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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安东·巴甫洛维奇·契诃夫(1860-1904)，十九世纪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最后一位伟大的作家。他是杰出的小说家和剧作家，对俄国文学，特别是对短篇小说的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和欧·亨利、莫泊桑并称为世界三大短篇小说之王。代表作有剧本《万尼亚舅舅》《海鸥》《三姊妹》《樱桃园》，短篇小说《一个文官的死》《变色龙》《万卡》《草原》《第六病室》《带阁楼的房子》《套中人》等。
译者:汝龙(1916—1991)，曾用名及人，江苏苏州人。1938至1949年先后在四川、江苏等地担任中学英文教员。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无锡中国文学院、苏南文化教育学院、苏州东吴大学中文系副教授。1953年曾在上海平明出版社编辑部工作。1936年开始从事文学翻译工作。译著有高尔基的《阿尔达莫诺夫家的事业》、库普林的《亚玛》、托尔斯泰的《复活》、契诃夫的《契诃夫小说选》等。
变色龙
警官奥丘梅洛夫穿着新的军大衣，手里拿着个小包，穿过市集的广场。他身后跟着个警察，生着棕红色头发，端着一个粗箩，上面盛着没收来的醋栗，装得满满的。四下里一片寂静……广场上连人影也没有。小铺和酒店敞开大门，无精打采地面对着上帝创造的这个世界，像是一张张饥饿的嘴巴。店门附近连一个乞丐都没有。
“你竟敢咬人，该死的东西！”奥丘梅洛夫忽然听见说话声，“伙计们，别放走它！如今咬人可不行！抓住它！哎哟……哎哟！”
狗的尖叫声响起来。奥丘梅洛夫往那边一看，瞧见商人皮丘金的木柴场里窜出来一条狗，用三条腿跑路，不住地回头看。在它身后，有一个人追出来，穿着浆硬的花布衬衫和敞开怀的坎肩。他紧追那条狗，身子往前一探，扑倒在地，抓住那条狗的后腿。紧跟着又传来狗叫声和人喊声:“别放走它！”带着睡意的脸纷纷从小铺里探出来，不久木柴场门口就聚了一群人，像是从地底下钻出来的一样。
“仿佛出乱子了，长官！……”警察说。
奥丘梅洛夫把身子微微往左边一转，迈步往人群那边走过去。在木柴场门口，他看见上述那个敞开坎肩的人站在那儿，举起右手，伸出一根血淋淋的手指头给那群人看。他那张半醉的脸上露出这样的神情:“我要揭你的皮，坏蛋！”而且那根手指头本身就像是一面胜利的旗帜。奥丘梅洛夫认出这个人就是首饰匠赫留金。闹出这场乱子的祸首是一条白毛小猎狗，尖尖的脸，背上有一块黄斑，这时候坐在人群中央的地上，前腿劈开，浑身发抖。它那含泪的眼睛里流露出苦恼和恐惧。
“这儿出了什么事？”奥丘梅洛夫挤到人群中去，问道，“你在这儿干什么？你干吗竖起手指头？……是谁在嚷？”
“我本来走我的路，长官，没招谁没惹谁……”赫留金凑着空拳头咳嗽，开口说，“我正跟米特里·米特里奇谈木柴的事，忽然间，这个坏东西无缘无故把我的手指头咬一口……请您原谅我，我是个干活的人……我的活儿细致。这得赔我一笔钱才成，因为我也许一个星期都不能动这根手指头了……法律上，长官，也没有这么一条，说是人受了畜生的害就该忍着……要是人人都遭狗咬，那还不如别在这个世界上活着的好……”
“嗯！……好……”奥丘梅洛夫严厉地说，咳嗽着，动了动眉毛，“好……这是谁家的狗？这种事我不能放过不管。我要拿点颜色出来叫那些放出狗来闯祸的人看看！现在也该管管不愿意遵守法令的老爷们了！等到罚了款，他，这个混蛋，才会明白把狗和别的畜生放出来有什么下场！我要给他点厉害瞧瞧！……叶尔德林，”警官对警察说，“你去调查清楚这是谁家的狗，打个报告上来！这条狗得打死才成。不许拖延！这多半是条疯狗……我问你们:这是谁家的狗？”
“这条狗像是日加洛夫将军家的！”人群里有个人说。
