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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智敏，知名学者、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退休前任北京社会科学院文学所所长、研究员，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待遇。著有学术专著《化俗为雅的艺术——京味小说特征论》《诗源诗美诗法探幽——<原诗>评释》《话语转型与价值重构——世纪之交的北京文学》等十部，论文百余篇。主编《文艺学新概念词典》《名家赏析历代短篇小说系列》等。
《十大神魔小说》是由北京市社科院文学所前所长吕智敏历时几年编纂整理的一套名家赏析历代短篇小说文库中的一本。全书共精选了历代神魔小说中的经典十篇，分别是《古镜记》《杜子春》《陈巡检梅岭失妻记》《白娘子水镇雷峰塔》《皂角林大王假形》《灌园叟晚逢仙女》《决戳五鼠闹东京》《羿善射》《画皮》《陆判》，全书为了便于阅读，或加注释，或加翻译。属于能够经受时间考验的经典之作。
历代的藏书家、版本学家、小说史家告诉我们，中国古代小说是一座无比丰富、辉煌、瑰丽的艺术宝库，那是我们民族文化遗产中**秀、*珍贵的部分之一。在古代小说发展的漫长历史中，短篇小说，无论是文言短篇小说还是白话短篇小说，都曾经为我国民族传统小说艺术积累了丰富宝贵的经验。从上述情况出发，我们决定编写这套《名家赏析历代短篇小说系列》，其目的即在于为一般读者提供一个古代短篇小说史上具有代表性的优秀作品选本。——吕智敏
一我国古代小说源远流长。自其作为一种独立的文学样式风行于世，至其作为一种古典美学艺术模式的终结，将近有两千年的历史。这期间，诞生了多少小说作品已经无从详细考证，即便是那些得以流传下来的，恐怕也难以计算出一个准确的数字来了。历代的藏书家、版本学家、小说史家告诉我们，中国古代小说是一座无比丰富、辉煌、瑰丽的艺术宝库，那是我们民族文化遗产中最优秀、最珍贵的部分之一。面对这座宝库中的奇珍异宝，历数着《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西游记》《儒林外史》这些传世家珍，每一个华夏子孙都会从内心深处升起一股民族自豪感。古典文学修养稍高一些的朋友，或许还会津津乐道于《封神演义》《金瓶梅》《镜花缘》《儿女英雄传》《官场现形记》等等名著，从中了解我们民族古代社会的历史风貌和祖先们的生活与悲欢，接受着民族传统文化与美学风范的濡染熏陶。在这里我们注意到如下一个事实——在我国古代小说中，那些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一般都是些长篇巨帙；而对于规模较小的短篇，除了“三言”“二拍”和《聊斋志异》等少数集子和篇什外，能够为一般读者所熟知或广泛涉猎的则为数不多。这一方面是由于我国历史上皆以诗歌散文为文学正宗，认为小说只不过是“小道”，是“史之余”，而短篇则更被视为集“街谈巷语”之“短书”，故此在刊行传播上受到了影响。另一方面则由于古代小说卷帙浩繁，不但专门辑录短篇小说的集子浩如烟海，而且还有许多篇什散见于各种笔记、野史、杂事集之中，这就给一般读者的阅读带来了更大的困难。其实，短篇小说在我国古代小说发展史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起过异常重要的作用。在先秦两汉时期，小说尚属“刍荛狂夫之议”而“君子弗为”班固《汉书艺文志》的民间文学。