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迟子建，女，1964年元宵节出生于漠河。1984年毕业于大兴安岭师范学校。1987年入北京师范大学与鲁迅文学院联办的研究生班学习，1990年毕业后到黑龙江省作家协会工作至今。1983年开始写作，已发表以小说为主的文学作品六百余万字，出版有八十余部单行本。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伪满洲国》《越过云层的晴朗》《额尔古纳河右岸》《白雪乌鸦》，小说集《北极村童话》《白雪的墓园》《向着白夜旅行》《逝川》《清水洗尘》《雾月牛栏》《踏着月光的行板》《世界上所有的夜晚》，散文随笔集《伤怀之美》《我的世界下雪了》等。出版有《迟子建长篇小说系列》六卷、《迟子建文集》四卷、《迟子建中篇小说集》五卷、《迟子建短篇小说集》四卷以及三卷本的《迟子建作品精华》。曾获得第一、第二、第四届鲁迅文学奖，第七届茅盾文学奖，澳大利亚“悬念句子文学奖”等文学奖。作品有英、法、日、意、韩等海外译本。
本书包括《踏着月光的行板》（2003）、《草地上的云朵》（2004）、《世界上所有的夜晚》（2005）、《第三地晚餐》（2006）、《福翩翩》（2007）5部小说。
自序当我对中篇小说一无所知的时候，我写作了《北极村童话》，那是一九八四年春天，大兴安岭正在解冻，路上满是泥泞，又满是春光。二十岁的我没有多少知识的底蕴和生活的积淀，有的是满脑子的幻想和一身的朝气。写它的时候，并没有考虑到篇幅的长短，只是信马由缰地追忆难以忘怀的童年生活，只觉得很多的人和事都往笔端冒，于是写了外婆就想起了湿漉漉的夏日晚霞，写了马蜂窝又想起了苏联老奶奶，写了舅舅又想起了大黄狗，写了大雪又想起了江水，不知不觉地，这篇小说有了长度。为什么能够把一部小说写成了中篇？按我的理解，首先是这素材有了相当的容量，就像一个人身量大，穿的衣服自然就不会小。小说的长短度，就是这么出来的吧。该是短篇的你把它生硬地抻长，它就显得单薄，没有精气神；该是中篇的你遏制其发展，它的激情得不到释放，乌云满腔，会让人觉得沉闷压抑；而该是长篇的素材，你就得让它一泻千里地流淌下去，才能给读者带来淋漓尽致的艺术享受。除了相应的长度，中篇小说还应该有足够的气韵。如果说短篇是溪流，长篇是海洋，中篇就是江河了。而气韵，就是水面的薄雾。江河湖海日日流，薄雾却不是天天有。气韵的生成，与一个作家的眼界和审美，休戚相关。气韵贯穿在字里行间，是作品真正的魂。那些缺乏气韵的作品，纵有惊心动魄的故事，也让人觉得乏味。一般来说，溪流多藏于深山峡谷，大海则远在天边，而纵横的江河却始终萦绕着我们。从这个意义上说，中篇的文体更容易贴近我们的生活，我们可以在江河上看见房屋和炊烟的倒影，听见桨声，也听见歌声。当然，以上我关于小说长短度的比喻，讲的是通常的气象。在某些时刻，也有“异象”生成，比如电闪雷鸣会使溪流在某一刻发出咆哮之声，大有江河之势；而海洋风平浪静时，会像一滴至纯至美的水。这些气质独特的“异象”之作，在文学史上也不乏其例，它们大多出自天才笔下。海纳百川，方可磅礴。同样，江河汇集了众多的溪流，才能源远流长。就是那些“异象”的生成，也无不依赖水本身的气质。世界上没有哪一条江河是生就的洒脱和丰盈，它们总要吸纳涓涓细流，才能激情澎湃。由于江河流域不同，它们的气息也是不同的，每个作家都有属于自己的江河。对我而言，黑龙江、呼玛河、额尔古纳河是我的生命之河，感染它们的气息也就浓厚些。这些北方的河流每年有半年的冰封期，所以河流在我眼中也是有四季的。春天时，它们“轰隆轰隆”地跑冰排了，冰排就像一朵朵盛开的白莲，熠熠报春！夏季时，灿烂的江河上不仅走着船只，也走着青山和白云的倒影。秋天，江河消瘦了，水也凉了，落叶和鸟儿南飞时脱落的羽毛漂荡在水面上，江河就仿佛生了一道道皱纹，说不尽的沧桑。冬天，雪花和寒流使江河结了厚厚的冰，站在白茫茫的江面上，想着冰层下仍然有不死的水在涌流，仍然有鱼儿春心荡漾地摆尾，真想放声歌唱——世界是如此苍凉，又如此美好。