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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宗元（773—819），字子厚，唐宋八大家之一，唐代文学家、哲学家、散文家和思想家世称“柳河东”“河东先生”，因官终柳州刺史，又称“柳柳州”。柳宗元与韩愈并称为“韩柳”，与刘禹锡并称“刘柳”，与王维、孟浩然、韦应物并称“王孟韦柳”。柳宗元一生留诗文作品达600余篇，其文的成就大于诗。骈文有近百篇，散文论说性强，笔锋犀利，讽刺辛辣。游记写景状物，多所寄托，有《河东先生集》传世。洪淑苓，台湾大学中国文学研究所博士，现任台湾大学中文系教授。曾任台大台湾文学研究所所长、合聘教授，《国语日报:古今文选》特约主编、美国圣塔芭芭拉加州大学访问教授。研究专长为古典文学、民俗学、民间文学、台湾文学、现代诗。着作有《柳宗元诗选》《民间文学的女性研究》《思想的裙角——台湾现代女诗人的自我铭刻与时空书写》《20世纪《现代诗新版图》；并有诗集《合婚》《预约的幸福》《洪淑苓短诗选》等。韩愈（768—824），字退之，河南河阳（今河南省孟州市）人，汉族，自称“郡望昌黎”，世称“韩昌黎”“昌黎先生”。唐代杰出的文学家、思想家、哲学家，政治家。是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被后人尊为“唐宋八大家”之首，与柳宗元并称“韩柳”，有“文章巨公”和“百代文宗”之名。后人将其与柳宗元、欧阳修和苏轼合称“千古文章四大家”。有《韩昌黎集》等着作传世。王基伦，台湾大学中国文学研究所博士，现任台湾师范大学国文系教授。曾任国立台北师院语文教育系副教授、教授，台湾师大国际汉学研究所所长、《国语日报:古今文选》特约主编等。研究专长为中国文学史、中国古代散文、唐宋文学。着作有《孟子散文研究》《韩欧古文比较研究》《韩柳古文新论》《韩愈古文校注汇辑》等。
韩愈，字退之，河南河阳（今河南孟州南）人。他是唐宋古文八大家之首，也是中唐时期著名诗人。他提出“不平则鸣”说，好作奇句警语；又推崇李白、杜甫。以独特的“以文为诗”的表现形式，开创熔古朴、奇特、晦涩为一炉的险怪诗风，影响中唐、晚唐诗坛甚巨。本书先说明韩愈的时代、生平、文学主张、诗歌内容、诗歌特色；而后依韩愈生活年代，将韩诗分成三期:早期平正古朴，中期雄奇变怪，晚期清新蕴藉。韩诗现存四百余首，本书选注其中一百多首，约占其全部作品的三分之一。每选注一首，都说明其写作背景、典故出处，再加以作法赏析。期望本书能帮助读者更加深入理解韩愈的诗风。调张籍（节选）我愿生两翅，捕逐出八荒。精神忽交通，百怪入我肠。刺手拔鲸牙，举瓢酌天浆。腾身跨汗漫，不着织女襄。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柳宗元诗歌传世约一百六十余首，本书选注其中一百四十七首，从十八岁时的应试诗，到四十七岁亡于柳州任上的绝笔之作，篇篇都可观想其人精神风貌。清代沈德潜《唐诗别裁》云:“柳诗长于哀怨，得《骚》之余意。”柳宗元因为贬谪永州、柳州而有抑郁孤愤的心情，诗风近于屈原《离骚》，但经过自我调适，逐渐转为雍和坦荡、安于山水的豁达隽爽，可与陶渊明、谢灵运的田园诗、山水诗比美，也和他的山水游记互相辉映。整体而言，柳宗元诗歌清丽醇正，真实呈现因痛苦而伟大的心灵，耐人寻味。夏昼偶作南州溽暑醉如酒，隐几熟眠开北牖。日午独觉无余声，山童隔竹敲茶臼。渔翁渔翁夜傍西岩宿，晓汲清湘燃楚竹。烟销日出不见人，欸乃一声山水绿。回看天际下中流，岩上无心云相逐。饮酒今夕少愉乐，起坐开清尊。举觞酹先酒，为我驱忧烦。须臾心自殊，顿觉天地暄。连山变幽晦，渌水函晏温。蔼蔼南郭门，树木一何繁。清阴可自庇，竟夕闻佳言。尽醉无复辞，偃卧有芳荪。彼哉晋楚富，此道未必存。