“日加洛夫将军家的？嗯！……你，叶尔德林，把我身上的大衣脱下来……天好热！大概快要下雨了……只是有一件事我不懂:它怎么会咬你的？”奥丘梅洛夫对赫留金说，“难道它够得到你的手指头？它身子矮小，可是你，要知道，长得这么高大！你这个手指头多半是让小钉子扎破了，后来却异想天开，要人家赔你钱了。你这种人啊……谁都知道是个什么路数！我可知道你们这些魔鬼！”
“他，长官，把他的雪茄烟戳到它脸上去，拿它开心。它呢，不肯做傻瓜，就咬了他一口……他是个无聊的人，长官！”
“你胡说，独眼龙！你眼睛看不见，为什么胡说？长官是明白人，看得出来谁胡说，谁像当着上帝的面一样凭良心说话……我要胡说，就让调解法官（帝俄时代的保安法官，只审理小案子。）审判我好了。他的法律上写得明白……如今大家都平等了……不瞒您说……我弟弟就在当宪兵……”
“少说废话！”
“不，这条狗不是将军家的……”警察深思地说，“将军家里没有这样的狗。他家里的狗大半是大猎狗……”
“你拿得准吗？”
“拿得准，长官……”
“我自己也知道。将军家里的狗都名贵，都是良种，这条狗呢，鬼才知道是什么东西！毛色不好，模样也不中看……完全是下贱货……他老人家会养这样的狗？！你的脑筋上哪儿去了？要是这样的狗在彼得堡或者莫斯科让人碰上，你们知道会怎样？那才不管什么法律不法律，一转眼的工夫就叫它断了气！你，赫留金，受了苦，这件事不能放过不管……得教训他们一下！是时候了……”
“不过也可能是将军家的狗……”警察把他的想法说出来，“它脸上又没写着……前几天我在他家院子里就见到过这样一条狗。”
“没错儿，是将军家的！”人群里有人说。
“嗯！……你，叶尔德林老弟，给我穿上大衣吧……好像起风了……怪冷的……你带着这条狗到将军家里去一趟，在那儿问一下……你就说这条狗是我找着，派你送去的……你说以后不要把它放到街上来。也许它是名贵的狗，要是每个猪猡都拿雪茄烟戳到它脸上去，要不了多久就能把它作践死。狗是娇嫩的动物嘛……你，蠢货，把手放下来！用不着把你那根蠢手指头摆出来！这都怪你自己不好！……”
“将军家的厨师来了，我们来问问他吧……喂，普罗霍尔！你过来，亲爱的！你看看这条狗……是你们家的吗？”
“瞎猜！我们那儿从来也没有过这样的狗！”
“那就用不着费很多工夫去问了，”奥丘梅洛夫说，“这是条野狗！用不着多说了……既然他说是野狗，那就是野狗……弄死它算了。”
“这条狗不是我们家的，”普罗霍尔继续说，“可这是将军哥哥的狗，他前几天到我们这儿来了。我们的将军不喜欢这种狗。他老人家的哥哥却喜欢……”
“莫非他老人家的哥哥来了？弗拉基米尔·伊万内奇来了？”奥丘梅洛夫问，他整个脸上洋溢着动情的笑容，“可了不得，主啊！我还不知道呢！他要来住一阵吧？”
“住一阵……”
“可了不得，主啊！……他是惦记弟弟了……可我还不知道呢！那么这是他老人家的狗？很高兴……你把它带去吧……这条小狗怪不错的……挺伶俐……它把这家伙的手指头咬一口！哈哈哈！……咦，你干吗发抖？呜呜……呜呜……它生气了，小坏包……好一条小狗……”
普罗霍尔把狗叫过来，带着它离开了木柴场……那群人就对着赫留金哈哈大笑。
“我早晚要收拾你！”奥丘梅洛夫对他威胁说，然后把身上的大衣裹一裹紧，穿过市集的广场，径自走了。
《契诃夫小说全集》收录了契诃夫自1880年到1903年间创作的中短篇小说近五百篇，完整地反映了契诃夫各个时期的小说创作，为目前国内收录最全的版本。
短篇小说之王的毕生杰作
可以反复重读的文学经典
契诃夫的小说创作（代前言）
一
契诃夫有无数的知音，《洛丽塔》作者纳博科夫（1899—1977）应是其中较有公信力的一位了吧，这位美籍俄裔作家曾向普天下的读者进言:“我诚心诚意地建议诸位尽可能经常地拿出契诃夫的书来读读（即使经过翻译走了样也不要紧），并按照作者的意图陷入遐想。”
读过好书之后“陷入遐想”，这是阅读的一种很高的境界。我们知道一些杰出的读者，在阅读了契诃夫的作品之后是如何“陷入遐想”的。
高尔基说:“阅读契诃夫的小说，感觉自己像是置身于一个忧郁的秋日。”
曹禺说:“读毕了《三姐妹》，合上眼，眼前展开那一幅秋天的忧郁。”
契诃夫与其他的19世纪俄国文豪的不同，是他的作品派生出了一个“契诃夫情调”的文学概念。高尔基和曹禺读了契诃夫作品之后的遐想与感悟，恰恰给我们掀开了一点“契诃夫情调”的面纱。
