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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讲述了在澳门流传很广的一个故事。故事的主人公马莎是中国人,出生时被遗弃,十三岁被卖到妓院,与来澳门经商的英国人梅罗普相爱,梅罗普答应她娶她为妻,却一夜之间从澳门消失,而此时马莎已经为他生下一对儿女,马莎没有被现实击倒,反倒开始凭借梅罗普的人际关系从事外贸,后成为澳门当时有名的国际贸易商与慈善家。
这个故事:传说、历史与相互性本书讲述了一个故事。一个属于澳门的传奇故事。首先,故事的男主人公早已被他所从属的英帝国科层社会湮没和遗忘,却留在了澳门当地人的口头传说当中;换言之,男主人公拯救了一位澳门本地妇女,但真正使他的理想主义精神落地生根之处却在澳门(这或许也不失为一种拯救)——这就无异于一种关于东西方交互性关系的传奇化的解说。可以说,本书所揭示的历史的吊诡,恰因为对于故事叙述本身的忠诚,而使得关于东西方、性别、阶级多种主题下的交互性得以自然而然地呈现。作者奥斯汀·科茨是一位当代英国作家,拥有旅居东南亚就职于英国殖民政府的经历,他以历史小说的笔法以及将叙述建立在对档案史料的稽考上的“学者之文”的手法,以科学的严谨精神(历史的,精神分析的,心理的)写就了本书。在缜密的叙述中,随着故事中一个个悬疑的设置和解开,历史与人性的真面目似乎也层层深入地表现出来,进而投射出对东西方外交、欧洲社会与中国社会的发展及风俗变迁乃至人性与爱情的多个主题的诠释。实际上,“澳门”本身就为书中的一个主角。对于澳门这样一个中西近代往来的交集点、不同社会和文明背景相互碰撞变异的活化石,关于它的故事能够涉及到的问题、论题和话题自然可以是多方面的;但是,无论什么“题”,一旦还原到浮现历史社会情貌、生活场景以及人物内心的“故事”当中,就都变得多余或不足起来。书中的情节并不复杂,但毫无疑问,这种讲述本身才是最值得回味并赋有启发性的。两百年前一个英国人道主义者在澳门的经历,它是一段爱情的佳话,更是一个历史的传奇,中国古典小说的风云(政治社会题材)与风月(个人爱情题材)交织的模板,在此也活灵活现地见诸英国作家的笔端,其中爱情的真谛,与社会进步的标准与观念,都是经过了今人反思的洗礼的,可谓现代性的。于是,澳门民间的隐忍、私密的传说与现代性反思和辩驳的光束重合了。这可谓传说与历史的重合,故事与作品的重合,西方与东方的重合——而风云与风月的重合反成为最陈旧的蝉蜕,所以说本书诞生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并不奇怪,那是全球一体化的前夜。我们可以说,这是一个折射出东西文明碰撞之内在肌理的故事,从中可以循迹体察英国海盗文明与中国封建专制文化两大模式冲击——反应的内在机制,让人读来禁不住感叹两大统治模式各自内在逻辑之顽固,在两百年后高科技信息时代的今天仍死而不死;这也是一个凝缩反映近代外交史的故事,影响至今的东西方的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在此时已现雏形,十八世纪中国南部沿海地区国际商贸活动的内在细节,欧洲多国与中国清代当局交错的关系,以及官方与民办协作、合法与非法勾结互动的国际商贸链条,都折射出中国乃至全球的近代历史发展内在奥秘之一面;当然,这也是一个跨国爱情故事,来自英国的男主人公与中国孤女的爱情,奠定在真诚、信任、忠贞、责任的基础上,前者是后者的拯救者、导师,而后者成为男主人公在身陷嗜血的东印度公司的日子里唯一的安慰,也是其唯一有兴味的生活所在;这还是一个描述作为暴力掠夺机器的机构组织对个人理想主义的压制以及妇女寻求解放之路的批判性故事。