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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多克托罗（1931—），美国当代著名作家，生于纽约犹太人家庭，在哥伦比亚大学攻读戏剧硕士学位时参军。退伍后相继担任哥伦比亚电影公司审读员、新美国文库出版社编辑、日晷出版社总编辑，1969年起专事写作，并在美国多所大学执教。多克托罗自1961年发表小说《欢迎来到艰难时代》至今笔耕不辍。主要作品还包括《但以理之书》、《雷格泰姆音乐》、《卢恩湖》、《诗人的生活》、《世界博览会》、《比利·巴思盖特》、《大进军》、《纽约兄弟》等。作品被翻译成三十多种文字。多克托罗获得美国国家图书奖、两次国家书评人协会小说奖、美国笔会/福克纳小说奖，伊迪丝·沃顿小说奖，美国艺术与人文学院威廉·迪恩·豪斯奖，以及由美国总统颁发的国家人文奖章。多克托罗现居于纽约，任纽约大学英美文学讲席教授。
E.L.多克托罗编著的《幸福国的故事》并不是一部长篇小说，而是多克托罗的一部*的短篇小说集。多克托罗作为小说家，主要从事长篇小说的创作，短篇小说写得较少。他的第一本短篇小说集出版至今已经过去了20年的时间，这部短篇小说集是迄今为止多克托罗出版的第二本短篇小说集。本书书名所说的“幸福国”指的就是美国，但是我们在这些小说中看到的人物的生活却并不幸福，因而这本书的书名显然含有强烈的反讽意味。《幸福国故事集》包含多克托罗近些年写的五篇短篇小说。与戴维·瓦莱斯、乔纳森·弗兰岑这些年轻一代的作家的作品不同，多克托罗所写的人物不是美国社会制度的参与者，而是这个制度之外的一些所谓“不可救药的人”，他们总是在毫无希望地反对美国的现存制度。这些小说都描写了一种黑暗的社会氛围或精神氛围。也许正是因为如此，有些美国文学评论家认为多克托罗具有“社会主义思想”。《幸福国的故事》这部迷人而精巧的短篇集，具备多克托罗代表长篇的重量和回响，包含各种情绪和声音，有力描绘了美国人的灵魂图景，堪称杰作。
E.L.多克托罗编著的《幸福国的故事》中这五个关于信仰、爱和权力滥用的锐利短篇，完美融合了作者的高超技艺、怜悯和节制的愤怒。残忍母子，穷苦自人，少数族裔，宗教狂热分子，敢于对抗白宫的探员，多克托罗笔下的人物令人印象深刻，情节张力十足，展示了美国社会内在的悖论。
短篇小说的物理——“短经典”总序王安忆好的短篇小说就是精灵，它们极具弹性，就像物理范畴中的软物质。它们的活力并不决定于量的多少，而在于内部的结构。作为叙事艺术，跑不了是要结构一个故事，在短篇小说这样的逼仄空间里，就更是无处可逃避讲故事的职责。倘若是中篇或者长篇，许是有周旋的余地，能够在宽敞的地界内自圆其说，小说不就是自圆其说吗？将一个产生于假想之中的前提繁衍到结局。在这繁衍的过程中，中长篇有时机派生添加新条件，不断补充或者修正途径，也允许稍作旁骛，甚至停留。短篇却不成了，一旦开头就必要规划妥当，不能在途中作无谓的消磨。这并非暗示其中有什么捷径可走，有什么可被省略，倘若如此，必定会减损它的活力，这就背离我们创作的初衷了。所以，并不是简化的方式，而是什么呢？还是借用物理的概念，爱因斯坦一派有一个观点，就是认为理论的最高原则是以“优雅”与否为判别。“优雅”在于理论又如何解释呢？爱因斯坦的意见是:“尽可能地简单，但却不能再行简化。”我以为这解释同样可用于虚构的方式。也因此，好的短篇小说就有了一个定义，就是优雅。在围着火炉讲故事的时代，我想短篇小说应该是一个晚上讲完，让听故事的人心满意足地回去睡觉。那时候，还没有电力照明，火盆里的烧柴得节省着用，白昼的劳作也让人经不起熬夜，所以那故事不能太过冗长。