其实，契诃夫本人就曾把“秋天”和“忧郁”联系到了一起的。他那篇脍炙人口的小说《带阁楼的房子》（1896）里，就有这样一句:“那是八月间的一个忧郁的夜晚——说忧郁因为已经有了秋天的气息。”
这样，我们就明白了。所谓“契诃夫情调”，就是一种略带忧伤的美。千千万万的有审美感应力的读者自然是会欣赏这样的文学情调的。
然而，契诃夫也有“怒目金刚”式的作品的，如《第六病室》。有良知的好端端的人，竟被关进监狱般的“第六病室”了。少年列宁读了这篇小说后也产生了“遐想”，以为自己也被关在这所监狱里了。
刚刚提到了《带阁楼的房子》，读过这篇小说的都记得结尾那一句:“米修斯，你在哪里？”这一句略带忧伤的抒情的问语，立即能唤起读者对于一个可爱的人物命运的遐想。当然还要思索我们的生活，思考我们应怎样生活得更合理……
契诃夫有篇并不出名的小说《谜样的性格》（1883）。一个作家听一个美女讲她的奇怪的身世:她渴望着过幸福的生活，但却两度嫁给了富有的糟老头。作家听了她的故事后，“叹了口气，带着心理专家的神情沉思起来”。
当然，读者读了同样是契诃夫创作于1883年的小说，如《一个官员之死》、《胖子与瘦子》，也会“叹了口气，沉思起来”的。
纳博科夫在一篇随笔中说:“我似乎是与契诃夫坐在同一条船里，我喜欢这样的并肩相伴。安东·巴甫洛维奇在垂钓，而我在欣赏水面上飞舞的蝴蝶。”
多么浪漫而又令人神往的“遐想”！只有像纳博科夫那样的天才读者，通过阅读契诃夫，在心灵上与契诃夫接近了，接近到了可以产生与他“并肩相伴”、“同船过渡”的“遐想”。
二
契诃夫有句名言:“简洁是天才的姐妹。”这句话出自他1889年4月11日写给他哥哥亚历山大的一封信。而在三天前的4月8日，契诃夫在给苏沃林的信中，发表了同样的观点:“学着写得有才气，就是写得很简洁。”
有个实际的事例可以说明契诃夫对于简洁的追求。
1886年契诃夫写了篇小说《玫瑰色的袜子》。小说主人公索莫夫娶了个文化水平很低的老婆，但他并不介意。“怎么的？”索莫夫想，“想着谈谈学问上的事儿，我就去找纳塔丽娅·安德烈耶芙娜……很简单。”但《花絮》主编列依金发表这篇小说时，自作主张在小说结尾处加了一句:“不的，我不去，关于学问上的事儿，我可以跟男人们聊聊。他做了最后的决定。”尽管列依金是契诃夫的恩师，但契诃夫还是用幽默的口吻写信去表示了异议:“您加长了《玫瑰色的袜子》的结尾，我不反对因为多了一个句子而多得八戈比稿酬，但我以为，这里与男人不相干……这里说的仅仅是女人的事……”
契诃夫惜字如金，他的小说不少是开门见山的。
像《胖子与瘦子》（1883）——“在尼古拉叶夫斯基铁路的一个火车站上，有两个朋友，一个是胖子，一个是瘦子，碰见了。”
像《牵小狗的女人》（1899）——“听说，海边堤岸上出现了一张新面孔——一个牵小狗的女人。”
《牵小狗的女人》是契诃夫的一个少有的写爱情的小说，但小说里见不到一点男女主人公之间的肌肤相亲的场面，契诃夫只是告诉我们:“只是到了现在，当他头已经白了，他才真正用心地爱上了一个人。”然后就是写两个人分手之后的长相思，也写到了幽会（但没有用笔墨去描摹幽会的浪漫场面），而小说的结尾一句也是能让读者与两个相爱着的男女主人公一起“陷入遐想”的:
“似乎再过一会儿，就会找到办法了，新的美好的生活就要开始了。但他们两人心里都清楚:距离幸福的目的地还很遥远，最复杂和困难的路程才刚刚开始。”
说契诃夫式的“简洁”，我还想拿小说《阿纽塔》（1886）作例。阿纽塔是学生公寓里的一个女佣，二十五岁光景，她服侍的对象是个医学院三年级学生克留契科夫，她唯命是从地听从这位大学生的使唤，还“与他同居”。这天，克留契科夫已经动了将要辞退阿纽塔的念头，说:“你要知道，我们早晚要分手的。”而在这之前，契诃夫只用了短短的一段文字交代了阿纽塔的生活“前史”:
“在这六七年间，她辗转在这些公寓房子里，像克留契科夫这样的大学生，她已经交往过五个。现在他们都已大学毕业，走上了人世间，当然，他们也像所有的有身份的人一样，早就忘记了她。”
我读到这里，心里升起了莫名的惆怅，同时也被契诃夫的简洁的笔法所感染。我由眼前的克留契科夫而想象到了阿纽塔之前侍候过的五个大学生的面影，又由那五个大学生的行状而想到克留契科夫“走上了人世间”后也会把阿纽塔忘得一干二净。