本书依据钱仲联《韩昌黎诗系年集释》的次序，选注韩愈诗一百余首，约为其现存诗歌总数的三分之一。1957年，钱仲联先生于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首次出版此书，仿照宋人集解、间诂一类的纂述方法，采集多家论说，重新系年编排，当年即获好评。钱锺书先生曾对此书提供一些意见，更推崇仲联先生此书有重大的学术价值。此后学界赞誉声不断，肯定有嘉，迄今亦无更完整的善本。台北世界书局1966年再版此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至2007年间也数度再版。本书考释详备，依年代排列诗作，有助于我们知人论世，从了解韩文公的生平入手，进而了解韩诗的内容、作法，诗歌所反映的社会现实，探究其“以文为诗”的表现手法，以及如何酝酿出才力充沛、想象雄奇、奇僻险奥的诗作风格。
在选注本书的过程中，选注者特别参考了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唐代李汉编《昌黎先生集》，此外还有明代蒋之翘注《唐韩昌黎集》、清代方世举《韩昌黎诗集编年笺注》、民国高步瀛《唐宋诗举要》，以及日本学者清水茂注《韩愈》（岩波书店1958年）、原田宪雄《韩愈》（集英社1965年）等书，据此做了些文字校释和选取诗篇的工作。
韩诗的分期与主要内容
韩诗大致可分为三期，汤贵仁《韩愈诗选注·前言》的说法是:“贞元八年（792）韩愈中进士以前，是他的青少年时期。……这一时期的诗歌留下的不多，艺术上也还不够成熟，但已显示了他对社会问题的敏锐观察力。从贞元八年到元和五年（810）授河南县令，是韩愈一生的中期。这个阶段是韩愈仕途坎坷不定的时期，也是他政治思想和诗歌创作日趋成熟的时期。……从元和六年（811）入京任职方员外郎至长庆四年（824）冬逝世，是韩愈一生的后期。……这一时期，他跻身于上层统治集团，政治地位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他的诗歌写作，除了坚持反对藩镇割据这一思想外，早期和中期的对社会黑暗面的批判逐渐减弱，但也不乏较深刻的社会意义的篇章如《泷吏》《华山女》《过鸿沟》等。”孙昌武《韩愈选集·前言》提出的分期看法与上述大同小异，但更能追探韩愈诗风转换的原因:“如果综观韩愈创作风格的演变就会发现，无论是诗还是文，早期作品平正古朴者居多，‘尚奇’特色并不显著。雄奇变怪的追求是在贬阳山之后才明显起来的。而到了晚年，随着境遇心情的转变，诗文风格又渐趋平缓。特别表现在诗作上，元和十年（815）以后雄肆奇古的长篇古诗很少写作了，而多写清新蕴藉的小诗。这个事实表明，韩愈尚奇，首先决定于他的思想意识。坎坷不平的人生经历郁结下的愤懑之气无可发泄，加上他又具有争奇好胜、不安凡庸的个性，这都促使他在创作中形成奇崛不凡的美学特征。”
检视汤、孙二人的说法，似以孙说为胜。盖贞元八年之前韩愈诗作太少，实难与后来比拟。贞元十九年（803）十二月被贬阳山，内心愤慨不平，对其诗风的影响十分明显。宪宗元和六年韩愈虽返京任职，但生活依然困穷，至元和九年始位居要津，心境日趋坦然自适。以此时为后期的分界，较合乎韩诗风格转变的实际情形。罗宗强等《隋唐五代文学史》第六编第二章第五节《尚怪奇——韩愈的诗（二）》也说:“韩愈那些追求怪奇*代表性的作品基本上都出现于贞元后期到元和年间，此前他的诗风是以叙述写实为主的。”此处肯定韩诗“怪奇”诗风出现于贞元后期，故汤贵仁关于中期开始于“贞元八年”的说法，不如孙昌武、罗宗强“贬阳山之后”的说法来得恰当；而其结束于元和年间的说法，则汤、孙、罗三书说法相近。
