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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树理（1906—1970），原名赵树礼，山西晋城市沁水县尉迟村人，现代小说家、人民艺术家，山药蛋派创始人。曾任《曲艺》《人民文学》编委。他的小说多以华北农村为背景，反映农村社会的变迁和存在其间的矛盾斗争，塑造农村各式人物的形象，开创的文学“山药蛋派”，成为新中国文学*重要、*有影响的文学流派之一。
路翎（1923-1994），男，原籍安徽省无为县，生于江苏苏州，两岁时徐家迁至南京。原名徐嗣兴，汉族。中国现当代著名作家。1937年开始发表作品。著有长篇小说《财主底儿女们》，中篇小说《饥饿的郭素娥》，短篇小说集《朱桂花的故事》《初雪》《求爱》，话剧剧本《英雄母亲》《祖国在前进》等。
巴金（1904-2005），汉族，四川成都人，祖籍浙江嘉兴。巴金原名李尧棠。中国作家、翻译家、社会活动家、无党派爱国民主人士。929年发表*部小说《灭亡》。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家》《春》《秋》《爱情的三部曲》《憩园》《第四病室》《寒夜》等，另有短篇小说集、散文集多种。曾任《收获》杂志主编、中国作家协会主席等重要职务，被誉为“20世纪中国文学的良心”。
《饥饿的郭素娥》作者路翎用“生活的触手”描写了一个女人和一个世界。《李有才板话》中，作者赵树理用有说有唱、夹叙夹议的板话形式将抗战时期农民与地主斗争的故事描述得生动鲜活。《憩园》可看作巴金《激流三部曲》的续篇，讲述另外大家庭败落以后的事情。
中篇小说可以说是百年来中国文学ZUI重要的文体之一。它的容量和传达的社会与文学信息，使它具有极大的可读性。从《阿Q正传》到《小二黑结婚》，从《李双双小传》到《烦恼人生》，中篇小说就像一面镜子，映射出这一百年来中国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也折射出这一百年来中国人精神生活的变迁。
2018年适逢中国现代白话小说问世100周年，值此之际，春风文艺出版社重磅推出《百年百部中篇正典》，选取百年来文学和社会价值兼具的100部中篇小说作品，并按照发表时间顺序编辑而成。丛书收入了鲁迅《阿Q正传》、萧红《生死场》、巴金《憩园》、沈从文《边城》、铁凝《永远有多远》、贾平凹《天狗》、王安忆《小鲍庄》、余华《现实一种》、格非《褐色鸟群》、苏童《妻妾成群》等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ZUI具影响力的中篇力作，展现了百年中国中篇小说创作所取得的巨大实绩。丛书中的大多数作品都曾荣获鲁迅文学奖、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小说月报百花奖等国内ZUI重要的中篇小说奖项。这些作品都具有鲜明的独创特点，已经成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的经典之作。
百年中国文学的高端成就
——《百年百部中篇正典》序
孟繁华
从文体方面考察，百年来文学的高端成就是中篇小说。一方面这与百年文学传统有关。新文学的发轫，无论是1890年陈季同用法文创作的《黄衫客传奇》的发表，还是鲁迅1921年发表的《阿Q正传》，都是中篇小说，这是百年白话文学的一个传统。另一方面，进入新时期，在大型刊物推动下的中篇小说一直保持在一个相当高的水平上。因此，中篇小说是百年来中国文学*重要的文体。中篇小说创作积累了极为丰富的经验，它的容量和传达的社会与文学信息，使它具有极大的可读性；当社会转型、消费文化兴起之后，大型文学期刊顽强的文学坚持，使中篇小说生产与流播受到的冲击降低到*限度。文体自身的优势和载体的相对稳定，以及作者、读者群体的相对稳定，都决定了中篇小说在消费主义时代能够获得绝处逢生的机缘。这也让中篇小说能够不追时尚、不赶风潮，以“守成”的文化姿态坚守*后的文学性成为可能。在这个意义上，中篇小说很像是一个当代文学的“活化石”。在这个前提下，中篇小说一直没有改变它文学性的基本性质。因此，百年来，中篇小说成为各种文学文体的中坚力量并塑造了自己纯粹的文学品质。