三
还在莫斯科大学医学系念书的时候，契诃夫就开始文学创作，那时他都往幽默刊物投稿，而且署的都是笔名，用得最多的笔名是安东沙·契洪特，所以也有学者把这契诃夫初登文坛的时期称为“安东沙·契洪特时期”。而且研究者们都倾向于把《一个官员之死》（1883）、《胖子与瘦子》（1883）、《变色龙》（1885）、《普里希别叶夫中士》（1885）等视为众多幽默小说中的杰作。
契诃夫是怀着什么样的人文精神与道德诉求踏上文坛的呢？这可以从他的两封书信中看出端倪。
1879年4月6日，契诃夫给弟弟米沙写信说:“弟弟，不是所有的米沙都是一个样子的。你知道应该在什么场合承认自己的渺小？在上帝面前，在智慧面前，在美面前，在大自然面前，但不是在人群面前。在人群中应该意识到自己的尊严。”
1889年1月7日，契诃夫写信给苏沃林说:“您写写他吧，写写这个青年人是如何把自己身上的奴性一滴一滴地挤出去的。”
一个小小“文官”在一位将军面前的恐惧；一个“瘦子”在一个“胖子”面前的谄媚；一个“警官”在一只可能是将军家的“小狗”面前的出乖露丑；一个“一看见有人犯上就冒火”的“中士”，都丢掉了“人的尊严”，暴露了“身上的奴性”。契诃夫通过对于人身上的“奴性”的入木三分的揭露，张扬的正是维护人的尊严的人文主义精神。
除了“奴性”外，契诃夫还发现另一种人性的扭曲，那就是普通人不甘于当普通人的浮躁。因此，我以为在《一个官员之死》之前发表的《欣喜》（《喜事》，1883），也是值得一读的契诃夫早期创作中的佳作。
这个幽默作品写一个十四品文官是怎样因为在报纸上看到了自己的名字而欣喜欲狂的——“现在全俄罗斯都知道我了！我名扬全国了！”
而这位官职低得不能再低的文官是因为什么才名字上报的呢？原来是因为他是一桩交通事故的当事人而名字上了报纸的社会新闻！
后来契诃夫在小说《灯火》（1888）里，也通过一个细节描写，对“小人物”不甘心当“小人物”的“小人物心理”做了令人悯笑的展示——“……还有一个叫克罗斯的人，想必是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吧，他是多么深切地意识到了自己的渺小，以至于使出狠劲，将自己的名字用小刀往公园亭子栏杆上刻进去一寸深。”——这是俄罗斯式的“到此一游”。
这就是为什么高尔基能从契诃夫的这些幽默小品中，“听到他因为对那些不知道尊重自己人格的人的怜悯而发出的无望的叹息”。
“契诃夫小说选”的选家一般都不会漏掉《一个官员之死》等幽默小品名篇，我想除了它们的幽默品质、思想力度外，也因为它们可称契诃夫的简洁文笔的典范。
举知名度最高的《一个官员之死》作例。
在所有的幽默小品中，《一个官员之死》是最接近“黑色幽默”的。“打喷嚏总归不犯禁的”，但这个名叫切尔维亚科夫的小官，“在一个美好的傍晚”去看戏，因为打了个喷嚏，而惹了大麻烦。因为他怀疑唾沫星子可能喷到了坐在他前面的文职将军的身上，于是前后五次陪着小心，惶惶不安地向将军做出解释，赔礼道歉，而被这个小庶务官的反复赔罪搞得不耐烦的文职将军，终于铁青了脸向他大吼一声“滚出去！”而小官员听了这一声“滚出去”之后，“肚子里似乎有什么东西掉下去了。他什么也看不见，什么也听不见，退到门口，走出去，慢腾腾地走着……他信步走到家里，没脱掉制服，往长沙发上一躺，就此……死了”。
小说的结尾一点都不拖泥带水，却凸现了这个小官员之死的荒诞意味。
此外，契诃夫并没有在这个小官员的外部形态上花费笔墨，他的胆小怕事的人物性格与心理状态，也是通过人物本身的性格化的动作与言语加以展示的。
四
库列晓夫教授所著《俄国文学史》（1989）里，在契诃夫生平年表中，专门开列了“1886年3月25日”这一条:“德·格利戈罗维奇致契诃夫的著名信件，热情赞扬他的才华已经远远超出新一代作家群体。这是契诃夫天才的‘发现’。”
格利戈罗维奇（1822—1899）是与别林斯基同时代的文坛前辈，他读了契诃夫的《猎人》（1885）异常兴奋，于1886年3月25日给契诃夫写信，说《猎人》已有屠格涅夫小说的味道，但在赞美契诃夫的非凡天赋的同时，也希望他要严肃地对待创作，不要辜负了自己的天赋。
