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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国殿,男,中共党员,退休讲师,广州市作家协会会员。曾四次被评为广州市教育系统先进个人,收到嘉奖。退休后,从事文学创作。作品有《酸酸甜甜一甲子》《沧海微澜》等。《命运》是第四部原创作品。正在写作的还有《这个世界多美丽——十年旅游诗文集》。
《命运》叙述的是,在两个不同年代的知识分子的人生经历和性格特点。出生在20世纪30年代末的知识分子热爱党的教育事业,勤奋认真,他们一个个都成了基层学校的业务骨干。退休后,还发挥余热,为社会贡献力量。出生在60年代的一群人,工作时遇上了改革开放,有的人受不良社会风气的影响,贪污腐败,受到处分。也有的人兢兢业业,挺着腰杆做人,本书中的鲁放、王大宏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这部小说,以南方某山城为背景,叙述了出生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和60年代末70年代初,两个不同历史年代,两群知识分子不同的人生经历和不同的性格特质。表达了在暗流涌动、黑云遮日的时候,我们应当清醒地看到并相信,黑暗即将过去,光明就在眼前。我们的国家和人民正在以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意气风发地一步一步实现中国梦。
序言这部小说,是作者根据多年来道听途说的许多材料和故事,加工、虚构并创作出来的东西。里面的一些故事或者情节,如有雷同,那纯属是巧合,千万不要对号入座。这部小说,以南方某山城为背景,叙述了出生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和60年代末70年代初,两个不同历史年代,两群知识分子不同的人生经历和不同的性格特质。出生在20世纪30年代末40年代初,出身又有这样那样问题的知识分子,他们的童年和少年都是不幸的。土地改革运动,其父辈多半都是革命的对象,有的被斗争,有的被镇压,给他们留下的记忆是痛苦的,不堪回首的。50年代中后期,阶级斗争得到了某种缓和,这些奋发有为的青年,有了一个上大学的机会,成为天之骄子。正当他们站稳了脚跟、正准备要成家立业的时候,又非常不幸地遇上了十年浩劫。这些“黑五类”的孩子,经过近十年的磨难,他们大多数人都已经是到了或是过了不惑之年了。在一片惶恐和百无聊赖之中,他们只好草草地糊里糊涂地结了婚。这就注定了他们这些带着家庭出身问题印记的中年汉子,人生是曲折的,注定了他们日后的婚姻多半是不幸的,至少是不幸福的。他们这批人虽然不是什么铁骨铮铮的英雄,但他们在“文革”后,又义无反顾地投入到他们热爱的教育事业中去,他们意气风发,埋头苦干,在三尺讲台上,无私地把自己的学识和聪明才智贡献给教育事业,贡献给了他们的学生。他们对党和人民一片忠心,有的人入了党,有的人当了校长或教导主任,有的人成了教研员,他们一个个都成了学校和教育部门的中坚力量。他们有中国知识分子的风骨,光明磊落为“官”,清清白白做人,是我们时代的骄傲。他们经历了许多磨难后退休了,又誓要把自己的晚年生活过得更有意义,做公益,写博文,当伯乐,游世界,现出一片夕阳红。而出生在60年代末、70年代初的一群知识分子,是十分幸运的一个群体。他们青少年时代就碰上了改革开放,没有受过什么苦,却尝到了改革开放的甜头,他们又受过良好的教育,上过大学;他们上进心强,又有一股冲劲;他们中间许多人入了党,提了干,是一支新生力量。但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他们中间的一些人,受到社会上不良风气的影响,利欲熏心,为求得一官半职,八面玲珑,趋炎附势,投机钻营,甚至买官卖官,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堕落成犯罪分子;重男轻女十分严重,为了能生一个男孩传宗接代,违法乱纪;也有一些有良知的人,他们挺着腰杆做人,不同流合污,洁身自好,虽然一时得不到重用,甚至遭到打击排挤。他们憎恶拍马文化和买官卖官现象。他们体现了当今知识分子中的一股凛然正气,一股积极向上的健康力量,鲁放、王大宏就是其中的代表。他们痛恨阿谀逢迎、依附拍马,不愿把自己绑在某个领导人的车轮上,紧跟效忠,卖身投靠,甚至同流合污。在贪腐猖獗、暗流依旧的今天,尤其显得难能可贵。两个不同年代的知识分子,一般来说是能够和谐相处的,但由于出生在六七十年代的知识分子,与出生在新中国成立前的知识分子相比,他们所处的社会环境不同,他们的人生观、世界观也不同,自然他们与老一辈的知识分子之间,必然会有碰撞,有矛盾。有一些老一辈的知识分子对成长在改革开放中的知识分子,追求物质享受,贪钱、恋权,投机钻营,买官卖官的品行看不惯,甚至嗤之以鼻;而后者对老一辈的知识分子那种勤奋节俭、不贪不占的情怀也看不惯,被视为顽固不化、不思进取、不会享受的一群人,希望他们早早退出历史舞台,甚至把他们视为自己升官、掌权的一大障碍。书中写到的出生在20个世纪末的一群知识分子,他们在聚首聊天的时候,几乎都异口同声地慨叹,他们的儿子都不如他们,无论是读书表现出来的智商,还是平日的工作能力都要比父辈差。这是一个令他们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按照一般遗传学的观点,下一代总能看到父辈的影子,或五官像或性格像或智力像,或人品像。但是在他们各自儿辈身上,却找不到父辈的影子。他们都是当年读书的佼佼者,优秀生。民间流传有一种说法,儿子的智力像母亲,女儿的智力像父亲。看来,这种说法在他们的身上得到了某种程度证实。他们在谈论这个问题的时候,都非常懊恼地说,如果还能重来,一定要找一个大脑聪慧、智商较高的女子做妻子,哪怕她的容貌不很美。由此引出了一个如何才能提高下一代、提高民族素质的严肃问题。按照现代的物种的优化理论,杂交是优选新的生物群种的一个最好的方法。人类的优化也不例外。但人类受到人权和自由这个普世价值的制约,不能限制那些智商不高的人群结婚生育,繁衍后代。全面提高人口素质就成了横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道无法逾越的障碍和难题。这是题外话。我们读着这部小说,环顾当今整个社会,我们看到社会上虽然存在某些不健康的因素,如官员贪腐、结党营私、弄虚作假、追名逐利等等。但我们也看到,不仅出生在三四十年代的知识分子中,有像程小小那样的忠诚、正直,一尘不染,为人民鞠躬尽瘁的人,在出生在六七十年代的知识分子中,在物欲横流的今天,也有一批像鲁放那样的洁身自好、挺着腰杆、有社会良知的人。这是我们国家、民族的希望所在。邪不压正。在暗流涌动、黑云遮日的时候,我们应当清醒地看到并相信,黑暗即将过去,光明就在眼前。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后,中央纪检监察部门揪出了一批像周永康、徐才厚那样的大老虎,一大批中小老虎也已经或将要挖出来,并受到严厉的惩罚。党中央狠抓的反腐斗争,将极大地荡涤着党内和社会上的污泥浊水,我们的党将更加纯洁,更加伟大,更加生机勃勃,我们国家将更加光明,更加繁荣富强。我们已经看到,在不断清除着自己身上污垢之后,我们的国家,我们的人民正在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意气风发地一步一步实现中国梦。这就是本人写作这篇小说的动机和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