即便是《天方夜谭》里的谢赫拉查达，为保住性命必须不中断讲述，可实际上，她是深谙如何将一个故事和下一个故事连接起来。每晚，她依然是只讲一个故事，也就是一个短篇小说。这么看来，短篇小说对于讲故事是有相当的余裕，完全有机会制造悬念，让人物入套，再解开扣，让套中物脱身。还可能，或者说必须持有讲述的风趣，否则怎么笼络得住听众？那时代里，创作者和受众的关系简单直接，没有掩体可作迂回。许多短篇小说来自这个古典的传统。负责任的讲述者，比如法国莫泊桑，他的著名的《项链》，将漫长平淡的生活常态中，渺小人物所得出的真谛，浓缩成这么一个有趣的事件，似乎完全是一个不幸的偶然。短篇小说往往是在偶然上做文章，但这偶然却集合着所有必然的理由。理由是充分的，但也不能太过拥簇，那就会显得迟滞笨重，缺乏回味。所以还是要回到偶然性上，必是一个极好的偶然，可舒张自如，游刃有余地容纳必然形成的逻辑。再比如法国都德的《最后一课》，法国被占领，学校取消法语课程之际，一个逃学孩子的一天。倘是要写杂货店老板的这一天，怕就没那么切中要害。这些短篇多少年来都是作范例的，自有它们的道理。法国作家似乎都挺擅长短篇小说，和精致的洛可可风气有关系吗？独具慧眼，从细部观望全局。也是天性所致，生来喜欢微妙的东西，福楼拜的长篇，都是以纤巧的细部镶嵌，天衣无缝，每一局部独立看也自成天地。普鲁斯特《追寻逝去的时光》，是将一个小世界切割钻石般地切成无数棱面，棱面和棱面折射辉映，最终将光一揽收尽，达到饱和。短篇小说就有些像钻石，切割面越多，收进光越多，一是要看材料的纯度，二是看匠人的手艺如何。短篇小说也并不全是如此晶莹剔透，还有些是要朴拙许多的，比如契诃夫的短篇。俄国人的气质严肃沉重，胸襟阔大，和这民族的生存环境，地理气候有关，森林、河流、田野、冬季的荒漠和春天的百花盛开，都是大块大块，重量级的。契诃夫的短篇小说即便篇幅极短小，也毫不轻薄，不能以灵巧精致而论，他的《小官吏之死》、《变色龙》、《套中人》，都是短小精悍之作，但其中的确饱含现实人生。是从大千世界中攫取一事一人，出自特别犀利不留将手艺活练好了，暗藏机巧，不露破绽。好比俗话所说:戏法人人会变，各有巧妙不同。欧·亨利的戏法是甜美的伤感的变法，例如《麦琪的礼物》，例如（《最后的常春藤叶子》，围坐火盆边上的听客都会掉几滴眼泪，发几声叹息，难得有他这颗善心和聪明。多少年过去，到了卡佛，外乡人的村气脱净，已得教化，这短篇小说就要深奥多了，也暖昧多了，有些极简主义，又有些像谜，谜面的条件很有限，就是刁钻的谜语，需要有智慧并且受教育的受众。是供阅读的故事，也是供诠释的故事，是故事的书面化，于是也就更接近“短篇小说”的概念。塞林格的短篇小说也是书面化的，但他似乎比卡佛更负责任一些，这责任在于，即便是如此不可确定的形势，他也努力将讲述进行到底。把理解的困难更多地留给自己，而不是读者。许多难以形容的微妙之处，他总是最大限度传达出来，比如《为埃斯米而作》，那即将上前线的青年与小姑娘的茶聊，倘是在卡佛，或许就留下一个玄机，然后转身而去，塞林格却必是一一道来。说的有些多了，可多说和少说就是不同，微妙的情形从字面底下浮凸出来，这才是真正的微妙。就算是多说，依然是在短篇小说的范围里，再怎么样海聊也只是一次偶尔的茶聊。还是那句话，短篇小说多是写的偶然性，倘是中长篇，偶尔的邂逅就还要发展下去，而短篇小说，邂逅就只是邂逅。困惑在于，这样交臂而过的瞬间里，我们能做什么？塞林格就回答了这问题，只能做有限的事，但这有限的事里却蕴藏了无限的意味。也许是太耗心血了，所以他写得不多，简直不像职业作家，而是个玩票的。而他千真万确就是个职业作家，惟有职业性写作，才可将活计做得如此美妙。意大利的路伊吉·皮兰德娄，一生则写过二百多个短篇小说。