契诃夫接到信后立即于3月28日给这位文坛长辈写了回信，信的开头可以想见契诃夫当时的受宠若惊的激动:
“我亲爱的、深深敬爱的佳音使者，您的来信像闪电一样震动了我。我激动得几乎要哭泣，现在我的心灵也还不能平静。我不知该说些什么和做些什么来报答您，就像您抚慰了我的青春，但愿上帝将安慰您的晚年……”
契诃夫的确用实际行动来报答了格利戈罗维奇的眷顾，他决定不再虚掷光阴，无谓地消费才赋。很可注意的是，他在接到格利戈罗维奇的信之后不久，写了一篇题为《天才》的小说。
这篇小说发表在1886年6月的《花絮》上，写了三个画家朋友的争论，但紧接着契诃夫写了一段不无感慨的警世之言:
“如果听一下他们讲的，那么前途啦，名望啦，金钱啦，他们已经都到手了。他们竟没有一个人想到:光阴荏苒，日子一天天过去，他们吃掉别人很多面包，自己的工作却还没有做出一点成绩。他们也没有想到:他们三人都受一条铁面无情的规律约束，根据这条规律，一百个大有希望的新手只有两三个能够出人头地，其余的一概成为废品，扮演着炮灰的角色而消灭得无影无踪。”
19世纪后叶的俄罗斯，休闲类的幽默刊物林立，吸引了众多初登文坛的文学青年，但从这些数以百计的“新手”中脱颖而出、“出人头地”的也就是契诃夫一人。契诃夫获得成功的奥秘就是及时地转移了创作的方向——从幽默文学转向严肃文学。著名文学评论家霍达谢维奇（1886—1939）在契诃夫去世二十五周年时写了篇《论契诃夫》的文章，用生动的语言描述了契诃夫的“文学转型”:“契诃夫像是用一只既柔和又严厉的手掌摸到了安东沙·契洪特的脸上，说:‘别做怪脸了！别再调皮了！’
“在这只手掌的调教下，他的面孔越来越严肃，最后变得非常的忧伤。……契诃夫终于从一个幽默作家变成了一个抒情作家，但继续以日常生活作为自己的创作素材。在完善自己的写作技巧的同时，契诃夫同时也改变了对于自己笔下的人物的内在的关系。起初他把他们表现为庸人，继而把他们表现为怪人，后来把他们表现为普通人，再后来开始在他们身上寻找优点，最终对他们怀抱起巨大的爱。而他们以同样的爱报答他:契诃夫的俄罗斯热爱契诃夫，文学人物向自己的作者鼓掌致谢，之所以要感谢他，是因为他用自己的抒情诗为他们的存在做了辩护……”
霍达谢维奇所说的契诃夫“从一个幽默作家变成了一个抒情作家”，也就是契诃夫从安东沙·契洪特回归到了他契诃夫自身。这转折的一年就是1886年。
但“转折”的端倪在1885年就能发现了。像前边已经提到过的《猎人》。一个村妇对她的“猎人”丈夫的无望的苦恋与等待，是能让人在心中生出惆怅来的。而《哀伤》（1885）的调子就更加忧郁了。这篇小说通篇说的都是镟匠格里高里·彼德洛夫的“哀伤”:他与老婆生活了四十年，但从来没有好好地相亲相爱地生活过，现在老婆得了重病，快要死了，他多么希望“再从头生活一回”，于是，“哀伤出其不意地、神不知鬼不觉地、不请自来地钻进镟匠的心里”了。
五
1886年，契诃夫写了一个像童话一样美丽的小说《玩笑》。那个名叫纳嘉的少女，为了能再次在风中听到“纳嘉，我爱你”这声神秘的呼唤，冒死从山顶向深渊滑去的少女，真是水灵得可爱。《玩笑》和1888年的《美女》说明契诃夫开始用心抒写女性之美了。
1886年最重要的作品无疑是《苦恼》。
《苦恼》的题辞引自《旧约全书》:“我拿我的烦恼向谁诉说？……”这篇小说的情节很简单:刚刚死去了儿子的马车夫姚纳，想把他的丧子之痛讲给别人听，但没有一个人愿意听他的诉说，最后，这位马车夫不得已，只好把他内心的痛苦讲给小母马听。小说的结尾是这样的:
小母马嚼着干草，听着，闻闻主人的手……
姚纳讲得有了劲，就把心里的话统统讲给它听了……
这个出乎意外的结尾，当然也显示了契诃夫的幽默才华，但这个含有眼泪的幽默已经与他早期创作的供人解颐的幽默不可同日而语了。
然而，《苦恼》的价值主要还不是在于它表现了马车夫姚纳的苦恼，而是在于通过无人愿意倾听姚纳的苦恼这一事实，昭示了一个最令人苦恼的人间悲哀，那就是人与人之间的隔阂。人与人之间的隔阂是20世纪文学的一个主题。而19世纪的契诃夫已经在自己的作品中触及了这个现代文学的主题。所以我们可以同意这样一个观点，契诃夫生活在19世纪，但他的思想属于20世纪。
