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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曾祺被誉为“抒情的人道主义者”。其作品自成一格，天真隽永，自在风流。代表作有小说《受戒》和《大淖记事》等，有风俗画的特色；他的散文颇丰，如行云流永，深得自然之旨。此外他精于民间文学和戏剧研究，创作京剧《沙家滨》。其文有一种原汁原味的“本色艺术”，创造真境界，传达真感情，引领人们到达精神世界的净土。
汪曾祺作品精华选本由专家选编，选目精良。装帧雅致，内插作者手绘彩图，是高性价比的珍藏本。共四卷。《以欢喜心过生活》《故土·故人·故情》为散文精选本。前者以花草虫鱼、山川风物、美食行走为主题，后者以记事怀人、自报家门、谈文艺、谈人生为主题。囊括了作者散文创作的所有门类和风格。《受戒·大淖纪事》《邂逅·水蛇腰》为小说精选本。前者精选了作者1980年代创作的代表作，后者精选了先生自1940年代到1990年代（不含1980年代）创作的代表作。用编年史的形式呈现其小说创作的流变及风格。
1．私享作者手绘彩插汪曾祺精华作品一网打尽入选中学生课本的皆入选2．专家选编选目精良版本权威3.真善美趣，人间四味。《以欢喜心过生活》:这里有天真隽永的自在风流——趣《故土?故人?故情》:这里有旧时光里的馥郁乡愁——真《受戒?大淖记事》:这里有来自大地的人间情味——美
《邂逅?水蛇腰》:这里有温柔慈悲的赤子情怀——善
我读汪曾祺汪曾祺被誉为“中国*后一个士大夫”。这是很恰当的评语。他身上士大夫精神的体现，在于儒道互补，水乳交融。儒家思想，在他那里不是治国平天下的轰轰烈烈，而是对有情人间的拥抱。孔子在他眼里，不是圣，而是“很有人情的人”“一个很有性格活生生的人”。他生活在人间烟火之中，对世俗生活保持浓烈的兴趣。道家思想，在他是淡泊，是随缘任性，自得其乐。他对物质生活条件不在意，对生活中的坎坷坦然面对。在浮躁的世界里，他淡定得如一面映现万物的镜子。无论环境怎样，他始终不忘品味生活。无论世界怎样变迁，他始终怀着一颗温柔敦厚的慈悲之心，用悲悯的情怀观照着大千世界。其人，其文，都融入了“士大夫”精神。一、随遇而安，自得其乐1920年3月5日，汪曾祺出生于江苏高邮的一个旧式地主家庭。祖父是清朝末科拔贡，八股文写得特别好，曾教过汪曾祺。若在清朝，依十三岁的汪曾祺的八股水平，是可中秀才的。父亲汪菊生，金石书画皆通，有名士之风。更重要的是，他会带着儿女到麦田里放风筝，捉蟋蟀，还会养鸟，有一颗童心。会和十几岁的汪曾祺对坐饮酒，并说“多年父子成兄弟”，有平等尊重之心。汪曾祺小学、初中都是在家乡读的。上学放学，一路所见是形形色色的铺子、手艺人、麦田，还有河水。这让他嗅到一种辛劳、笃实、轻甜、微苦的生活味道，还有自然的味道。高中时期，日本人占领了江南，他随祖父在一个村庄的小庵里避难。一待就是半年，此时陪伴他的只有两本书:《猎人笔记》和《沈从文小说选》。这两本书开启了汪曾祺一生的文学道路。1939年，汪曾祺远离家乡，考入西南联大中文系，他是冲着沈从文、闻一多、朱自清的名气去的。西南联大先生们的风度，在他日后的回忆中将一一形诸笔端。在西南联大期间，他开始了文学创作。新中国成立后，汪曾祺在较长时期以当编辑为主，间或写戏，写散文。日子不疾不徐地流过，他却未曾以文闻名于世。1958年，他被划成右派，下放到张家口沙岭子农业科学研究所劳动4年。一段时间里，他的任务是画马铃薯图谱，每天一个人独自对着各式各样的马铃薯，画了又画。画完后，他将马铃薯烤熟，吃了。这世界上，恐怕没有谁像他那样，吃了那么多种类的马铃薯。1962年，汪曾祺调入北京市京剧团任编剧，指定进行样板戏的创作。1980年，发表小说《受戒》、《大淖记事》，受到普遍赞誉，随后一发不可收。暗流在地下涌动，终有一天会喷薄而出。正如沈从文先生所说，他是真正的大器晚成者。随遇而安，自得其乐——汪曾祺一生，得益于此。如何在随遇而安中自得其乐呢？汪曾祺的做法是:主业读读杂书、写写杂文；副业写写字、画画画、做做菜。写作于他，不是苦差，是给人间送一点点小小的温暖。他说，文学应该使人获得生活的信心。关于他读杂书、写杂文，其子汪朗说得甚好:父亲看杂书的习惯，早在上大学时就有了。