综合上述说法，显然韩愈一生仕途坎坷，势必产生许多抒发个人怨愤的作品。他对当时政治黑暗和社会动乱带给百姓的苦难有深刻的感受，反映战争带给百姓的苦难也成为他诗歌的一大主题。如《龊龊》《归彭城》写东郡水灾，《赴江陵途中》写关中旱情，《宿曾江口示侄孙湘》写三江水区百姓的困境，表现了对百姓的同情和“排云上阊阖”“上陈人疾苦”的意愿。又在《八月十五夜赠张功曹》中写出地方官作威作福，使一些正直臣子返京无望，为自己宦海浮沉的遭遇长歌恸哭。《咏雪赠张籍》以委婉深沉的笔触批判德宗末年的弊政，《永贞行》明白指斥二王革新集团的不当作为。其他如《丰陵行》不满皇帝葬仪的奢靡，《华山女》揭露道教清修的虚伪，《送灵师》抨击迷信佛教的蠹国败俗。这类诗作伴随其一生，数量*多，只是晚年稍减而已。
韩愈诗文的雄奇怪变，既然深受一生际遇的影响，因此争奇好胜不仅表现在字句形式方面，更主要的是奇在内容，奇在境界。这一点可于描写壮丽山河的歌咏看出，这一类诗作是韩诗中写得很有特色的篇章。钱仲联在《韩昌黎诗系年集释·前言》中举例说:“《南山诗》洋洋大篇，写终南山全貌；《送惠师》《送灵师》《此日足可惜》《谒衡岳庙》《陪杜侍御游湘西两寺独宿有题》《岳阳楼别窦司直》《答张彻》《卢郎中云夫寄示送盘谷子诗两章歌以和之》等篇中有描写天台观日、瞿塘遇险、黄河夜渡、雾后登岳、湘山夜景、洞庭风浪、华山绝陉、太行瀑布的片断，用雄伟瑰异的笔墨，在读者面前展现了魅人的画卷。”其实，那掀天的巨浪（《洞庭湖阻风》）、燎原的大火（《陆浑山火》），以至嶙峋神秘的高山（《岣嵝山》）、人迹罕至的古刹（《山石》），景象的如此不凡，正流露出诗人不平静的心声。其中《岳阳楼别窦司直》以大笔重彩写洞庭湖的汹涌波涛，善于描绘惊心动魄的奇异景象，以之衬托对时政的感慨和内心之不平。《山石》诗大笔淋漓，形象鲜明，而文意流畅，不见斧凿痕迹，都是不可多得的佳作。
韩愈诗作的第三大内容，应是一些叙琐事、写微物的短小诗篇，这类作品，刻画事物形象生动，描绘情态体贴入微，于青壮年时期偶有佳作，至晚年更多受到陶渊明的影响，具有“一往清切，愈朴愈真，耐人吟讽”（方东树《昭昧詹言》）的特点。钱仲联《韩昌黎诗系年集释·前言》举例说:“《郑群赠簟》《赤藤杖歌》赞颂了手工艺者的精制，《听颖师弹琴》表现音乐的形象性和它强烈的感染力，都是这方面的佳作。《汴泗交流赠张仆射》《雉带箭》写击球打猎，而归结到习战杀贼的谋略，或兼喻赋诗作文的构思；《短灯檠歌》通过长檠短檠及有关人事的对照，表现了对世态炎凉的愤慨；《石鼓歌》刻划斓斑古色的文物，隐含着对陋儒的嘲弄和对中朝大官的讽刺。”这些都是前人诗集中罕见的内容。他如《戏题牡丹》的朦胧隐约，《榴花》、《池上絮》的含蕴隽永，《闲游》《独钓》的清新细腻，《落齿》《杏花》《李花二首》《叉鱼》《桃源图》《早春呈水部张十八员外二首》《南溪始泛三首》，莫不因事物起兴，别有一番由小见大、追求悠闲生活的风味。韩愈晚年诗风转变甚大，许多律绝明白流畅，不仅景物形象饱满，生活态度也优裕自如，全无老气横秋的迟暮习气。游国恩等《新编中国文学史》第四编第九章*节《韩孟诗派》说:“可惜前人对他这一类作品注意得不够。”从中期至晚期，无论刻意锤炼，或是妙手偶得，韩诗皆有不同的艺术成就。
柳宗元，字子厚，河东解（今山西运城市西南）人。柳氏始祖可上溯至春秋时期鲁国的展禽（柳下惠），禽食采柳下，遂姓柳氏。秦并天下，柳氏迁河东，始居解县。