自《苦恼》开端的表现人与人之间的隔膜的题旨，后来在契诃夫的作品中一再重复，成了成熟的契诃夫创作的一个潜在的主题。
而且这个主题是不断深化着的。如果说，在《苦恼》中，我们看到的人与人之间的隔阂还来自人不肯与别人进行交流（别人不愿意听马车夫姚纳诉说他的丧子之痛），那到了后来，契诃夫想告诉我们:即便是存在着交流，甚至在充分的交流的情况下，人与人之间还是存在隔膜，互相无法在心灵上沟通起来。
1886年，契诃夫也写有一篇幽默小说《一件艺术品》，在这个精致的小品中，契诃夫也用幽默的手法，展示了人与人之间的“隔膜”。
而契诃夫也正因为他的这种对于人生困顿的洞察力，使他的创作更具有时代精神。
因此，我们可以赞同德·斯·米尔斯基在《俄国文学史》中发表的一个观点:“在表现人与人之间无法逾越的隔膜和难以相互理解这一点上，无一位作家胜过契诃夫。”
六
契诃夫1887年写的小说里，《信》值得拿出来专门说一说。
《信》得到过柴可夫斯基的激赏。这位作曲家读过《信》后给他弟弟写信说:“契诃夫在《新时报》上登的那篇小说昨天完全把我征服了。他果真是个大天才吧？”
这篇小说是围绕着一封“信”展开的。执事留彼莫夫的儿子彼得鲁希卡在外边上大学，有行为不检点的过失，执事便去央求修道院长写封信去教训教训儿子。修道院长写了封言辞十分严厉的信。神父看过信后劝执事别把这封信寄走，说“要是连自己的亲爹都不能原谅他，谁还会原谅他呢？”经神父这么一劝，执事开始思念儿子，“他尽想好的、温暖的、动人的……”最后便在修道院长写的“信后面添了几句自己的话”，而“这点附言完全破坏了那封严厉的信”。
契诃夫用灵动的笔触，把执事留彼莫夫的心理活动及深藏在心里的父爱描写得既真实又生动。
“书信”也每每出现在契诃夫的其他一些小说里。试看小说名篇《万卡》（1886）:九岁的万卡在一个鞋铺当学徒，备受店主欺凌，便给乡下的爷爷写信求救:“亲爱的爷爷，发发慈悲带我回家，我再也忍受不了啦！”但万卡在信封上写了“寄交乡下的祖父收”，是一封注定无法投递的死信。这让读者读后怆然有感，知道在契诃夫的幽默里是闪动着泪光的。
《第六病室》（1892）也是契诃夫的一篇小说代表作。“书信”是在小说尾声出现的。此刻，拉京医生已经处于濒死状态——“随后一个农妇向他伸过手来，手里捏着一封挂号信……”
这封没有展读的神秘的挂号信的内容，想必也应该和正直的拉京医生的思想相吻合的吧。
拉京医生在小说里发表了不少激愤的言辞，最让人动容的是这一句:“您（指无端被关在‘第六病室’的智者伊凡·德米特里奇）是个有思想、爱思考的人。在随便什么环境里，您都能在自己的内心找到平静。那种极力要理解生活的、自由而深刻的思索，那种对人间无谓纷扰的十足蔑视——这是两种幸福，此外人类还从来没有领略过比这更高的幸福呢。”
19世纪俄国文坛有两大奇观——托尔斯泰的日记和契诃夫的书信。
契诃夫留下了四千多件信札，占了他全部文学遗产的三分之一强。在契诃夫的书信里有他的真心情和大智慧。
在柴可夫斯基喜欢的契诃夫的小说中，还有同样是发表于1887年的《幸福》。这篇小说写两个牧羊人（一个年老的一个年轻的）和一个管家在一个草原之夜的幻想——对于幸福的幻想。而在契诃夫的描写中，草原上的天籁之音成了诗一般的交响:
“在朦胧的、凝固似的空气中，飘荡着单调的音响，这是草原之夜的常态。蟋蟀不停地发出唧唧声，鹌鹑在鸣叫，离羊群一里开外的山谷里，流着溪水，长着柳树，年轻的夜莺在无精打采地啼啭。”
很能说明问题的是，另一位俄罗斯大作曲家拉赫玛尼诺夫（1875—1943），也是契诃夫作品的崇拜者，他的研究者说，最让这位作曲家倾倒的，是“美妙的契诃夫的音乐性”。
最早指出契诃夫作品的音乐性的，是俄罗斯戏剧家梅耶荷德，他曾称契诃夫的剧本《樱桃园》“像柴可夫斯基交响乐”。
当然，音乐性不仅来自声响，同样也来自张弛有致的节奏，甚至来自有意味的无声的交响。请看《幸福》是如何结尾的:
“老人和山卡（即两个一老一少的牧羊人——引者）各自拄着牧杖，立在羊群两端，一动也不动，像是苦行僧在祷告。他们聚精会神地思索着。他们不再留意对方，各人生活在各人的生活里。那些羊也在思索……”
七