他在聊天时说过，当时西南联大中文系开的课，他是喜欢的上，不喜欢的就不怎么上。像闻一多先生、沈从文先生的课，他是听得很认真的。朱自清先生的课，有时就溜号，因为觉得朱先生上课一板一眼的，不太适应。他大学肄业后，生计无着，中文系主任罗常培先生推荐他给朱先生当助教，朱先生不干，说:“这个汪曾祺连我的课都不认真听，怎么给我当助教。”这下他可傻了眼。老头儿虽然是搞文学创作的，但是家里像样的文学书却很少。“文革”之前，我们家里的书满打满算不到一书柜。别说什么孤本善本，就是人们熟知的中外名著、大师文集，都和他嘴里的牙一样，残缺不全。他曾说过，对他创作影响**的中国作家是鲁迅、沈从文和废名，外国作家是契诃夫和阿索林。可是家里的《鲁迅全集》只有**卷，沈从文的书只有1957年出版的一本小说选集，废名的作品集则一本没有。家里虽然没有什么像样的书，但老头儿书却读了不少。他在剧团的同事说，团里资料室的书都让他翻遍了。他在剧团宿舍的床头有一个凳子，上面摞满了书，睡前总要翻翻。他在1972年底给大学同学朱德熙写信说:“今天我还为剧团买了一套吴其濬的《植物名实图考》及其长编。那里的说明都是一段可读的散文。你说过‘中国人从来*会写文章’，怎么现在这么不行了？对于文章，我寄希望于科学家，不寄希望于文学家。因为文学家大都不学无术。”当时正是“文革”时期，很少有像样的书可看，但老头儿并没有闲着，但凡觉得有些意思的书刊，都要拿来翻翻……老头儿书看得杂，懂得的东西也多，文章内容自然也杂。他不是书法家，但是谈过对书法作品的印象。他不是专业画家，也写过关于中国画的文章。他还写过一本《释迦牟尼传》，里面有大段大段韵文，据他说是参照佛教经典风格写的。父亲去世后，他的小同乡王干对我说，老头儿以前应该读过佛经，因为他的文章中涉及佛教的用语都十分精确。这些我们确实不清楚，因为只见他写过《受戒》，却从来没见他读过一部佛经。老头儿的文章中，有许多是写吃喝的，他还编过一本《知味集》，收录了几十个文人谈吃的文章。他和我说过，这本书只有王世襄先生和李一氓先生的文章**，一是真懂吃，二是会写。王先生一生坎坷，但对于生活始终持乐观态度。李一氓是老革命，又是文人，他在文章中写了不少当年在缺吃少喝的情况下如何改善伙食的故事，让人知道革命者其实也很懂生活。老头儿很赞同他们的人生态度，无论环境怎样，都不忘品味生活。写字画画，于他是遣兴而已。他说:“人活着，就得有点兴致。……一时兴起，便裁出一张宣纸，随意画两笔。所画多是‘芳春’——对生活的喜悦。”他的画有花鸟，也有白菜萝卜，幅幅都汪着他对生活的喜悦与感恩。做菜，是他对烟火人间的有情拥抱。他说:“到了一个新地方，有人爱逛百货公司，有人爱逛书店，我宁可去逛逛菜市。看看生鸡活鸭、新鲜水灵的瓜菜，彤红的辣椒，热热闹闹，挨挨挤挤，让人感到一种生之乐趣。”他，就是中国*后一个士大夫。二、一种调子，一种温度汪曾祺曾说:“我所追求的不是深刻，而是和谐。”他的散文和小说都贯穿着这种调子。他的独特之处在于使日常生活审美化，于寻常生活中发现生之欢悦与诗意。大江东去有大江东去的美，小桥流水有小桥流水的美。不在于写什么，而在于什么触动了你，什么是你能驾驭掌控的，什么能让你怀着一颗虔敬的心，真诚地去表现体味它。如果你不适宜做关东大汉，执铁板铜琶高唱大江东去，你也可做十七八岁女郎，执红牙板，唱杨柳岸晓风残月。他的散文，“记人事，写风景，谈文化，述掌故，兼及草木鱼虫、瓜果食物，皆有情致。间作小考证，亦可喜，娓娓而谈，态度亲切，不矜持作态。”他爱自然界里的一草一木，花鸟虫鱼。用一颗孩子般的心，写人间草木，写花园，写茶花、腊梅花、昆明的花、北京的秋花，写葡萄月令，写昆虫备忘录。他爱世间美好的风景。从大地到坝上，从泰山到天山，从钓鱼台到索溪峪，都安静地躺在他的文字中。他爱瓜果美食。人间五味，四方食事，在他的笔下淋漓呈现。故乡的野菜，故乡的食物让他想念。家常酒菜亦让他欢喜，肉食者不鄙，鱼我所欲也。他喜欢喝酒。青年时代在西南联大读书时，他曾经喝得烂醉睡在街头。下酒菜倒不讲究，家乡的煮毛豆荚、咸菜烧鲫鱼、熏烧肉、茶叶蛋、家常豆腐、炒花生等都很投口。他喜欢喝茶。青茶、绿茶、花茶、红茶、沱茶、乌龙茶，甚至是湖南用茶叶、老姜、芝麻、米、盐放在一起擂成的“擂茶”，他都懂得。他爱着这个世间的人。