适合于记录“街谈巷语”“道听途说”同①的需要，其形式上自然只能是“短书”。至魏晋的志怪、唐代的传奇、宋元的话本，小说基本上是沿着孔子所谓的“小道”，即围绕着远离治国平天下大旨的“街谈巷语”“道听途说”“修身理家”等生活小事而进行创作的。即使是讲历史故事的小说，也只写那些传闻逸事，只能是“与正史参行”的“史之余”。故此，小说形式依然还是短篇。直至明代，随着小说反映社会生活面的不断扩展与小说自身在艺术上的愈益发展成熟，章回小说问世了。明代的有些章回小说，虽已开始分回，但就其篇幅而言，尚介于短篇与中篇之间，如《鸳鸯针》《鼓掌绝尘》等皆是，只有《三国志通俗演义》与《水浒传》才代表了我国古代长篇小说的正式诞生。而在长篇章回小说盛行发展直至其高峰时期，短篇小说依旧长盛不衰。可见，在古代小说发展的漫长历史中，短篇小说，无论是文言短篇小说还是白话短篇小说，都曾经为我国民族传统小说艺术积累了丰富宝贵的经验。从上述情况出发，我们决定编写这套丛书，其目的即在于为一般读者提供一个古代短篇小说史上具有代表性的优秀作品选本。为了帮助读者阅读，我们还邀请一些专家学者对每篇作品作了注释与鉴赏评析，对文言作品还作了翻译。二我国古代小说起于周秦，汉魏六朝时期文人的参与创作使小说作为一种独立的文学体裁出现了第一次繁荣。然而，这一时期的小说尚处于童年时期，各方面还都很不成熟，虽有干宝《搜神记》和刘义庆《世说新语》等优秀的志怪、志人小说，但它们也都如鲁迅所说，是一些“粗陈梗概”之作。直至唐代，由于社会的安定、政治的昌明、经济的发展与文化的繁荣，整个社会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小说的题材与内容也大大丰富和扩展了，六朝的志怪已与当时生气勃勃的现实生活产生了相当的距离。于是，以反映人世现实生活为主的传奇小说便应运而生了。唐传奇已经从粗陈梗概的魏晋小说雏形发展为成熟的短篇小说，它已经摆脱和超越了前代小说录闻纪实的史传手法，而充分发挥作者的想象力进行艺术虚构，这就是明代文论家胡应麟所说的“尽设幻语”胡应麟《少宝山房笔丛》。虚构的介入给古代小说带来了新的艺术生命力。唐传奇脱出了平实简古的笔记体，转化为形象生动的故事体。它的情节曲折委婉，结构完整规饬，语言铺排华美，描写细腻传神；最主要的是，鲜明突出的人物形象已经成为小说创作的中心。基于上述特点，传奇小说的篇幅也大大加长，再不是“合丛残小语”的“短书”桓谭《新论》了。至此，中国古代小说创作掀起了第一次高潮，达到了第一个顶峰。此后，作为与文言的传奇相并列的通俗小说又异军突起，发展成以“说话人”的“话本”为基本形式的短篇小说，在唐代主要是变文话本，也有说话话本，至宋代，话本小说就形成了它的鼎盛时期。由于说话艺术与话本小说是城市兴起与工商业繁荣的产物，故此，话本小说从性质上看当属市民文学，又被称作“市人小说”。话本小说的题材广泛，涉及到市民生活的各个方面。同时，为适应说唱艺术和市民接受的需要，它具有完整的故事情节和通俗的口语化的语言，结构形式上分为入话、头回、正话、煞尾等固定模式，这些特点对后世通俗小说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明清两代，小说创作形成了新的高潮，一度衰落的文言小说至清代又出现了新的繁荣，以蒲松龄《聊斋志异》为代表的传奇体小说和以纪昀《阅微草堂笔记》为代表的笔记体小说都涌现出了一批优秀新作，而文人创作的拟话本小说则是自明代冯梦龙的《警世通言》《醒世恒言》《喻世明言》始就已如雨后春笋，繁盛之极，题材不断扩展，篇幅也不断增长，终于由短篇而发展成中篇、长篇，中国古代小说独特的艺术体系——文言、通俗两大体系，笔记、传奇、话本、章回四大体裁的建构已经彻底完成，古代小说的思想与艺术成就也已达到了最高的峰巅。