么大陆的文学评论家没有足够地注意到曹乃谦的作品。*后一个句子容有山西北部方言的一个词语:“简直简”。这种加强语气的词语常常出现在曹乃谦的语言里。他小说里的主人翁不会说“每天”，一定说“日每日”。像李锐一样，曹乃谦很会模仿生活在贫穷山村里农民的语言。两个作家小说中的对话里所运用的脏话与骂人话真是粗得吓人。什么“狗日的”“日你妈”“我要日死你千辈的祖宗”，跟英语的“motherfucker”和“fuckyou”一样普遍。其原因是很好懂得:两个作家在“文革”时期都生活在山西的山村里。李锐在吕梁山的邸家河，曹乃谦在山西北部的一个更穷的山村。
有的读者也许会认为曹乃谦的语言太粗，脏话太多。其实，他是一个单纯立身在农村里的作家，他的耳朵很灵便，他会把农民的语言搬进他的小说里。我自己认为他的文学艺术成就非常高。我*的希望是曹乃谦的小说在台湾出版之后，大陆的出版界会发现他是当代*秀的中文作家之一。
曹乃谦的著作跟李锐题名为《厚土》的短篇小说集差别相当大。曹乃谦书中所描写的事件和情节相互关联得很紧，故事里头的人物和场景又相互交叉得很紧。我自己觉得曹乃谦的著作在文体上比较像李锐的长篇小说《万里无云》。
李锐在他的短篇小说集《厚土》和他的长篇小说《无风之树》与《万里无云》所描写的农村生活方式，主要靠他在邸家河生活那几年的记忆。山西省的地图上根本找不着曹乃谦的温家窑。像FaulknerYoknapatawpha一样，温家窑只存在于作家的想象里。可是那贫穷的山村的环境，生活方式，经济条件和人物都是真的。
曹乃谦在他的一封信里说:“温家窑里所有的人和所有的事都是有原型的，都是真实地存在过的。当然了，这些真实存在着的原型以及他们的事，不一定都是发生在这个我给知青带队的北温窑村里……反正，都是我们山西省雁北地区农村的人和事。我把他们集中在了‘温家窑’。”
曹乃谦在《自序》中说:“中国作协主办的内部刊物《作家通讯》编辑室有次来信问我说:‘你的创作*关心的问题是什么?’我的答复是:‘食欲和性欲这两项人类生存必不可少的欲望，对于晋北地区的某一部分农民来说，曾经是一种何样的状态。我想告诉现今的人们和将来一百年乃至一千年以后的人们，你们的有些同胞你们的有些祖先曾经是这样活着的。”这就是曹乃谦的使命。
已故的作家汪曾祺是曹乃谦的老朋友。在《跋》一文中汪曾祺说，“曹乃谦曾问我说:我写东西常常自己激动得不行，这样好不好?我说:要激动。但是，想的时候激动，写的时候要很冷静。曹乃谦做到了这一点。他的小说看来不动声色，只是当一些平平常常事情叙述一回，但是他是经过痛苦的思索的。他的小说贯串了一个痛苦的思想:无可奈何。对这样的生活真是‘没办法’。曹乃谦说:问题是他们觉得这样的生活很好，他们不觉得这样的生活是可悲的。”曹乃谦冷静状态之下藏着对那山村居民的真正的爱，对他们的艰苦命运的猛烈的憎恨。
温家窑离台湾的乡村或者离我瑞典家乡有几千光年的距离。虽然如此，我深深地感觉到那山村的居民，除了那狗日的会计以外，都是我的同胞们，都活在同一个世界里，在同一个苍天之下。
温家窑容有三十户人家，一共不到两百口人。出现在曹乃谦的小说里的有五十个人，男女，老小在内。山村的领导人物是一个爱虐待村民、非常可恶的会计，一个比较宽大的队长，和一个下乡的干部。另一个权力较大的人物作者描写得真妙:“一个脸上的皱纹像耕过没耙过的山坡儿地，下巴的胡子像羊啃过没啃净的坟头草”的老头儿。那个好像跟李锐小说里头的神树起一样作用的老头儿，代表中国可怕的传统家长的社会。
小说里所叙述的事多半发生在一九七三和一九七四两年。在“文革”十年，人人*怕的是“群专”，就是“群众专政委员会”，一个当时各级政府维护治安的组织。出现在故事里头的人物多半是一些可怜的年轻或者中年的光棍儿。除了渴望吃饱以外，他们都渴望跟一个女人睡觉。真奇怪的是，口里装满了脏话的光棍把“睡觉”说成“做那个啥”。但是那贫穷的光棍儿哪儿去找买一个女人所需要的两千块钱呢?买不起女人的话，就只有跟自己的妹妹，或者跟自己的母亲做那个啥。要是简直简没有办法的话，就得找一个母羊来代替女人。光棍们的头头叫“下等兵”。他年轻时候当过兵，见过世面，玩过妓院。这个人自认是他妈一条好汉，什么事都办得了。他知道怎么样对付女性，也知道怎么去应付个人的肉欲与渴望。下等兵早年在傅作义将军的部队当过伙头军，会做菜。光棍们*的乐趣是隔上个一月两月的“打平花”。“打平花”的意思是:我拿我家里有的，你拿你家里有的，然后大家在一起打牙祭。家里平常有的只有莜面(一种燕麦的面粉)，山药蛋或者玉米。
