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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德里亚•布斯菲尔德（AndreaBusfield），英国作家，生于英格兰，一九九四年起开始从事记者工作。二○○一年十月阿富汗战争爆发后，她作为英国《世界新闻报》记者首度前往喀布尔，参与报道阿富汗战况，亲眼见证了塔利班政权的倒台。二○○五年，她毅然迁居阿富汗，在喀布尔生活和工作达三年之久，期间结合自身经历写成小说处女作《一百万堵墙》，以洋洋十多万字写尽战后阿富汗的哀伤与坚强。
目前，安德里亚•布斯菲尔德生活在塞浦路斯。
“九?一一”之后的阿富汗喀布尔，塔利班的统治已成为历史，可战争留下的创痛仍未平复。聪明伶俐的小男孩法瓦德出生在战争阴影之下，自幼与妈妈相依为命，寄居在刻薄的姨妈家。一次偶然的机会，妈妈在市中心找到了工作，法瓦德得以随妈妈迁往新居，结识了一群好朋友。生活开始对法瓦德释放善意，而时代的悲剧依然在继续:他*好的朋友在枪战中死去；他喜欢的女孩被她的赌徒父亲嫁给别人抵债；他的外国朋友与阿富汗恋人因信仰不同而经历生离死别……“我终于明白了死亡的沉重——像一百万堵墙压在你的身上”，然而苦难并非一切。战争，疾病，死亡，诗歌，友谊，爱情……置身于阴影和阳光之间，法瓦德在讲述，阿富汗在讲述。
战争，疾病，死亡，诗歌，友谊，爱情……法瓦德在讲述，阿富汗在讲述，一部于战争硝烟中问世的长篇小说，一个你此前从未见过的阿富汗。媲美《追风筝的人》，写尽战后阿富汗的哀伤与坚强。
**我叫法瓦德。妈妈说塔利班让我差点胎死腹中。她没有详细说，我想象当时的情形是:她一步步从阳光下退到黑暗中，然后蜷缩在一个角落里，保护着我。当时我躲在她肚子里。一个男人恶狠狠盯着她，准备用手中的棍子把我打到这个世界上来。后来我长大了，知道有人和我一样是在塔利班的威胁下出生的。我表兄扎西德就是其中一个，还有贾米拉，她是个女孩子——我们三个在鸡街干活，专赚外国人的钱。另外还有我*好的朋友斯班仔。认识斯班仔之前，他的脸被沙蝇咬了，烂了一年，后来就留下了拳头大小的疤痕。可他满不在乎，我们也不介意。我们还在读书的时候，他就已经开始向肥胖的西方人兜售一种叫斯班的草药。所以，我们都叫他斯班仔。他原名阿卜杜拉。是的。我们几个都出生在塔利班政权横行的那些年。有一次，我听妈妈说起他们时，她把他们形容成一群遮住阳光洒下阴影的魔鬼。所以，我猜如果她会写字，也许会成为诗人。不过，真主安拉并不是这样安排的。她替有钱人扫地赚几个钱。她把钱都藏在衣服里，整晚守着。“到处都是小偷。”她低声说，口里发出嘶嘶的声音，眉头皱得紧紧的，很生气的样子。当然，她说得不假。我就是其中一个。**诗歌和我们对诗歌的热爱是有关阿富汗的*疯狂的事情之一。男人会毫不犹豫地朝一个人的头开枪，一个家会为了一块沙地把女儿卖给婚姻，每个人只要有机会都会在敌人的尸体上拉屎；然而，一听到一首好诗，阿富汗男人会变得像女人一样的脆弱。诗歌结束了，他们会摇着头，默默地再坐至少五分钟，目不转睛地凝视着远方，好像在看他们的心如何被那些词语撕开，把它的耻辱和痛苦展示给这个世界看。*有名的普什图诗人是拉赫曼·巴巴，被誉为“阿富汗的夜莺”。他受到每个阿富汗人的尊敬，虽然死了三百多年了，人们依然为他祈祷，为他举行各种纪念仪式，每个学校至少有一首他的诗钉在墙上。传说，他用巴拉河的泥土写诗，这一定让人们更加热爱他，因为他和他们一样是穷人。但我觉得阿富汗人崇拜诗歌的原因主要是它让他们相信爱和它能改变一切的力量——就像它把乔治亚的眼泪变成了笑容，把什尔·艾哈迈德的血变成水。**我们到达墓地时，女人和外国人在*后面，男人跟在毛拉身后。然后，这位神职人员叫斯班仔的父亲过去，把他的儿子放进已经挖好的墓坑里。看着这一切，我的心都碎了。当斯班仔的父亲蹒跚着走过去时，我*次明白了死亡的沉重——像一百万堵墙压在你的身上。虽然一半多的亲人也是这样离开我的，但感觉上不像是真的；它更像是一部停止播放的电视剧，或者是一幅变得一片空白的画。而这次不一样。这是终点，一切的可怕结束，我无法承受。泪水打湿了斯班仔父亲的脸，他抱起那捆白色包裹——我的朋友斯班仔，慢慢地向下走去，走进墓坑，把他轻轻放在左边那个他将永眠的小洞里。他松开手，弯着身。毛拉开始诵念《古兰经》。经文内容不断传到他的耳中。然后，他站起来，拿起早已放在那里的扁平的石头，然后放在斯班仔的身上，把他固定好。我看出他是在竭尽全力做着这一切，因为每次他把石头放在他儿子身上时，他的手都悬在空中，颤抖着，直到他不得不放下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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