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滕肖澜，女，1976年10月生于上海。2001年开始写作，至今发表中短篇小说约六十万字。2006年4月出版小说集《十朵玫瑰》。上海作家协会新世纪首届青年创作班学员，上海作家协会会员。因创作的中篇小说《美丽的日子》荣获2014年第六届鲁迅文学奖中篇小说奖。
本书是滕肖澜的一本中篇小说集，收录她*创作的中篇小说4篇:《在维港看落日》《上海底片》《又见雷雨》《我的宝贝儿》。
《在维港看落日》写的是异乡人的内心感受，也包括他们所在城市接纳异乡人的过程，呈现这种现象背后的人心。《又见雷雨》表现三个家庭两代人之间错综复杂的爱恨情仇。《上海底片》写某年夏天，中学生的“我”借助大伯给我的相机走进了一个全新的世界，看到了上海多面的生活，看到了帅小伙毛头对王曼华的矛盾的爱，也看到了鲜花般漂亮女孩王曼华的绽放与凋零。《我的宝贝儿》描摹出上海底层小市民面对股市诱惑所呈现出的“百态”，表面上算计、冷漠、自我，骨子里却是善良、热情、互助。
海上繁华人间烟火
一抹苍凉几丝温润
滕肖澜的文字细腻，观察入微。她擅长写*平凡的上海人家，*朴实的上海小市民。她能从*普通*平凡的人入手，捕捉他们的小心思，小情绪，挖掘他们身上的光芒，写出他们的纤弱与顽强。
在维港看落日
午后和煦舒缓的阳光，透过落地窗洒落进来，大团大团的暖意，在客厅里舞动着。即便是冬日，只要有日头，便不觉得萧瑟。玻璃窗会反光，会凑趣，把许多东西排列组合、放大了摆到你面前，是凸透镜，上扬的态势。站在四十五层窗前径直望下去，维多利亚港成了安静的一幅画，一动不动的，嵌在窗格上。只是颜色分明。最远那块，是滚着金边的，纹理清晰，遮住了海本来的样子，愈近便愈淡下去，也是很有层次的。距人最近处，是一片深青色。要定睛看上一会儿，才发现那里到底还是动的，人、车，还有海，缓缓地，一点点地蠕动。像老式诺基亚手机里的“贪吃蛇”。
刚过完年，郭妮便收到罗妍的微信:“我下周来香港置办嫁妆。”
事先没有得到一点征询，甚至连她要结婚也是首次听说，开口便是令人无法拒绝的声气。这就是罗妍。本来到香港办嫁妆也没什么，自由行开通后，港澳通行证当天可办，从上海到香港只需一个多小时，比去趟苏州也远不了多少。问题是，郭妮人在香港，罗妍这么突然一来，自然是要在她家住下。情况就要复杂得多。丁维安那里不算，还要跟他母亲打声招呼，即便是他妹妹丁维纯，多少也要提一声。还是新抱（广东话，新嫁娘）呢，去年才结的婚，不用说地域也是个原因，上海姑娘香港媳妇，广东话也才学得结结巴巴，平常见面你好我好大家好，多余的话一句不说，做人做事都是夹牢臂膀，顺拐似的，跟演戏一样累。罗妍倒是一点不见外——真要是亲姐姐也就算了，偏偏又不是。郭妮不好说“不”，但心里别扭是肯定的，硬邦邦地回过去:
“哦，晓得了。”
一周后，罗妍如期而至。郭妮初时还有些担心，想不会两个人一起来的吧——总算没有。罗妍推着行李车走出闸口，身着绛红色毛领大衣，黑色皮裙，踩着十公分的尖头高跟鞋，染成紫红色的长波浪盘在头顶，墨镜遮住了半张脸。她看见郭妮，幅度很大地挥舞了一下双臂，差点将旁边人的眼镜打飞。随即加快步伐冲出来，抛开行李车，与郭妮紧紧拥抱。郭妮吓了一跳，还不及反应，整张脸已完全埋在她领口的假狐狸毛里。
“很想你哟。”罗妍捏着鼻音。