柳氏先祖多任朝官。入唐以来，宗元堂高伯祖奭，为唐宰相，与褚遂良、韩瑗俱得罪武后，死于高宗朝。高祖子夏，任徐州长史。曾祖从裕，任沧州清池令。祖察躬，任湖州德清令。父镇，以文章垂名当世，天宝末，高第明经科。遇乱，奉母隐王屋山，后徙于吴。乱平，上书言事，擢右卫率府曹参军。累官至殿中侍御史，以事触窦参，出为夔州刺史。参败，还，复侍御史，卒官。为人刚直，所交皆当世名人。
代宗大历八年（773），宗元生于长安。由于先人多在外任官，柳氏早已迁离祖籍，在长安购置田产庄园，而且自宗元五世祖楷以下，坟墓均在京兆万年县，长安可说是宗元真正的故乡。
宗元四岁居长安西田庐中，父镇奔丧赴吴，由母亲卢氏教古赋十四首，皆能讽诵。嗜好音乐，尝自学十年。十一岁起，随父之官职而游历湖北、湖南、江西一带，增长见闻，开拓眼界。十二岁居夏口时，与杨凭女定婚。
德宗贞元五年（789），宗元十七岁，至京师求进士，未成。次年，举进士，未第。至贞元九年（793）二月，二十一岁，登进士第，同榜有刘禹锡等人。同年五月，父镇卒于长安亲仁里第，宗元居家守丧。
贞元十四年（798），宗元二十六岁。是年登博学鸿词科，授集贤殿正字，正式步入仕途。“正字”系为朝廷校勘整理图书的官职，有机会饱览群书，却不能真正施展政治抱负。三年后，宗元调任京兆蓝田（在今陕西）县尉，由近京畿的地方官做起，这算是一种磨炼。贞元十九年（803）因御史中丞李汶之荐，宗元自蓝田调回朝廷，任监察御史里行。同时有韩愈、刘禹锡、韩泰等，也因李汶引荐而拜为监察御史。从此，宗元进入政治圈的核心，也和当时的名人俊彦建立深厚的情谊。*关键的是他得到王叔文、韦执谊的赏识，成为其政治集团的骨干，同时也种下日后连遭贬谪的苦因。
贞元二十一年（805），宗元三十三岁。这一年正月，德宗皇帝崩殂，顺宗即位，八月改元永贞。深得顺宗信任的王叔文被任命为度支盐铁转运副使，掌有大权。同时擢升韦执谊为宰相，王伾为左散骑常侍，柳宗元为礼部员外郎，刘禹锡、吕温、韩泰、凌准、韩晔等人，都获得重要职位。
以王叔文为首的政治集团，不能说没有政治理想与治绩。在接掌大权之后，他们迅速推行了一连串的改革，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方面，除弊兴利，期望做到利国利民。例如贞元末，宦官权势高涨，欺压百姓，创“宫市”，以贱价强买百姓之物，巧取豪夺，百姓苦不堪言。王叔文集团大力废止其，使百姓大悦。其他如免租税、罢进献、废五坊小儿、出教坊女妓、降低专卖盐价，乃至于收回宦官把持的兵权、藩镇把持的财赋大权等，都是果敢明快之举，史称“永贞革新”。
但这场雷厉风行的政治革新，实际上只维持了一百多天。王叔文得志自矜，亢傲以待异己，是其失败的主因。在王叔文计划夺取宦官兵权时，宦官俱文珍等也已结集同党与保守派者，拥立皇太子监国。是年八月四日，保守派迫使病势沉重的顺宗退位，拥立太子李纯继位，即宪宗。宪宗继位后，立即贬王叔文为渝州司户（次年赐死），王伾为开州司马，韦执谊为崖州司马，柳宗元为永州司马，刘禹锡、韩泰、陈谏、韩晔、凌准、程异等同被贬为各州司马。这十位罪臣，史称之为“二王八司马”。
正值壮年的柳宗元遭此打击，可说有志难伸，郁郁寡欢，也从此远离政治核心，成为政治的边缘人。当时的永州（治今湖南永州）仍属南方荒凉偏僻之地。司马一职，是个虚衔，既无职责也无官舍可住。朝廷论处其罪，还特别强调“纵逢恩赦，不在量移之限”，可见其处境的凄凉孤绝，令人同情。