那民族有着大量的童话传说，像卡尔维诺，专门收集整理童话两大册，可以见出童话与他们的亲密关系，也可见出那民族对故事的喜爱，看什么都是故事。好像中国神话中的仙道，点石成金，不论什么，一经传说，就成有头有尾的故事。比如，皮兰德娄的《标本鸟》，说的是遗传病家族中的一位先生，决心与命运抗争，医药、营养、节欲、锻炼，终于活过了生存极限，要照民间传说，就可以放心说出，“从此他过着幸福的生活”，可是在这里事情却还没有完，遗传病的族人再做什么？再也想不到，他还有最后一博，就是开枪自杀，最后掌握了命运！这就不是童话传说，而是短篇小说。现代知识分子的写作渐渐脱离故事的原始性，开始进入现实生活的严肃性，不再简单地相信奇迹，事情就继续在常态下进行。而于常态，短篇小说并不是最佳选择，卡佛的短篇小说是写常态，可多少晦涩了。卡尔维诺的短篇很像现代寓言，英国弗吉尼亚·伍尔芙的短篇更接近于散文，爱尔兰的詹姆斯·乔伊斯的《都柏林人》则是一个例外，他在冗长的日常生活上开一扇小窗，供我们窥视，有些俄国人的气质。依我看，短篇小说还是要仰仗奇情，大约也因为此，如今短篇小说的产出日益减少。日本的短篇小说在印象中相当平淡，这大约与日本的语言有关，敬语体系充满庄严的仪式感，使得叙述过程曲折漫长。现代主义却给了机缘，许多新生的概念催化着形式，黑井千次先生可算得领潮流之先。曾看过一位新生代日本女作家山田咏美的小说，名叫《YO－YO》，写一对男女相遇，互相买春，头一日她买他，下一日他买她，每一日付账少一张钱，等到最后，一张钱也不剩，买春便告罄结束。还有一位神吉拓郎先生的一篇名叫《鲑鱼》的小说，小说以妻子给闺密写信，因出走的丈夫突然归来停笔，再提笔已是三个月后，“他完全像鲑鱼那样，拼命地溯流而归……”浅田次郎的短篇《铁道员》因由影星高仓健主演的电影而得名，他的短篇小说多是灵异故事，他自述道是“发生在你身上……温柔的奇迹”，这也符合我的观念，短篇小说要有奇情，而“温柔的奇迹”真是一个好说法，将过于夯实的生活启开了缝隙。相比较之下，中国的语言其实是适合短篇小说的，简洁而多义，扼要而模糊，中国人传统中又有一种精致轻盈的品位，比如说著名的《聊斋志异》，都是好短篇，比如《王六郎》，一仙一俗，聚散离合，相识相知，是古代版的《断背山》，却不是那么悲情，而是欣悦！简直令人觉着诡异，短篇小说是什么材料生成的，竟可以伸缩自如，缓急相宜，已经不是现代物理的概念能够解释，而要走向东方神秘主义了！现在，“短经典”这套世界现当代短篇小说丛书的出版，又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会有多少意外发生呢？二ο一一年二月二十六日上海
平原上的屋子妈妈说我从此以后是她的侄子了，称她为道拉姑姑。她说我已足十八岁了，看上去更像二十岁的样子，我们家的命运有赖于她没有一个这样的儿子。叫道拉姑姑，她说。我叫了。她不满意。她让我叫了好几遍。她说我叫她姑姑时心里必须坚信，在她失偶的哥哥霍拉斯死后她收养了我。我说，我不知道你还有一个叫霍拉斯的哥哥。我当然没有啦，她说，喜不自禁地瞧了我一眼。要是我能装模作样成功地充当他的儿子，就会有好戏看哪。我瞧着她在镜子前过分做作地梳妆打扮，像所有的女人一样抚弄一下头发，其实这样东摆弄西摆弄之后你压根儿看不出有什么两样，但我心里却也并不觉得不快。她用人寿保险的钱在城市西郊外五十英里处购买了一座农场。在那儿，谁还会管你是不是她的血肉儿子？但她有她的计划，想着将来的事。我没有计划。我从来没有计划——只是有时候有那么一点儿模模糊糊的想法而已，我自己也不知道是什么想法。我弓着身子，从楼梯上走下来，背上背着第二只箱子，箱子用绳子绑在背上。