回顾古代小说发展的历史，目的是在说明我们这套丛书，其选目的时间上限为什么定在唐代而不定在小说源起之初，也就是说，入选作品的范围包括自唐代以来直至有清一代的文言、白话短篇小说，至于六朝及以前的粗陈梗概之作，因其只还初具小说雏形，就一概排除在该丛书遴选范围之外了。入选各代作品的比例，也基本依据小说发展史的自然流程及其流传情况，例如宋代传奇与唐代传奇比较，相对衰落，如鲁迅所说:“多托往事而避近闻，拟古且远不逮，更无独创之可言矣。”故而所选宋代传奇数量就很少。又如，宋元两代话本小说繁荣，然而由于其形式只是说书人说话的底本，不能受到文人雅士的青睐，故散佚极为严重。后由明人洪楩汇辑成《雨窗集》等六个集子，每集各分上下卷，分别收话本小说五篇，合称“六十家小说”，不幸再次散佚。后来根据残本辑成的《清平山堂话本》，就只存有二十六篇话本小说了，而这些幸存之作又有不少被明代著名的小说家冯梦龙辑入“三言”，辑选时又都做了改写与加工，在艺术上较其原本粗糙朴拙的面目有了很大的提高。我们在辑选这套丛书时又采取了去粗取精的优选法，故此，入选的冯梦龙“三言”中的拟话本小说数量，就大大超过了宋元时期的作品。明清两代是我国古代小说创作的高峰期，入选该丛书的这两个朝代的作品也就多于唐、宋元诸代。这样的遴选原则应该算得上是符合我国古代小说发展史的实际情况的。三我国古代小说的分类方法颇多，按其语言形式，可分为文言小说与白话(通俗)小说；按其体裁，可分为笔记体小说、传奇体小说、话本体小说和章回体小说；按其题材内容，则分法更多，例如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就提到了志怪、传奇、讲史、神魔、人情、讽刺、狭邪、侠义、公案、谴责等类。后代一些学者对于题材类别的划分基本上是在鲁迅的基础上加以增删改动。例如有在此之外又增加世情小说、谐谑小说的；有将神魔、志怪混称为神怪小说的；有将人情、世情同视为专指爱情小说的；又有以言情小说称爱情小说而以人情、世情专指人情世态、伦理道德或家庭题材小说的；有以才子佳人小说专指明清两代爱情婚姻题材小说的；有将讲史小说称作历史小说或史传小说的；有将讽刺小说称为讽喻小说的；有将侠义小说称为武侠小说或与公案小说归于一类的。对于鲁迅所提出的狭邪小说，有称之为青楼小说的，也有直呼为娼妓小说的，等等。小说史研究界至今也没有提出一个公认的统一划分题材类别的标准。中国古代短篇小说卷帙浩繁。要想编选出一套方便读者阅读鉴赏的丛书，自然应该分类立卷，而分类的最佳方法是按照题材划分。我们的原则是:博采众家之长，既参考文学史上一些分立类别的惯例，沿用一些习用的类别名称，又考虑到尽量适合当代读者的理解与接受习惯，例如，考虑到狭邪小说之称很难为今日的一般读者所理解，又兼以这类小说除了写娼妓生活，也常常夹以写优伶艺人生活的题材，所以就将这一类名之为倡优小说，且倡优一词也常在文化史和文学史上出现。又如，在当代读者心目中，世情一词的涵义已不仅限于专指爱情婚姻，而是涵盖了世风人情的各个方面，所以我们就专辟言情一类辑纳爱情题材作品，而在世情类中则辑纳那些反映世态民风、家庭人伦等题材的作品。再如，讲史小说、历史小说一般都用来指称那些讲说朝代史或大的历史事件以及演绎历史变迁的长篇作品，而古代短篇历史题材则往往是记述一些历史人物的生平或佚闻逸事。针对这种特点，该丛书将所选的十篇历史人物题材小说归于“史传小说”类。当然，史传小说在这里的意义，既与秦汉时期的史传文学有一定关联，又不能将其等同起来。它已经完全摆脱了历史散文的结构框架而具备了小说的所有特点。只是在题材上与史传文学相通罢了。