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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零，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出生于福建永春，自小着迷于故事，各类浪漫、现实、荒诞、魔幻的故事丰富了她的童年、青春期及小镇生活。19岁北上求学，后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曾在媒体工作十余年。
这是发生在中国乡村的故事，是中国大多数的故事。
一个普通的南方小镇，一个孩子“看见”了一群普通小民的“活着”。他们有人挣扎着、偏执着，荒诞着；有人揣着残存的希望，试图逃离命运的安排；也有人铤而走险，孤注一掷，试图在方寸之地辗转腾挪，制造出一点声响；但更多的人则忍受着，无奈着，庸常着，麻木着，虚空着……
他们的故事构成了这部短篇小说集。
这是否是你记忆中的乡村？
或许书中有一种若隐若现的“乡愁”萦绕，但绝不仅仅于此，呈现在你面前的还有不妥协和不修饰的“真实”。
“没有故乡的人寻找天堂，有故乡的人回到故乡”，本书是作者记忆中的故乡，承载着人生中最珍贵的记忆，酝酿多年，历时三年写成。
作者笔下的乡村，承载了我们一代人的记忆。这些发生在中国乡村的故事，是中国大多数的故事。
饥饿的寡妇
寡妇曾经有个丈夫。
寡妇的丈夫曾经挑着担子走街串巷，挨家挨户，吆喝着收些废铜烂铁。“收破锅破鼎啰……”，寡妇的丈夫扯着嗓子把最后一个音拖得老长。吆喝几声后，他咽了两口唾沫，然后接着吆喝。一九四五年，国民党退守台湾之前，到处抓壮丁，如果家中有两个男丁的话，就必须被带走一个。寡妇的丈夫不是他母亲的亲生儿子，他母亲心疼自己的亲生儿子。寡妇的丈夫不知道是谁的亲生儿子，只能跟着当兵的走。寡妇只能看着丈夫跟着当兵的走。
寡妇的丈夫生死未卜，音信全无。没有人认为寡妇的丈夫还能回来，他们都说要么死了，要么去了海那边的台湾。但他们都对寡妇撒谎说:“老天会保佑他回来的。”寡妇没说什么，寡妇不知道该说什么，寡妇只能勉强对他们挤出一点难看的笑容。
在丈夫被带走的那段时间里，寡妇到内王厝的一户人家去帮佣。那户人家的女主人是个白胖妇人，说话慢声慢气，一对金莲足，行动迟缓，走路无声，夏天穿一件白色麻质上衣，摇一把蒲扇，看上去和善可亲，一双眼睛却透着不易察觉的精明。她年轻时就是个丰满富态的女人，和寡妇不同。寡妇瘦且高，利落干脆，举步生风。这女人是丈夫的续弦，一辈子生了五个儿子，三个女儿，一直生到快五十岁，所有人都说她是个有福之人，一辈子不愁吃穿，儿孙满堂。大家都叫她潭婶，叫她丈夫潭叔。
当时，潭家是王厝的大户。内王厝的祖屋和我们外王厝的格局一模一样，不过更大，而潭家几乎占据了祖屋的一大半房子。在大人们的话里话外，隐约有一种传言。传言说，寡妇年轻时和这户人家的男主人潭叔好上了。
那是个总穿着一身灰黑色衣服的瘦高老头，不说话，更不笑，眼神像鹰。在我家前面不远的地方有块菜地，菜地上有一棵大龙眼树，他几乎天天在那埋头打理菜园子。天还没亮的时候，他就出现在那里，点着一盏煤油灯。碰上下雨，他就披上棕色的蓑衣，戴上斗笠，依旧埋着头打理菜园子。如果雨下大了，他就躲到菜地上的那个小茅草屋里。
一日，一个衣衫褴褛的乞丐走进了王厝，来到了寡妇的门前。“我这也没有什么吃的给你了，你上别家去看看吧。”寡妇说的是实话。但乞丐并没有走开，而是叫了一声寡妇的名字。
寡妇的丈夫回来了，是一路乞讨回来的。“饿死的，病死的，被打死的，到处都是，死了也没人埋。”寡妇的丈夫能够回到王厝绝对是老天爷额外开恩，为此寡妇不知说了多少遍“多谢天公”。寡妇的丈夫照旧挑着担子走街串巷吆喝着收破烂:“收破锅破鼎啰……”吆喝几声后，他依旧咽了两口唾沫，然后接着吆喝。
寡妇的丈夫在逃回王厝的第十二个年头，死了，是活活饿死的。那几年，王厝饿死的并非只有寡妇丈夫一个。那年的万春城城志，这样记载:“全城春荒严重，口粮实行低标准和‘瓜菜代’(用瓜菜代替粮食)，造成水肿病和饿死人的严重后果。”
寡妇的丈夫被埋在山上，连个像样的墓碑都没有。很多年后，寡妇的儿子想给他修墓，却连坟头都找不到了，可能被人铲平了，也可能被山洪冲垮了，尸骨无存。
寡妇成了寡妇。寡妇要养大一个九岁的儿子和一个四岁的儿子。寡妇不敢伤心过度，寡妇只能擦干了眼泪，挺直了腰板做寡妇。寡妇养大了儿子，看着他们娶妻生子。寡妇却一直是寡妇。