小孩子们等在门前露台的下面，膝盖磕出血了，脚脖子上的袜子全戳破了。他们按幼稚园里一支歌的调儿唱着他们自己编的脏歌。我把他们哄赶开，他们便大喊大叫逃散开去，不一会儿，当然啦，当我爬上楼去拿其他东西时，他们又奔回来了。妈妈站在空荡荡的凸窗里。在这儿，邻居的眼睛都盯着你，她说，就好像审判席上的陪审员似的。而在乡下，她说，没有人会贸然下结论的。你能让房门开着，也不用拉下百叶窗。在光天化日下，一切干千净净，清清白白。嗯，我能明白她的意思，但在我看来，芝加哥拥有漂亮的大旅馆啦，饭店啦，树荫覆盖的柏油路啦，大楼啦，只有芝加哥才是那样的地方。当然啦，不是芝加哥所有的地方都那样。从我们三楼的窗户往外望出去，除了街对面的一排排公寓外看不见什么。说真的，在夏天，高尚的人受不了牲畜围栏的臭味儿，我倒并不太在乎。我也不抱怨那儿的冬天。我从不在乎严寒。冬天从大湖吹来的寒风像魔鬼似的鞭打着女人们的裙子，让裙子在她们的脚踝间飞舞。不过，无论冬天还是夏天，如果百无聊赖的话，你总是可以去乘乘电车的。我太喜欢这城市了，它总是充满了忙忙碌碌的人啦，笃笃的马蹄声啦，辚辚的车轮声啦，送货的车啦，没有边帮的大车啦，小贩啦，闹市啦，火车上货物的撞击声啦。当从西边飞来乌云，往我们倾泻雷暴雨，以致你压根儿听不见人类的呐喊或诅咒，那我最高兴了。芝加哥能忍受上帝最糟糕的惩罚。我知道人们为什么建起了芝加哥一当然啦，那儿拥有铁路啦，船啦什么的，是个做买卖的地方，但最重要的是，它给予我们所有的人一种强烈的挑战，这是平原上的屋子所不可能提供的。而那平原正是所有这些雷暴雨发韧的地方。再说，我会想念我的朋友韦尼弗莱特－泽温斯卡，当我往楼下搬箱子时，她正站在楼梯平台上。进来一会儿，她说，我想给你一点儿东西。我走了进去，她随手关上了门。你可以将它们放下来，她是指我的箱子。在韦尼弗莱特面前，我的心总是跳得更快。我能感觉出来，她也知道，这使她感到快乐。她现在将手放在我的胸El，踮起脚尖吻我，手伸进了我的衬衣里，摸摸我激烈跳动的心脏。瞧瞧他，要是他穿上西服，打上领带，会是什么模样。哦，她说，眼睛里滚出泪花，没了我的厄尔，我该怎么办呢？她微微苦笑了一下。韦尼弗莱特跟我妈不是一类女人。她细小，瘦弱，从楼梯上往下走时，活像一只奔跳的小鸟。她不敷粉，也不洒香水，身上偶尔散发出一股点心糖味儿，那是她从打工的面包房带回来的味儿。她的嘴唇甜蜜而沁凉，只是有一只眼睑抬不起来，耷拉在她的蓝色眼珠上，要不她会是一个很漂亮的姑娘。当然啦，她也没有什么可炫耀的乳房。你可以给我写信，我会给你回信的，我说。你在信中说什么呢？我会想些话说的，我说。她把我拖拽到厨房，在厨房，她劈开双腿，两个胳膊肘平撑在椅子上，这样，我可以撩起她的连衣裙，用她喜欢的方式进入她的身子。这花不了多少时间，即使这样，当韦尼弗莱特扭动着身子，发出她那轻轻的叫床声时，我能听见妈妈在楼上喊叫，问我到哪儿去了。我们雇了一辆四轮马车运送我们和行李，而不是将行李交给较为便宜的火车快运系统，乘马拉街车到车站。这也不是我的主意，自从妈妈买了那栋只有她知道在哪儿的房子后，留下的行李正好塞满马车。她戴着宽边帽和寡妇面罩从楼梯上走下来，马车夫扶她上车时，她将裙子提到鞋帮头上。在光天化日之下，我们进行了一场浩浩荡荡的撤离。妈妈撩起面罩，用轻蔑的目光瞧一下正从窗户往外张望的邻居，这纯粹是妈妈的一贯行事风格。至于那些讨厌的孩子，看到我们显得如此优雅雍容，目瞪口呆了。我跳着坐到她身边，关上了门，在我们驶离时，我看见孩子们互相推搡着，撒腿奔跑着。P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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