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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乔生，1964年生，1986年毕业于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硕士。现任北京鲁迅博物馆常务副馆长、研究馆员、《鲁迅研究月刊》主编，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兼职教授、博士生导师。长期从事鲁迅和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出版著作和译作多种。
本书是“中国现代名家作品精选系列”中的一部，精选了郁达夫经典散文作品共计67篇，包括《故都的秋》《还乡记》《南行杂记》《回忆鲁迅》等家喻户晓的作品，这些作品较为全面地反映了郁达夫散文创作的思想内涵和艺术水准，当然，也折射出郁达夫个人精神、思想层面的颓废和糜烂。具有代表性和相当的深度，对于一般文学爱好者了解中国现代文学的概貌，文学研究者深入探讨郁达夫的创作都是不错的选择。同时，编著者开篇对于郁达夫其人的阐述具有专业研究者的严谨和理性，可以帮助读者深入了解郁达夫其人、其作品。
个人与国家郭沫若曾把鲁迅的“韧”、闻一多的“刚”和郁达夫的“卑己自牧”称为文坛的“三绝”。自卑心理使人神经过于纤细，难以承受哪怕极其微小的社会压力和外来打击。物极必反，愈是自卑的人，愈要在外表上表现出一种孤傲态度，愈要率性而为，愈要大胆展示和暴露自己，以近乎歇斯底里的冲动来追求真、表现真，任由感情宣泄，并且宣泄过头，乃至自暴自弃，以此作为对自卑心理的补偿，却又很容易误入“伪”的歧途。自卑心理的形成有着很复杂的原因。不幸的童年经历是其中之一。参较阅读郁达夫的散文作品，有助于理解其为人和小说创作。父亲的早死，家道的败落，使郁达夫的童年生活孤立、贫困，使他“所经验到的最初的感觉，便是饥饿”。他在《书塾与学堂——自传之三》中记述，他在县立高等小学堂读书时，成绩优异，跳了一级，春天开学的时候，母亲辛辛苦苦为他筹集了学费后，他又向母亲提出了一个要求，请母亲给他买一双皮鞋，母亲明知无钱可又不愿让儿子失望，于是领着他上货店去赊，结果没有一家货店老板答应，母子二人空手回到家里，抱头痛哭。这件事对郁达夫刺激很大，“自从这一次的风波以后，我非但皮鞋不着，就是衣服用具，都不想用新的了。拼命的读书，拼命的和同学中的贫苦者相往来，对有钱的人，经商的人仇视等，也是从这时候而起的。当时虽还只有十一二岁的我，经了这一番波折，居然有起老成人的样子来了，直到现在，觉得这一种怪癖的性格，还是改不过来。”此类经历不但使郁达夫形成了浓重的自卑心理，而且培育了他心灵中仇恨的种子，对他以后的人生道路和文学创作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10年的留日生活，不但没有减轻、反而加重了他的自卑心理，他深切地感到了弱国子民的悲哀。由于中国积弱不振，在国际上没有地位，中国留学生在日本备受歧视，“原来日本人轻视中国人，同我们轻视猪狗一样。日本人都叫中国人作‘支那人’，这‘支那人’三字，在日本，比我们骂人的‘贱贼’还更难听。”在日本的10年，郁达夫正值青春期，生理发育带来他对爱情的向往和对异性的渴慕，但日本少女对中国人的歧视和高傲，使郁达夫渴望爱情而不可得，“国际地位不平等的反应，弱国民族所受的侮辱与欺凌，感觉得最深切而亦最难忍受的地方，是在男女两性，正中了爱神毒箭的一刹那。”“支那或支那人的这一个名词，在东邻的日本民族，尤其是妙年少女的口里被说出的时候，听取者的脑里心里，会起怎么样的一种被侮辱，绝望，悲愤，隐痛的混合作用，是没有到过日本的中国同胞，绝对地想象不出来的。”个人的自卑终于找到了印证或者可以归咎之所——国家。回国之后，郁达夫一直为生计而忙碌奔波，教书和创作，很大程度上都为稻粱谋。他说:“一生没有使我安逸过的那个鬼，就是穷鬼，贫，却是没有法子可以驱除得了。我死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但是这‘贫’这‘穷’恐怕在我死后，还要纠缠着我，使我不能在九泉下瞑目，因为孤儿寡妇，没有钱也是养不活的。”长时间颠簸流离，加上自己不善经营，致使贫穷像影子一样紧紧地缠绕着他，使他整日抑郁不安，心情难以舒展，因而自感无能，感到对不起妻子儿女，于是更加自卑。再加上理想的难以实现；抱负的无法施展；社会的重压与摧残；身体的孱弱，二十几岁的时候得过肺结核；天生多情而又“性知识发育落后”，“胆量，变得异常的小”，这些都是郁达夫自卑心理形成的原因。因自卑而自我压抑，进而自我暴露，最终疾病缠身，欲求解脱，这是郁达夫早期小说中所谓“零余者”主人公的人生轨迹。他们因人生道路上的种种不如意而内心愤懑，消极颓废、自怨自艾，以性的幻想，表达对自身存在的焦虑。小说集《沉沦》中的三篇以留学生为主人公的小说，主题都是病和死:《银灰色的死》的主人公死于脑溢血，《沉沦》的主人公得了忧郁症，最后蹈海自杀；《南迁》的主人公伊人，则由于身体衰弱到安房半岛疗养，却发烧得了肺炎。从郁达夫的散文中，我们可以得到很多这方面的材料，他本人体弱多病，时常担心自己不久于人世。“不知秋风吹落叶的时候，我这孱弱的病体，还能依然存在在地球上否？”而性、爱欲、压抑和疾病，最终指涉了民族国家的主题。这是不难联想的:个人有病，国家也有病，而个人疾病的起因却正是国家。作者把个人的情欲苦闷转化成对祖国的爱，因此获得了治愈，得到了升华，并成为一个健康的人，作品也成为健康的文本。因此，人们习惯上把郁达夫的文学作品诠释为具有净化和治愈的功能。实际上，郁达夫的作品仍然有病态，不能因为最后的几句呐喊而变得纯净和健康。用祖国、人民等概念进行升华，或者把个人的不幸归咎于国家社会，刚开始能吸引一般读者的眼球，引发他们的同感，但看得多了，人们就会感到其牵强和矫情。鲁迅在小说《孤独者》中就对此类人物做了讽刺性描写。“我”去访问主人公，两人交谈不能尽兴，原因之一是有其他来客打扰:“使人不耐的倒是他的有些来客，大抵是读过《沉沦》的罢，时常自命为‘不幸的青年’或是‘零余者’，螃蟹一般懒散而骄傲地堆在大椅子上，一面唉声叹气，一面皱着眉头吸烟。”有研究者把鲁迅的作品解读为“民族寓言”。“民族寓言”是美国文艺批评家杰姆逊提出的一个概念。他认为，所有非西方国家的写作，都不可能仅仅是私人的写作，当他们写纯属私人东西的时候，其实已经在写关于家庭、社区、组织、国族等集体性的东西。郁达夫的作品弥漫着一股消极颓废的情调，有时过于耽溺性爱描写，但在大多数小说中，主人公对自己的种种荒唐举动和欲望冲动做了忏悔和自责，并且将同情扩大到广大同胞。通过这种方式，郁达夫描写了祖国、民族的苦难和同时代人的不幸与精神危机，描写了那个时代中国人的某种生存状态，或者说某种人的心态，具有一定的典型意义。因此，无论有怎样的缺点和不足，郁达夫的作品也仍然堪称中国近现代民族寓言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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