契诃夫真正名扬俄罗斯文坛，是从1888年开始的，这一年他因为小说集《在黄昏中》而获得普希金文学奖。
而1888年最重要的，也是得到了广泛好评的小说是《草原》。诗人普列什耶夫读过《草原》，立即给契诃夫写信说:“我如饥似渴地读完了它，它是如此的美妙、如此的诗意盎然，柯罗连科也有同感。”
柯罗连科（1851—1921）是契诃夫敬重的名作家，如果他也喜欢《草原》，就可以想见这个作品的影响力了。而且契诃夫自己也看重《草原》，认为这是一篇他迄今写得最尽心力，也是自己最为满意的作品。
在契诃夫的笔下，大自然是有灵性的，有性情的:
“……云藏起来，被太阳晒焦的群山皱起眉头，空气驯顺地静下来，只有那些受了惊扰的田凫不知在什么地方悲鸣，抱怨命运……”
“在七月的黄昏和夜晚，鹌鹑和秧鸡已经不再叫唤，夜莺也不在树木丛生的峡谷里唱歌，花卉的香气也没有了，不过草原还是美丽，充满了生命。太阳刚刚下山，黑暗刚刚笼罩大地，白昼的烦闷就给忘记，一切全得到原谅，草原从它那辽阔的胸脯里轻松地吐出一口气。仿佛因为青草在黑暗里看不见自己的衰老似的，草地里升起一片快活而年轻的鸣叫声……”
“在美的胜利中，在幸福的洋溢中，透露着紧张和悲苦，仿佛草原知道自己孤独，知道自己的财富和灵感对这世界来说白白荒废了，没有人用歌曲称颂它，也没有人需要它；在这欢乐的闹声中，人听见草原悲凉而无望地呼喊着:歌手啊！歌手啊！”
从最后一节引文里，已经可以听到契诃夫的叹息声，那是因为如此美丽的草原竟然“没有人用歌曲称颂它”，契诃夫是在感叹“美的空费”。也是在1888年，契诃夫写了篇题名《美女》的小说，小说以第一人称作为叙事主体，这个“我”在一个闭塞的穷乡，在一个偏远的小站，见到了两个“美女”，心中竟也产生了“美的空费”的感喟，以至于“在春天的空气里，在夜空中，在车厢里，都笼罩着一片忧伤”。
契诃夫说《草原》的主题是“人与自然”。这里的“人”的命运与“自然”的命运是息息相关的。三个小说人物——商人库兹米巧夫，神父赫利斯托佛尔和商人的侄儿叶果鲁希卡，坐着马车在草原上穿行一路，最终二人把九岁的孩子留在一个城镇上学。临别时神父对孩子说“要好好念书”，而“叶果鲁希卡吻他的手，哭了。他心里有个声音小声对他说:他再也不会见到这老人的面了”，“叶果鲁希卡这才感到:这以前他熟知的一切东西要随着这两个人一齐像烟似的永远消失了……”
但《草原》的整个调子还是如诗一般的温存的，对美丽草原的欣赏也能净化人心，尽管也有伤感，也有离别，也有生命的神秘。
写过《草原》和《美女》之后，契诃夫于1888年10月20日，与一位作家分享他的写作经验:“应该这样来描写女人，让读者感觉到您是敞开了背心，解掉了领带在写作的。描写大自然也应如此。请把自由交给自己。”此后契诃夫还不止一次地说起“自由”对于作家的意义。
八
另一位欣赏《草原》的俄国作家，是迦尔洵（1855—1888）。但在迦尔洵对《草原》发出赞叹之声不久，就在一次神经错乱中自杀身亡了。在迦尔洵之死的强烈刺激下，契诃夫写作了短篇小说《神经错乱》（1889），小说主人公瓦西里耶夫“觉着这个生疏的、他所不能理解的世界里的人仿佛在追他，打他，拿下流话骂他似的”。这痛苦当然也是属于迦尔洵的，甚至可以说是属于契诃夫本人的。
继《草原》之后，1889年契诃夫创作了又一个中篇小说《没有意思的故事》。
小说的副标题是“摘自一个老人的札记”。这个“老人”是一位德高望重的教授尼古拉·斯捷潘诺维奇，他六十三岁了，很快就要死去，整个小说就是这位老教授的自白，而且是痛苦的自白。
对于契诃夫的人物，我们的观察点不是在于他是个“好人”还是个“坏人”，而是看看这个人物是不是在“痛苦”着。凡是痛苦着的人物，一定是深得契诃夫同情与好感的。尼古拉·斯捷潘诺维奇就是这样一个痛苦着的人物。
这位老教授原本以为自己是个成功人士:“三十年来，我一直是一个得学生爱戴的教授，我交了些好朋友，享受了光荣的名望。我恋爱过，由于热烈的爱情结了婚，有了子女。一句话，只要回头一看，我就看见我的一生像是一篇由天才写出来的好文章。”
然而，经过了晚年的深刻反思之后，教授最终得出的结论却是:“我活过的六十二年的岁月，只应该算是白白地流走了。”为什么会是这样呢？
