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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咸，1970年生，山东莘县人，居上海，任《收获》文学杂志社编辑部主任。二十年写作，精选七篇小说首度出书。
书中七个故事发生在城市中心或城市边缘，每个人物身上都密布着很多谜团。有从云南乡村来到大城市住进陌生人家中的文学青年，有带着病儿回乡算命的沉默夫妻，有曾经赫赫有名的著名诗人却突然“隐退”开始养猪……每个人身上都有秘密，每个秘密背后都有着一个群体的命运，一个时代的底色。甚至连故事的叙述者“我”，也怀揣着不为人知的心事。
王咸是近年来崛起的杰出小说家，他的文字像他的人一样低调、节制。在一个随时打开电脑或者手机就能写作的年代，王咸诠释了阅读和记录对人的真正意义——不断自省，时刻清醒，始终独立地面对这个庞杂的时代。王咸用洗练、清晰的文字真实呈现着这些隐匿在都市中的心灵漂泊者的面貌，准确书写着现今时代的城市人群所面临的精神困境和生活现实。
那个叫王咸的小说家文/项静在不认识王咸的时候，先认识了他的夫人，我们在单位的电话号码紧邻着，是同一个时段进来的，有了一种惺惺相惜的关系。由于她的关系，比如别人会介绍她是谁谁谁的夫人，于是知道了这个名字。后来，从各路朋友那里偶尔会听到王咸这个名字或者零散的轶事，好像有点世外高人的那种范儿，吃素或者宗教之类的，顺耳也就听听又飘走了，连一个像样的逻辑都没有，我们对于不熟悉的人往往会保存各种这样的碎片式记忆。但看到他在院子里热火朝天地打乒乓球，就觉得那些说法不必当真。在一个小院子里工作了几年，抬头不见低头见，但并没有说过话，我很喜欢这种有点熟悉又有点陌生的人情氛围。正式跟王咸认识是小说家孙频来上海，四个朋友一起在门口的饭店吃饭，吃饭的时候，大家聊天聊得很嗨，我知道了他来自聊城莘县，北方平原上到处是单调的白杨树、麦田的地方，我脑海里还闪过那个地方硬朗曲折的方言以及一个有故事的女同学；他在上海大学教过书，那是我工作之前度过漫长无聊时光的所在。既然打开了时光机，就必然会充满拥塞的言语，那一次大家说了非常多的话，多到我有点不好意思，喧宾夺主。那天的聊天，我印象深刻的是，王咸说到大学教书的时候有一个女同事，住在筒子楼里，特别爱打牌，周末有空就张罗打牌的事儿；但是这个女同事的牌技实在是一般，热情大过牌技，多年也不长进。他们嫌弃归嫌弃，但凡三缺一的场面，只要高喊一声，她立刻到场；仿佛看到一个微胖爽朗的大学女教师，撩开门前晾晒着的床单，大喊一声来了。这个女同事的故事，让我心有戚戚，我也是一个热情超过技术的扑克爱好者。有点像鸡汤一样的生活哲学:有人生活在局部快乐中；有人怀着善意不说破，无伤大雅地跳出来说说笑话；有人又跳出去看看这个故事，想想自己。忘记他为什么在饭局快结束时候猝不及防地问我一句你写小说吧？我怎么回答的已经有点模糊，不过从他问我这句话时闪过的眼神和马上低下头的动作，让我一下子猜到他肯定是个默默写小说的家伙！过了不久，果然在杂志上见到那个笔名为王咸的小说家。王咸这个名字给我的感觉就是一个《聊斋志异》里的书生，有点古典的意味，又面目不清，一个没有醒目角色面相的人物。他写的小说《回乡记》在朋友们之间流传，低抑的情绪，絮语倾谈，简短的句子，仿佛对话者都不会看着彼此的眼睛，各自说着。《回乡记》像一篇特别具有牵引力的散文，从不经意的语调开始，慢慢把你拉进一个具有重力的场；它更像一次真实回乡的零度记录，年轻敏感的夫妻带着患病的孩子*次回乡，既想安慰父母又要瞒住他们。他们冷感而寂寞，在这个世界上好像失去了所有热情，而对父母、兄弟、朋友又生出体谅和新的认知，中间的反推力，是源自珍视爱的离开，为了失去而先行失去。《拍卖会》设置了一个场景，一个家具公司倒闭的拍卖会上，两个青年男人闲散地聊天，看似无关紧要的闲话中又藏着很多东西，比如天空的云让人觉得永远活下去才好，又有点怅然若失，好像干什么都不尽兴似的。小说中，“朱力的摩托车店也倒闭了，他只说太累了，我没有多问”，他们的对话都是这样触一下就逃开，好像故意避免一种故事化的倾向，努力地浮在表象上，东摇西荡，表象就是真相和所有。