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更新推荐的所有文学作品和书籍《精选《思想的锐利——名家杂文》段勇的书评文摘》都是非常值得阅读赏析的，更有名家的精彩书评哦。
段勇，资深图书策划人，做过记者、图书营销、图书编辑，现为图书编辑团队负责人，曾以听夜人、林葳为笔名出版图书《张啸林全传》《左宗棠全传》，并在经济日报、北京日报、经济杂志、中国图书商报等十余家媒体发表各类作品近200篇。
本书所选的百余篇作品代表着杂文创作的最高成就，或鞭挞丑恶、针砭时弊，或求索真理、剖析人生、或托物言志、论述文艺，或感悟生活、歌颂生命，篇篇构思精巧、见解独到、文笔精美、思想深刻、内涵丰富。这些经历了时间考验的作品，不仅丰富了世界文学宝库，而且还感染和影响了成千上万的人，叩击这一代又一代人的心灵。
1、汇聚近现代**秀大家的经典作品；2、文学启蒙入门读物；3、题材多样，去粗存精，在提高文学修养的同时，能增强文学发展传承知识；4、装帧精美，门类齐全，有收藏价值；5、来自雨果、罗曼·罗兰、萧伯纳、托尔斯泰、川端康成、鲁迅、林语堂、沈从文、徐志摩等大家的文思碰撞，带你走进世界***的文学殿堂。
前言杂文，从字面上理解，就是杂体文章。狭义的杂文指现代散文中以议论和批评为主而颇具文学意味的一种文体，是随感录、短评、杂说、闲话、漫谈、讽刺小品、幽默小品、知识小品、文艺政论等文体的总称。它既是说理的，又具有文学的因素。它短小精悍，以幽默、讽刺的文笔，鞭挞丑恶，针砭时弊，求索真理，剖析人生。我国文学史上第一个提出“杂文”这个概念并把它当作一种独立文体的人，是南朝文艺理论家刘勰。他在《文心雕龙》中专门写了题名“杂文”的一章。一方面总结前人的杂文创作情况，并总括其名为“杂文”，另一方面又历述秦汉以来杂文有三类，以泉玉的《答楚王问》、枚乘的《七发》、扬雄的《连珠》等为最早的代表作。但事实上早在先秦散文兴起之时，杂文也已随之出现。先秦诸子百家的文章，实际上就是杂文。后来，杂文又有新的发展。唐代韩愈的《杂说》，柳宗元的《桐叶封弟辨》，晚唐皮日休、陆龟蒙、罗隐等的杂文，明代刘基的《卖柑者言》等，都是有名的代表作品。杂文不仅源流最早，而且它的地位也相当高。诚如班固所言:“杂家者流，盖出于议官。兼儒、墨，合名、法，知国体之有此，见王治之无不贯，比其所长也。”可见，杂文对于当时社会的作用之大。一般来说，杂文具有以下几个特征:第一，论辩性与形象性的有机结合。杂文的本质是论辩的，它有“论”的色彩。它以逻辑力量制服论敌，作者的最终目的是论是非，辨正误，揭示真理。第二，战斗性与愉悦性的和谐统一。杂文具有战斗性，它针砭时弊、鞭挞丑恶，似匕首、投枪；杂文又有愉悦性，它使读者在笑声中愉快地和那些旧事物告别。第三，幽默、讽刺与文采的巧妙运用。幽默，是通过影射、讽喻、双关等修辞手法，在善意的微笑中，揭露生活中乖讹和不合情理之处。讽刺，是以含蓄的语言或夸张的手法，讥刺、嘲讽落后、黑暗的人或事。杂文笔法，就是以讽刺、幽默为主的笔法。此外，杂文还有一个显著特征:短小精悍，要求篇幅不能太长，言简意赅，一语中的。我国自五四运动以后，涌现过许多杂文名家，如梁实秋、鲁迅、周建人、章克标、王小波、谢觉哉、魏明伦等，其中，成就最大的无疑是鲁迅先生，他是开创一代杂文新风的大家。