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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兰·德波顿，英伦才子型作家，1969年出生于瑞士苏黎世，毕业于剑桥大学，现住伦敦。著有小说《爱情笔记》《爱上浪漫》《亲吻与述说》，以及散文《拥抱逝水年华》《哲学的慰藉》《旅行的艺术》《身份的焦虑》《无聊的魅力》《幸福的建筑》《工作颂歌》《机场里的小旅行》《写给无神论者》《新闻的躁动》等。他的作品已被译成二十几种语言。
约翰-保罗·弗林托夫，作家、记者、主持人。曾任《金融时报》调查记者，后加入《泰晤士报》，并为多家报刊撰稿。他的作品已获得不少荣誉，直接导致英国政府一些政策的改变。
几千年来，宗教禁令、社会禁忌和世俗观念，给性爱带来太多的桎梏，致使它成为人类历史上造成无穷无尽的精神疾病的议题。在强有力的社会规范面前，我们很难摆脱对性爱的困惑。事实上，我们很少拥有正常的性爱。我们总是认定别人能够以愉悦、开放、坚贞、健康而又平静的心态看待这回事。涉及性这个问题时，我们很少有人会觉得自己完全正常，也很少有人会认为自己的期望与实际相符。在21世纪，性*终注定要在爱情与欲望、寻求刺激与信守承诺之间保持平衡。作者严谨而又诚恳地在《在爱情与欲望之间》中探讨了现代人在性方面的两难境地，他坦率地给出的洞见和抚慰，有助于我们*深入、*明智地思考性的问题。
如果有机会，你愿意改变这个世界吗？相信大多数人会回答“当然愿意”。可是，假如去掉“如果”昵？你还愿意改变这个世界吗？估计这需要先思考一下，才能作出回答。
事实上，我们每时每刻都在造成这个世界的改变。真正的问题在于，如果我们只是无意识地去发挥影响，那就不可能得到所期望的结果。作为普通人的你和我，根本就不相信自己每时每刻都在制造改变，参与了“历史”的进程。世界的每一个改变，都起自某一个人的作为。《因为有你世界在变》作者以大量翔实的事例和深刻观点告诉我们，对于改善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不仅存在可能，而且你将从中获得灵感、勇气和深厚持久的满足感。
*章追求成就感的年代
关于职业的三个故事
罗布·阿切尔在利物浦的一个住宅区里长大，那里的失业率高达50％，当地主要的产业就是海洛因交易。阿切尔通过勤奋学习考取了大学，找到了自己的出路，并在伦敦找到一份非常好的工作，当上了管理顾问。他收入颇丰，他的客户都非常有意思，他的家人也为他感到骄傲。“照理说我应该感到很幸福，但事实上，我却极其痛苦。”阿切尔回忆说，“我记得自己常被分派去完成一些我完全不懂的工作，却被介绍为是专家。人们认为我应该懂得知识管理和信息产业，但是，这一切让我浑身冒冷汗，我总觉得自己像一个外行。”他曾尽力去忽略自己的感受。
我当时以为，只要有一份工作，我就应该谢天谢地了，更何况那是一份“好”工作。所以我竭尽全力去适应它，当那样做不起作用时，我就把周末当作生活的目标。我就那样过了10年，疲于奔命，把自己搞得焦头烂额。这*终让我得了报应。我变得长期紧张和焦虑。一天我不得不请首席执行官（CEO）的秘书帮我打电话叫救护车，我以为自己心脏病发作了。后来才知道，那其实是恐慌症发作了。直到那个时候，我才发现自己不能再那样下去了。
但问题是，任何其他的选择——换工作或重新开始——似乎都是不可能的。我怎么能用我安全可靠的舒适生活，去换取未卜的前程？我难道要用所有已取得的成功去冒险吗？我还感到负疚，因为我居然要去寻找“意义”和“成就感”之类的奢侈品。面对同样的命运，难道我的祖父会抱怨吗？生活似乎提供了一个糟糕的选择:要么选择金钱，要么选择意义。
还在16岁的时候，莎莫拉·汗就立志要成为一名律师。这部分是因为她对人权和国际特赦组织感兴趣，被自己*喜欢的电视剧《诉讼》的迷人魔力所吸引，但同时还因为她想从事一份让她父母感到高兴的工作。她的父母是巴基斯坦人和非洲东部的印度人，20世纪60年代移民到英国。她爸爸从在工厂里做工起步，*后夫妻两个都成为公益组织的重要
