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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少华著名文学翻译家，学者。亦从事文学创作。曾任教于暨南大学、日本长崎县立大学和在东京大学从事学术研究。现为中国海洋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兼任中国日本文学研究会副会长、青岛市作家协会副主席等职。著有《村上春树和他的作品》、《落花之美》、《乡愁与良知》、《为了灵魂的自由》、《高墙与鸡蛋》、《雨夜灯》。译有《挪威的森林》、《海边的卡夫卡》、《奇鸟行状录》等四十一部村上春树作品系列以及《心》、《罗生门》、《金阁寺》、《伊豆舞女》、《雪国》、《在世界中心呼唤爱》等日本名家之作凡七十余部，广为流布，影响深远。
本书从长篇、短篇和随笔三个类别，按照时间顺序一书一评村上春树35年来创作的文学作品。从处女作《且听风吟》到2014年*短篇集《没有女人的男人们》，共评书四十六本。文中不仅品评有每本书、每篇作品所体现或蕴含的艺术特征、心灵信息和精神趋向，还连续提取了作家较为典型的生活细节和创作思想的变化轨迹。全文纵向读之，可视为作家传略和创作谱系；横向读之，又是相对独立的文本解读或作品各议。
一部评论村上春树文学的力作，一本读懂村上春树文学的宝典。
前言一九四九年出生的村上春树，在经营小酒吧的一九七九年趴在厨房餐桌上写了第一部小说《且听风吟》。至今走过了三十五年文学创作旅程。我的翻译则晚了十年。一九八九年寒假开始翻译《挪威的森林》，同年七月由漓江出版社出版。记得一九八九年广州的冬天格外阴冷。借用村上的话说，就好像全世界所有的冰箱全都一齐朝我大敞四开。我蜷缩在暨南大学苏州苑三十号楼五〇二单元一个朝北房间的角落里，裹一件颜色仿佛蓝墨水染成的混纺鸡心领半旧毛衣，时而朝下望一眼楼下路上像绿子一样说说笑笑走过的港澳女生的彩色身姿，时而搓一下几乎冻僵的手指，看着日文一格格爬格不止。感觉上就好像直子、绿子、渡边君、永泽君和“敢死队”用一条看不见的细线牵着我的自来水笔尖在稿纸上一路疾驰，世间所有美妙或不怎么美妙的词语随之纷至沓来，任我一个个嵌入绿色的方格——我就这样陪着《挪威的森林》、陪着村上春树开始了中国之旅。尔来二十五年矣。翻译之初，我身上还带有些许青春余温，精力旺盛得差不多可以一口气跑去月球的背面；而今早已日暮西风古道瘦马，“鬓已星星矣”。其间阴晴霜雪，风雨寒温，喜忧甘苦，动静炎凉，可谓一言难尽。唯一让我感到欣慰的是，自己笔下的文字已经陪伴一两代人走过各自的青春河床，不同程度地影响了他和她的阅读兴趣、审美倾向、生活格调以至心灵品位。但我不光是翻译匠，而首先是个教书匠。在大学教书，教日本文学和文学翻译。这就要求我不能在翻译园地里流连忘返，而必须在这一过程中兼顾学术研究。作为身在学院体制内并且受过学术训练的知识分子，学术研究本应是我较为熟悉的风景。但事关村上批评，每次动笔我都不太想采用条分缕析严肃刻板的学术文体和范式。这一是因为村上作品受众面较广（2000年前漓江出版社印行50万册，2000年以后上海译文出版社印行700万册），而且多是年轻人；二是因为较之从西方引进的这种学术文体和范式，我更欣赏以整体审美感悟和意蕴文采见长的中国传统文学批评笔法。所幸我自己也从事文学创作，算是“半拉子”作家，对这种笔法并不十分陌生。我的一个追求，就是以随笔式文体传达学术性思维，以期在“象牙塔”和大众之间构筑一道桥梁。这本小书可以说是远不成熟的尝试。我以为这同系统性并不矛盾。作为书的体例，大体分长篇、短篇和随笔三类，每类以时间顺序一书一评。