鲁迅先生认为:“在风沙扑面，狼虎成群的时候”，杂文是“匕首和投枪，要锋利而切实”，是“和读者一同杀出一条生存的血路的东西”；也“是在对有害的事物，立刻给以反响或抗争，是感应的神经，是攻守的手足”。这无疑是对现代杂文的准确定义。我们在编写这本《思想的锐利——名家杂文》时，综合考虑了各种因素，不止是作者的名气，更重要的是作品自身的好坏，其能达到的艺术高度以及人们对作品的认知度，站在纯文学的立场选取现、当代杂文中的名篇佳作。为了编撰本书，我们翻阅、参考了大量图书资料，力求把五四运动以来中国最具代表性的杂文佳作纳入其中，但由于能力和时间上的限制，难免存在遗珠之憾，在此恳请广大读者谅解。第一章论时事怎么办呢？吴稚晖我这回进京，躬逢其盛，遇到《现代评论》开始发刊。社内的朋友讲笑话，他们说，你有什么话，愿意说着，你送稿来，我们亦能把它采登。我听见了，高兴极咯。但要下笔的时候，自己招呼自己，说道，喂，朋友，你能说什么话呢?仔细一想，真糟极了。他们都是学理湛深的学者，你插进去说浮话，不是笑话么?那怎么办呢?幸亏想起来，他们曾经说过，亦说不出别的，你就把时事批评批评，也可以充数。我想这当然容易交卷。可不是，在长安市上鬼混，除了饺子铺里，多半还贴上“莫谈国事”，实在谁还不是谈几句时事作为应酬话呢?一见面，终是现在的局面很混沌呀，或说，这一回各方面应有些儿觉悟，批评如何是长，如何是短，终得拉出一点理由，才有劲儿。但是转念那种信口胡言，可以形诸笔墨么?又僵了!那怎么办呢?然而说定了送稿去凑数，人家倒把别的稿子搁着，排字人等着上板，现在临时不交卷，又怎么办呢?所以急极了，便把崭新的时事，当着上板的晚上，在中央公园来今雨轩听到的批评，抄袭了来塞责。有人请司法总长章行严先生吃饭，一进门，便有几位议员先生们窃窃私议，说道，来了来了。章先生便是主张劝段执政用革命手段，推翻伪宪法，取消议会，废除约法的一位健将。人家听了，都说，三件事该这么办，是不用说的。但是同日下这三道命令，在面子上，有点儿难堪。冯总司令也没有把李彦青同张敬尧潘鸿钧同日枪毙，怎么把先烈定下的约法同议会，只是老朽点罢了，如何可同瘟臭的伪宪法，同日判了死刑，一同上绑呢?这不是好像同朋友们，给囚犯一般的过不去么?便有人问，那怎么办呢?有人说，洪宪的钦颁宪典，曹三爷的贿造宪法，这是两个政治罪犯，自当执政的一朝权在手，可以立时发落的，执政革命，他自己说“不过第一次革命的延长”，不就是革中华民国的命，那就约法未尝不可废，该有一个稍为相当的手续，才算说得过去罢?然而如此乌烟瘴气，章先生必定躺在大椅里，伸了脚的冷笑，十分不痛快，那就怎么办呢?但是章先生是爱朋友的，约法是章先生的老朋友，伪宪法是同李彦青一样，章先生没有同他握过手的。若把段执政的老朋友张敬尧潘鸿钧，同着曹三爷的小朋友李彦青一同上绑，太叫人难堪罢?反正终要死的，何不给他一个临终的典礼，免了很多少的麻烦呢?然而痛快是真不痛快，到底怎么办呢?况且约法是废了，执政只是一个临时执政，又不叫做临时制法，简直大法中断，执政固得放手做事，或者非执政也放手闹花样，又怎么办呢?原载《现代评论》2期多数与少数陈西滢我向来就不信多数人的意思总是对的。我可以说多数人的意思是常常错的。可是，少数人的意思并不因此就没有错的了。我们主张什么人都应当有言论的自由，不论多数少数都应当有发表意见的机会。可是，我们固然反对多数因为是多数就压制少数，我们也不承认少数因为少数就有鄙夷多数的权利。中国人向来是不容异己的论调的，所以在全国鼎沸的时候，有人居然肯冒众怒出来说几句冷话，只要他是有诚意的，我个人十分佩服他的勇气，不管他说的对不对。