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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义贤:原中国科普研究所副所长，原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党委书记，原中国科协学会服务中心党委书记，科普科幻创作理论研究者；王卫英:文学博士，双博士后，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副研究员，致力于科幻研究和科幻出版。
《百年中国科幻小说精品赏析》为中国科普研究所的资助项目。项目首先对中国百年历史长河中的科幻作品进行梳理，从中遴选55部中国原创科幻小说精品，然后在细读文本的基础上对入选作家作品进行深度赏析。研究突出史诗性，即以百年历史为线索编选作家作品；强调专题性，即对各个时代科幻作家的代表性作品进行赏析，凸显其创作特色和文学风格，挖掘其丰富的科学文化内涵和文学审美价值。目前，对科幻作家作品进行汇编的图书不少，但涵盖一个世纪的不多见；对百年中国科幻作家作品系统赏析，无论从作品规模还是时间跨度上，在学界也不多见。本项目旨在促进中国科幻事业的繁荣，推动中国科幻创作的健康发展，为科幻理论的深入发展搭建理论平台；通过对百年中国科幻小说精品进行赏析，鼓舞科幻作家的创作信心，为其创作提供理论支持；提升读者的阅读水平，为科幻研究者提供理论参考。
这套用心用意编撰而成的《百年中国科幻小说精品赏析》图书，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和文化价值，值得阅读。
序
科学技术是人类共同财富，也是社会发展的重要驱动力。在当今世界激烈的综合国力竞争中，优先发展科技已经成为各国公认的发展战略。而科技创新、科学普及是实现创新发展的两翼，二者相辅相成，不可或缺。目前，我国正处于建设创新型国家、奋力实现中国梦的关键时期，为了推动公民科学素质提升，激发创新创造活力，科普事业尤需迎头赶上，全面繁荣。
在科普事业的发展大局中，科普创作好比源头活水，地位十分重要。而科幻作品作为近年来我国科普创作天地中的生力军，更是充满朝气与活力，带动了科普创作的繁荣发展。
科幻文学萌生于19世纪初期的西方，是以科学为源文化的文学形式。科幻作品姓“科”。科学性是科幻作品之根本。科幻作品需基于一定的科学依据，但未必等同于现实世界的科技细节，也不追求科学印证，它是想象的、艺术的、甚至是假说式的“科学”。科幻作品的灵魂是“幻”。想象力是科幻作品之翼，科幻作品的“幻想”，并非违背科学常理的“胡思乱想”，而是基于科学基础之上的、闪耀智慧火花的“奇思妙想”，蕴含着无穷的创新思想和创造力。科幻作品的精髓是批判性。初期科幻作品的批判向“外”，多是对社会的批判；当代科幻文学的批判则常常是向“内”，拿科学本身开刀。对科学本身的批判、怀疑和反省，恰恰符合科学的精髓，即怀疑精神。
科幻作品的价值不仅体现在文学层面，更彰显于科技与社会发展领域。科幻作品关注科技发展对人类文化及更深层面的影响，开启思想实验与创新之门，引导科技发展与社会进步，是当今时期科学普及事业发展不可或缺的新推手。