领导。现在莎莫拉30出头，她说:“对他们来说，成功与否，是要在像法学、医学或会计学一类的行业中，通过看得见的职业晋升来判断的。他们的期望150%地影响着我的决定。”她根据自己的规划行事，先获得了法学学位，然后在20到30岁之间，用了10年的时间考取初级律师资格，后来成为一家对冲基金公司的专职律师。“我应有尽有，什么都不缺。我是所谓的都市丽人，赚着大把大把的钱，也乐于让法律成为我思考的逻辑。”但是，这样工作5年之后，一切突然变了。
那时候我正在度蜜月，有一天，我坐在西西里岛的海滩上，突然一下子顿悟了。我意识到有什么地方不对劲。那时我刚刚结婚，那是我走向人生的另一个阶段，我本该心醉神迷才对，因为我已经实现了自己的梦想，成了一名律师，我的爱人就在我身边。但是，我却感到*的没有成就感。从哪方面可以说“我的生活现在完美了”呢？我坐在那里拼命地想着。*后我发现，问题肯定出在我的职业上。向前展望，我能一览无余地预见到它的未来，这让我充满恐惧。我意识到，如果在我的余生，也就是在未来的40年，我的工作只不过是坐在办公桌前让富人更富有的话，我是不会感到幸福的。确实，为了在这个受人尊敬的行业取得资格证，我曾付出过辛勤的努力，但现在要思考的是:“我的职业是否能给我带来更多的东西？我对生活所要求的，总共就只有这些吗？”这时我才恍然大悟,我的职业到目前为止毫无意义。这对我来说是毁灭性的。
除了法律，我怕想到任何其他事情。法律成了我的自我，事实上,我认为是法律规定了我。很多律师都是这样——律师成了我们的标签,我们就是律师。失去了这一身份,会让我觉得自己赤身裸体,一无所是。如果你不是一个律师,那么你是什么呢？你是谁？当我度完蜜月归来,发现自己一步步陷入与工作有关的恶性循环的绝望中,但我不知道如何从中恢复过来。我上网搜索，键入这样的话:“如果你讨厌自己的职业，该怎么办？”
伊恩·金从来不是一个循规蹈矩的人。中学毕业后，他花了一年时间在欧洲沿街卖艺:倒立着弹吉他。早在20世纪90年代读大学的时候，有一年夏天，他和一个朋友从土耳其进入伊拉克北部，在那里与一群军人成为朋友，他和他们坐着一辆满载机关枪和火箭筒的吉普车到处跑，险些被绑架。后来伊恩创办了一家全国性的学生报纸，不过只办了6期就倒闭了，然后他又给一个政党当义务研究员。他从来没有规划过自己的职业生涯，*后，他成了一名为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工作的重建和平专家。他帮助科索沃推行新货币，在阿富汗前线与士兵们一起工作。他还抽时间写了一部哲学著作，在叙利亚当了一年的家庭主夫。
当伊恩的妻子怀第二个孩子的时候，他决定结束自由职业生涯，回到伦敦找一份稳定的工作。他在公务机构获得了一个职位，主要是向政府提供与海外人道主义政策有关的咨询。他充满激情地这样来描绘这份工作:面对的问题很有意思，要打交道的人也很能给人启发，他所具有的关于冲突局势的*手知识也正好派上用场。然而，有一种隐隐的不安困扰着他。不知道为什么，他觉得公务员与他的自我定位不太相符。工作和自我没有统一起来。
这份工作虽然很吸引人，但对于像我这样的人来说，还是显得过于循规蹈矩了。我觉得我不可能永远就这样。早上坐上地铁时，有时候我发现自己就是这样一个人:西装革履，40岁，中产阶层，白人，男性，住在伦敦一个较传统的郊区。这时我就想:“从前那个在地铁上倒立着弹吉他的家伙现在哪去了呢？”
与从前的那个我相比，现在的我似乎是一个非常循规蹈矩的人，但在内心深处我还是把自己当作不循规蹈矩的人。用“悖论”这个词可能过分了点，但这里确实存在一种紧张关系。目前在生活中，我不得不接受这种紧张。因为我有孩子要养，我是家里*的经济支柱，要不然我本来可能不会这么循规蹈矩。我不会放弃我的工作,但我有时候会感到疑惑:“难道我真的要永远这样下去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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