从处女作《且听风吟》到二〇一四年最新短篇集《没有女人的男人们》，共评书四十六本。除了品评每本书、每篇作品所体现或蕴含的艺术特征、心灵信息和精神趋向，还连续提取了作家较为典型的生活细节和创作思想的变化轨迹。因此，纵向读之，未尝不可视为作家传略和创作谱系；横向读之，又是相对独立的文本解读或作品各论。文学批评的最终目的，不是为了验证以至构筑某种文学批评理论，而在于通过文本解读或赏析促成一种深度认知和审美体验。我的优势在于，自己是世界上单独翻译村上作品最多的译者，已有四十一种单行本由我逐字逐句译成中文。不言而喻，一部作品读一遍和翻译一遍，感觉不可同日而语。而我的劣势恐怕也在这里:由于在文本中浸淫太久太深，跳出文本而从理性思辨角度加以俯瞰的气魄和力度未免弱了些。因此，正如任何翻译都只能是基于译者个人感受和理解的语言转换，这里所写的也仅仅是我自己极有限的理解和感悟，绝非阅读指南，更不具有学术上的权威性。倘读者能从中获得若干背景知识和点滴启示，就足以让我深感欣慰。书中很大一部分内容以译文序跋或论文随笔或演讲访谈等形式发表过。并在二〇一〇年一月和二〇一四年四月由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和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分别结集印行，名为《为了灵魂的自由——村上春树的文学世界》。这次所以由青岛出版社再次付梓，主要是因为新写了若干篇章。同二〇一〇年大陆版相比，增加了七篇。内容涉及当时没有的《地下》、《在约定的场所》（地下Ⅱ）、《村上广播》、《没有意义就没有摇摆》、《没有色彩的多崎作和他的巡礼之年》、《没有女人的男人们》，以及村上编译（著）的《生日故事》。并在附录中增加了《村上春树年谱》。与此同时，限于篇幅，删除了原版附录I中的两篇演讲稿和一篇访谈稿。这样，除了纯学术论文和演讲稿，相关新旧文稿得以大体汇聚于此——毕竟一般读者、研究者把这些文字搜集齐全并非易事——村上文学创作三十五年的轨迹也因之粗线条呈现出来。当然这是在我看来的村上文学，故名之为《林少华看村上村上文学35年》。考虑到一般读者的阅读习惯，注释没有像撰写学术论文那样做得无一疏漏，只择其要者简略注之。还请各位同行和相关学者见谅。和世间绝大多数人一样，我的人生也有种种幸与不幸。不幸且不说了。而一个幸、一个幸运之处，大约就是自己的文字——译作也罢创作也罢论说也罢——似乎为许多人所喜欢。或者说我笔下流淌出来的语汇，如一个个小精灵有幸走进无数人的视野，走进他和她的心间。我的感觉、我的想法、我的意念和情思因之得到扩展和传播，为许多朋友所分享和共有。而我也因之分享和共有了朋友们心中的一切。这当然超越了年龄、性别、职业，超越了功利和时空。是的，的确不是我单方面付出，而且是互相给予什么、分享什么、共同拥有什么，而且是美好的超越性的什么！每当我想到这一点，我就觉得自己有可能是世界上分外幸运的人，仿佛有一股甘甜而清澈的泉水从心底静静渗出，最终稀释以至化解了若干无端的郁闷和不快的记忆。不用说，这本小书也是大体属于这类性质的文字。感谢青岛出版社的慷慨大度，感谢杨成舜编审的美意和辛劳，更感谢关注和阅读这本小书的无数朋友们。林少华二〇一四年十月一日深夜于窥海斋时青岛皓月当空海天一色《边境近境》:村上十五年前的中国之行村上春树是一位喜欢旅行的作家。用他本人的话说，虽然在日本拥有自己的住所，但不知何故，偏偏无法安居乐业，而宁愿“满世界跑来跑去”。从1986年（37岁）开始，在欧洲住了三年，在美国住了不止四年。这期间创作了《挪威的森林》、《舞！舞！舞！》、《国境以南太阳以西》和《奇鸟行状录》等长篇小说，写了《远方的鼓声》、《雨天炎天》、《终究悲哀的外国语》等游记和随笔。