如果说,这个故事有点过于光滑了,那倒不是因为受制于它本身的传奇,而是作者在消解题材的传奇性的同时,不可避免地捎带上了现代性理论认知的前提。闻一多在那首著名的反殖民主义的歌谣中以“澳门”的拟人化语气写道,“你可知妈港不是我的真名姓”——其实,关于“澳门”名字的由来,竟然是基于葡萄牙人最初误听的两次音译的结果,所以此地原本的名字已经湮没了,这就跟无数的葡萄牙人、英国人、法国人以及中国人在此地的命运早已湮没成尘无可稽考一样。实际上,澳门是欧洲殖民者疯狂掠夺沉睡的中国的一个前沿营地,它是西方的强势人侵与中国的保守姿态二者合力的结果。中国的法律禁止外国人携带女眷入境,英国公司又禁止英国人与中国妇女结婚,所以澳门底层社会充满了被英国商人遗弃的妇女和私生子——也就是本书《失约之城》的主题来源,这也是欧洲的掠夺制度与中国的封建制度合力的结果。而人性的边界,在这种不同社会制度的交碰作用下,展示出了各种各样的“新奇怪异”的一面,于是对人性的刻画成为本书的引人人胜之处。……当然,既为故事,就会有诱导的嫌疑,因为故事总是润化无声、寓主观的倾向于自然的描述的,本书原书写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其中对托马斯和玛莎这两个人物的描述,既描写了一对恋人的结识、互动、相恋的过程以及他们之间的不解、猜忌直到死后继续达成理解的矛盾,体现出不同性别之间的交互性关系,同时也形同一场启蒙与后启蒙、殖民主义话语与后殖民话语的交互对话。相对交互的两种视镜、两种立场、两种逻辑都因为故事本身的讲述而血肉饱满,获得生命。其实,从后殖民主义的眼光来看,小说的叙述不乏殖民主义的痕迹。比如,男主人公出于自身的视野和立场,一踏人中国时,难免不处处为英国人做辩护,他对于当时清政府(乾隆年间)对待海上贸易闭关锁国的保守政策,也从贸易对方的角度不断予以批评。实际上,男主人公所代表的欧洲近代进步的人道主义信念,在叙述中扮演了一个吊诡的角色:他既代表追求真诚的爱情、提倡维护人的权力和尊严的进步观念,其矛盾性和悲剧性也产生出一种震撼人心的精神力量;同时,其视角(小说多处采取了男主人公的日记和叙述视角)也带有殖民者的个性色彩和商业逻辑的透视镜像视角。当然,理论的辩驳和具体语境下的实践意识是两个层面的概念,男主人公的叙述,无论是对于身边女性的感受,还是当时中国当局对南部沿海发生的与外来商贸势力的冲突的解决,都体现了叙述者只忠于其自身的角度和感受的特点。这也是交互性的一个侧面。就政治隐喻而言,抛开性别与民族因素,托马斯与玛莎构成了一个启蒙与被启蒙的二级结构:前者以思想的铁肩扛起黑暗的闸门,给铁板一块的社会透进光亮;后者四肢发达,心地纯真,热情、欢快,善于劳动和行动,她一旦获得了尊重、认可和生命的滋养,就将大力地投入到对创造和劳动的追求当中去了。而这样一部描述澳门的突出作品,本身也体现出后现代主义更细腻、贴切的人文视野,它更清晰、有效地审视着人性的来龙去脉以及历史缔造的肌理。它告诉人们爱的力量是超越一切的(玛莎因为获得了托马斯的名字而获得了新生),它透彻地解析着人类精神中爱情产生、发展和结果的真相,还有,家庭为爱的结晶和源泉,也是人性塑造的来源——本书对反对鸦片走私的托马斯与鸦片贩子的各自家庭背景的呈现。