柳宗元被贬永州一共十年（宪宗元和元年至十年，806～815）。这期间，宗元母亲卢氏卒于永州，女儿和娘夭亡，挚友凌准、吕温先后亡故。宗元与韩愈多次书信往来，谈诗论文；又与巽上人等僧徒交游，开始钻研佛理。而广读史书典籍、泛览永州山水，更是宗元排遣愁闷的方式。但他内心*期望的，仍是得到朝廷的赦免，并早日调回京城，重新开始仕宦生涯。他曾经写信给翰林学士萧俛、李建，京兆许孟容等，向他们陈情，请求除罪移官。然而宪宗甚恶王叔文党，保守派势力强大，萧、许等也不敢冒险进言，因此宗元的希望一再落空。沉痛的心情，加上南方瘴疠为虐，宗元的身体也日益孱弱。他曾说:“仆自去年八月来，痞疾稍已，往时间一二日作，今一月乃二三作。用南人槟榔余甘，破决壅隔大过，阴邪虽败，已伤正气。行则膝颤，坐则髀痺。”（《与李翰林建书》），真可谓“残骸余魂，百病所集”（《寄许京兆孟容书》），境况惨然。
宗元在永州的日子，身心俱疲，苦不堪言。那渴望赦免还京的心声，语调极其卑微可怜，使人可以想见古代社会知识分子在仕宦之途上的限制与苦痛。所幸，除了以屈原自比，仿《离骚》赋诗明志之外，“永州八记”更记载了宗元心境上的转变，使人们得以深刻认识这位文学家因痛苦而伟大的心灵。
元和十年（815），宗元四十三岁。前一年十二月，宪宗终于下诏追王叔文党赴都。于是宗元在次年正月登程赴长安，沿途皆有诗，充满喜悦兴奋之情。尤其是挚友刘禹锡亦奉诏北归，二人至襄州会合同行，仿佛将获得政治新生命。可惜，这只是昙花一现，朝中虽有宰相武元衡极力支持宗元等人，但宪宗及保守派仍不肯松手，三月，宗元等人不但没有除官复职，反而再被贬为远州刺史。刺史官阶在司马之上，但所授辖地，却更加偏远，根本就是明升暗贬，雪上加霜。这次，宗元被调迁柳州刺史，辖区在今广西柳州，比永州更为偏僻，乃真正的蛮荒之地。
当时刘禹锡被授为播州刺史，宗元以播州（今贵州遵义市）地远，禹锡母老不能远行，自请以柳易播。此事经中丞裴度力谏，宪宗终于首肯，改授禹锡连州（在今广东省）。宗元这番诚恳的友情，相当令人感动，由此也可知宗元实乃性情中人。随后宗元启程赴柳州，禹锡一路偕行，到湘水边两人才赋诗分别，诗云:“十年憔悴到秦京，谁料翻为岭外行。……今朝不用临河别，垂泪千行便濯缨。”（《衡阳与梦得分路赠别》）词情剀切，隐含无奈与辛酸。
元和十年六月，宗元到任柳州刺史。刺史比司马较有权责，在惨淡的心情下，宗元仍善尽地方父母官之职，整治柳州，因俗施教，政绩卓著。譬如改革当地的奴婢制度，改以佣工抵偿，使百姓儿女得以赎身，即其一大德政。衡湘以南的进士，都以宗元为楷模。柳州居民也相当敬重他，在他死后，还建祠祭祀。
宗元在柳州前后五年，*后死于任上，得年四十七，时元和十四年（819）十月（或说十一月）。在这五年中，宗元的健康耗损更大，甚至一度感染霍乱。亲友方面，随宗元来此地读书的堂弟宗直病逝，宗一也离别而去；宗元所抚养的甥女崔瑷病卒，次姊婿裴墐、岳父杨凭也先后亡故。这些都使得宗元十分伤感。所幸与贾鹏山人、浩初上人等高僧的交往，使其于佛理更为通透了悟，而遨游山水、莳花植木，也稍稍慰解其困顿的心灵。因此，其柳州时期的诗文在情调意境上，就比永州时期较为疏朗平淡，显示了宗元自我调适的心理过程。
宗元病重时，尝留书给好友刘禹锡、韩愈，安排自己去世后子女的抚养问题及编纂文集诸事。宗元有子、女各二人，长子周六，当时只有四岁，次子周七为遗腹子，宗元卒后所生。宗元被贬永、柳州时，颇挂念柳氏家族的香火后嗣。因为原配杨氏早亡（亡于婚后四年，时年二十三岁），所以宗元在《寄许京兆孟容书》中，屡屡以“茕茕孤立，未有子息”为念，希望能够北迁，以便“就婚娶，求胤嗣”。但宗元似乎未正式续弦。周六、周七可能是侧室所生，周七据说由韩愈抚养。柳氏一支至此，可说家道衰落，令人不胜唏嘘。宗元卒后，到了第二年的七月，始归葬于京兆万年县祖坟。系由舅弟卢遵治其丧事，桂管观察使裴立行资助归葬，韩愈为其作墓志铭。文集则由刘禹锡编纂而成，题为《河东先生集》。
二柳宗元的文学成就