不过准确说来，村上也并非“满世界跑来跑去”，或者说“满世界”似乎并不包括亚洲。事实上，村上作为亚洲人，亚洲国家他只到过中国和外蒙，而且只有短短两个星期。时间是1994年6月，路线是大连——长春——哈尔滨——海拉尔——内蒙新巴尔虎左旗的诺门罕村，之后绕回北京，路线变为北京——乌兰巴托——乔巴山——哈拉哈河西岸的诺门罕战役遗址。关于此次中国之行、中蒙边界之行的记述，后来收录在1998年结集的《边境近境》之中。说起来，《挪威的森林》最初的中译本是1990年4月出版的，到村上来华的1994年6月已逾4年。但那时《挪威的森林》尚未达到畅销程度，村上在中国自然不怎么出名。因此十几年前他的那次中国之行并未引起国人的注意，基本上是作为普普通通的外国旅行者出现在旅途中，没有受到任何特殊的接待和欢迎。所以不妨首先看一下彼时中国在彼时村上眼中是什么样子。关于火车，村上以其不无辛辣的幽默笔触这样写道:“从大连开始被塞进挤得连厕所都去不成的、堪称中国式混乱极致的满员‘硬座’车（原本计划乘飞机去长春，但航班被无甚理由地取消了，突然改乘火车），摇晃了一夜十二小时，累得一塌糊涂。到达长春站时，觉得脑浆组织也好像随同周围汹涌澎湃的情景而大面积重组一遍。/中国人满不在乎地从窗口扔所有东西，若开窗坐在窗边，有时会遭遇意料不到的灾难。啤酒瓶啦橘子皮啦痰啦鼻涕啦等种种样样物件从窗外飕飕飞过，弄不好很可能受伤，下场更凄惨亦未可知。”关于宾馆:“我转了不少中国城市，深深觉得中国建筑师有一种能使得刚刚建成的大楼看上去浑如废墟的特异才能。例如每次进入面向外国人的高层宾馆——当然不是说全部——我们都会在那里目睹为数众多的废墟。电梯贴的装饰板张着嘴摇摇欲坠，房间天花板边角部位开有含义不明的空洞，浴室的阀柄有一半两相分离。台灯的脖颈断裂下垂，洗面台活塞不知去向，墙壁有仿佛心理测试图的漏雨污痕。”关于医疗服务:“在哈尔滨，始料未及地跑起了医院——坐‘硬座’的时候，对面坐的年轻男子开了车窗再不关上，致使异物进入眼睛（不过此君人倒非常友好，我下车时忘了带坐席上的随身听电池，他特意跑来递给我）。”为此村上在哈尔滨去了两次医院，两次都不用等待，连洗眼带拿药才付费三元（四十日元）。于是村上感慨:“根据我的经验，就眼科治疗而言，中国的医疗状况甚是可歌可泣。便宜，快捷，技术好（至少不差劲儿）。”不过，村上的中国之行显然不是为了写上面这样的中国印象记。他几乎没去任何景点。在大连没去老虎滩，在长春没看伪皇宫，在哈尔滨没游太阳岛，而仅仅是路过。较之游客或旅行者，他更是采访者。他的目的地是中蒙边境一个普通地图上连名字都没有标出的小地方:诺门罕。说实话，当年为翻译这个地名查遍了手头所有中外地图都没查出。那么，村上要去那么偏僻的地方做什么呢？这涉及一场战役:诺门罕战役。这场战役，日本人习称“诺门坎事件”，外蒙称为“哈拉哈河战役”。事件是1939年春夏之交由日军在靠近诺门罕的“满蒙”国境线挑起的。关东军投入近6万兵力，结果在以苏军机械化部队为主力的苏蒙联军排山倒海的反击下一败涂地，死伤和失踪近两万之众，第23师团全军覆灭。此后关东军不得不收敛进攻苏联的野心。村上早在上小学的时候就在一本历史书中看过诺门罕战役的照片。不知为什么，自那以来，那一战役的场景始终萦绕在他的脑际。后来受聘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任驻校作家期间在学校图书馆意外见到了不少关于诺门罕战役的英日文图书。翻阅之间，他终于明白了自己一直为那场战役所强烈吸引的原因:“那大概是因为，在某种意义上那场战役的始末‘实在太日本式、太日本人式’了。”何为日本式、日本人式呢？