可是他的勇气不一定就使他对了。把这次的国民运动与拳匪来打比，实在未免过于不偏不类，在中国的外国人，因为他们始终“什么都学不到，什么都忘不了”，自然这样的想。中国人自己如若不看见这二十余年的进步和分别来，只可以证明他们自己的不进步。至于人家已经打了头阵，自己跟在后面说便宜话，还要以“袁许”自负，——希望我做文章，所以用激将法——我们听了着实有些替他肉麻。我是不赞成高唱宣战的。中国的大兵，叫他们残杀同胞虽然力量有余，叫他们打外国人就非但没有充分的训练，并且没有至少限度的设备。如果许多热心的军民人等自己投效去作战，那么，以血肉之躯去和机关枪、毒气炮相搏，就完全牺牲完了也得不到什么。可是，我们不能因为力量不及他人的什么都逆来顺受。我们虽然打不过人家，我们不妨据理力争，不妨用他种方法与他们奋斗。我们固然不宜宣战，但是要求英国撤回公使，派兵到租界去保护人民并不就是宣战。英国的政府也一定不会因此就与中国宣战，因为他们是以民意为向背的，中国政府这样的态度正可以告诉英国民众这次的运动不是暴动，而是全国的义愤。英国握政权的固然是帝国主义者，普通民众，尤其是劳工阶级可不全是帝国主义者。总之，中国许多人自从庚子以来，一听见外国人就头痛，一看见外国人就胆战。这与拳匪的一味强蛮通是一样的不得当。如果一个孔武有力的大汉打你一个耳光，你虽然不能与他决斗，你尽可理直气壮的与他评一评理，不能因为恐怕他再打你一顿便缩缩颈跑了，你如缩缩颈的跑了，或是对他作一个揖，说他打得不大得当，他非但不见得看得起你，还许要尊你一声“死猪”呢。有人说，中国人永远看不见自己的尊容。自己的军阀每年杀人遍野，大家一声也不响，一旦外国人杀了几十个中国人，便全国一致的愤慨起来。这话是很对的。可是，我们不能因为一向没有纠正军阀，现在就不抵抗外人。我们希望大家竭力的抵抗外人，因为如果杀了你几十个人不抵抗，将来也许杀你几百几千几万人。我们同时希望以后国民对于内乱也要有同样觉悟，也要有同种的愤慨，也要有同样的抵抗才好。原载《现代评论》29期(1925年6月26日)奉旨不哭不笑林语堂本年九一八，政府严禁纪念国耻，集会游行，双十，又下令停止国庆。于是两大节日，都平静无事过去了。这可以说是政府叫人民“哭不得，笑不得”的两大政策，其目的在维持目前表面上之治安。论理，人之不能无哭笑，犹身之不能无饮食排泄。依心理学讲，哭和笑的作用，是在使胸中不平之气得以发泄，而恢复精神上之均衡。所以如中国妇女，平日生活太苦闷，到了清明哭墓，必让她们淋漓痛快哭了一场，身子一舒服，回来治家，自然加倍起劲了。又如店里学徒，大半年头到年底，规规矩矩，辛苦营业，一点娱乐也没有，到了元旦，也应该痛痛快快豪赌痛饮五天，新年做事，才会安心，生意才会发达。此为节日在心理上之用处，治国者所不可不知。革命以来，诸节俱废，虽然中秋看月，尚未取缔，而端阳竞渡，元旦爆竹，已被指为迷信，不许举行。终年奉旨不哭不笑，人心惶惶，举国不安，这也有一点关系吧?况且仲尼与于蜡宾，始能发“天下为公”的一段大议论，然后党部始有四字匾额可挂，难说迷信是一定有害无利的。蜡，固然是迷信，竞渡爆竹，说他迷信也可以，甚至中秋看月也可派他迷信，或是老朽反革命。然果使国人相约中秋不看月，国便会兴起来吗?还有一层，我们不看见天安门游行示威的雄壮景象，已有五六年了，思之能无慨然?并不是说一定要有怎样游行的目的，但是我们总喜欢看示威，如女人喜欢看出殡一样，谁死都没关系。