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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小东，一级作家、文科二级教授、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广东省作家协会副主席。主要著作:《中国知青文学史稿》《中国叙事中国知青文学》《中国当代知青文学》《中国知青部落》《1979知青大逃亡》《青年流放者》等。
华年而逝，不知所终，李斯特的消失，成了一个无解的谜。这位由知青到大学教授的人物，是一个异数。他的生存有太多的困惑，他的爱情有相思的绝望，他的成功隐藏着幻变和虚无，他在*绚烂之时诀别浮华，消遁于无形。他的一生，如舞者在暗夜中舞蹈，无人做伴也无人喝彩，他始终在黑暗与虚无中移动，在*绚烂之时，如耀眼天际的流星，以自身的陨落穿越空旷，照亮星空。
我把人生岁月郁结成坎坷的漫长，我把少年生命蚀刻如雕像般凝重，我把惊心动魄的残卷，幻变成平凡的人生，我把山盟海誓的爱情折磨成炉边的私语，即便是平淡平凡平庸，即便是苍老苍凉，即便是在风中在雨中在路上，我依然是在旷野里歌唱，在暗夜里歌唱，在孤寂中热闹。
天堂没有黑暗今天是我母亲92岁生日。我必须为这个日子写下一些记忆。父亲在“文革”中罹难，死于非命，享年53岁，正于英年。母亲48岁时守寡，外祖母也是在48岁时守寡。外祖父马灿汉，是一个旧军人，早年留学美、日、法等国，于1924年在普林斯顿学成归国，获教育学硕士。受蒋介石之邀，效力黄埔军校，至交好友是胡宗南。抗战时任财政厅要职，当东江视察，1937年广州沦陷，外祖父在广州北京路财政厅被炸重伤，由东江纵队护送至澳门治伤。那年母亲13岁，她是长女，独自到澳门去探视外祖父，其实是她奉父命前往，为她婚事作安排，命她嫁与泰国富商。外祖父一家在泰国经办“安顺机构”，是泰国最大的保险银行公司。母亲坚决不从。她与我父亲，青梅竹马，早已两情相悦。外祖父亦不勉强。文化大革命已经结束很久，好多年过去。我对我的家庭、家族的真相依然是模糊不清。我一直生活在一种负罪的伤感之中。从灵魂深处，感到愧对新社会，愧对劳动人民。我从15岁起，就自觉地把自己归入“等外”的行列。我从不在任何人面前流露或谈论我的家庭、我的童年、我的父母。我从小就知道我有众多沾亲带故的亲戚，无数的堂兄弟姐妹、表兄弟姐妹，以及更为庞大的他们的父母所扭结而成的社会关联、伦理关系网络，但我始终没有见过他们……我的父亲仿佛是从天外落入人间的孤种。他至死都没有来得及对我言说他的家庭、他的父亲、他的家族。我只是从文化大革命的大字报上，知道他1938年到游击区去参加革命，和地主家庭脱离关系（声明登在香港的《星岛日报》上）。后来我才知道，这纸声明是我的爷爷郭凤巢，而不是我父亲登的。父亲为了抗日救亡，18岁离家出走，到大南山游击区梅峰中学，做了中学的学生会主席，投身抗日救亡的革命工作。爷爷害怕这个逆子给家庭带来祸害，便主动登报和父亲脱离关系。这一纸声明并没有在解放后救父亲一命，相反，却把父亲推进一个死命的深渊。原因是，地主家庭与他脱离关系，而非他与地主家庭脱离关系，非但无功，反而有罪，证明他参加革命动机不纯洁；后来他去延安，穿越封锁线受阻，在淮北被日军打击，中途返回上海，此乃又一罪；解放后，父亲收留了从庵堂遣送流落的生母郑惠照，瞻养“地主婆”，又是罪加一等。父亲始终生活在罪责之中。青年时代接受共产主义思潮，认识家庭的原罪，赎罪投身革命，进入新社会，由原罪衍生的新罪，一直在折磨着他并最终要了他的命。父亲的革命是无处不在的，为了起带头作用，他于1965年，把初中毕业，刚满15岁，患有严重哮喘的大哥，送到山寒水远的粤北“连南劳动大学”，响应刘少奇提出的“半工半读”口号。实际上就是上山下乡。多年后50多岁的大哥从农场归来，成了一个无业游民，后来缴了一些钱，才重新补办了社保……1979年，父亲平反昭雪，此刻离他被迫害致死已经过去6年，但形势依然严峻。