那个年代的山村里的生活非常苦，村民所分到的谷物只能保证他们不会饿死。年底算工分分红的时候，每一个出劳动力的人所得的是九十到一百块钱，够买煤油、盐和火柴等土地生产不了的用品。手电筒是村里*一个近代化的事物。
村民常常饿肚子。他们肚子越饿，他们越梦想到吃八八六六(八八是八个凉盘和八个热盘，六六当然是六个凉盘，六个热盘)。可八八六六当然是永远吃不到的。那可怜的村民吃什么呢?平常吃的是糊糊，那就是燕麦面或者玉米面做成的比糨糊还稀的粥。农民们也大量地采野生的苦菜，煮半生后，腌泡在大瓮里，能吃一年。他们也常常吃燕麦面做的面条(鱼鱼)，里面加点斋斋苗儿(一种野生的韭菜)。农民*喜欢的食物是用黄米做的油炸糕。可是每一个人一年才能分到半斤油。如果全家是四个人，只能分到二斤油。那二斤油全家要吃一年，他们怎么会舍得吃油炸糕呢?他们只有吃不用油炸的素糕。村里的光棍们*喜欢吃的是油炸糕，*盼望的就是娶个女人。*需要满足的就是这两种欲望。有一首要饭调说:“油炸糕，板鸡鸡，谁不说是好东西。”板鸡鸡指妇女的生殖器。
曹乃谦是一个非常认真的作家。他不回避一般大陆作家不敢提到的非常严重的社会问题，比如乱伦。
书中的头一篇的主人翁黑蛋只花了一千块钱为自己的儿子买了一个女人。因为价钱很低，黑蛋就答应让亲家每年把自己的老婆接回家去，用她一个月。黑蛋把亲家和女人送走的时候，心里想:“球，去哇去哇。人家少要一千块，就顶是把个女子白给了咱儿。球，去哇去哇。横竖一年才一个月，中国人说话得算话。”黑蛋的口头禅是“中国人说话得算话”，那贫穷的村民有他们自己的道德观。
第三篇的主人翁愣二因了性欲的压迫有时发疯了。他母亲就让她丈夫到离村比较远的煤矿去跟他们的大儿子要钱。丈夫过了几天回家的时候，愣二好了。像Faulkner一样，曹乃谦的一个特点是他让读者读出言外之意。
那个年代，在中国大男人主义的农村里，妇女的地位很低，比毛驴稍微高一点点，第二篇讲的是叫温孩的一个光棍儿总算是娶上了女人。全村的人都很高兴。可是听房的人说:“啊呀，新娘不愿意脱裤子!”后来有人说:“她也不愿意出地，也不愿意给丈夫做饭!”温孩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一个脸上的皱纹像耕过没耙过的山坡儿地，下巴的胡子像羊啃过没啃净的坟头草的人就说:“你去问问你妈。”温孩的妈说，非把那女人好好地打一顿。好，温孩回家去，把女人打得脸上尽黑青。后来，温孩女人就给温孩做饭了。再后来，温孩女人就远远地跟在温孩屁股后面扛着锄出地了。这个结婚日不愿意脱裤子的新娘后来又变成一个男女平权主义者，找着一个爱她的情人。
村里男女之间也发生不求肉体之爱、比较浪漫的爱情。愣二*喜欢的姑娘叫金兰。愣二明明知道他永远没有希望娶她，可是非去看她不可。他去找她的时候，金兰光着脚板坐在炕上撕棉花。“‘你看，我一看就知道你在撕棉花呢。’愣二说。金兰只顾撕她的棉花，不言语。‘金兰，你撕棉花撕得可好看呢，我可好看你撕棉花呢。’愣二说。‘金兰，我也可好看你的光脚板呢。你看你的光脚板儿可好看呢。你看，你看你给压住了。’愣二说。”在这儿，曹乃谦又让读者读出言外之意。金兰听愣二说，“我也可好看你的光脚板儿。”就有点害羞，用腿膝把光脚板儿压住了，不让愣二看。