实际上,对故事的寓意的阐释可以是无尽的,这个故事是昔日的,却足以吸引叙述者和读者的今日之眼。赵元二〇一四年四月连亚伯拉罕·比德尔的手都散发出一股钱的味道,还有他那沉甸甸的身段,流露出深谙各种罪恶渊薮的毫无遮拦的嘴。在跟比德尔握了一会儿手之后,托马斯记住了这股味道,他一边做深思熟虑状把右手放到下颌上,一边听这个人用流利的伦敦佬土话夸夸其谈,那种气味儿再次拐着弯地钻进他的鼻孔。比德尔的商店——如果可以称之为商店的话——坐落在一片铺满鹅卵石的山坡上,每隔十英尺左右就有一级石头台阶,顺着石阶向下俯瞰,就好像这里是某座葡萄牙海边小城的一角。只有那些肩头上担着担子、辛勤奔走在街上兴致勃勃地叫喊着、穿着深色衣裳梳着猪尾巴辫子的中国人,才让人想起这里并不是葡萄牙,而是一块万里以外的土地。商店的外面挂着一幅牌匾,上面用葡萄牙语表明里面从事的生意是属于若昂·贡萨尔维斯·塞奎拉末世的儿子们的;但是这只是外表上商店与葡萄牙人圈子的关联罢了。其里面是中国式的。地面上平铺着橘黄色的地砖,木门黝黑锃亮、精雕细刻,为半开折式,房里还点缀着许多瓷器和牌匾的装饰。还有许多道屏风,有些本身就是木雕,把实际上从街道延伸到后面很远的一间大屋子问隔出一种相当适宜的私密气氛。每一个角落都摆满了室内植物,盛装在一些造型优美的瓶瓶罐罐里。尽管这次到访是为了了解房子的事情,中国风格却成为比德尔更愿意花时间去讨论的话题——他已经年深日久地融入了本地的景观。他的用意,是在谈论房子的同时也了解一下这位新抵海岸的绅士。托马斯·凡·麦洛浦,有着波浪形的古铜色头发,凸凹有致的英俊的脸上一双深陷的蓝眼睛,他身穿米色的软皮外套和马裤,洁白的手帕熨烫得扁平,袖口的翻边不超过一寸,上面只有一道装饰——这是伦敦最新流行的款式。比德尔注意到,这个年轻人有一种镇定的气质,是个目标明确的人,而在那个时代他所见过的其他押运员就不同了,虽然他们也是绅士,也注意领会中国海岸的欧洲社交圈所要求的谨小慎微的界限。眼前这个年轻人的身上,有一种诚实的品质,这一点从他那副日耳曼人的外表就可以明显看出,包括眼部的神情,坚实的下颌,还有那强壮的关节宽厚的手。其实诚实是一种比德尔所怀疑的品质,在这里它始终是一件麻烦事,甚至会带来危险。毫无疑问,这个年轻人的整个外貌表现出一种性格上的力量,他的嘴唇不自觉地紧闭着,露出一道愤世嫉俗的线条,也显得非常富有耐心,一种超乎寻常的有容乃大的耐心。把这些特点加到一起,比德尔就总结出一个问题,与这个问题有关的事情还需要认真处理。“我们期待您的到来已经很久了,凡-麦洛浦先生,”比德尔一边说,一边摩擦着他那两只有气味的手,“如果您有一些特殊的要求——简而言之,一位优雅绅士的某些习惯——我可以再灵活地为您做临时安排,这一点我们尊贵的顾客卡明先生应该已经告诉过您了。”“不,他没有。”托马斯明确地回答。实际上,当得知这是一个预先做好的安排,他开始产生了好奇,卡明是怎么认识比德尔这个人的呢?年长者并没有被打乱。“凡·麦洛浦先生,他的情绪最近可能受到一些影响,事情关涉到最近离开了一个很好的朋友,威廉姆·厄科特先生,以愚见所知,他是公司里一位很好的绅士。”P1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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