郭妮嗯了一声。她吃不消感情这么直接这么充沛的人。礼节上她也应该表示一下亲切，但她实在没法子把“我也很想你”这句话说出口。事实上，她觉得罗妍也不至于会多么想念她。二十来岁才做的姐妹，不同父也不同母，一男一女带着各自的拖油瓶，组成了新的家庭，陌生人突然间成了亲人，尴尬到极点的关系，要说有感情那就是骗人了。郭妮不想骗人，也不想失礼，只好在罗妍背上轻轻拍了两拍:“——欢迎来香港。”
出租车上，罗妍一件件地脱衣服，从大衣到毛衣，再到连裤袜，搞得动静很大。最后脱剩一件短袖，光着臂膀拿手当扇子。她说，没想到香港这么热。郭妮从后视镜里瞥见司机有些异样的眼神:“嗯，你应该事先查一下香港的天气——不过，穿短袖会不会有点太那个了？”罗妍把连裤袜卷成球，塞进挎包，问郭妮:“为什么不开车？”郭妮怔了怔:“驾照还没考出来。”罗妍嘿的一声，噔噔两下，甩掉高跟鞋，整个人往后一躺:“本来还以为你老公也会来机场接我呢——有点小失望哦。”
晚饭订在楼下的“潮江春”，丁维安和他母亲、妹妹都出席。点菜时，丁维安问罗妍，喜欢吃什么。罗妍拿过菜单看了一遍，说随便。丁维安又问郭妮，你肯定知道的啦。郭妮记得罗妍喜欢吃烤鱼，便说“鱼”。丁维安点了一条清蒸老鼠斑。又点了例汤、白灼虾、糖醋镇江骨、鲍鱼鸡煲。服务员为每人舀了汤，分到各人面前。罗妍问:“这是什么汤？”郭妮回答:“南北杏无花果煲鹧鸪。”罗妍喝了一口:“广东人煲汤是讲究啊——我们上海的汤就简单多了，双档、荠菜豆腐羹、冬瓜小排汤。”郭妮道:“上海也有复杂的，你不晓得而已。我小时候过年家里吃的暖锅，里面放肉圆、鱼圆、蛋饺、蹄筋、火腿、香菇、冬笋、爆鱼……十七八样东西，满满一锅子，吃得浑身冒汗，肚皮滚圆。”鱼上桌时，丁维安拿勺子剔了一大块鱼肚肉，放到罗妍碟子里，“上海一般都吃什么鱼？”罗妍道:“上海吃的比较多的是带鱼、黄鱼、鲳鱼，或者到川菜店，吃水煮鲇鱼，要么是清江鱼，黑鱼也有。”丁维安点头:“上海好吃的东西很多。”罗妍道:“那倒是的，我们上海人这点真是比较幸福。不过你们香港也不差啊。”丁维安笑了笑:“马马虎虎啦。”
郭妮剥着虾，听罗妍一口一个“我们上海”，不禁有些滑稽。她记得初次见到罗妍时，这个山西女孩还完全不会说上海话，与她父亲坐在一起，问他“有没有醋和辣椒酱”。对面便是郭妮和她母亲，小声用上海话聊着天。那样年纪的女孩，又是那样的场合，都是矜持得过了头，彼此不言语，连看人都是趁对方不注意，飞快瞟一眼，便立即移开。最后是双方家长让她们握个手，“以后一家人了——”两人手搭着，也不用力，任它自然滑落。郭妮瞥见罗妍脸上的粉，没涂匀，浮在面上像脱皮。想，原来她还化了妆。罗妍应该是察觉了，立刻低下头，拿叉子去挑盘里的意大利面。那年罗妍十八岁，郭妮十七岁。即便到现在，罗妍的上海话依然说不好，发音有些古怪，偏偏对于那些时髦的新兴词又很敏感，比如“拽”“屌丝”“腹黑”……没头没脑地掺杂进去，“侬这人老拽的”“屌丝一只，还要学人家腹黑。”——上海话本就夹生，再添上这些舶来的浇头，实在奇怪。还有罗妍的打扮，郭妮觉得她也是狠下了一番功夫，从小练的不是童子功，便额外地用心。其实郭妮很想告诉她，马路上那些花枝招展过了头的，十有八九都不是上海女孩。土生土长的上海姑娘，行事做人都是往里收的，低调、慎言。就像化妆的最高境界是“裸妆”，化了像没化。力气用是用的，却不露在面上。郭妮觉得，这些道理一两句话说不清，况且以她和罗妍的关系，似乎也没必要说。本就是不搭界的人，自从母亲去世后，便更是如此。从恋爱到结婚，郭妮只花了三个月时间，便把自己完全抽离了那个“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