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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绛，原名杨季康，中国著名女作家、文学翻译家和外国文学研究家。祖籍江苏无锡，1911年7月17日生于北京。少年时代先后在北京、上海、苏州等地读书。1932年毕业于苏州东吴大学，获文学学士学位，当年考入清华大学研究生院，为外国语言文学研究生。1935年与钱锺书结婚，同年夏
这套文集共约250万字。其中一至四卷为创作部分，第一卷小说卷选收长篇小说《洗澡》和7篇短篇小说；第二、三卷“散文卷”选收《干校六记》、《将饮茶》、《杂写与杂忆》以及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至新世纪之初所创作的全部重要散文，其中《我们仨》堪称2003年的超级畅销书，其他如《钱钟书离开西南联大的实情》、《怀念陈衡哲》、《我在启明上学》等系首次与读者见面；第四卷“戏剧文论卷”，收入尘封已久的两部喜剧《称心如意》和《弄假成真》，“文论”部分汇编了作者评析外国文学名著的理论作品以及她论述《红楼梦》和谈文学创作与谈翻译等论文14篇。第五至八卷译文部分则收入重要译作《堂吉诃德》、《吉尔·布拉斯》、《小癞子》、《斐多》等。值得注意的是，《杨绛文集》卷首冠以《作者自序》，简略说明自己的创作情况及《文集》的编选规则；卷尾的《杨绛生平与创作大事记》，是杨绛先生根据回忆和记录亲自撰写和编订的，它相当于一部微型的《杨绛传记》。《文集》八卷本还收入了作者选定的照片和插图80幅，其中大部分图片都为首次发表，是一套相当有价值的研究资料以及个人藏书。
《杨绛文集》在修订原有已发表作品的基础上，还收入《钱锺书离开西南联大的实情》、《怀念陈衡哲》、《我在启明上学》等新文章，杨绛撰写的《作者自序》和《杨绛生平与创作大事记》以及大量她亲自为文集选订的珍贵文献和人物图片。《杨绛文集》自序我不是专业作家；文集里的全部作品都是随遇而作。我只是一个业余作者。早年的几篇散文和小说，是我在清华上学时课堂上的作业，或在牛津进修时的读书偶得。回国后在沦陷的上海生活，迫于生计，为家中柴米油盐，写了几个剧本。抗日战争胜利后,我先在上海当教师；解放战争胜利后，我在清华大学当教师，业余写短篇小说和散文，偶尔翻译。“洗澡”（知识分子改造）运动后，我调入文学研究所做研究工作，就写学术论文；写论文屡犯错误，就做翻译工作，附带写小量必要的论文。翻译工作勤查字典，伤目力，我为了保养眼睛，就“闭着眼睛工作”，写短篇小说。一九七九年社科院近代史所因我父亲是反清革命运动的“人物之一”，嘱我写文章讲讲我父亲的某些观点。我写了《一份资料》。胡乔木同志调去审阅后，建议我将题目改为《回忆我的父亲》；我随后又写了另一篇回忆。我又曾记过钱锺书的往事，但不是我的回忆而是他本人的回忆。我就在研究和写学术论文的同时，兼写小说和散文，还写了一部长篇小说。一九八七年退休后，我就随意写文章。钱锺书去世后，我整理他的遗稿，又翻译了一部作品，随事即兴，又写了长长短短各式各样的散文十来篇。全部文章，经整理，去掉了一部分，把留下的部分粗粗分门别类。一半是翻译，一半是创作。创作包括戏剧、小说和散文。散文又有抒情、写意、记事、记人、论学、评书等。文章既是“随遇而作”，按时期编排较为方便。不及格的作品，改不好的作品，全部删弃。文章扬人之恶，也删。因为可恶的行为固然应该“鸣鼓而攻”，但一经揭发，当事者反复掩饰，足证“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我待人还当谨守忠恕之道。被逼而写的文章，尽管句句都是大实话，也删。有“一得”可取，虽属小文，我也留下了。我当初选读文科，是有志遍读中外好小说，悟得创作小说的艺术，并助我写出好小说。但我年近八十，才写出一部不够长的长篇小说；年过八十，毁去了已写成的二十章长篇小说，决意不写小说。至于创作小说的艺术，虽然我读过的小说不算少，却未敢写出正式文章，只在学术论文里，谈到些零星的心得。我写的小说，除了**篇清华作业，有两个人物是现成的，末一篇短篇小说里，也有一个人物是现成的，可对号入座，其余各篇的人物和故事，纯属虚构，不抄袭任何真人实事。锺书曾推许我写小说能无中生有。的确，我写的小说，各色人物都由我头脑里孕育出来，故事由人物自然构成。有几个短篇我曾再三改写。但我的全部小说，还在试笔学写阶段。自份此生休矣，只好自愧有志无成了。我只随笔写了好多篇文体各别的散文。承人民文学出版社几位资深编辑的厚爱，愿为我编辑《文集》，我衷心感谢，就遵照他们的嘱咐，写了这篇序文，并详细写了一份《杨绛生平与创作大事记》。二00三年七月二十七日有关《全唐诗选》的几句说明有一位朋友建议钱钟书于《宋诗选注》后再选注一部唐诗。但钟书无意于此。也许因为他已参与古典组集体选注的唐诗，也许他别有工作忙着要做，也许他只是“多病意懒”了。可是我非常希望他选注唐诗。我就找出一部《全唐诗》，央求他从头挨次选几首，让我每日抄录。钟书欣然在我**页纸的开端，浓墨题上“《全唐诗录》杨绛日课”，并教我抄写的格式。他立即为我选了几首。我每天抄一首二首或几行，抄完就烦他再选。我在学生时期曾对我爸爸批评林黛玉的《葬花诗》，说那两个“侬”字我受不了，爸爸莞尔笑，特找出刘希夷的《代悲白头翁》，对我说，“葬花诗脱胎于此”。我把这话告诉钟书，他就为我选出更早于此的贾曾《有所思》。我因而笑说:“你选诗是专为我选的吗？”他认真声明:他是专为我选的。我问过不止一次两次，他总是同样回答。我心里明白:他识破我请他选诗的用意，所以屡次表白他只是为我选诗。我于一九八五年一月一日抄起，到一九九一年六月抄完。我看了自己拙劣的字六年来照样拙劣，叹气说:“留给女儿做纪念吧。”女儿大喜，装入大纸封。钟书复于封面用圆珠笔题:“《唐诗选钞》•父选母钞，共玖册”。我每次烦钟书选诗，他总放下手头的工作，认真选几首。他怜我书法拙劣而持之以恒，不因习字无进辍笔，就耐心为我选到底。我抄的字有他画的圈儿，也有他打的杠子。我的抄本只宜藏拙，不愿公之于众。但是钟书的选择，应该保留吗？专为我选的诗，对别人也有用吗？我疑疑惑惑。如要出版，我还得费工夫把钟书选的诗，在《全唐诗》上一一标出呢。我觉得我有责任说明这部诗选的性质，让出版者了解。二00三年五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