在他的散文中，有西南联大的那一批大先生沈从文、朱自清、闻一多、金岳霖、陈寅恪，有性格各异的退休老头、秉性不同的大妈、风马牛不相及的傻子、孩子和手艺人。他的小说，所写的几乎都是普普通通的小人物，这些小人物的悲欢，小人物的生活，小人物的故事，构成了他笔下一幅幅充满人文风情的风俗画。他说:“我写的是美，是健康的人性。美，是什么时候都需要的。”他用一颗悲悯而温暖的心，对待他笔下的每一个不完美却健康的人，这是他不变的温度。他说:“我对笔下的人物是充满同情的。我的小说有一些是写市民的，我从小生活在一条街道上，接触的便是这些小人物。但我并不鄙薄他们，我从他们身上发现一些美好的、善良的品行。于是我写了淡泊一生的钓鱼的医生，‘涸辙之鲋，相濡以沫’的岁寒三友。我写的人物，有一些是可笑的，但是连这些可笑之处也是值得同情的，我对他们的嘲笑不能过于尖刻……我的小说有一些优美的东西，可以使人得到安慰，得到温暖。”他小说中的每个人物，其实你都无法用道德标准去评判。他们本身就是活生生的人，就站在你的面前，带着体温，带着呼吸，与你对坐，细数昨日的风尘、今日的欢欣、明日的希望。在他们的悲喜和情感中，你会不由自主地融入自己的呼吸与情感。那些真正打动你的东西，恰恰是你借由作家的笔看到了你自己。三、春初新韭，秋末晚菘“春初新韭，秋末晚菘”，是汪曾祺用来评价自己散文的。其散文和小说，叙述、语言、结构都显得自然、清简、质朴。深得自然之旨，自然之美，自然之馥郁。他说:“我喜欢疏朗清淡的风格，不喜欢繁复浓重的风格，对画，对文学，都如此。”他的清淡疏朗的风格，体现在其散文和小说中，有一个共通之处:以平淡、含蓄而有节制的叙述，代替滥情、夸饰的矫情。汪曾祺的散文于平淡含蓄中流溢着一种雅韵，一种隽永的天真。一个枝子上有很多朵花。一棵树上有数不清的枝子。真是乱。乱红成阵。乱成一团。……这种大黑蜂分量很重。它一落在一朵花上，抱住了花须，这一穗花就叫它压得沉了下来。它起翅飞去，花穗才挣回原处，还得哆嗦两下。九月的果园像一个生过孩子的少妇，宁静、幸福，而慵懒。十月，我们有别的农活。我们要去割稻子。葡萄，你愿意怎么长，就怎么长着吧。过几天荷叶长大了，冒出花骨朵了。荷花开了，露出嫩黄的小莲蓬，很多很多花蕊。清香清香的。荷花好像说:“我开了。”啄木鸟追逐着雌鸟，红胸脯发出无声的喊叫，它们一翅飞出树林，落在湖边的柳梢。不知从哪里钻出一个孩子，一声大叫。啄木鸟吃了一惊，他身边已经没有雌鸟。不一会树林里传出啄木的声音，他已经忘记了刚才的烦恼。很难想象这般如水样温软干净、天真隽永的文字是怎样写出来的，什么样的人才写得出。他说:“我非常重视语言，也许我把语言的重要性推到了极致。我认为语言不只是形式，本身便是内容。”汪曾祺的语言，独具韵味。“其文字比他的老师沈从文公更白，更现代，更畅达，但同样的，有着从几千年传统和从自己个性里生发出来的文字神韵。汪先生的文字魅力，于当时，于现在，我以为尚无出其右者。他的白话之白，是非常讲究的白，行云流水的白，有着真正的文字的贵气，常人可追他的白，却追不及他的贵气。”有人说他的语言，拆开来每一句话都是平平常常的，放在一起，就有了味道。他说:“我曾戏称自己是一个‘中国式的抒情人道主义者’，大致差不离。”这种抒情性让他的散文和小说，没有苦心经营的叙事结构，没有玄奥宏大的题旨。一切，根据自己的情感意绪和行文内在的节奏和气韵所需，自然成文。他的散文，结构如行云流水，深得自然之旨。虽无意求工却有一种天然的美。苏东坡说:“吾文如万斛泉源，不择地而出,在平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无难。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如是而已矣。”汪文类似。他记人事，写风景，述掌故，草木虫鱼，瓜果食物，皆信手拈来，娓娓道来，如话家常。一切虚饰、造作、矫情，都是他所摒弃的。他的小说，带有浓浓的散文化特色。不注重情节，不注重故事，注重意境，注重情感和意绪，注重内在的气韵，结构自然得没有丝毫人为的章法与痕迹。有人曾说，他的小说就是一篇篇抻长了的散文，是诗化小说，有一定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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