在他的追悼会上，我代表亲属发言，我坚持不按专案组审查的发言稿，而是依母亲的意愿向父亲致悼词。仍然感觉我的家族，依然充满着有罪感。追悼会上，我说出一个事实:当年也是在这个礼堂，还是台下的这些群众，父亲就站在我现在站立的位置，被五花大绑，按成喷气式，接受革命群众批判，最终受迫害致死。6年过去了，还是这些人，来为他开追悼会。可是，父亲地下未知。说他天上有知，那是鬼话。我毋需客气，也毋需感激谁！一个无辜的献身革命的高级知识分子，死于非命，英年之殇……本身就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楔子李斯特突然间有一种死的欲望。9月9日这一天早晨，阳光灿烂，广州市少有的蓝天白云，中文系教授李斯特站在教学楼25层的阳台上，他的眼镜突然跌落在栏杆上，跳跃着，像一只蝴蝶，悠然飘向空间，他惊诧地感觉着并且等待着眼镜坠地时的巨响，他以为会有一声巨响。眼镜死了。他突然也想到了死的惬意，原来一切都是那么简单，眼镜在毫无预告的情况下突然就坠楼而去，那么人呢？他的眼前一片迷蒙，大脑也一样的迷蒙。他扶着栏杆，好像自己的身体也正在下坠。这感觉对他来说是亲切的并不陌生的。在黎母山时，攀着老藤从这棵树悠向另一棵树，就是这种感觉。但现在是在25层的高楼上。昨夜下了一场透雨，所以天空有些蓝，这蓝的透明有着一种诱惑。他终于听到一声巨响，那是巨物扑地的响声，许多人像蚂蚁一样被那响声吸引成一个圆圈。眼镜扑地不会有如此的巨响，他甚至以为是自己掉了下去。他下意识地摸了自己的脸颊，粗糙但是瘦削，自己还在，那么，那巨响呢？他终于记起了，30年前，48岁的父亲就是这样扑地而去，那巨响依然潜行于今。那天，是9月9日。他慢慢地转身走出阳台，围着他的学生们自动地分开一条路。他茫然的眼光摸索着闪着釉光的地板，他没有了眼镜的眼睛突兀着，显得呆滞而且木然，他专注着前方，经过漫长的跋涉，终于走上了讲台。没有了眼镜的李斯特不是李斯特，平常鸦静而且紧张的气氛有些异样，学生们似乎面对一个不是李斯特的李斯特。平常他总是咄咄迫人，从一开始讲课到结束，总是问题一个紧迫一个，令学生们始终处于高度紧张和被追问的境地。学生们喜欢这种课堂气氛又害怕被提问，总是幸灾乐祸地等待着别的同学被李斯特追击得无路可走，李斯特的课堂，是充满刺激和意想不到的紧张空气的。学生喜欢他又害怕他。他眼镜后面的眼睛是令人捉摸不定的，那是一双忧郁得化不开的眼睛。你甚至无法想象这双眼睛在一个孩子身上与在一个中年人身上会有什么样的差别。如今那眼镜突然间就没有了，李斯特的眼睛于是暴露在学生们的视野中。原来这眼睛一点不忧郁，那种迷人的感觉竟然是眼镜造成的幻觉。李教授的眼镜死了，他迷人的忧郁也死了。站在讲台上的李斯特，他的眼睛始终没有恢复他原来的忧郁。阳光太强烈了，教室里大白天也亮着的白炽灯，在加剧这种强烈，白色的天花板也与阳光合谋，他的眼睛在这片强烈的白光中被灼痛了，他什么也看不见。他的耳朵里却轰鸣着，那持续不断的巨响。他伫立在讲台上，像一座年代久远的墓碑，在杂草丛生中站立着。墓碑如带血的眼睛越过学生们黑压压的头顶，穿墙破壁，沉入一片浓浓如血的无边红色之中……9月9日这一天，李斯特再也没有回家。李斯特很平静地消失了。这天的《羊城晚报》上发表了李斯特的文学评论《我们时代的作家》，文章最后的话语是:“应该消失和行将消失的东西，是谁也无法阻挡的。犹如那残阳如血，它以无比雄壮的沉落告知我们旭阳是如何诞生的。我们没有理由吁叹这种辉煌的沉落。生命将以它最后的呐喊，把自己归于平静，归于无声的奔腾。我走了，但是我走了吗？”写作时间是1999年8月8日，离他失踪那天刚好一个月。9月9日，李斯特刚好48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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