我们觉得无目的的游行示威，乱嚷乱喊一阵，总比全无游行可看福气。今年国庆，不应庆祝，我们是赞成的。但是总希望政府诸公，能替我们想出一种不损威信的题目，使我们乱喊乱嚷一阵，以后缴纳苛捐杂税或是唱国歌，也可以踊跃一点。原载1932年10月《论语》3期卧着拿薪水邹韬奋据报载最近冯玉祥氏对新闻记者谈话，有“国家将亡，应卧薪尝胆，但他们正在卧着拿薪水”等语，末了一句颇饶幽默意味。我们做老百姓的看惯了当今所谓要人也者，往往上台时干得乱七八糟，下台后却说得头头是道，所以我们对于大人先生们的高论，常觉得要大大的打个折扣。但像冯氏说的这句话，对于国难中老爷们的泄泄沓沓醉生梦死好像已倒在棺材里的心理形态，似乎描摹得颇有几分似处。拿应拿可拿的薪水，原不算什么罪过，可是一定要不客气的“卧着拿”，那撤烂污的程度未免太高明了!但是我们如略再仔细的研究一下，便觉得仅仅拿薪水的仁兄们，就是“卧着”拿的，大概都是借此勉强糊口活家的可怜虫。讲到国家民族的元恶大憝，却是那些不靠薪水过活，所拿的远超出于薪水，你虽求他们仅仅安安分分的“卧着”而不可得的一大堆宝贝!诚然，现在有一班全靠着显亲贵戚，在衙门里挂个衔头吃现成饭的官僚老爷们，拿着薪水无事可做，只须“卧着”就行，他们只要靠得着封建的残余势力，尤其是有做小舅子资格以及能和这种资格发生直接间接关系的人们，都有便宜可拓，都只须“卧着拿薪水”!但是他们不得不求生存，这样的社会既不能容纳这许多求生者，他们只得往比较可以糊口的路上钻。对这种人我们仍只觉得怜悯，认为是社会制度造成的罪恶。至于上等的贪官污吏和搜括无厌还要打着玩玩的军阀，那是“卧着拿薪水”并非他们所屑为的。“捐税名称之繁，既已无奇不备；勒借预征之酷，复又遍及灾区。”(见国府请求川军停战命令)这比“拿薪水”要高明得千万倍了。但他们却不愿安分的“卧着”，却要“罔顾国难，借故交兵，军旅因内战而捐精英，黎庶因兵劫而膏锋镝。”就是客客气气的请求他们“引咎互让，立止干戈”(亦见上令)，他们仍充耳不闻，玩得起劲，这就请求他们“卧着”而不可得了!原载1932年12月3日《生活》读报心得施蛰存时局紧张，读报也格外起劲，格外用心。兹将三日来报上所见几句警句，为之诠释，亦“四书味根”之意也。（一）三月五日下午三时，立法院长孙科在上海哥伦比亚路私邸，对各报记者说:“热河天险，守军达十余万，中央虽明知结果必败，然无论如何，以为至少当能支持二三个月，闻张汉卿对人言，亦以二月为期，在此时期中，足予我国驻日内瓦代表以努力机会，俾国际对于制裁日本，得更有力量之发展，不料战未及十日……”(见六日《申报》)注曰:“这是说中央虽明知热河是天险，守军达十余万不可谓不是重兵，但这天险与重兵是只可守二三个月的。二三个月之后，中央是预算着会失败的。这不仅中央的意见如此，就是张汉卿的长期抵抗，也是以二月为期的，那么，为什么中央与张汉卿要预备抵抗日本至两个月之久呢?这是因为要日内瓦的我国代表团有一个努力活动的机会。这边一支持，那边一努力，于是国际对于日本的制裁，便有更有力量的发展了。于是，那时候，我们也就不妨吃败仗了。而不料……”（二）张继在徐州说:“暴日炮火不足畏，十年内，日本必有大革命。”(见七日《大晚报》)注曰:“这是很可以使我们安心的。因为十年内，日本必有大革命，那时日本帝国主义自然而然的会消灭的。目下虽然吃他们一点炮火，无啥稀奇，顶多忍耐十年，他们的炮火也不能向我们施放了。此义推而广之，对于一切侵华的帝国主义者，都可以不足畏之了。