在村上看来，就是几乎没有人对无数士兵在“日本这个封闭组织中被作为无名消耗品”谋杀掉负责任，甚至吸取教训都无从谈起。即使战后的今天，“我无论如何也无法从我们至今仍在许多社会层面正作为无名消耗品被和平地悄然抹杀这一疑问中彻底挣脱出来。我们相信自己作为人的基本权利在日本这个和平的‘民主国家’中得到了保证。但果真如此吗？剥去一层表皮，其中一脉相承呼吸和跳动着的难道不仍是和过去相同的那个封闭的国家组织或其理念吗？我在阅读许多关于诺门罕战役的书的过程中持续感觉到或许就是这种恐惧——五十五年前那场小战争距我们不是并没有多远吗？我们怀抱着的某种令人窒息的封闭性总有一天以不可遏止的强大力量将其过剩压力朝某处喷发出去，不是吗？”与此同时，村上意识到那场“奇妙而残酷”的战役正是自己寻求的题材，决心将那场战役作为长篇小说《奇鸟行状录》的一个纵向主轴。“我一边看书，一边把自己带往1939年的蒙古草原。我听到了炮声，肌肤感受到了掠过沙漠的风”。他在《奇鸟行状录》第一部中以64页篇幅（原文）写了同诺门罕战役相关的情节。写完第二部后，《马可波罗》杂志问他能否实际跑一趟，“那是我早就想去的地方，一口答应下来”。很明显，村上中国之行或中蒙之行的目的，在于亲眼看一看作为《奇鸟行状录》题材之一的诺门罕战役的战场。关于《奇鸟行状录》，这部分为上中下三部、译成中文都有50万言的超长篇小说对于村上春树可以说是划时代的标志性作品，哈佛大学教授杰鲁宾（JAYRUBIN）称之为“也许是他创作生涯中最伟大的作品”。这部作品无疑是他创作道路的转折点。如村上自己所说，他诸多小说的一个重要主题就是主人公总在寻找什么，而《奇鸟行状录》同以前作品的不同之处，在于“主人公积极主动地期盼寻找并为此进行战斗”。《奇鸟行状录》通篇贯穿着这种积极性或战斗性。而其战斗性的指向就是寻找和发掘日本被官方掩盖了的另一种历史，即充满邪恶和暴力的历史。而要寻找邪恶和暴力的源头，势必追溯日本对中国内地的侵略及其在那里犯下的种种暴行。《奇鸟行状录》从寻找冈田亨夫妇丢失的一只宠物猫开始，之后很快将读者带往蒙古草原和血肉横飞的诺门罕战场。并通过滨野军曹之口点出了南京大屠杀:“在南京一带干的坏事可不得了。我们部队也干了。把几十人推下井去，再从上边扔几颗手榴弹。还有的勾当都说不出口。”如果说，《奇鸟行状录》的主题是探索和求证当今日本暴力的传承和渊源，那么那场“太日本式、太日本人式”而又被蓄意掩饰的诺门罕战役无疑是一个典型教案。可以说，村上的笔锋在这里已触及日本历史最黑暗、最隐秘的部位和当今日本症结的源头所在。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实际来中蒙边境的诺门罕之前，村上已经写完了涉及诺门罕战役的《奇鸟行状录》的第一、第二部。第三部则是在结束中蒙之行后写的，而恰恰是第三部，成为村上真正的转折点。如果说第一部和第二部仍处于寻找和期待阶段，第三部则真正开始了战斗:用棒球棍将作为邪恶与暴力化身的众议院议员绵谷打塌头盖骨，主人公的妻子即绵谷升的妹妹也下决心去医院病房拔掉维持绵谷升生命装置的插头——“我必须杀死我的哥哥绵谷升！”杰鲁宾在他的专著《倾听村上春树》（HarukiMurakamiandtheMusicofWords）中指出:“只有第三部可以说受益于他对这个自学生时期就一直挥之不去的战场的实地勘察。”熟悉二战史的人都知道12月7日是美国的“珍珠港日”（PearlHarborDay），1991年12月7日是美国开始太平洋战争50周年纪念日。当时村上正在美国，即使普林斯顿那样的大学城也弥漫着反日情绪，几乎成了“反日日”。那天一整天村上没有出门——“那里的气氛很难让日本人出门，很难让自己分辩说自己是战后出生的，同第二次世界大战毫无关系。