柳宗元作品类型繁多，包括诗歌、辞赋、寓言、论、说、传、山水记等各种体裁。而历代学者*看重的是宗元在议论方面的长才，韩愈《柳子厚墓志铭》就说宗元“俊杰廉悍，议论证据今古，出入经史百子，踔厉风发，率常屈其座人”，此等精神形诸辞章，便构成其“雄深雅健”的文笔风格，其作品在思想层面、篇章结构、字句锻炼等方面，都有大家风范。综合学者所论，宗元文学作品的优越成就有下列几点:
（一）思想深广，统合儒佛。宗元熟读经史诸子，以儒家思想为根本，又兼学佛理，这和韩愈的排佛极为不同，但也更显现出宗元思想的活泼自由。宗元尊崇儒家学说，而他的《天说》《天爵论》《封建论》等文章，却重新厘清了历来儒家的“天人合一”“圣人之道”的观念，主张“以人为本”“顺人之意”。这和传统以及当时儒者的看法颇有出入，然以今观之，却相当具有自然哲学的概念，同时也较符合民主、民权的政治思想，和儒家的“仁政爱民”并不违背。宗元强调仁政爱民，还可以从《捕蛇者说》等杂文看出，在这类作品中，宗元每每借着庶民百姓指陈苛政，揭露社会的弊端，充分显露出其仁民爱物的胸怀。
在佛教思想方面，唐代文人与僧徒多有往来，特别是中唐以后，文人学佛修禅，蔚为风尚。为了佛教，宗元还曾经与韩愈辩论一番。宗元接触佛教，殆有家庭背景渊源，但他流放永州、柳州，则是促使他更深入浸淫其中的主要因素。习佛不仅使他调整了心态，从自怨自艾转为“乐住山林”，体会到山水自然予人的启示与舒适，同时对他的创作也多有助益。他的诗歌，含有佛理禅机，寓言作品则无疑受到了佛经譬喻故事的启迪，类此，都使其文学思想更加深刻，也显示了文学和佛学结合的效益。
（二）文章结构谨严，讲究修辞。宗元思虑缜密，故为文极重篇章结构，用字遣词皆能与文章主旨相应。譬如其短篇议论，习用三段论的结构形式，即由立案、驳辩而至断案，论之凿凿，铿锵有力。又如《封建论》以“势”字贯穿呼应，《捕蛇者说》以“毒”字连贯全文，《始得西山宴游记》以“始”字前后呼应，可见其锻炼的功夫，也能够运用变化，形成独特风格。自韩愈称赞其文“雄深雅健，似司马子长”以来，历代古文家也多赞美有加，例如: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钞》卷首:“季朴有言，柳醇正不如韩，而气格雄绝，亦韩所不及。吾尝论韩文如大将指挥，堂堂正正，而分合变化，不可端倪；柳则偏裨锐师，骁勇突击，囊沙背水，出奇制胜，而刁斗仍自森严。韩如五岳四渎，奠乾坤而涵万类；柳则峨眉天姥，孤峰矗云，飞流喷雪，虽无生物之功，自是宇宙洞天福地。其并称千古，岂虚也哉！”其《唐宋八大家文钞·论例》:“巉岩崱屴，若游峻壑削壁，而谷风凄雨四至者，柳宗元之文也。”刘熙载《艺概》:“柳文如奇峰异嶂，层见叠出。所以致之者，有四种笔法:突起、纡行、峭收、缦回也。”陈衍《石遗室论文》:“桐城人号称能文者，皆扬韩抑柳。望溪訾之*甚，惜抱则微词，不知柳之不易及者有数端:出笔遣辞，无丝毫俗气，一也；结构成自己面目，二也；天资高，识见颇不由人，三也；根据具，言人所不敢言，四也；记诵优，用字不从抄撮涂抹来，五也。此五者，颇为昌黎所短。”
由上引可知，一般都以韩柳并称，但桐城派古文家则较欣赏韩愈，不过茅坤仍然肯定宗元的特点，以为各有所长。而陈衍则偏向宗元，并举出五点胜过韩愈之处。由第二、三则资料，更可了解宗元古文笔法的奇峻，确有过人之处。
（三）寓言深刻，传记生动。宗元的寓言作品，由于主题深刻，比喻生动，十分脍炙人口。此类作品，古代《庄子》《孟子》早已有之，宗元秉此精神，再加上佛经譬喻故事的启发，更将寓言的艺术发挥得淋漓尽致。名篇如《黔之驴》，借“黔驴技穷”以讽刺虚张声势的人，篇中描摹老虎与驴的神情心态，更是细腻传神。这些寓言作品，不仅在写作技巧上较先秦时代的寓言故事更成熟进步，在主题思想上，更能够发挥讽喻现实、提示人生哲理的作用。宗元的寓言作品，当是中国寓言文学史上的重要一环。