他们在拍卖会上买什么都不重要，而是叙事者在人群里观摩镇上的人们，随着兴致想入非非，像脑子里有些怪东西的人，无聊平庸，隐身在人群中，他们绝不会占据一个高地，因为他们也看不到哪怕远一点的地方发生的喧闹。一个天天跟中国当代小说打交道的人，对写作的问题有他基本的知觉和了解，一直默默隐忍着写作的冲动或者可能私下写作，必有他不愿意公开写作的理由，以及容许自己写作的基点。我们只能从他写作呈现出的样貌去推测他的美学和想法。如果说《回乡记》、《拍卖会》、《邻居》这三篇小说更多体现的是他的小说语法，特别像台湾早期艺术电影，那《去海拉尔》可能是他对自己一代写作者的思考。《去海拉尔》里那个叫李朝的诗人，跟那些寡淡的人物不一样，应该拥有那种充满戏剧化的人生，年少成名，万众拥趸，诗歌衰落流落民间，进看守所，离婚，养猪等等，即使是跟“我”非常熟悉，但是一点生息都无法感觉到，好像打了个盹，“这个人，所有的故事，他只讲其中好玩的部分。”他对自己诗歌的自信一点也没有让他感觉到自己与别人有什么不同，过着比别人差的生活也安之若素，甚至过于安之若素了。“有点躁动，在这样的时代，倒是更正常一些。”李朝像一个行走我们之中的陌生人，又像一面镜子，照着躁动的人们。无论是酒吧长谈，还是《邻居》里小镇上的邻居之间的闲谈，对话无止无终，有一搭无一搭地进行。在进行的途中，偶尔有点东西，见缝插针地遗漏在里面，而且你不注意它就过去了，过去了也就过去了，王咸的小说仿佛对这些都不那么敝帚自珍。那些妄图在小说中寻找某种教义的人注定是失望的，他几乎是走在对面。王咸的小说都特别慢，慢得不合时宜，因为没有情节推进的要求，你也会疑心急吼吼赶过去没什么意思，就像他这个人，人到中年才开始公开创作的姿态，但一开始，他就摆明了，他的小说是另开一路时间。固然我也疑心这种貌似“革命”的意图，但也必须承认我们有限的视野里，看不到更好的反对者。《卡拉马佐夫兄弟》里谢廖沙眼看着父亲兄弟们打得不可开交，他觉得自己应该离开这个世界，到修道院去侍奉上帝，把一生交给上帝。他对佐西马长老说，我要求留在您的身边，终生待在你的身边侍奉上帝，外面这个世界我就准备放弃了，跟我没有关系。佐西马长老跟他说，你可以侍奉上帝，但是现在不行，你现在要该做什么就做什么，因为你还不能理解你的上帝，你要经历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东西，然后有一天你回来。我读到这个情节的时候，想到的是王咸，他可能已经经历了世界上所有的东西，又回来到写作上来了。这个自己太强大，写作就可能跟自己离得太近，离开自己熟悉的生活范围去创造一个世界似乎是困难的。《去海拉尔》里有一句话谈到李朝写作，“大部分作者，熟悉了其人，则更容易理解其作品。而李朝则相反，我越是了解生活中的他，越觉得他的诗歌玄，现实中的细节不是路标，反而是路障。”这是不是他对自己要说的话呢，知道王咸生活中的样子和他的故事，可能也是理解他的路障，而不是路标，我想他一定在这个位置上深思熟虑过。作为读者或朋友，只能等待他思考后的结果，等待他去好好侍奉他的上帝。时间里到处是传奇，希望那个叫王咸的小说家永远不一样，又希望他不要走向传奇，跟我们普通人建立起跟他那些“邻居”一样的接壤关系。
盲道1见到小安应该是二〇〇一年，大约是元宵节过后不久，具体是哪一天我忘记了。上海的天气还冷，一连下了几天的雨，马路上水渍渍的，走路时间一长，水就会浸到皮鞋里，那股湿意蹿到膝关节，就会引发关节炎，好像这里比身体的其他地方少穿了衣服，凉飕飕的，酸痛不已。这不是我即将见到小安的征兆，没有小安，我的膝盖也会酸痛。即使我的膝盖不酸痛，即使我那天不去上班，我也必定会见到小安。性格决定命运――有时候一个人的命运是由别人的性格决定的。我走进单位大门，大约是十点钟，我习惯性地朝门房看一眼，隔着玻璃，看门的老政突然从座位上站起来，冲我急速地摆了一下手，嘴巴也急速地翕张着，但说什么我听不到。他拉开了门房的玻璃窗。“等一等，王老师。”我以为老政让我带邮件上去，没有问为什么就直接推开门房的门走了进去。门房里很暖和，氤氲着香烟的气味。