小说主人公在最后给出了终极的答案:
“……我清楚地觉得我的欲望里缺乏一种主要的、一种非常重大的东西。我对科学的喜爱、我要生活下去的欲望……凡是我根据种种事情所形成的思想、感情、概念，都缺乏一个共同点来把它们串联成一个整体。我的每一种思想和感情在我心中都是孤立存在的……就连顶精细的分析家也不能从中找出叫做中心思想或者活人的神的那种东西来。”
这是一个行将入木之前的老教授的顿悟，他看到了以前没有看到的东西，想到了以前没有想到的事物，这是一个濒于死亡的人的“新生”。所以接下来有了老教授的可以乐观主义地直面死神的自白:
“显赫的名字分明是为了脱离具有这姓名本人而独立生活着才存在的。……过上三个月光景，这名字会用金字刻在墓碑上，跟太阳那么亮——到那时候我自己却已经埋在青苔底下了……”
《没有意思的故事》发表后，有人把小说中老教授的观点等同于契诃夫的观点，契诃夫曾表态说:“如果我给您提供教授的思想，那就请您别在其中寻找契诃夫的思想。”
然而，我们从老教授的有些思想里毕竟还是能窥见契诃夫本人的思想，如:
“我希望我们的妻子、孩子、朋友、学生不要着眼于我们的名望，不要着眼于招牌和商标，爱我们，要跟爱普通人一样地爱我们。”
因为，契诃夫自己就曾表达过“希望人们像爱普通人那样地爱我们”的愿望。
九
1890年后的契诃夫创作已经走向成熟，其作品可以不加选择地拿来阅读。
1890年是契诃夫生命中非常重要的一年。在这年的半年多时间里，他实现了穿行西伯利亚到萨哈林岛考察的壮举。萨哈林岛是流放犯人的聚居处，契诃夫在这个岛上住了三个多月，遍访了所有的岛上居民。
与萨哈林岛之行直接有关的小说有四篇:《古塞夫》（1890）、《在流放中》（1892）、《第六病室》（1892）、《凶杀》（1895）。
《古塞夫》的创作缘起于契诃夫坐海船归国途中的一次触目惊心的见闻——船上死去的两个人被包上帆布扔进了大海。海船在锡兰停靠后，契诃夫便写了《古塞夫》，写的就是两个善良的俄国人——古塞夫和巴维尔·伊凡内奇在海轮上病死后，被包上帆布扔进了大海。“这当儿，海面上，在太阳落下去的那一边，浮云堆叠起来，有的像是凯旋门，有的像是狮子，有的像是剪刀……”
《在流放中》写两个在西伯利亚的流放者，一个年纪较大的叫谢敏，一个谁也不知道姓名的年轻的鞑靼人。谢敏随遇而安，常说“哪怕在西伯利亚，人也活得下去，就连在西伯利亚人也有幸福”。年轻的鞑靼人却还眷恋着故乡明月和爱妻，他最后走到谢敏面前，用夹着鞑靼腔的俄国话说:“上帝创造人，是要人活，要人高兴，要人伤心，要人忧愁；可是你，什么也不要，所以你，不是活人，是石头，泥土！”
不用说，契诃夫的同情是在这个年轻的鞑靼人一边。
《凶杀》是契诃夫的一个更为深思熟虑的小说，他想用这篇小说来描摹一个他在萨哈林岛上看到的流放犯人的“犯罪史”。亚科甫当年因一时情绪失控杀死了弟弟马特威之后，被流放到了萨哈林岛。小说的尾声就是萨哈林岛上的“杀人犯”亚科甫的内心独白:“他思念家乡，把心都想痛了，他一心想生活，想回到家乡去，……一心想没有痛苦地生活下去，哪怕只活一天也好。”
但萨哈林岛之行的最大收获，还是《第六病室》。从这个小说所引起的社会反响，就可以断定这个小说的社会价值。
作家列斯科夫（1831—1895）读过小说叹息道:“这就是俄罗斯！”
少年列宁读了后感觉到他“自己也仿佛被关在这第六病室了！”
半个世纪之后，作家爱伦堡（1891—1967）重读《第六病室》后“就想到了契诃夫到萨哈林岛的旅行”。
《第六病室》能让人联想到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死屋手记》里的这声控诉:“有多少青春被白白地埋葬在这堵狱墙之下，有多少伟大的力量被白白地毁灭在这里了啊！”
这也如同被当作“疯子”关在“第六病室”里的伊凡·格罗莫夫所说的:“让这个社会看清它自己，并为它自己感到害怕。”
《第六病室》是契诃夫一篇最有震撼力的惊世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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