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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羡林，一九一一年八月生于山东省清平县（今临清市）农民家庭。他六岁离开父母，往济南依靠叔父为生，在那里读完小学、初中和高中。一九三O年高中毕业后，考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一九三四年毕业，获文学学士学位。一九三五年被录取为清华大学与德国的交换研究生。是年秋赴德国，入哥廷根大学学习，一九四一年获哲学博士学位。一九四六年回国，任北京大学教授兼东方语言文学系主任。自一九五四年起，历任全国政协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国南亚学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院士等职。季羡林先生学术研究领域广泛，主要有印度古代语言、中印佛教史、中印文化交流史、东西方文化交流史、比较文学、敦煌学等。此外，季羡林先生还写有大量散文在文学界享有极高声誉。
这是季羡林的一部关于治学方面的散文集。书中，季老用简单纯朴的语言，语重心长地向读者讲述了陈寅恪、胡适之及自己等几位大师的学习、研究学问的心得，为世间人指明了治学的方法和态度。文中没有过分的雕饰，没有做作的说教，随处可见真情实感。
季老是驾驭语言的高手，国学功底深，又见多识广、洞明世事，因此行文挥洒自如、谈古论今、深入浅出、感人至深。本书思想内容深刻，阅读的过程既是艺术的享受又是心灵的洗礼。
听到孟实先生逝世的消息，我的心情立刻沉重起来。这消息对我并不突然，因为他毕竟是快九十岁的人了，而且近几年来，身体一直不好。但是，如果他能再活上若干年，对我国的学术界，对我自己，不是更有好处吗?现在，在北京大学内外，还颇有一些老先生可以算做我的师辈。因为，我当学生的时候，他们已经是教授了。但是，我真正听过课的老师，却只剩下孟实先生一人。按旧日的习惯，我应该称他为业师。在今天的新社会中，师生关系内容和意义都有了一些改变。但是，尊师重道仍然是我们要大力提倡的。我对于我这一位业师，一向怀有深深的敬意。而今后，这敬意的接受者就少掉重要的一位了。五十多年前，我在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念书。我那时是二十岁上下。孟实先生是北京大学的教授，在清华大学兼课。年龄大概三十四五岁吧。他只教一门文艺心理学，实际上就是美学。这是一门选修课。我选了这一门课，认真地听了一年。当时我就感觉到，这一门课非同凡响，是我最满意的一门课，比那些英、美、法、德等国来的外籍教授所开的课好到不能比的程度。朱先生不是那种口若悬河的人，他的口才并不好，讲一口带安徽味的蓝青官话，听起来并不“美”。看来他不是一个演说家。讲课从来不看学生，两只眼向上翻，看的好像是天花板上或者窗户上的某一块地方。然而却没有废话，每一句话都清清楚楚。他介绍西方各国流行的文艺理论，有时候举一些中国旧诗词作例子，并不牵强附会，我们一听就懂。对那些古里古怪的理论，他确实能讲出一个道理来，我听起来津津有味。我觉得，他是一个有学问的人，一个在学术上诚实的人。他不哗众取宠，他不用连自己都不懂的“洋玩意儿”去欺骗、吓唬年轻的中国学生。因此，在开课以后不久，我就爱上了这一门课，每周盼望上课，成为我的乐趣了。孟实先生在课堂上介绍了许多欧洲心理学家和文艺理论家的新理论，比如李普斯的感情移人说，还有什么人的距离说等等。他们从心理学方面，甚至从生理学方面来解释关于美的问题。其中有不少理论我觉得是有道理的，一直到今天我仍然记忆不忘。要说里面没有唯心主义成分，那是不能想象的。但是资产阶级的科学家，只要是一个有良心、不存心骗人的人，他总是会在不同程度上正视客观实际的，他的学说总会有合理成分的。我们倒洗澡水不应该连婴儿一起倒掉。达尔文和爱因斯坦难道不是资产阶级的科学家吗?但是，你能说，他们的学说完全不正确吗?P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