我的中篇之水，汇集的正是那片冻土上的生活之流。从一九八六年在《人民文学》发表第一部中篇《北极村童话》开始，到二〇一二年《收获》刊登《别雅山谷的父子》，近三十年间，我发表了五十部中篇小说。此次以编年形式出版其中的四十部中篇，使我有机会回望和打量自己走过的文学之路。我发现这条路不管多么曲折，都有一个清晰的指向，那就是我的故乡，那就是我的心灵。那一条条生命之河，就是盈满我笔管的墨水。它流出哀愁，也流出欢欣；它流出长夜，也流出黎明！一个被冷风吹打了半个世纪的人，一个在写作中孤独前行了三十年的人，深知这世界的寒流有多刺骨，也深知这世界的温暖有多辽阔。所有的故事都不会结束，又怎能结束呢！迟子建2013年元月哈尔滨《踏着月光的行板》林秀珊每次来到火车站，都有置身牲口棚的感觉。火车的汽笛声在她听来就像形形色色牲口的叫声。有的像牛叫，有的像驴叫，还有的像饿极了的猪的叫声。所以那一列列的火车，在她眼里也都是牲口的模样。疾驰的特快列车像脱缰的野马，不紧不慢的直快列车像灵巧的羊在野地中漫步，而她常乘坐的慢车，就像吃足了草的牛在安闲地游走。没有跟王锐打招呼而直接去探望他，这在林秀珊是从未有过的事情。所以登上火车的那一瞬间，她有些激动，甚至脸热心跳，就像她第一次被王锐拥抱着一样。这列慢车是由齐齐哈尔开往哈尔滨的。林秀珊在大庆让湖路区的一家毛纺厂的食堂打工，所以她去哈尔滨看王锐，总是由让湖路站上车。能在让湖路停车的，通常都是慢车。林秀珊也不喜欢快车，快车比慢车票贵；还有，高速运行的特快往往使旅客看不清窗外的风景，而坐在慢车上，却能尽情饱览沿途风光。在林秀珊看来，乘火车不看风景就是傻瓜。即便是单调的树、低矮的土房和田野上的荒坟，她都觉得那风景是有韵味的。这些景致本来是死气沉沉的，可因为火车的驶动，它们就仿佛全成了活物。那树木像瘦高的人在急急地赶路，土房就像一台台拖拉机在突突地跑，而荒坟则像一只只蠕动的大青蛙。由于爱看风景，林秀珊在购票时总要对售票员说一句:“给我一张靠窗口的。”林秀珊和王锐结婚六年了。他们是在老家下三营子村结的婚。下三营子有一百多家农户。原来那一带土质肥沃，风调雨顺，农作物连年丰收，下三营子的人日子过得衣食无忧、自足康乐。可近些年由于附近市县滥伐林地，大肆开垦荒地，土地沙化越来越严重，村中那条原本很丰盈欢腾的地根河业已干涸，农作物连年减产。春季的时候，风沙大得能把下到土里的种子给掘出来，下三营子的人纷纷外出，另谋生路。王锐和林秀珊就是这众多外逃人员中的一对，他们同大多数农民一样，选择的是进城打工的路。王锐会瓦工活，他在哈尔滨找到了在恒基建筑公司当建筑工人的活儿。林秀珊本想也在哈尔滨打一份零工，这样和王锐见面方便些，然而几经周折，她的愿望都落空了。林秀珊中等个，圆脸，肤色黝黑，眼睛不大，鼻子有些塌，虽然五官长得不出众，但因为她面目和善，还比较受看。不过，她的牙齿难看极了。下三营子的人多年来一直喝地表水，喝得人人都是一口黄牙。别的女人生了黄牙并不显眼，林秀珊却不同，她太爱笑了，她的黄牙在她温存敦厚的五官中总是最先抢了人家的视线。所以她去应聘时，大多的雇主一见她的黄牙就蹙起了眉，把她打发了。王锐曾建议她做个牙齿“贴片”美容，可林秀珊坚决反对。她说从下三营子什么也没带出来，嘴里有一口黄牙，也算是带了那里的水出来了，这样她在镜中看见自己的黄牙时，就不那么想家了。王锐拗不过她，由她去了。林秀珊最终在大庆的让湖路找到一份工作，在毛纺厂的食堂做饭。除了管吃管住外，她每月还能有四百元的工钱，这使林秀珊很知足。何况，让湖路离哈尔滨并不远，即便乘慢车，三小时左右也到了。林秀珊和王锐并不是每周都能见上一面，但他们每周都会通上一个电话。三年来一直如此，风雨不误。林秀珊住的集体宿舍和王锐所住的工棚都没有电话，他们就想出了一个主意，把各自居所附近的一部公用电话当自家电话来用。现在电信业很发达，城市的街道上遍布着话亭，你只需买一张IC卡就行。这些电话亭大都披挂着一个苹果绿色的罩子，人站在其中，就像是被它给揽在怀中了，所以林秀珊有时觉得电话亭是个情种。