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选《徐迟文集.第十卷.江南小镇》徐迟 的书评文摘
日期:2022-07-26 人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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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徐迟(1914—1996),原名徐商寿,著名诗人、散文家、报告文学家和评论家。20世纪30年代开始写诗。抗战爆发后,曾与戴望舒、叶君健合编《中国作家》(英文版),协助郭沫若编辑《中原》(月刊)。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人民中国》编辑、《诗刊》副主编、《外国文学研究》主编。朝鲜战争中,曾奔赴前方采访,写出许多战地通讯和特写。五六十年代,写了许多反映国家基础建设工程的纪实文学。新时期,曾任中国作协理事、湖北省文联副主席。

徐迟在报告文学领域作出了突出贡献,代表作有《哥德巴赫猜想》《地质之光》《祁连山下》《生命之树常绿》等。其中,《哥德巴赫猜想》与《地质之光》获中国优秀报告文学奖。2002年创立“徐迟报告文学奖”,作为中国报告文学学会的学会奖,专门用于关注和奖励中国报告文学创作中的优秀作家作品。

【编辑推荐】

本书为《徐迟文集》第十卷《江南小镇》下册。

本书为《江南小镇》第五部、第六部,写了作者1947—1962十六年间的生命历程。“在共和国最初的岁月里”,他如何积极投身于那“火热的生活”,《诗刊》创刊,在他的奇妙创意下,编辑部以一封信而约到*诗词十八首,使一本原计划印五千册的诗刊,一下子印了五万册,后来又加印仍供不应求。那是些轰轰烈烈的日子,但也充满惊心动魄的运动:土改、“肃反”、“反胡风”、“反右”等等,徐迟在这些运动中没有受到太大冲击,但妻子因“下去锻炼”而受到极大精神折磨并致病。晚年的徐迟,在回忆那逝去的“火热”时光时,不免充满了迷惘。他对当年有了不同的新认识,这需要他进行某种自我否定,这种自我否定的痛苦和迷惘,使他终于没有完成全部的自传。

【名人的书评】

编辑荐语:

一部师法于卢梭《忏悔录》式的回忆录。

评论家唐晓渡:

徐迟先生的创作跨跃不同的时代,前后绵延达六十多年,且涉猎多个领域,毫不夸张地说,其作品不仅是一部连续的的个人心灵史,而且是一部打开的精神现象学,并由此折射着现当代包括文学史在内的历史进程,以及转型期一代知识分子曲折的心路历程;反过来,这些作品又为我们塑造了一个作为精神-语言存在的徐迟,一个饱经沧桑而又始终敞向未来,敏感、好奇、博学、多思、丰富而纯粹的徐迟,一个似乎永远激情充沛,且不失赤子之心的徐迟。这样的徐迟不会随着他肉体的消亡而消亡,恰恰相反,其中蕴含的生命和存在的秘密,正如他笔下曾经感动了一代人的“哥德巴赫猜想”一样,值得我们反复重新认知、品味。