这样，该丛书就依照下列十类分作了十卷:传奇小说、神魔小说、侠义小说、公案小说、世情小说、言情小说、史传小说、倡优小说、讽刺小说、幽默小说。特别需要说明的是，这样的分类只是为了适应将我国古代短篇小说按不同题材推荐介绍给一般读者的需要，而无意于在学术上提出古代短篇小说分类的一家之言。四中国古代短篇小说浩如烟海，即使按其题材分为十大类，各类中的篇目也是数不胜数，无法尽收，只能择优录取。在把握这“优”的标准时，丛书坚持了以下几条原则:思想内容总体倾向积极健康，艺术水准较高，具有一定的认识价值、审美价值与文化价值。具体地说，一是首先考虑传统名篇。对于那些文学史上素有定评、有重大影响、至今仍具有重要价值的不朽之作，优先辑选。“文库”中收入的这类优秀佳作不在少数，如唐传奇中的佼佼者《李娃传》《柳毅传》《莺莺传》《南柯太守传》《红线》；宋元话本中脍炙人口的《碾玉观音》《快嘴李翠莲》《错斩崔宁》；“三言”“二拍”等明代拟话本中广为流传的优秀篇什《杜十娘怒沉百宝箱》《白娘子永镇雷峰塔》《金玉奴棒打薄情郎》《转运汉巧遇洞庭红波斯胡指破鼍龙壳》等；还有清代优秀的文言短篇小说《聊斋志异》中的一些佳作，如《胭脂》《画皮》《席方平》等均属传统名篇，我们首先将它们推荐给广大读者。除了传统名篇，丛书中还收入了一些历代广泛流传的作品。它们并不一定是传统名篇，有些或许还显得有些粗糙，存在某些缺陷，但由于其流传既广且久，对后世的小说创作和读者阅读产生过相当的影响。这一类作品中我们可举出《包龙图判百家公案》中的《五鼠闹东京》、辑入《清平山堂话本》的《董永遇仙记》以及收入《青琐高议》的秦醇所著《骊山记》。《五鼠闹东京》文意比较粗拙，然而这一包拯审判五鼠妖怪的故事流传之广几至家喻户晓。明人罗懋登的《三宝太监西洋记》，清人石玉昆的《三侠五义》，或摄入此故事，或对其进行改造，更扩大了这一故事的影响。《董永遇仙记》也属文字简古朴拙的一类，故事流传更广，曾被改编成戏曲、电影等多种艺术形式；《骊山记》写唐明皇、杨贵妃故事，其中特别细写杨贵妃与安禄山的微妙关系。作品在结构和表现上都有缺欠，然而它对后代白朴、洪升等同一题材的戏曲创作起着不可低估的作用，在宋代传奇中亦属传世之作。其他如宋代佚名的《王魁负心桂英死报》也有上述情况。辑选这些作品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充分肯定它们在古代小说史中的地位和作用，使读者对古代文学史上呈现出的某些题材系列作品现象能够有一个大概的认识。此外，不少在内容上或艺术上确有突出成就而由于某些原因在历史上未能引起特别重视的优秀之作，如唐代牛僧孺的《杜子春》、明代蔡明的《辽阳海神传》、清代浩歌子的《拾翠》、笔炼阁主人的《选琴瑟》、王韬的《玉儿小传》、毛祥鳞的《孀姝殊遇》、宣鼎的《燕尾儿》等，还有一些国内外新近发现或出版的古代小说作品，如过去仅存写刻本、近年才整理出版的明代讽刺小说集《鸳鸯针》中的作品；国内久佚、据日本佐伯文库藏本整理出版的清代拟话本《照世杯》中的篇什，以及近年于韩国发现的失传已久、堪称“三言”“二拍”姊妹篇的《型世言》中的一些作品，我们都尽量选入丛书，以飨读者。综上所述，着眼短篇，从唐代开选，按题材分类分册，从多方面、多角度择优辑选精品，这就是本丛书选目的基本原则。至于丛书中各篇的注释，多寡不一，总的是以有助于读者阅读为准。文言文因附有译文，注释相对少些；古代白话中一些读者能意会的口语、俗语，有的也省略未注。翻译上采取直译还是意译，主要由执笔者定夺，未做统一规定。鉴赏文字的写法更无一定模式，一方面取决于作品本身的特点，一方面取决于执笔个人的鉴赏感受，有的从内容到艺术进行全面把握，有的着重于作者创作意图与客观价值之间关系的分析，有的着重抒写自己阅读的所感所获，或一目之得、一孔之见。