但令我没想到的是，我晡一进门，老政却夺门而出，背后留下一句话:“王老师，你别走啊。”透过微微蒙着湿气的玻璃窗户，我看到老政三步两步就出了单位大门，在门口左右张望了一下，往右一转，不见了踪影。我正在发愣，老政又出现了，他一边往门房走，一边回头说着什么。片刻之后，一个背着一只破旧旅行包的年轻人出现了，样子像西南一带的少数民族。年轻人好像是被老政的话牵着一样，亦步亦趋地跟着老政进了门房。“王老师来了，我把王老师给你找来了。”老政一边推门进屋，一边说。脸虽然朝着我，话音却是往后的。年轻人湿乎乎地站在门口。他穿着灰白两色的茄克，已经很旧了，白色部分布满污痕，个头不高，头也不大，留个小分头，头发打着绺。脸是不规则的圆形，像一枚发育不好的蒜瓣。年轻人皮肤黝黑，但背挺得笔直，神态还比较自然，嘴角似乎挂着一丝微笑。“王老师，好。”他顺说老政的介绍说，说的是普通话，但发音很奇怪。“等你半天了。昨天他就来了，你们昨天不上班，我叫他今天再来。”老政说。我终于明白老政又在替我找活了，这可不是*次了。我含糊地冲年轻人点点头，连我自己都不知道我这头点的是什么意思。“小伙子从云南来的，跟新疆一般远啊。一定要见见王老师。”老政说。老政是新疆回沪人员，什么事儿都要跟新疆联系一下。他做事有点先入为主的风格，好在他是热心肠，你也不好说什么。像他说“一定要见见王老师”的话肯定就是他自己的意思，因为我跟这个小伙子根本不认识。我也不是名人，人家也不会慕名来见我。但他这样说了，既把小伙子郑重地推荐给了我，也把我隆重地推了出来。我就不好再拒绝了。这就是老政“见过世面”的表现。小伙子见我并不热情，一时也不知道说什么好。“小伙子姓安，安全的安，我还是*次听说。他可不简单，家在农村还坚持写作，从云南来投稿，你给接待接待吧。”然后，他又转向小伙子说，“王老师可是博士毕业，是这里的大编辑，你把稿子交给王老师肯定没问题。”小伙子羞赧地笑了一下。“谢谢政伯伯，麻烦你了。”老政说:“没事。你主要是要麻烦王老师。”我脑子飞快地转动着，想着该怎么打发这个小伙子。*好是他把稿子留给我，然后走人。等我以后“拜读”了他的作品再跟他联系。对这些作者我觉得*好是书面联系，麻烦少。“你作品带来了吗？”“带来了。”“哦，那你把作品叫给我，等我读了以后再跟你联系好吧？”他解下他的被包，从里面掏出一摞稿纸，足有一柞厚。稿子一掏出来，他的旅行包立刻就瘪了，好像里面就装了一摞稿子，其他什么也没有。也许他的行李放在旅馆里了。稿子虽然掏出来了，但他似乎没有交给我的意思。“王老师，我想跟你谈谈我的作品。”他顿了一下，“另外，我还有事情请你帮忙。”没有办法，传达室很狭窄，我们两个外人在里面一站，几乎把传达室塞满了，陆续有人进来取邮件，都得侧着身子通过。我只好把他带到编辑部办公室。办公室的同事都在，有的在看稿子，有的在聊天。嘈杂的声音我们在走廊里就听到了。看到我领了这样一个带着旅行包的陌生人进来，立刻就明白什么事了，片刻安静了一下，又自管干自个的事，声音小了一些，但瞬间就又高了起来。我让他在待客的沙发上坐下，然后替他倒了一杯水。他笑眯眯地看着杯子，接过去，说了声“谢谢”。我先检查了一下我的桌子上有没有新邮件，然后给自己也泡了一杯茶，才拖了把椅子，坐在这位来访者的面前。我说:“你什么时候到的上海啊？”他说:“就是昨天嘛。”我微微一愣，觉得他的“嘛”字用得不对啊。“你以前来过上海吗？”“没有，我这是*次来嘛。”“哦，你到上海就是为了送稿子吗？”“也不是嘛。”我等着他说出来上海的目的，但他竟没有说下去的意思，端着茶并专注地看着它。一副有问必答，不问不答的样子。“你准备什么时候回去呢？”“我不回去了嘛。”“那你――？”“我想先在这里找个工作嘛。”“哦，那你住在哪儿啊？”“我还没有住嘛。”“你的行李呢？”“我就这些行李嘛。”“那你昨天晚上在哪儿过的夜啊？”“我就在你们单位门口过的嘛。”“昨天晚上不是下雨了吗？”“我不怕下雨嘛。”他一口一个“嘛”，可能这是他的说话习惯，多听几个我也习惯了。想到他在潮湿的地上蹲了一夜，我的膝盖倒先有了反应。不知道为什么，接待他这样的作者我都觉得有点尴尬。我们算是一家大型文学刊物，对发表的作品有一定的质量要求。