中篇小说因此构成百年文学的奇特景观，使文学即便在惊慌失措的“文化乱世”中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艺术成就，这在百年中国的文化语境中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作家在诚实地寻找文学性的同时，也没有影响他们对现实事务介入的诚恳和热情。无论如何，百年中篇小说代表了百年中国文学的高端水平，它所表达的不同阶段的理想、追求、焦虑、矛盾、彷徨和不确定性，都密切地联系着百年中国的社会生活和心理经验。于是，一个文体就这样和百年中国建立了如影随形的镜像关系。它的全部经验已经成为我们*重要的文学财富。
编选百年中篇小说选本，是我多年的一个愿望。我曾为此做了多年准备。这个选本2012年已经编好，其间辗转多家出版社，有的甚至申报了国家重点出版基金，但都未能实现。现在，春风文艺出版社接受并付诸出版，我的兴奋和感动可想而知。我要感谢单瑛琪社长和责任编辑姚宏越先生，与他们的合作是如此顺利和愉快。
入选的作品，在我看来无疑是百年中国*秀的中篇小说。但“诗无达诂”，文学史家或选家一定有不同看法，这是非常正常的。感谢入选作家为中国文学付出的努力和带来的光荣。需要说明的是，由于版权和其他原因，部分重要或著名的中篇小说没有进入这个选本，这是非常遗憾的。可以弥补和自慰的是，这些作品在其他选本或该作家的文集中都可以读到。在做出说明的同时，我也理应向读者表达我的歉意。编选方面的各种问题和不足，也诚恳地希望听到批评指正。
是为序。
一
我在外面混了十六年，*近才回到在这抗战期间变成了“大后方”的家乡来。虽说这是我生长的地方，可是这里的一切都带着不欢迎我的样子。在街上我看不见一张熟面孔。其实连那些窄小光滑的石板道也没有了，代替它们的全是些尘土飞扬的宽马路。从前僻静的街巷现在也显得很热闹。公馆门口包着铁皮的黑漆门槛全给锯光了，让崭新的私家包车傲慢地从那里进出。商店的豪华门面几乎叫我睁不开眼睛，有一次我大胆地跨进一家高门面的百货公司，刚刚指着一件睡在玻璃橱窗里的东西问了价，就给店员猛喝似的回答吓退了。
我好像一个异乡人，住在一家小旅馆里，付了不算低的房金，却住着一间开了窗便闻到煤臭、关了窗又见不到阳光的小屋子。除了睡觉的时刻，我差不多整天都不在这个房间里。我喜欢逛街，一个人默默地在街上散步，热闹和冷静对我并没有差别。我有时埋着头只顾想自己的事，有时我也会在街头站一个钟点听一个瞎子唱书，或者找一个看相的谈天。
有一天就在我埋头逛街的时候，我的左膀忽然让人捉住了，我吃惊地抬起头来，我还以为自己不当心踩了别人的脚。
“怎么，你在这儿？你住在哪儿？你回来了也不来看我！该挨骂！”
站在我面前的是我的小学同学、中学同学、大学同学姚国栋，虽说是三级同学，可是他在大学读毕业又留过洋，我却只在大学念过半年书，就因为那位帮助我求学的伯父死去的缘故停学了。我后来做了一个写过六本书却没有得到多少人注意的作家。他做过三年教授和两年官，以后便回到家里靠他父亲遗下的七八百亩田过安闲日子，五年前又从本城一个中落的旧家杨姓那里买了一所大公馆，这些事我完全知道。他结了婚，生了孩子，死了太太，又接了太太，这些事我也全知道。他从来不给我写信，我也不会去打听他的地址。他辞了官路过上海的时候，找到我的住处，拉我出去在本地馆子里吃过一顿饭。他喝了酒滔滔不绝地对我讲他的抱负、他的得意和他的不得意。我很少插嘴。只有在他问到我的写作生活、书的销路和稿费的多寡时才回答几句。那个时候我只出版过两本小说集，间或在杂志上发表一两篇短文，不知道怎样他都读过了，而且读得仔细。“写得不错！你很能写！就是气魄太小！”他红着脸，点着头，对我说。我答不出话来，脸也红了。“你为什么尽写些小人小事呢？我也要写小说，我却要写些惊天动地的壮剧，英雄烈士的伟绩！”他睁大眼睛，气概不凡地把头往后一扬，两眼光闪闪地望着我。“好，好。”我含糊地应着，在他面前我显得很寒碜了。他静了片刻，忽然哈哈大笑起来。他第二天便上了船。可是他的小说却始终不曾出版，好像他就没有动过笔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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