寡妇有个小孙女叫阿冰，寡妇非常疼爱阿冰。每天，寡妇背着阿冰去六里街逛一圈，给她买块糕子吃。这种糕点，大小如火柴盒，白色的糕子上点缀着黑色的芝麻，松软香甜。那些年，阿冰吃掉的糕子估计有好几筐。
阿冰天天跟着寡妇，和她吃在一起，睡在一起。晚上睡觉的时候，阿冰总伸手去摸寡妇的背，摸着摸着就睡着了。每天凌晨四点多钟，天还没亮时，寡妇就起来做饭。没人让她起那么早，但她已经习惯了那么早。她一边做稀粥，一边蒸红薯。红薯刚刚蒸熟，阿冰就吃上了。整个冬天，寡妇一家天天吃红薯。
后来寡妇生病了，病得不轻，但阿冰依然和她睡在一起，寡妇的儿子说，“不能再睡一张床了”，就在旁边给阿冰弄了张小床。一个夜里，阿冰被一片哭声吵醒，头顶白色的灯光刺得她睁不开眼，迷迷糊糊看见一群人围在她奶奶的床前。阿冰坐了起来，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阿冰，你阿嬷走了”。不知谁跟阿冰说这么一句话。阿冰仍然傻坐在那，不明白这话是什么意思。
“快过来哭你阿嬷吧。”不知是谁又跟阿冰说了这么一句。阿冰不知道自己愣在那多久后，才突然“哇”地一声哭了出来。然后如决堤的桃溪，哭个没完没了。
寡妇得的是癌，食道癌。疼痛折磨着她，使她无法进食，积攒了一辈子的饥饿折磨着她，直到最后一刻。有一次，走在街上，寡妇突然很想吃肉，她塞给阿冰两块钱，说:“阿嬷累了，在这歇一下，你到那边肉铺去买两块钱的肉吧。”阿冰有点惶恐，她从来没有自己买过东西，但还是去了。
当阿冰把买来的猪肉递给寡妇后，寡妇却生气了:“你这个傻孩子，这肉这么老、皮这么厚，阿嬷嚼得动吗？”那是老母猪肚皮上的一块肉，上面还有一个凸起的猩红色奶头。那个卖肉的中年男人把没人要的那块肉卖给了一个四岁的小孩。那是上世纪80年代初，王厝人都鲜少吃肉。寡妇心疼那白花的钱。这是寡妇对阿冰生气的仅有一次。
所有人都说寡妇是个苦命的人。王厝人这么说，寡妇的儿子这么说，寡妇的弟弟也这么说。寡妇的娘家离王厝不远。有时会带阿冰一起回去。去寡妇的娘家，要爬山。对阿冰来说，那段有着一级一级石头台阶的山路，确实有点漫长，中途常常要停下来休息两三趟。寡妇的父母早就不在了，寡妇回的是弟弟家。
阿冰叫寡妇的弟弟老舅。老舅是个十足的酒鬼，每天都得喝酒，而且回回都要喝醉。老舅母高高瘦瘦，头发凌乱，走起路来，有点飘忽。听寡妇说，她有病，平时一切正常，但发作时和疯子差不多，抽搐，口吐白沫，又喊又叫，又抓又咬。所以，阿冰总是避着她，哪怕她对着阿冰笑，阿冰也不敢靠近她。老舅的几个儿子都不爱说话，每天下地干活，吃饭，睡觉。
只要老舅到寡妇家，寡妇的儿子必定要和他一起喝酒，每次老舅都必定喝醉。“大刚，我来你这不求别的，就求有杯酒喝。”老舅总是这么对寡妇的儿子说。
“阿舅，你放心，我这好东西也没有，但酒肯定是有的，你尽管喝，我管够。”寡妇的儿子总是这么回答老舅。
寡妇去世后，老舅来外甥家，也还是喝酒，而且喝得更凶了。老舅坐在那里喝上大半天，甚至一整天，直到烂醉为止。他举着酒杯的手总是抖个不停，杯子里的酒溅出来好几滴，落在了他的手上、地上。每次喝醉了，他总是说:“我那阿姐真是个苦命的人啊。”有时候，还用颤抖的手抹一下潮了的眼睛。
因为老舅是个不折不扣的酒鬼，所以阿冰的母亲厌烦他来。阿冰也烦他，烦酒鬼，但他提起寡妇时，她又可怜他。
到了晚上，从阿冰家望去，隐隐约约能看见远处的半山腰上有星星点点的灯火在闪烁着。寡妇告诉过她，那就是老舅家。所以，有段时间，到了晚上，阿冰就会去寻找远山上的灯火，看看老舅家的灯亮了没有。当然，她并不知道哪个光点是老舅家的灯。寡妇死后，她还是常常去眺望远山的灯。
在寡妇死后一年，潭叔也死了，碰巧就葬在寡妇旁边。阿冰的母亲说:“你阿嬷去世的那个夜里，菜地上的那盏灯一直亮着。”阿冰觉得母亲想说的不只是这些。
阿冰不知道该不该只把它看成是一种巧合。多年之后，谭叔的老婆潭婶死了，却葬在寡妇和潭叔中间，三个并排的墓穴紧紧地挨着。阿冰还是不知道，这是不是巧合。寡妇的墓就在对面的小山上，从王厝望去，远远能看见。寡妇的儿子望着那三个紧挨着排列的墓穴，什么也没说。
人们在嚼嘴皮子，人们在咬耳朵，但寡妇的儿子从未说过只言片语，即使喝醉了也没有。所有的往事都连同寡妇一起埋进了坟墓里。和寡妇的丈夫一样，寡妇也一张照片都没留下，甚至连一张遗像都没有。
多年后，阿冰长大了，即使努力想也想不起寡妇的样子，但她一直记得把手伸到寡妇衣服里，摸着她的背，那种满足的、温暖的感觉。望着寡妇的坟，阿冰希望那个流言是真的，她不想让寡妇孤独一人撑过那些致命的、饥饿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