科幻文学的初始使命之一是普及科学，传承知识。科幻小说在晚清肇起之初就与科普有着天然的联系:“导中国人群以进行，必自科学小说始”，鲁迅在20世纪之初从日本翻译引进凡尔纳的科幻小说，介绍科学知识，目的就是“于不知不觉间，获一斑之智识，破遗传之迷信，改良思想，补助文明”，即用文学化的方式传播科学知识。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在“向科学进军”的号召下，科幻再次应运而起，惠及民识，负笈科普。此后，中国科幻文学的发展又几经起伏，辗转至今天的繁荣初现。当然，也有人认为不应将科普功能强加于科幻作品。事实上，科幻作品激发人们的想象力、培育创新意识正是科普的重要功能，如果人为地把科幻中的科普功能全面剔除，就会削减中国科幻的历史承袭感和使命感，同时会减低它在读者中的辐射力和影响力。
中国科幻已经走过百年历程。经过几代作家的辛勤耕耘，科幻创作取得可喜发展。一是科幻创作队伍不断壮大，涌现出一批优秀作家。中国科普作家协会设有科学文艺专业委员会，集聚了国内大部分较为活跃的科幻作家，2014年还成立了科幻电影专业委员会，大力促进我国原创科幻的影视化。二是产出了一批优秀科幻作品。短篇如《生命之歌》和《流浪地球》，长篇如《三体》《逃出母宇宙》《天垂日暮》《天意》《荒潮》等。尤为令人振奋的是，2015年刘慈欣的《三体》斩获科幻界的诺贝尔奖“雨果奖”，在中华大地掀起一股科幻风暴。
中国科普研究所一直十分关注我国的科幻创作，近年来，先后三次立项对科幻进行专题研究。特别是“百年中国科幻小说精品赏析”项目自2011年启动以来,得到了中国科协的高度重视和科学普及出版社的大力支持，取得了丰硕成果。该项目系统梳理了1904-2011年间的中国科幻小说,挑选出其中具代表性的作品献给读者，并对作者的创作风格、创作背景和整体成就进行介绍、评论和赏析。这既是对中国科幻小说的总结，又是对未来科幻创作的推动，具有史料价值和学术价值。相信《百年中国科幻小说精品赏析》一书的出版，将有助于推动公众深入地了解科幻，为促进中国科幻的繁荣作出贡献。
一位科幻作家曾讲过:“科幻文学并不必定承担普及具体科学知识和预测未来的义务，但是一部优秀的科幻作品一定能够达到这两种效果。”我们相信，只要人类离不开科学技术，科幻文学也会永葆其生命力。
是为序。
王康友
导言
一、科幻小说的定义、文学分类、审美价值和文化价值
什么是科幻小说？国内外学者下的定义林林总总，但都无法完整准确地覆盖所有科幻作品。这种状况其实缘自一个误区。科幻小说是一个包容性很强的文学品种，确实无法用一个准确、严格的定义把它与其他文学品种截然分开。所以说，这本身就是一项注定无法完成的西西弗斯任务。但是，科幻小说又必须有一个定义，或者说作为一个文学品种来说，它必定有独有的特质，有不同于其他文学品种的品性，否则这个文学品种就没有生命力，没有存在的必要。
其实，对于那些具有这个文学品种特质、核心的科幻作品，确实是能做出准确定义的。我们认为，美国著名科幻作家艾萨克•阿西莫夫那个相对简单的定义就适用于科幻作品的核心部分，它应能经得起历史的考验:科幻可以界定为处理人类回应科技发展的一个文学流派。
这个简洁的定义表明:1.科幻小说属于文学，所以它的主要社会功能并非向大众传播科学知识或进行科技预言，因而不能把科幻和科普相混淆。并非说科幻小说拒绝这些功能，但它仅是次一级目标；2.科幻小说的主要社会功能，是以文学手段处理人类如何回应与科技发展有关的种种问题。
从这个定义推演，还可列举出科幻小说所具有的其他特质。以下所说的特质均针对核心科幻，非核心科幻作品并不一定具有或不一定全部具有下述特质。比如:
科学是科幻的源文化；
科学理性是科幻文学永远强劲的贯通性主线；
科学与大自然之美本身就是科幻作品的美学因素，与文学上的美学因素并列；
科幻作品常常是以人类为种族，以整体的人类为作品主角。科幻常常把关注人类起源、人类生存目的和人类终极命运作为主命题；
科幻在关注现实和历史的同时，更多地关注未来；