像他这样的农村作者，大概这一辈子也与我们无缘了。但是，这样的真相是不可能跟作者说的。一是这样说比较残酷，二是还真不一定就能把事情说清楚。人一旦搞起文学来，总有点跟普通人不一样。我能做的就是郑重地听他谈论一下他对文学和自己创作的看法，让他相信我会认真地拜读他留下的稿子就可以了。当然，过一段时间，我还得把他的稿子给退回去。这是亲自来送稿子的作者的待遇。要是邮寄过来的，大多是发一封不刊用的通知。他好像不急着发表他的创作谈，我也一时找不到话题谈，不免有些尴尬。好在他并不看我。大多时候他是看着手里的茶杯，脸上一直若隐若现地浮着一层微笑，好像是对周围的环境表示着一种会心的满意，又好像是沉浸在某件美妙的往事之中，让你觉得他人在此处，神已遨游八极。但是，你只要跟他一说话，他的灵神就会立刻回来，跟你做出恰当的回应。“你是少数民族吗？”“我是汉族。我们那里有很多少数民族。我不是嘛。”“哦，你不是――”“我不是的。但我们那里确实有很多是少数民族嘛。”“哦，都有什么少数民族？”“有壮族，布依族，苗族，还有水族嘛。”“啊，水族……”但是我确实不想跟他谈论什么水族，尽管我是*次听说这个民族。“是的，水族在我们那里有好几万人嘛……”“你先把你的作品交给我吧。”我打断他的话说。“好的。不过，我还想给你看看这个。”他说着，又从包里掏出一封皱巴巴的信来很郑重地递给我。我打开信一看，原来是北京某出版社的一位编辑给他写的信。“这是李老师写给我的，他是出版社的副总编，他对我的写作有很大的帮助嘛。”这只是一封编辑写给作者的普通信件。大意是作品写得不错，但出版社还不能出书，鼓励他继续写作，云云。但一张信纸上确实写满了密密麻麻的字，好像两个人的联系还不止一次。因为信中，这位副总编建议他不要太多地在外面流浪，要安心在家干活，心有余力再搞创作。不得不说他这一手挺有用的，虽然这一封信无足轻重，也不管这位李老师是不是副总编，但至少是一封亲笔信，这位编辑的敬业精神让我稍稍收敛了一些我的不耐烦。“王老师，我的小说写的都是我亲身经历的事情，有实际生活作基础，不是胡编乱造，我相信我写的东西别人都不会写的嘛。我*喜欢的作家是路遥，他为农村人呐喊，现在的作家都不这样写了。我想请你帮我发表，我想发表以后肯定会产生很大的反响嘛……”“这个，得等我看了你的作品再说。”我冷静地说，没容他继续说下去，他说的话没有超出我的想象，只是他说话的方式比较奇特，像念书一样，没有轻重音节，也没有逗号句号的分别――说到“嘛”字的时候好像是个句号。他说的话既像深思熟虑的结果又像没有经过脑子完全是上嘴唇跟小嘴唇的机械运动。对付这样的人我已经有一定的经验了，他们因为爱好文学但多是一知半解，往往非常自信，觉得自己的作品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谦虚一点的会说能得茅盾文学奖，不谦虚的可能会说要冲击诺贝尔奖。现在，我决不会嘲笑他们的自信了，当然，也不再会认真地跟他分析什么样的作品才能得奖了。否则，一旦讲起来，一天的工作就不用做了。而且，如果*终的结论是不能刊用他们的作品，他们会很生气地说:不用我的作品不是我的损失，而是你们的损失。“我晓得。”他干脆地说，却并没有过多的纠缠。我觉得有个同事朝我们这边抬头看了一眼。我得赶紧结束跟他的谈话。今天是星期一，也许会有更重要的工作去做。“你在上海有老乡吗？”“没有嘛。”“哦，你联系过工作吗？”“还没有嘛。”“啊――那你怎么生活啊？”他突然把两只手一摊，两眼盯着它们，平静而坚定地说:“我有两只手嘛。”我哦了一声，很吃惊地看了他一眼，因为他根本不和我的眼神交流，所以他对我的吃惊似乎没有任何反应，又似乎我的反应都在他的预料之中。说实话，我很久没有听到这么铿锵有力的话了。看来我对他的担心是多余的，我也暗暗松了一口气。大上海在他这句话后一下子也变得开阔起来，仿佛一扇沉重的大门突然吱扭一声打开了。我在上海十多年了，还从来没有过这种奇妙的感觉。只是，在他摊开的两只指甲垢重重的小手后面，繁华都市大上海倏忽之间好像变成了荒草丛生的美国大西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