广义的传记可包括:墓志、行状、碑传等。宗元的文集中，约有七十多篇此类作品。但此类作品大多系应酬人情之作，为达官贵人作传，少见精彩的描述。倒是像《梓人传》《种树郭橐驼传》《童区寄传》这类颇似传奇小说的作品，更引人入胜。这些作品的主角，皆是平民百姓，名不见经传，但宗元用生花妙笔，为我们呈现出这些独特的人物形象。传记以记叙为主，但宗元或议论或抒情，甚至借题寓意，诸多技巧合用，反而创造出传记的变体，使传记更平易近人，也更能凸显作传者自己的心声。这一点也是宗元不可忽视的文学成就。
（四）山水游记，照耀古今。山水游记是宗元作品中尤为突出的一类，对中国游记文学的发展起着承先启后的重要作用。这类作品大多作于贬官之后的永州、柳州时期，“永州八记”尤可称为个中*。“永州八记”诸篇的写作特点是:精心描绘各地优美景色，且能凸显各处特有的风貌；而在客观的描述山水之中，寄寓个人主观情感，更是前人少有的作法，宗元运用得相当圆熟自如。篇幅短小，文笔简洁，也是一大特色。这显示出宗元对语言的锤炼之功，以及布局谋篇的独运匠心。在永州，宗元借游览山水以抒发郁闷，而荒僻的永州山水亦因之而扬名后世，可谓相得益彰。试引述古文家对其山水游记的评赏，以明其成就:
茅坤《茅鹿门先生文集》卷五《复王旸谷乞文书》:“夫古之善记山川，莫如柳子厚。子厚材固隽，然亦以朝夕钴、愚溪间，故得以恣其盘溪邃谷飞泉峭壁之好，而肆焉以为文。”《茅鹿门先生文集》卷八《复陈五岳方伯书》:“仆平生览古之善记佳山水，惟柳子厚为*。虽奇崛如韩昌黎，当让一步。《唐宋八大家文钞》卷二十三:“愚窃谓:公与山川两相遭，非子厚之困且久，不能以搜岩穴之奇；非岩穴之怪且幽，亦无以发子厚之文。”魏禧《魏叔子文集》卷八《孔正叔楷园文集叙》:“五经之文，五岳也。屈原、庄周、左丘明、司马迁、班固，五丘也。天下之山必五岳五丘，非是不足名山。及读柳子厚黄溪、钴潭西小丘、袁家渴诸记，则又爽然自失。其幽峭奇隽之气，未尝不与五岳、五丘并名天壤，然则先生之文之传无疑矣。”
方苞《方望溪先生全集》卷十四《游雁荡记》:“永、柳诸山，乃荒陬中一邱一壑。子厚谪居，幽寻以送日月，故曲尽其形容。”林纾《柳文研究法》:“山水诸记，穷桂海之殊相，直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昌黎偶记山水，亦不能与之追逐。古人避短推长，昌黎于此，固让柳州出一头地矣。……凡记亭台山水，有经巨人长德，营构题咏游涉之处，则后来为之记者，殊易为力。若公在永州，一荒昧不辟之区，必待粪除，其胜始出。是永州诸胜，均系诸公之一言，则非极力描摹，山容水态，亦不易流传于艺苑。集中诸文皆佳，而山水之记尤为精绝。虽大同小异，然各有经营。韩公犹望而却步，何论其它。”
晚春
草树知春不久归，百般红紫斗芳菲①。杨花榆荚无才思②，惟解漫天作雪飞。
［题旨］
城南:指长安城南。十六首诗非一时之作，约宪宗元和十年（815）后完稿，各自单独成篇，不作组诗处理。《晚春》为其中第三首，《赠同游》为第八首，《楸树》为第十五首。
［注解］
紫:草树之花。斗芳菲:比美。②榆荚:榆树未生叶时，先在枝条间生榆荚，这些子实，在细枝间成串，形圆如钱，俗称榆钱。榆荚老时呈白色，随风飘落。杨花、榆钱花色白，与万紫千红相比便黯然失色，有如缺乏文采，故谓之“无才思”。无才思:没有才情。
［赏析］
诗题原作“游城南”，可知描写内容乃郊游即目所见。乍看来，只是一幅花卉争奇斗艳的“群芳谱”，却写到杨花、榆荚因风起舞，化作雪飞。仅此寥寥数笔，就带给读者满眼风光的印象。