【徐迟文集.第十卷.江南小镇的书摘】

二二九现在回过头来说筹备《诗刊》的事儿。先是臧克家的寿宴上,我知道了中国作协让我协助克家办《诗刊》的事儿。起初我有点儿不愿意,被方殷痛斥了一顿之后,乃欣然听命了。不久,郭小川(他当时是中国作协党组副书记)正式通知了我,中国作协决定臧克家任《诗刊》主编,严辰和我任副主编,并成立八人组成的编委会:田间、艾青、吕剑、沙鸥、袁水拍、徐迟、臧克家、严辰。十一月七日,召开了第一次编委会。到了十七日晚上,我就动手用道林纸和做封面的厚纸,做成了一本未来的《诗刊》的“样本”。这个“样本”实际上就是三十年代我和路易士协助戴望舒编辑的《新诗》的“翻版”:单栏、疏行,天宽地阔,朴素大方。当时作协在王府井大街商务印书馆的五楼上给我们开了三个房间,作为《诗刊》编辑部的办公场所。十二月份人马到齐,开始正式办公。克家其时身体不大好,很少到编辑部来,沙鸥、吕剑是两员能干的大将。还有一位吴视,四十年代在重庆时就写诗,熟悉诗坛情况。另外还有一位从部队转业来的干部刘俊做编务,既学编排,又跑印刷厂。我们决定,《诗刊》一定要赶在元月创刊的。而且要一炮打响,引人注目。于是,我考虑到了一件首要的事情,就是如何争取在《诗刊》创刊号上发表我们的一位最伟大的诗人的作品——毛泽东的诗词!当时,毛泽东的许多诗词尚未正式发表,但却流传颇广,不少人都在传抄。我自己也曾竭力寻访抄录,但只抄到了八首而已。既是传抄,就难免错讹,个别字句自己就难详其原意了。当时我就想到,把毛主席的这八首诗词发表出来,以光《诗刊》之篇幅。这个建议提出来,立即得到编委们的赞扬,认为是个好主意。但同时又都认为恐怕做不到,谁知道主席肯不肯公开发表他的这些诗词呢?我说:“我也知道争取他老人家同意不是那么容易,但至少我们可以写一封信,试一试,或许能征得他的同意呢!不过这封信要写得非常好,得有点儿巧思,要一下子打动主席,使他欣然同意我们的想法……”我之所以抱此侥幸心理,是因为历史上不乏这样的例子。先秦文学,《史记》、《汉书》一类的史书中,都有一些大政治家、战略家、纵横家、外交使臣等等,常常在面对一些重大的疑难问题时,出奇制胜,曲径通幽,仅仅用一句话就干净利落和彻底地解决了复杂的矛盾,其智慧和巧思,令人击节叹赏。例如齐桓公举兵伐鲁,鲁庄公不敢应战,便请求谈判结盟,并托称鲁国是小国,会谈时他不敢带剑。齐桓公同意了,说谈判时他也不带兵去。他的智囊管仲却说不可,因为对方有个曹刿,此人就算和他订立了盟约也约束不了他的。桓公不听,自去会盟。哪知一登上会谈的高台,庄公便挥剑威胁桓公了。管仲上前保驾,曹刿拔剑将他阻住。在这千钧一发之时,管仲只对齐桓公说了一句话:“君与地,以汶为境。”意思是说,你给他点儿土地吧,就以汶河为两国的边境好啦!桓公听了,当即表示同意,而对方也心满意足,双方平安无事,会盟自然成功了。这个故事见于《管子·大匡篇》。只一句话,七个字,就解决了一场大矛盾,化干戈为玉帛。那么,我们能不能从这“一句话主义”的故事里获得点启发,也想出一句绝妙的话来,让毛主席一听,便能够欣然同意我们的主意呢?我看是有这个可能的。那么,大家都来一起想这“一句话”吧。这可是又见智慧,又要富于情理的“一句话”呢!我们拜访了在北京的许多老诗人,如俞平伯、汪静之等等,征求他们对即将创刊的新《诗刊》的建议。到了一九五六年年底,预定于一九五七年元月二十五日创刊的《诗刊》创刊号的稿子都准备发稿了,这“一句话”还没有结果,给毛主席的信自然也无从写起。大家都很着急。一天,我驰车到北京大学燕南园去拜访冯至,谈笑之间,说到了毛主席的诗词,如《沁园春·长沙》中,据那时我们从萧三的一本书里抄到的,就有这么一句:“张寥阁,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这个“张寥阁”,可真是让人百思不得其解。我们猜测到可能是传抄有误,却又无法给它改正错字。冯至说:“毛主席的诗词早已广泛流传,连外国都有了翻译。但却显然有着这样的传抄错误,真是不好呵!其实呢,与其听任错字流传,毛主席倒不如出面发表一个定本,同时也可以为传抄的几首改正错字。”冯至刚说到这里,我大喝了一声彩!——找到了!就是这“一句话”啦!我们的冯至教授,真不愧是“中国现代最杰出的抒情诗人”,他的这一句话不仅抒情,还多么有见地,透出了大智慧呢!只这一句话就够了,就可以给毛主席写信了!我回到编辑部,便抑制不住兴奋,很快地起草了一封信,中心就采用了冯至的这句话,并写明了《诗刊》的出版日期和截稿日期,请主席尽早赐稿。信写成了,吕剑写得一笔好字,挥毫便写,正好那天编辑委员们都在,全体签上了名,这封信当即发了出去。于是一天天等候音讯。真是望眼欲穿呵!因为离创刊号出版日期越来越近了!直等到我们预定的截稿期过了,仍然杳无音讯,发出去的信如同石沉大海一般。我心想:完了,没戏了,希望落空了,快不要等了吧,再等也是无济于事的……可是,到了离创刊号出版时间仅仅剩下十来天的时候,一九五七年元月十二日,中午,我正在抄写周良沛的那首《云彩深处的歌声》诗时,忽然听说,国务院一连打来了三个电话,要臧克家到诗刊社里等着,说是有一封重要的信要交给他本人。我当即猜想到,可能是毛主席回信来了!一个小时后,我赶到编辑部,吕剑兴奋地说;“果然是毛主席的信和诗寄到了!一共十八!十八首呵!”这消息可真叫人欢喜欲狂了。十八首!比原来我们抄上去的八首又多了十首!毛主席的那封信,现在已经是人人都知道了的。一封著名的谈诗的信,堪称中国新诗史上的一篇文献!此时,当我写到这儿,禁不住仍要找出它来,全文抄来在这里,再回味一遍吧。毛主席写道:克家同志和各位同志:惠书早已收到,迟复为歉!遵嘱将记得起来的旧体诗词,连同你们寄来的八首,一共十八首,抄寄如另纸,请加审处。这些东西,我历来不愿意正式发表,因为是旧体,怕谬种流传,贻误青年;再则诗味不多,没有什么特色。既然你们以为可以刊载,又可为已经传抄的几首改正错字,那末,就照你们的意见办吧。诗刊出版,很好,祝它成长发展。诗当然应以新诗为主体,旧诗可以写一些。但是不宜在青年中提倡,因为这种体裁束缚思想,又不易学,这些话仅供你们参考。同志的敬礼!毛泽东一九五七年一月十二日从毛主席的信上看,果然是冯先生想出的那一句美妙的话起了作用,毛主席照我们的意见办了!但冯至自己却从来没有说起过这件事的。毛主席的诗词一来,有些疑难也果然如冰释然。例如那个“张寥阁”,并不是某一个姓张的人,也并非哪个亭台楼阁,原来是“怅寥廓”,错字终于被改正了。毛主席给《诗刊》寄来了信和诗词的事儿,当天就传出去了,轰动一时。刘白羽闻讯匆匆赶来,十分兴奋,立即把毛主席的信和诗词看了一遍,高度赞扬了我们说:“看来,诗人和诗人之间有共同语言。”拿着信和诗稿,他立即给文化部的一位部长助理打电话。因为出版局当时认为《诗刊》不会有多少销路的,只批给五千册印数的纸张。部长助理一接到电话,也立刻要求看诗和信。并把出版局的控制数字一下子提高了九倍:批给了五万册的印数印张,还答应说,如还不够,可以再给。大家都高兴地说:这下好了,《诗刊》一出,肯定要轰动全国——不,全世界的!《人民日报》、新华社等自然都要发消息的,而世界各地也都会翻译主席的诗的,那么接下去我们向任何人约稿都不会有什么困难了!主席可真真是支持了我们——新诗的事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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