科幻小说常常有一个符合科学理性的、新颖的科幻构思，它应是故事情节的推动力。这是核心科幻作品与其他文学作品的显著区别；等等。
美国大师级科幻编辑小约翰•伍德•坎贝尔说，科幻小说就是“以理性和科学的态度来描写超现实情节”，他对理性的推崇与上文所说的特质是一致的。另一位大师级编辑雨果•根斯巴克说:“描写彩云和落日是旧小说家的事，而描写科学器械和手段才是现代科学侦探作家（注:当时对科幻作家的称谓）的事。”这句话以今天的认识来看，则有失片面。科幻小说家不仅描写地球上的彩霞和夕阳，而且描写宇宙和生命起源时的彩霞，描写宇宙和生命寂灭时的夕阳。这种美比一般小说家心仪的自然之美更为宏大、深邃、瑰丽和奇异，并蕴含着与生俱来的苍凉。只不过，理解这种美既需要敏锐的心灵，又需要一定的科学知识。并非所有读者都能欣赏到这样的美——正如并非所有人都能欣赏文学的美。在中国散文名家刘亮程的作品中，随时可以撷取到自然中美的露珠，这种美是晶莹纯净的、浅白的、零散的，是出自孩童的视野；而科幻作家心目中的自然之美是坚硬的、深刻的、精巧无比的、浑然天成的，是出自“上帝”的视野。
科学技术的高度昌明已经深刻地影响了人类社会，甚至人类本身。著名文学评论家雷达先生在《论新世纪文学》中说:“……现代高科技已经改变了人们的传统生活方式，科学的触角已经伸向人们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科学创造出物质的同时改变了古典的以信仰和道德为重心的精神世界，也极大地改变了作家的创作心理。”诚如斯言，科学技术深刻地改变了物质世界，改变了人类社会的道德伦理，赋予作家观察宇宙、生命、人生等全新的眼光。科学技术甚至开始侵蚀人类的古典定义:试管婴儿挑战了上帝核心的权威，即关于生命如何延续的程序；而克隆人、人机杂合人、人兽杂合人技术甚至将在物理层面修改人的定义。“人性”一直是文学的永恒主题，但进化论的胜利其实早就扬弃了不变的、纯粹的人性，人性只能放到更广阔的生物性中去考察。“真善美”也是文学永远歌颂的主题，但科学以对“真”的有力强化而部分否定了其他二者。科学是在人类的手中发展起来的，但当它反过来异化人类时，没有任何力量能中止这个过程。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过程只会越来越迅猛、广延和深化。
在这种全新的社会态势下，作为专职“处理人类回应科技发展”的科幻文学，当然具有其他文学品种所不具备的优势，包括思想方法的优势、心态的优势和艺术手段的优势，后者包括:“上帝”的视角、可以自由设置的背景、时空倒错、以整个人类种族为小说主角，以科幻构思推动情节、宏叙事、展示哲理的力量、展示技术之美，等等。从这个方面说，中国科幻文学经过百年积淀而在21世纪开端达到一定的繁荣，是与中国社会的发展基本同步的，是历史的必然。
从世界范围看，科幻文学是一个非常年轻的文学品种，虽然古希腊、古印度和古中国等古文明都有类似科幻的作品，但真正的科幻文学是随着工业文明一起诞生的，而且它在各国的繁荣都以科技昌盛为必要条件（虽然各国的工业文明高峰并非一定会带来同样高度的科幻文学高峰）。雷达论文学现代性时说，它的“主要内涵是理性精神、科学精神、契约精神和批判精神”——可以一字不差地搬到科幻文学上。
由此可以乐观地说，科幻文学是一个有长久生命力的文学品种，自从它随着工业文明呱呱坠地以来，就注定会永远存在下去——除非科学技术衰亡，那也是人类文明的衰亡。当然，它不会永远处于高峰，同样也不会永远处于低谷。波浪式周期性的发展是所有事物的普遍规律。