具体写法、风格更不尽相同。然而，总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启发引导读者自己去对作品进行鉴赏，给读者留下思考的余地。因为，不同的期待视野会使不同的读者对同一部作品产生不同的感受，而文学鉴赏本来就是一种读者个体的审美活动。编选一套大规模的古代短篇小说鉴赏丛书，是一个极为艰难的工程。由于本人的才学和各种客观条件所限，在编撰中还存在许多缺陷与不足，特别是在选目方面定有不少疏漏和不当之处。诚恳地期望能够得到海内外专家们的赐正与教诲，也真心地期待着得到读者的批评指正。吕智敏《十大神魔小说》古镜记［1］唐王度隋汾阴侯生，天下奇士也［2］。王度常以师礼事之。临终，赠度以古镜，曰:“持此则百邪远人。”度受而宝之。镜横径八寸，鼻作麒麟蹲伏之象，绕鼻列四方，龟龙凤虎，依方陈布［3］。四方外又设八卦，卦外置十二辰位，而具畜焉［4］。辰畜之外，又置二十四字，周绕轮廓，文体似隶，点画无缺，而非字书所有也。侯生云:“二十四气之象形［5］。”承日照之，则背上文画，墨入影内，纤毫无失。举而扣之，清音徐引，竟日方绝。嗟乎，此则非凡镜之所同也。宜其见赏高贤，自称灵物。侯生常云:“昔者吾闻黄帝铸十五镜，其第一横径一尺五寸，法满月之数也。以其相差各校一寸，此第八镜也。”虽岁祀攸远，图书寂寞，而高人所述，不可诬矣［6］。昔杨氏纳环，累代延庆；张公丧剑，其身亦终［7］。今度遭世扰攘，居常郁怏，王室如毁，生涯何地，宝镜复去，哀哉!今具其异迹，列之于后，数千载之下，倘有得者，知其所由耳。大业七年五月，度自御史罢归河东，适遇侯生卒，而得此镜。至其年六月，度归长安，至长乐坡，宿于主人程雄家。雄新受寄一婢，颇甚端丽，名曰鹦鹉。度既税驾，将整冠履，引镜自照［8］。鹦鹉遥见，即便叩首流血，云:“不敢住。”度因召主人问其故。雄云:“两月前，有一客携此婢从东来。时婢病甚，客便寄留，云:‘还日当取。’比不复来，不知其婢由也。”度疑精魅，引镜逼之。便云:“乞命，即变形。”度即掩镜，曰:“汝先自叙，然后变形，当舍汝命。”婢再拜自陈云:“某是华山府君庙前长松下千岁老狸，大行变惑，罪合至死。遂为府君捕逐，逃于河渭之间，为下邽陈思恭义女，思恭妻郑氏，蒙养甚厚。嫁鹦鹉与同乡人柴华。鹦鹉与华意不相惬，逃而东，出韩城县，为行人李无傲所执。无傲，粗暴丈夫也，遂劫鹦鹉游行数岁，昨随至此，忽尔见留。不意遭逢天镜，隐形无路。”度又谓曰:“汝本老狐，变形为人，岂不害人也？”婢曰:“变形事人，非有害也。但逃匿幻惑，神道所恶，自当至死耳。”度又谓曰:“欲舍汝，可乎？”鹦鹉曰:“辱公厚赐，岂敢忘德。然天镜一照，不可逃形。但久为人形，羞复故体。愿缄于匣，许尽醉而终。”度又谓曰:“缄镜于匣，汝不逃乎？”鹦鹉笑曰:“公适有美言，尚许相舍。缄镜而走，岂不终恩？但天镜一临，窜迹无路，惟希数刻之命，以尽一生之欢耳［9］。”度登时为匣镜；又为致酒，悉召雄家邻里，与宴谑。婢顷大醉，奋衣起舞而歌曰:“宝镜宝镜!哀哉予命!自我离形，于今几姓？生虽可乐，死必不伤。何为眷恋，守此一方!”歌讫，再拜，化为老狸而死。一座惊叹。大业八年四月一日，太阳亏。度时在台直，昼卧厅阁，觉日渐昏［10］。诸吏告度以日蚀甚。整衣时，引镜出，自觉镜亦昏昧，无复光色。度以宝镜之作，合于阴阳光景之妙。不然，岂合以太阳失曜而宝镜亦无光乎？叹怪未已。俄而光彩出，日亦渐明。比及日复，镜亦精朗如故。自此之后，每日月薄蚀，镜亦昏昧［11］。其年八月十五日，友人薛侠者，获一铜剑，长四尺，剑连于靶；靶盘龙凤之状，左文如火焰，右文如水波，光彩灼烁，非常物也。侠持过度，曰:“此剑侠常试之，每月十五日，天地清朗，置之暗室，自然有光，傍照数丈。侠持之有日月矣。