因为在十年内，全世界的帝国主义者都必然会得崩溃的。何必我们去反抗与打倒呢?”又注曰:“张继先生此语，可有两解。张先生之意若曰:‘日本炮火不足畏，十年内，日本必有大革命，斯可畏也。’阿弥陀佛，善哉善哉!”（三）孙殿英电京办事处云:“……四日以来，风雪并厉，时而汗流浃背，时而遍体冻僵，无弹犹可肉搏，无食确为可悯。总之天存中国，必存热河。天存热河，必存我军……”(见七日《时报晨刊》)注曰:“风雪并厉，以致遍体冻僵，不错。但时而汗流浃背，何故欤?文疑有衍。无弹犹可肉搏，横竖一样的是打。无食则奈何?曰可悯，可悯则无食犹有食矣。这且不管，咬文嚼字，大可不必，总之此次抗日，成败在天。天意若曰救中国，则中国也，热河也，‘我军’也，可以高枕而无忧，无弹无食，没有关系。否则‘我军’败北，不必援，因为热河也必然会失。热河失，也不必退守后防，预备反攻，因为整个的中国是亡定了。此抗日逻辑也。但是，现在事实是热河已经失了，由此观之，则中国已经亡了，而孙将军的‘我军’想必也早已不存在了。”原载1933年3月9日《申报自由谈》关于“救国”茅盾历史上的事实从来是这样:必定要到所谓“国难”时期，“国家”才和“人民”发生关系。——当然，在平时，也并不是没有“关系”，但这关系只是“受治”，只是“缴纳租税”，实际上，“国家”并不是叫做“人民”的，而是一部分人的。“我们的国家遭难了”，“我们的民族危险了”，一旦临到了“国难”，一部分人便这样地大声疾呼着。不消说，这种呼声是叫“人民”“共赴国难”，“共起救国”。然而假如你真的相信“国难”是可以真的自由地“共赴”，真的可以自由地“挽救”，那你又不仅是有点傻，简直会“犯罪”的。因为“人民”的“救国”，从古以来，是只限于“有力者出力，有财者输财”。至于“其他”，“乾坤独断”者自有人在，既毋庸你问，也不容你问。这样，所以汉朝的卜式被尊称为“典型国民”。历史的戏剧是继续地复演到现在，现在，我们又临到“国难时期”了。明明地现在又有人在高叫着:“国民奋起，共赴国难”，然而“武装抗日”是“不许”的，甚至于主张武装抗日也是“不许”的，“许”的是什么?是科学救国，是航空救国，是游艺，跳舞以至美容救国。总结一句说，还是不外乎“有力者出力，有财者输财”，而且，你用不着问输了力与财的下文。单说航空救国罢。自然，在这“没有空军便没国防”的时代，谁也不会否认“航空”的重要。但，帝国主义者的铁蹄已经踏碎我们半壁山河了，“亡国之祸，迫近眉睫”，我们却还在悠然自得地提倡航空救国，捐募“儿童号”，“宁波号”……就不说这是一颗烟幕弹，但远水是不是能救近火呢?而且所谓儿童号宁波号……募集以后，究竟做什么用?这也似乎是一个终于不能不问的问题。做什么用呢?九一八之役，张少帅的三百架飞机送给日本人了，广东二陈之争，飞鹰舰给空军炸沉了，还有散传单，还有剿匪，用处似乎是仅止于此，前几天虽说报纸上也曾载有“飞机××架飞向×方去”的新闻，但黄鹤一去，也终于没有了下文，谁能说它们不是避难去了呢?所以说句天理良心话，“航空”与我国的“国防”到底还不曾发生什么实际关系。假如航空真的可以救国的话，我们便要求先把现在全国所有的飞机飞到战地去抗日，假如国难是真的可以共赴的话，我们便要求全国人民自动武装抗日。否则一切都是废话，老把戏，还只是这么一套!原载1933年3月17日《申报自由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