上面主要说到“具科幻特质”的核心科幻作品，那么与此相对，当然有非核心科幻作品（旧称软硬科幻，但我们觉得新提法更为准确）。需要强调的是，二者仅是分类学概念，完全不包括正统性、质量高下等概念。科幻萌生伊始，便有由三大宗师分别代表的两种科幻。儒勒•凡尔纳的作品比较接近于核心科幻，而玛丽•雪莱和H.G.威尔斯的作品比较接近于非核心科幻。美英一些作家，如艾萨克•阿西莫夫、阿瑟•克拉克、迈克尔•克莱顿（他的小说常被定义为高科技小说）等的作品可以划归于前者，更多的大师级作品属于后者，而罗伯特•海因莱因的作品则无法准确划分。国内科幻作家中，20世纪50至80年代的大部分作家属于前者；新生代和更新代作家如刘慈欣、王晋康、何夕、绿杨、郑军、星河、江波等也属于前者，而韩松、刘维佳、潘海天、钱莉芳等人属于后者，其他更多作家如赵海虹、夏笳、迟卉等则不好准确划分。其实根本没必要去硬性划分。不去争论科幻作品是软是硬，已经是中国科幻文坛形成的共识。
核心科幻的读者群相对较窄，用一句虽然不甚严格但也算准确的话来说，多是有理工科背景的人，他们常常更偏重于理性而非感性。反过来也就是说，非核心科幻作品往往有更大的受众群。而且，由于非核心科幻更易与其他文学品种杂交和渗透，而且创作起来更为自由，没有那些隐性条规的束缚，其实更易出现优秀作品甚至经典作品。著名的反乌托邦三部曲:叶•扎米亚京的《我们》、阿道司•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和乔治•奥威尔的《一九八四》，虽然也可认为是“人类回应科技发展”的作品，但文中的科技发展常常是隐性的、象征的，只是政治性的隐喻。所以，它们都更接近于非核心科幻。中国当代科幻作家韩松同样以其诡异、颠覆性、景象惨烈的隐喻性乌托邦作品在知识分子中获得了声誉。
世界万物其实都在深层次下藏着某种悖论。作为作家和读者，完全不必刻意区分科幻作品的上述属性，但若就一个文学品种整体而言则必须有自己的准确定义，有能代表该品种特质的作品作为该“种群”的骨架。有了这个骨架，然后尽可能包容所有与科幻有某种渊源、含有某种科幻元素的作品，融百川而成大河，才能更有效地推进科幻文学的繁荣。
这里也想涉及一个“闲话题”:科幻文学属于俗文学还是雅文学？这个话题说闲也不闲，它牵涉到对科幻作品进行评论和欣赏的视角。在英国，科幻小说早诞生时就有浓厚的知识分子情结，显然应划入雅文学的范畴。前苏联和中国（包括台湾地区）也大致类似，有较浓的雅文学特征。而在美国，科幻小说早诞生于廉价杂志，是标准的大众快餐，只是在繁荣后才增强了其中雅文化的成分。中国香港的倪匡基本是走大众文化快餐这条路。
如果要给科幻文学一个较为全面的定位，应该说它（不特指核心科幻）更接近通俗文学，主要以想象瑰丽的传奇故事来打动读者，受众主要是有一定文化的普通民众，特别是青少年。在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科幻遭受了不公正的批判，自此中国科幻走上了野生野长的发展之路，这反而让它获得了比其他文学品种更加强韧的生命力。它之所以能生存至今，就是因为走大众路子，是普通读者的滴滴泉水滋养了它。不过，正如坎贝尔所说，尽管科幻读者是以青少年为主，但一般来说，凡是喜欢科幻的青少年，其思想常常较同龄人成熟，所以科幻小说的大方向应定位于成人。这个观点是正确的。以我们的经验，中国的青少年科幻读者往往更爱读那些在思想上更为“成人化”的作品，正是有了作者和读者在认知上的差异，才更能激发读者的阅读兴趣。而且正如前面所言，对于这个文学品种来说，它“天然地”倾向于以下的思辨性主题——向读者传达科学本身的魅力，描绘大自然的精妙秩序，思考人生的终极问题，审视科学对人类的异化，如此等等，也就天然地具有了雅文化的强烈特征，包括思想特征和美学特征。