再进一步不难发现，此诗生动的效果与拟人化的手法有关。“草树”本属无情物，竟然能“知”能“解”还能“斗”，尤其是与杨花、榆荚竟有“才思”高下之分，设想甚奇。*奇的还在于“无才思”三字，若可解若不可解，引起见仁见智之说。有人认为那是劝人珍惜光阴，努力向学，以免如“杨花榆荚”白首无成；有的从中看到谐趣，以为是故意嘲弄它们没有红紫美艳，一如人之无才华，写不出有文采的篇章。其实，“杨花榆荚”未必只是揶揄，其中或有怜惜之意，或许是比况当时诗坛孟郊、贾岛奇僻瘦硬的诗风。朱彝尊《批韩诗》说:“此意作何解？然情景却是如此。”刘永济《唐人绝句精华》干脆存疑:“玩三四两句，诗人似有所讽，但不知究何所指。”姑不论诸说各得诗意几分，仅就其解会之歧异，就可看出此诗确乎奇之又奇。
若从“无理而妙”的角度设想，或许能对此诗做出正确的诠解。
赠同游
唤起窗全曙，催归日未西①。无心花里鸟，更与尽情啼②。
［注解］
①“唤起”二句:唤起窗全曙:谓唤起同游朋友时，天已大亮。（参见释惠洪《冷斋夜话》）唤起、催归:黄庭坚认为是二鸟名。也说:“二鸟名，若虚设，故人不觉耳。”唤起，又名春唤，声如络丝，圆转清亮，每年正月、二月作声，报知春晓。催归，即子规鸟，一名杜鹃。曙:明亮。②“无心”二句:谓出游快乐，未注意到花丛中的小鸟，后来听闻其声，发觉鸟群正尽情啼叫。无心:似说人无心，无意间听闻鸟叫声；也似说鸟无心，自顾自地啼叫，与尘世无关。更与:相与，一起。
［赏析］
前人对此诗“唤起”、“催归”是否为二鸟名，尚有争议。然而首联写结伴出游耗尽整日，尾联写鸟群鸣声上下，又与出游心情相契合。是能出之于平淡，而复归之于恬淡的作品。
芙蓉亭
新亭俯朱槛①，嘉木开芙蓉②。清香晨风远，溽彩③寒露浓。潇洒出人世，低昂多异容④。尝闻色空喻⑤，造物谁为工？留连秋月晏，迢递来山锺⑥。
题旨
本诗描写芙蓉亭边芙蓉花之美，又借以思索“色即是空，空即是色”的佛理。
注解
①槛:朱红色的栏杆。
②芙蓉:落叶灌木，干高四五尺，叶掌状浅裂，花有红白黄各色，大而美艳；又称木芙蓉。
③溽彩:色彩浓艳。指芙蓉花。
④此二句谓芙蓉木姿态俊逸，花开时更增添艳丽。异容，指其花朵美艳。
⑤色空喻:《般若波罗蜜多心经》:“色即是空，空即是色。”
⑥此二句谓留连芙蓉亭下，欣赏芙蓉之美，不觉秋月已上升多时，远处传来阵阵钟声。晏，或作“夜”。锺，同“钟”。
赏析
芙蓉清香艳丽，令人流连忘返。但以修道者而言，若耽溺于此色香，岂不是执着于世间的名相？但佛家有言:“色即是空，空即是色。”不以美色为美色，便能超越名相。否则，这美丽的芙蓉，又是为谁而盛开呢？从这首诗，我们仿佛看到柳宗元在芙蓉木踽踽独行，若有所思。结句以景宕开，摆脱说理的色彩，更有“禅”味。
苦竹桥
危桥属幽径①，缭绕穿疏林。进箨分苦节②，轻筠抱虚心③。俯瞰涓涓流，仰聆萧萧吟④。差池下烟日，嘲哲鸣山禽⑤。谅无要津用⑥，棲息有余阴。
题旨
描写苦竹桥及其周围景致，有清新之意境。
注解
①本句谓苦竹桥连接了两端的小路。危桥，形容其细窄难行。属，相连属。
②此句谓新生之竹由根节处迸出。箨，竹皮、筍壳。
③此句谓竹节中空。筠，竹外青皮。抱虚心，竹体直中空，故云。
④此二句形容站在苦竹桥上所闻见的情景。
⑤此二句形容山鸟于林中参差飞翔，发出啁啾鸣声。差池，不齐貌。嘲哲，状声词，形容箫管乐器声，此处状鸟鸣声。
⑥此句谓想必苦竹不能做筏，所以利用为桥。要津，重要渡口；要津用，谓为筏也。
赏析
汪森《韩柳诗选》云:“五诗极能因名立意，洗剔见工。”合前四首以观，此五咏确实能就题发挥，情、景、理融和为一。这首《苦竹桥》描写山林幽静的景致，也点出苦竹“不材之材”、“无用之用”的妙处。虽然不能当大渡口的筏渡，但棲息山林，享受大自然，也是一大幸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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