在那里我确实感受到我们必须多多少少持续承担作为日本人的历史责任。……换言之，当时我不容分说地被挟裹在50年前发生的历史事件及其亡灵般的复活气氛之中。此后不久我便越过了界线，被拖进往来于1939年的满蒙边境和现今的东京之间那个不合逻辑的物语之中。”这样，1994年6月，村上终于来到了中蒙边境，来到了诺门罕，实际站在了哈拉河畔1939年展开诺门罕战役的战场——“看上去原本像是坡势徐缓的绿色山丘，但也许因为苏军集中炮击的关系，形状已彻底改变，植被体无完肤，砂土触目皆是。八月下半月在苏蒙联军大举进攻之际展开的血肉横飞的围歼战即那场激战的痕迹在斜坡沙地上完完整整剩留下来。炮弹片、子弹、打开的罐头盒，这些东西密密麻麻扔得满地都是。就连似乎没有炸响的部分臼形炮弹（我推想）也落在那里。我站在这场景的正中，久久开不了口。毕竟是五十五年前的战争了。然而就好像刚刚过去几年一样几乎原封不动地零乱铺陈在我的脚下，尽管没有尸体，没有血流。”为了不忘记，村上决定拾起一发子弹和一块炮弹残壳带回宾馆，再带回日本。当他半夜返回乔巴山，将子弹和炮弹残壳放在桌子上时，他顿时感到有一种类似浓厚“气息”的东西发生了。“深夜醒来，它在猛烈地摇晃这个世界，整个房间就好像被装进拼命翻滚的混凝土搅拌机一样上下急剧振动，所有东西都在伸手不见五指的一片漆黑中咔咔作响。到底发生了什么呢？是什么正在进行呢？”离开中国以后，那剧烈的振动和恐怖的感触仍久久留在村上身上，并使他为之困惑。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村上开始认为:“它——其振动、黑暗、恐怖和气息——恐怕不是从外部突然到来的，而莫如说原本存在我这个人的内面，不过是有什么抓住类似契机的东西而将它猛然撬开罢了。”其实，这一奇特的体验是否属于“超自然的”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作者透露和强调的信息:黑暗、恐怖和暴力并没有随着战争的终止而终止，它依然活在日本这个封闭性国家体制的内部，甚至活在自己和其他个体的内部并正在窥伺时机以求一逞。正如本文一开始就引用过的村上原话:“我们怀抱着的某种令人窒息的封闭性总有一天以不可遏止的强大力量将其过剩压力朝某处喷发出去。”村上紧接着这样写道:“如此这般，在新泽西州普林斯顿大学寂静的图书馆和由长春驶往哈尔滨嘈杂的列车中这两个相距遥远的场所，我作为一个日本人持续感受着大体同一种类的不快。那么，我们将去哪里呢？”“我们将去哪里呢？”——日本将去哪里呢？日本人将去哪里呢？自己将去哪里呢？不妨说，在很大程度上是这个疑问和追索期待将村上带到了中蒙边境的哈拉哈西岸，带到了诺门罕。在这个意义上，诺门罕乃是村上心中的诺门罕。那既是他在历史迷雾中持续寻找的遥远的“边境”，又是他必须日常性面对的近在咫尺的“近境”。就此而言，较之一个旅行者、采访者或者一个作家，村上更是一个必须投入战斗的战士。最后需要说明的一点是，《边境近境》这部游记或旅行文学作品所收录的不仅仅是这篇题为《诺门罕钢铁墓场》的中国之行、中蒙边境之行，还收录了墨西哥之行、横穿美国大陆之旅和神户故乡之行等篇章。或场景描写栩栩如生，充满“新鲜的感动”，或思维的轨迹穿越时空，足以发人深省，文笔或诙谐灵动或沉郁悲凉或娓娓道来——确如村上所说“看写得好的游记比实际外出旅行有趣得多”。但限于篇幅，这里就不一一涉及了。何况，作为译者理应把“有趣得多”的东西留给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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