黄子平等人在《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中说:“……悲凉之感，是20世纪中国文学所特具的、有着丰富社会历史蕴含的美感特征。”而中国科幻新生代之后的作品中（中国科幻的发展大致分四个时期，具体划分见下文），这种悲凉美感表现得更为浓烈，而且它不仅包括社会历史的丰富内蕴，还蕴含着人类对于宏大宇宙和漫长时间的敬畏和无奈，是一种多少带有宿命意味又不失雄阔的苍凉，这在所谓新生代科幻界领军人物刘慈欣、王晋康、韩松、何夕的作品中表现得尤为明显。所以，从总体上说，科幻文学应界定为含有强烈雅文化特质的俗文化，以引人的故事包含着坚硬的哲思，雅俗共赏是作品的高境界。
既然说到悲凉美感，想借此提一提中国科幻对科学的反思。这种反思在中国科幻发展的前三个时期也有散见，但不多（台湾的同期作品表现得较多），而集中表现于新生代之后。20世纪90年代之后，当中国（大陆）科幻从绝境中挣出活路、并在完全市场化的艰难之路上开始走向繁荣时，科幻作品既富含对科学的深情讴歌，也几乎同步地开始了对科学的深刻反思和对科学伦理的思考，其触角伸向科学的方方面面，如工业技术造成的环境污染、科学对人类的异化、转基因技术的违反“天道”、强科学主义的荒谬，等等。这些批判和反思既是建立在对科学的虔诚信仰之上和对具体科技的正确了解之上，又有文学手段的精美包装，因而也就特别有力。可以说它影响了一代读者的思想定式。这些反思的犀利和广泛，不仅国内主流文学望其项背，即使在国内思想界也属先行者。可惜科幻圈外人，甚至多数圈内人还没有认识到这些思考的意义。科学的高信仰便是对权威的自我批判，以科学为源文化的科幻也天然地具有这种批判精神，这也正是科幻文学重要的社会功能之一，是一个民族成熟的标志。中国人由于几千年对权威的崇拜、对实用主义的推崇，对这种比较“玄虚”的伦理思考一向不重视。唯其如此，中国科幻文学在这方面的贡献就更为可贵。相信终有一天，这些贡献会被铭记在文化思想领域的凌烟阁上。
从历史传承看，前苏联和中国的科幻文学源出科普，与科普有很深的渊源。解放初期的科幻作家大多源出科普系统，至今中国科普作家协会中仍设有科学文艺委员会。再从内容和社会功能看，科幻文学尤其是其中的核心科幻，也与科普有天然的血缘。科幻文学能在青少年读者中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传播科学知识，培养他们的理性思维方式和激发他们的想象力，这两方面科幻与科普互为同道，可以并列入“科学传播”的范畴。但科幻作品尤为重要的、科普所不能替代的功能是:它可以对知识饰以精美的文学包装，克服一般人对科学的陌生感和疏离感，激发青少年对科学技术的兴趣，建立发自心灵的热爱。而少时的“心灵之爱”往往是一个人走向科学的重要动力，终生不殆。在美国，一流的科学家中很多都拥有童年的科幻情结，这是不争的事实。今天中国的学子中，不少人因为少年时代接触科幻而决定了大学的志愿，这样的现象也已经司空见惯。
20世纪50、60年代的中国科幻由于过于重科普而轻文学，曾大大限制了其作为文学品种的发展空间，其后童恩正等人率先对其修正，在90年代确立了“科幻文学从总体来说不负担科普功能”这一理念，这是时代的进步。但事情都是两面的，如果一味重文学而轻科学，完全拒绝科幻文学的科学传播功能，那也是另一种误区。因为，科幻文学本身就是科学与文学的联姻，父精母血，缺一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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