明公好奇爱古，如饥如渴，愿与君今夕一试。”度喜甚。其夜，果遇天地清霁。密闭一室，无复脱隙，与侠同宿。度亦出宝镜，置于座侧，俄而镜上吐光，明照一室，相视如昼。剑横其侧，无复光彩。侠大惊，曰:“请内镜于匣［12］。”度从其言，然后剑乃吐光，不过一二尺耳。侠抚剑，叹曰:“天下神物，亦有相伏之理也。”是后每至月望，则出镜于暗室，光尝照数丈。若月影入室，则无光也。岂太阳太阴之耀，不可敌也乎［13］？其年冬，兼著作郎，奉诏撰国史，欲为苏绰立传［14］。度家有奴曰豹生，年七十矣。本苏氏部曲，颇涉史传，略解属文，见度传草，因悲不自胜［15］。度问其故。谓度曰:“豹生常受苏公厚遇，今见苏公言验，是以悲耳。郎君所有宝镜，是苏公友人河南苗季子所遗苏公者［16］。苏公爱之甚。苏公临亡之岁，戚戚不乐，常召苗生谓曰:‘自度死日不久，不知此镜当入谁手？今欲以蓍筮一卦，先生幸观之也［17］。’便顾豹生取蓍，苏公自揲布卦［18］。卦讫，苏公曰:‘我死十余年，我家当失此镜．不知所在。然天地神物，动静有征。今河汾之间，往往有宝气，与卦兆相合，镜其往彼乎？’季子曰:‘亦为人所得乎？’苏公又详其卦，云:‘先入侯家，复归王氏。过此以往，奠知所之也。’”豹生言汔涕泣。度问苏氏，果云旧有此镜，苏公薨后，亦失所在，如豹生之言。故度为苏公传，亦具言其事于末篇，论苏公蓍筮绝伦，默而独用，谓此也。大业九年正月朔旦，有一胡僧，行乞而至度家［19］。弟绩出见之。觉其神采不俗，更邀入室，而为具食，坐语良久。胡僧谓绩曰:“檀越家似有绝世宝镜也［20］。可得见耶？”绩曰:“法师何以得知之？”僧曰:“贫道受明录秘术，颇识宝气［21］。檀越宅上每日常有碧光连日，绛气属月，此宝镜气也［22］。贫道见之两年矣。今择良日，故欲一观。”绩出之。僧跪拜欣跃，又谓绩曰:“此镜有数种灵相，皆当未见。但以金膏涂之，珠粉拭之，举以照日，必影彻墙壁。”僧又叹息曰:“更作法试，应照见腑脏。所恨卒无药耳。但以金烟熏之，玉水洗之，复以金膏珠粉如法拭之，藏之泥中，亦不晦矣。”遂留金烟玉水等法，行之，无不获验［23］。而胡僧遂不复见。其年秋，度出兼芮城令。令厅前有一枣树，围可数丈，不知几百年矣。前后令至，皆祠谒此树，否则殃祸立及也。度以为妖由人兴，淫祀宜绝［24］。县吏皆叩头请度。度不得已，为之以祀。然阴念此树当有精魅所托，人不能除，养成其势。乃密悬此镜于树之间。其夜二鼓许，闻其厅前磊落有声，若雷霆者。遂起视之，则风雨晦暝，缠绕此树，电光晃耀，忽上忽下。至明，有一大蛇，紫鳞赤尾，绿头白角，额上有王字，身被数创，死于树。度便下收镜，命吏出蛇，焚于县门外。仍掘树，树心有一穴，于地渐大，有巨蛇蟠泊之迹。既而坟之，妖怪遂绝。其年冬，度以御史带芮城令，持节河北道，开仓粮赈给陕东［25］。时天下大饥，百姓疾病，蒲陕之间，疠疫尤甚［26］。有河北人张龙驹，为度下小吏，其家良贱数十口，一时遇疾［27］。度悯之，赍此入其家，使龙驹持镜夜照［28］。诸病者见镜，皆惊起，云:“见龙驹持一月来相照，光阴所及，如冰著体，冷彻腑脏。”即时热定，至晚并愈。以为无害于镜，而所济于众，令密持此镜，遍巡百姓。其夜，镜于匣中，泠然自鸣，声甚彻远，良久乃止［29］。度心独怪。明早，龙驹来谓度曰:“龙驹昨忽梦一人，龙头蛇身，朱冠紫服，谓龙驹:我即镜精也，名曰紫珍。常有德于君家，故来相托。为我谢王公，百姓有罪，天与之疾，奈何使我反天救物［30］！且病至后月，当渐愈，无为我苦。”度感其灵怪，因此志之。至后月，病果渐愈，如其言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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