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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汪曾祺（1920—1997），江苏高邮人。中国当代作家、散文家、戏剧家。生于传统士大夫家庭，从小饱受诗书字画熏陶，抗战初考入西南联大中文系，师承沈从文，被称为“中国*后一个士大夫”，金庸誉之为“中国味”的作家之一。他的文字干净而传神，谐雅兼具，植于一方水土，涵盖人生百态，堪称一部“文化小说”，每一处都透露着他对生活细致入微的观察和对人生深入透彻的思考。他的娓娓道来，在那个风云巨变的时代是中国文人的别样记录和温柔的心灵抚慰。主编陈其昌，现任汪曾祺研究会秘书长，曾担任高邮市文联驻会主席，市文化局副局长。长期从事教育、宣传、文化、文艺工作，20世纪60年代初开始发表文学作品，著有《烟柳秦邮》《新民滩的悲欢》《朱葵艺术传》《熊纬书传》等著作。顾问汪朗，汪曾祺长子，散文作家、资深媒体人，曾任经济日报社国际部主任。作品有《刁嘴》《衣食大义》《食之白话》《我眼中的父亲——汪曾祺》《四方食事·胡嚼文人》《老头儿汪曾祺:我们眼中的父亲》等。
《师友故人忆念中》中一位喜爱写字、画画、做饭的作家，回忆儿时的师恩母爱，讲述金岳霖、沈从文等他求学西南联大时的各任老师，以肖像画般的笔触记录了一段特殊时光里的一群辉煌的人。他怀念曾经一起并肩工作的朋友，以及偶然遇到的普通人们。他是大时代的见证者，是沧桑巨变的经历者。他用*平实的文字叙述着他们之间的交集，众人的沉浮动荡，将辛酸悲苦以幽默豁达的方式呈现出来，体现了他乐观通达的人生态度，历经浮沉却始终不渝赤子之心。
纪念汪曾祺诞辰百年经典合辑展现文学大师风采温暖，睿智，幽默，通透作为“中国*后一位士大夫”，他的文字具有明清笔记般的雅致与风流深受沈从文、金庸、贾平凹、苏童、毕飞宇、曹文轩等诸多文学名家喜爱众多文章被收录进初、高中语文教材
师友故人，人情往来，记忆犹新，温暖治愈。
1.他（汪曾祺）像一股清风刮过当时的中国文坛，在浩如烟海的短篇小说里，他那些初读似水、再读似酒的名篇，无可争辩地占据着独特隽永、光彩常在的位置。能够靠纯粹文学本身而获得无数读者长久怀念的作家是幸福的。——中国作家协会主席铁凝2.《汪曾祺经典》丛书共七册，精选汪曾祺先生的散文、杂文、小说、评论等内容，并配有一些老照片及其书画作品，进一步展现其美文佳作。3.《汪曾祺经典》丛书，精选精编，装帧精美，版式疏朗。4.《师友故人忆念中》中汪曾祺用*平实的文字叙述师友故人的沉浮动荡，将辛酸悲苦以幽默豁达的方式呈现出来，体现了他乐观通达的人生态度，历经浮沉却始终不渝赤子之心。
张大千和毕加索
杨继仁同志写的《张大千传》是一本很有意思的书。如果能挤去一点水分，控制笔下的感情，使人相信所写的多是真实的，那就更好了。书分上下册。下册更能吸引人，因为写得更平实而紧凑。记张大千与毕加索见面的一章（《高峰会晤》）写得颇精彩，使人激动。……毕加索抱出五册画来，每册有三四十幅。张大千打开画册，全是毕加索用毛笔水墨画的中国画，花鸟鱼虫，仿齐白石。张大千有点纳闷。毕加索笑了:“这是我仿贵国齐白石先生的作品，请张先生指正。”张大千恭维了一番，后来就有点不客气了，侃侃而谈起来:“毕加索先生所习的中国画，笔力沉劲而有拙趣，构图新颖，但是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不会使用中国的毛笔，墨色浓淡难分。”毕加索用脚将椅子一勾，搬到张大千对面，坐下来专注地听。“中国毛笔与西方画笔完全不同。它刚柔互济，含水量丰，曲折如意。善使用者‘运墨而五色具’。墨之五色，乃焦、浓、重、淡、清。中国画，黑白一分，自现阴阳明暗；干湿皆备，就显苍翠秀润；浓淡明辨，凹凸远近，高低上下，历历皆入人眼。可见要画好中国画，首要者要运好笔，以笔为主导，发挥墨法的作用，才能如兼五彩。”这一番运笔用墨的道理，对略懂一点国画的人，并没有什么新奇。然在毕加索，却是闻所未闻。沉默了一会儿，毕加索提出:“张先生，请你写几个中国字看看，好吗？”张大千提起桌上一支日本制的毛笔，蘸了碳素墨水，写了三个字:“张大千”。（张大千发现毕加索用的是劣质毛笔，后来他在巴西牧场从五千只牛耳朵里取了一公斤牛耳毛，送到日本，做成八支笔，送了毕加索两支。他回赠毕加索的画画的是两株墨竹，——毕加索送张大千的是一张西班牙牧神，两株墨竹一浓一淡，一远一近，目的就是在告诉毕加索中国画阴阳向背的道理。）毕加索见了张大千的字，忽然激动起来:“我*不懂的，你们中国人为什么跑到巴黎来学艺术！”“……在这个世界谈艺术，*是你们中国人有艺术；其次为日本，日本的艺术又源自你们中国；第三是非洲人有艺术。除此之外，白种人根本无艺术，不懂艺术！”毕加索用手指指张大千写的字和那五本画册，说:“中国画真神奇。齐先生画水中的鱼，没一点色，一根线画水，却使人看到了江河，嗅到水的清香。真是了不起的奇迹。……有些画看上去一无所有，却包含着一切。连中国的字，都是艺术。”这话说得很一般化，但这是毕加索说的，故值得注意。毕加索感伤地说:“中国的兰花墨竹，是我永远不能画的。”这话说得很有自知之明。“张先生，我感到，你是一个真正的艺术家。”毕加索的话也许有点偏激，但不能说是毫无道理。毕加索说的是艺术，但是搞文学的人是不是也可以想想他的话？有些外国人说中国没有文学，只能说他们无知。有些中国人也跟着说，叫人该说他们什么好呢？
一九八六年十二月三日
注释原载《北京文学》一九八七年第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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