曹乃谦的著作里*值得佩服的角色都是妇女。其中给人*深刻印象的是柱柱家的，一个正义感很强而且非常宽大，非常能干的妇女。她给她丈夫柱柱生了两个儿子。老大和老二都是二十来岁的光棍儿。他们家里还有柱柱的弟弟二柱，一个快四十岁的光棍儿。他们虽然攒了一笔钱想给二柱买个女人，可是总是没找着一个合适的对象。他们终于决定“朋锅”，那就是每两个星期轮流跟柱柱家的睡在西房的炕上“做那个啥”。这种安排不是很好吗？原来打算用来给二柱买女人的钱，就用来盖了三间窑房，等老大买了女人以后让他住在那儿。可是买女人就需要钱，需要钱就得在县里的砖瓦厂找工作，在那儿找工作，就需要走后门儿，要走后门儿，就需要找下乡的干部老赵。老赵是一个又善良又有办法的人，只要是柱柱家的意愿跟他“做那个啥”，什么问题都会解决了。好，老赵给柱柱、二柱和老二玉茭在县里的砖瓦厂找到工作。对老赵来说，这样的安排不是一举两得吗？性欲过度的玉茭因为偷看女人上厕所，被“群专”抓了，被打一顿后，就赶回家去。他有一天发现他妈和下乡的干部在东房的炕上做那个啥。他气得发疯了，把下乡的干部赶出去，然后强奸他自己的妈。柱柱和二柱从砖瓦厂赶回来之后，玉茭给抓住了。抓了以后，把他捆在一扇平放的门板上，嘴里给实实地填进一些驴粪，然后把他放在新盖的窑房里，把门锁了。第十天，柱柱叫了下等兵给玉茭洗身，给他穿上新的衣服。(我从这儿开始让曹乃谦自己把故事讲完)
第十七天的头儿，柱柱家又热热闹闹大红火起来。这天是大吉大庆的日子。这个大吉大庆的日子是给玉茭娶鬼妻。鬼妻是玉茭的亲舅舅在他们村给花了三百块钱订下的。鬼妻是个姑娘家，半年前因为不想嫁给一个人，从家偷跑出来在西沟的歪脖子树上吊死的。为这事，温家窑的人很气愤，说你们村人为啥跑我们的歪脖子树来上吊。要知道歪脖子树是我们村的歪脖子树又不是你们村的歪脖子树。可是这会儿看来，这事是闹对了，那女娃死对了地方。没死错。当鬼妻的棺材从板板车上抬下来时，玉茭妈哇地放声哭了。人们说你甭哭，玉茭妈玉茭妈你甭哭，大吉大庆的日子你甭哭。玉茭妈这才不哭了。人们说玉茭想要个女人，这下有了，这大庆的日子你该笑才对。玉茭妈的腮帮子动了动，想装笑可笑不出，差点儿又要放开声哭。她赶快拿上牙咬住下嘴唇。
我头一次读这个故事的时候流眼泪了，感觉到玉茭妈很像古希腊悲剧里头的一个女杰。我再读，觉得她真是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的化身。
曹乃谦是一个minimalistwriter(我不知道这个英文词该怎么样译成中文:极微形式的作家？)他的著作中不多一个字，也不少一个字。他会用不超过五百个字，把一个人的命运或者一个家庭的灾难都写出来。我觉得他的写作方式类似音乐的演奏。一个拉二胡的人要是把一个音符拉走了，整个调子就完蛋了。其实，曹乃谦也是音乐家，他小的时候学会吹口琴，后来也学会横笛，二胡，竖箫，三弦，管笙，唢呐和扬琴。乃谦的音乐之才也表现在他著作中的对话，他会非常巧妙地利用对话之间的沉默。
乃谦也很喜欢唱民歌，而且唱得非常好。去年九月初，李锐、蒋韵、文芬和我在太原跟乃谦吃晚饭的时候，李锐和乃谦两个都给我们唱要饭调。我记得乃谦唱的是这么两段:
“你在圪梁上我在沟，亲不上嘴嘴招招手。”
“红瓤西瓜撒白糖，不如妹妹的吐沫香。”
这些要饭调的那种天真、朴素的美感让我想到我很欣赏的南北朝的《子夜歌》。
沈从文是五四运动以来我*钦佩的作家。我没有跟乃谦谈过沈从文的作品。他既然很欣赏汪曾祺的小说，我相信他也会欣赏沈老的著作。在我的散文集《另一种乡愁》我把沈从文说成是“乡巴佬，作家与学者”。而乃谦是一个真正的乡巴佬，我知道乃谦会同意我的这个看法。
他在本书台湾版的《自序》里说:“我之所以关心这些饥渴的农民，是因为我出生在农民的家庭。可以说我是半个农民。*起码我身上流着有农民的血液，脑子里存在着农民的种种意识，行为中有许多农民的习惯。比如说，我不喜欢吃单炒菜，就喜欢大烩菜。我不好坐在写字台前写字，就喜欢盘腿儿坐在床上扒在盖窝垛写。再比如，尽管我住在楼房的中层，可每当室外下大雨，我总要不时抬头看看房顶是否漏进了水，看看大雨里是否夹杂能把庄稼打坏的冷蛋。每次当我睡觉铺床时，我总是轻手轻脚，怕把床头柜上的台灯让被子扇起的风给吹灭。还有别的，还有别的。总之，我是个穿著警服的农民。”
二〇〇五年三月于斯德哥尔摩
（本文作者为汉学家、瑞典学院院士、诺贝尔文学奖评审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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