林秀珊所用的那个电话亭，是王锐帮助她选定的。它离毛纺厂只有五分钟的路，在车水马龙的大街上。街边矗立着一排宛若翠绿的屏风似的高大的杨树，电话亭附近还有一个公共汽车站。王锐觉得这个电话亭最适合妻子，街上车来人往，杨树在风中会发出口琴一样悠扬的响声，这样不仅妻子的安全有了保障，还有了一股浪漫的情调。而他自己所用的电话亭，三年来已经变了四次。一幢楼竣工后，他们会去下一个建筑工地，电话亭就要随之变更。通常是林秀珊在每周五的晚上七点来等王锐的电话。明明知道见到的是电话，而不是王锐，可她每次来总要梳洗打扮一番，好像王锐传过来的声音长着眼睛一样。因为双方均处于嘈杂的环境，他们不得不大声地说话，有时简直是在吼，不然对方会听不清。他们每次相会，总要在电话中约定一个时间，林秀珊去哈尔滨找王锐，或者王锐来让湖路看她。他们从来都是如约前往，从未像今日这么心血来潮地突然不约而同地去看望对方。几乎是在林秀珊登上火车的同时，王锐也开始了去让湖路的旅行。每次探望林秀珊，他都要穿上那套花了七十元在夜市买的藏蓝色西装，它面料低劣，做工粗糙，不是腋窝开线了，就是裤裆开线了，林秀珊常常在缝补的时候取笑王锐，说他:“裤裆开线我知道为啥，可是你的腋窝长了什么稀罕物，也会开线？”王锐就揪着妻子的耳朵说:“我看你要学坏了！”他脚上的皮鞋，是冬季时在一家小商铺买的。冬季买夏季的商品，折扣率很大，这双原价一百二十元的皮鞋，只花了六十八元就买下来了。由于降价处理的皮鞋断码，王锐没买到适合自己的尺码，这鞋比他平素穿的整整大两码，所以他不得不垫两副鞋垫，不然走路会掉鞋。王锐去看林秀珊，通常是在双休日的第二天晚上。林秀珊的宿舍住着五个人，他们睡在那里不方便，就到附近的私人旅馆的地下室开一间房。虽然一夜只有二十五元，已令他们心疼不已了。他们聚在一起，先是要热烈地做完爱，然后才会把攒了许多天的话一股脑儿地说出来。王锐会跟她讲他在哈尔滨听到的新鲜事:酒店的食客吃蚌壳吃出了珍珠；浪荡女人看上了别人家的男人，把自己的丈夫给杀了；一头从郊区走失的牛把交通堵塞了一个多小时；居民区飞来了猫头鹰等等。有一回王锐讲他公司的老总带着他的宠物狗来视察施工进程，说那狗个头很高，纯黑色，大约值三四万元。这狗在家里有单独的居室和床。林秀珊听完后哭了，哭得很哀愁，把王锐吓了一跳，忙问她怎么了？林秀珊抽抽噎噎地说:“我们在城市里没有自己的一张床，可你们老总家的狗却有。”王锐笑了，说:“那我也不做老总家的狗，我还是要做你的狗，没有自己的床，我们睡在街上也觉得美！”林秀珊不像王锐那样爱讲外面的事，她跟王锐说的都是发生在同一宿舍的人身上的琐事，王爱玲又做了一次流产；肖荣的头发脱得厉害，脚跟裂了口子；吴美娟这一段夜夜放臭屁，熏得大家头昏脑涨的。再不就是，王鹃笨得织毛衣不会上袖子等等。往往没等林秀珊说完，王锐就起了鼾声。林秀珊就会在枕畔轻轻揪一下丈夫的耳朵，嗔怪道:“做完你的美事你就没心思听我的话了，以后我要先和你说话，后做事。”然而到了下一次，他们依旧是急不可耐地先做事，后说话，而轮到林秀珊说话时，王锐的鼾声如潮水一样袭来。林秀珊很心疼丈夫，他在工地干了一天活，夜晚时再乘上几小时的慢车，赶到让湖路时已是晚上九十点钟了。第二天在睡意正酣时，他又要起早赶凌晨的火车回去，生怕误了工。林秀珊怕王锐起晚了，特意买了一个闹钟，无论冬夏，只要王锐来探望她，闹钟总要被设置到凌晨三点。因为王锐要在八点赶到工棚。闹钟本来应该是万无一失的，可为了保险起见，林秀珊索性不睡，她和闹钟一起等待着唤醒丈夫的那一时刻。在她的心目中，闹钟跟人一样是有脾气的，赶上它哪一天气不顺了，不想充当叫醒者的角色了，那么他们醒来的一瞬所见到的太阳，一定就是砸向他们生活的冰冷的雪球。不过王锐从不知道妻子这样为他守夜，更不知道在暗夜中林秀珊用手指无限怜爱地在他胸脯上抚来抚去。她还常常情不自禁地悄悄地在他脸颊亲上一口。她不敢使劲亲，怕弄醒了丈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