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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小东，一级作家、文科二级教授、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广东省作家协会副主席。主要著作:《中国知青文学史稿》《中国叙事中国知青文学》《中国当代知青文学》《中国知青部落》《1979知青大逃亡》《青年流放者》等。
青年流放者，从中兴到末路，从英雄到囚徒，从辉煌到黯淡，从坦途到悬崖，从雄鹰到笼中鸟……小说描画了众多命运多艰的知青群像。旷世的荒谬和市井的琐屑，无言地胶合成风华正茂的一代，那是鬼哭狼嚎的一代，那是在红旗下战斗的一代，那是美丽的忧郁和残酷的浪漫的一代。二十三个年青的生命长眠于海南岛的丛林中，她们集中体牺牲于一九七0年十月十七日零点。是她们的血点燃了这部小说的灵魂，点燃了千百年青年流放者心中惊天的大火。
不要说桥已塌，船已沉，山路已断，不要说故事已老，歌已旧，部落已流放，那是你想留也留不住的，那是你想忘也忘不了的。思想者嚎叫，行动者凶猛，沉睡但是快乐，清醒可是痛苦，我将逃避崇高，我将拒绝伟大，我将向常识投降，于是，我流放我自己，因为，天堂已失火，森林已成空地，我不再是我，于是我，我向爱我的人呼喊，我在地狱等你。
天堂没有黑暗今天是我母亲92岁生日。我必须为这个日子写下一些记忆。父亲在“文革”中罹难，死于非命，享年53岁，正于英年。母亲48岁时守寡，外祖母也是在48岁时守寡。外祖父马灿汉，是一个旧军人，早年留学美、日、法等国，于1924年在普林斯顿学成归国，获教育学硕士。受蒋介石之邀，效力黄埔军校，至交好友是胡宗南。抗战时任财政厅要职，当东江视察，1937年广州沦陷，外祖父在广州北京路财政厅被炸重伤，由东江纵队护送至澳门治伤。那年母亲13岁，她是长女，独自到澳门去探视外祖父，其实是她奉父命前往，为她婚事作安排，命她嫁与泰国富商。外祖父一家在泰国经办“安顺机构”，是泰国最大的保险银行公司。母亲坚决不从。她与我父亲，青梅竹马，早已两情相悦。外祖父亦不勉强。文化大革命已经结束很久，好多年过去。我对我的家庭、家族的真相依然是模糊不清。我一直生活在一种负罪的伤感之中。从灵魂深处，感到愧对新社会，愧对劳动人民。我从15岁起，就自觉地把自己归入“等外”的行列。我从不在任何人面前流露或谈论我的家庭、我的童年、我的父母。我从小就知道我有众多沾亲带故的亲戚，无数的堂兄弟姐妹、表兄弟姐妹，以及更为庞大的他们的父母所扭结而成的社会关联、伦理关系网络，但我始终没有见过他们……我的父亲仿佛是从天外落入人间的孤种。他至死都没有来得及对我言说他的家庭、他的父亲、他的家族。我只是从文化大革命的大字报上，知道他1938年到游击区去参加革命，和地主家庭脱离关系（声明登在香港的《星岛日报》上）。后来我才知道，这纸声明是我的爷爷郭凤巢，而不是我父亲登的。父亲为了抗日救亡，18岁离家出走，到大南山游击区梅峰中学，做了中学的学生会主席，投身抗日救亡的革命工作。爷爷害怕这个逆子给家庭带来祸害，便主动登报和父亲脱离关系。这一纸声明并没有在解放后救父亲一命，相反，却把父亲推进一个死命的深渊。原因是，地主家庭与他脱离关系，而非他与地主家庭脱离关系，非但无功，反而有罪，证明他参加革命动机不纯洁；后来他去延安，穿越封锁线受阻，在淮北被日军打击，中途返回上海，此乃又一罪；解放后，父亲收留了从庵堂遣送流落的生母郑惠照，瞻养“地主婆”，又是罪加一等。父亲始终生活在罪责之中。青年时代接受共产主义思潮，认识家庭的原罪，赎罪投身革命，进入新社会，由原罪衍生的新罪，一直在折磨着他并最终要了他的命。父亲的革命是无处不在的，为了起带头作用，他于1965年，把初中毕业，刚满15岁，患有严重哮喘的大哥，送到山寒水远的粤北“连南劳动大学”，响应刘少奇提出的“半工半读”口号。实际上就是上山下乡。多年后50多岁的大哥从农场归来，成了一个无业游民，后来缴了一些钱，才重新补办了社保……1979年，父亲平反昭雪，此刻离他被迫害致死已经过去6年，但形势依然严峻。在他的追悼会上，我代表亲属发言，我坚持不按专案组审查的发言稿，而是依母亲的意愿向父亲致悼词。仍然感觉我的家族，依然充满着有罪感。追悼会上，我说出一个事实:当年也是在这个礼堂，还是台下的这些群众，父亲就站在我现在站立的位置，被五花大绑，按成喷气式，接受革命群众批判，最终受迫害致死。6年过去了，还是这些人，来为他开追悼会。可是，父亲地下未知。说他天上有知，那是鬼话。我毋需客气，也毋需感激谁！一个无辜的献身革命的高级知识分子，死于非命，英年之殇……本身就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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