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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介绍虹影，作家，诗人。其作品被译成三十多种文字出版。《饥饿的女儿》曾获台湾《联合报》读书人*书奖。《好儿女花》曾获《亚洲周刊》十大中文小说。《K-英国情人》被评为英国《独立报》2002年十大好书。《上海王》获新浪网评2003年十大中外小说。纽约《特尔菲卡》杂志“中国*秀短篇小说奖”得主。意大利“罗马文学奖”得主。
《饥饿的女儿》是虹影的成名作。六六在十八岁生日那一天得知了自己的身世——原来自己是个私生女。在这个隐秘和耻辱的身世背后，是母亲几段撕心裂肺的绝望爱情，是生父苦熬十八个春秋的等待，是养父忠厚善良的担当与庇护。小说讲述了母亲苦难的一生，个人和家庭的痛苦悄然转化成历史的痛苦，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到七八十年的风云变动不动声色地展现得波澜壮阔。虹影以重庆草根为背景进行的写作中，剥去所有人性关系中的温情脉脉的面纱，有力地展现人生的悲苦。《饥饿的女儿》曾获台湾1997《联合报》读书人*书奖，入选台湾青少年自选教材，被翻译为30多种语言在多个国家和地区出版。《好儿女花》是虹影成名作《饥饿的女儿》的姊妹篇。母亲过世，她返回重庆家乡，在奔丧的三天，逐步揭开了家族阴暗的历史。她曾在十八岁生日当天知晓了自己的私生女身世，之后她浪迹四方，于国际文坛声名鹊起。婚姻遭变，这些都一一夹叙在她奔丧的线索里，母亲的生平，兄弟姐妹扭结不清的人性表现，以及那谜一般的不堪回首的过去，将生活混乱沉重的大幕一点点拉开。虹影写的是底层社会的一个家庭，这个家庭既普通但有特殊，家庭关系特殊，兄弟父母之间都很特殊。在歌颂亲情的大背景下写出了另一方面很复杂的东西，不是没有亲情，而是亲情也包含很多矛盾冲突，这些冲突与人性的弱点是相关的，不因赞美家庭而掩盖这种危机。虹影很真实地讲出了家庭关系里的真实性和复杂性，没有掩盖真实的人性，深入家族细微的关系中，看到*基本的社会层面显现出人性的冲突。这是一部现实主义的经典作品。《上海王》是著名作家虹影“重写海上花三部曲”（《上海王》《上海之死》《上海魔术师》）中的*部，讲述了清末民初上海一位传奇女子的故事。父母双亡的乡下丫头小月桂被卖身妓馆，鸨母新黛玉嫌弃她粗手大脚不能接客，只用作粗使丫头。不料，洪帮老大常力雄却对她一见倾心。常力雄要娶小月桂却突然遭到暗杀。而断送常力雄性命和小月桂前程的竟是她的一个眼色。小月桂沦落十里洋场*底层，却念念不忘常力雄。小月桂借助自己当初一个眼色救下的新任洪帮老大黄佩玉之力东山再起，成为“申曲女王”筱月桂，却调查出黄佩玉正是暗杀常力雄的策划者。筱月桂联合常力雄旧时保镖余其扬设计杀死黄佩玉，并将余其扬推上洪帮老大的位置。而真正的“上海王”却是幕后的筱月桂。《上海魔术师》讲述了1945年前后的旧上海，古灵精怪的杂技女孩兰胡儿，犹太流浪者收养的一个中国孩子加里，他们在光怪陆离的上海大世界相遇。魔幻的西洋魔术与惊险的中国杂技，兰胡儿和加里珠联璧合般的表演，在上海滩风行一时。杂技和魔术艺人的卖艺生活是艰辛的。四年时间，两个少年人在重重磨难中渐渐长大，渐生情愫。他们一次次地死里逃生，一次比一次明白，此生不能分离。两人到底是不是双胞胎兄妹？真相重要吗？*的真相，是他们彼此相爱。《上海之死》是虹影的上海三部曲之一，讲述一位名满天下、备受各界青睐的著名影星受邀回到上海参演*舞剧，却搅进*凶险的漩涡中。她的丈夫被人枪杀于街头，她丈夫的情妇却与她同台演出……当命运的*秘密揭开，她纵身一跃，用死亡带来国家的新生。小说用命运控诉时代，至今仍发人深省。
十六年前第一次在台湾出版《饥饿的女儿》，扉页上写着献给我的母亲唐淑辉。
2009年末，我出版了续篇《好儿女花》，写母亲和我自己内心那些长年堆积的黑暗和爱。扉页上写着给我的女儿。
其实写给母亲的书，何尝不也是给我的女儿。
幼年时我从未有过坐在母亲或父亲的怀里或膝上好光景，听他们讲一个长江里金竹寺神秘故事或大禹治水三过家门的神话——妻子每日在江边一块石头上等待他，天长日久化成一块呼归石。这自家门前的故事，是从街坊邻里道听途说而来。那时我不到五岁。
现在我喜欢抱着女儿，让她坐在膝上，给她讲故乡的从前，我的从前，我母亲的从前，有的出现在《饥饿的女儿》里，有的出现在《好儿女花》里。女儿还不到五岁，听完会有不少问题，有时会说她也在那儿，会帮助大禹战胜龙王。她说她梦见了外婆，外婆摇着一艘船，带她在长江玩。
重庆老家六号院子那一带马上要拆了，成为市建规划的一部分。曾回去办理相关手续，去拆迁办的路，全是乱石碎瓦和戴着安全帽的工人。我对三哥说，我想回家再看看。
三哥说，没钥匙，进不了门，再说什么东西也没有，也没路可去。
我看看手表，时间不够，只能作罢。
心头却一直不松开。
那些长江边半山腰的老院子，那些建在老院子边上的旧楼房，那些拐七拐八的陡峭的街巷，连着那些树草都不在了，说不定在我写这文章时可能就不存在了，从地图上消失殆尽。
我的根再也寻不见了。
奥德修斯离乡二十年，经历磨难后重返，没人能一下子把他认出来。我呢，如书中所言1980年离家出走，渡过长江，离开重庆，越走越远，最后到了英国。2000年返回中国。恰好也是二十年。我的经历没有奥德修斯那样的奇险，少有辉煌耀眼的瞬间，多有失败和痛苦的岁月。这二十年，阅读人间，最后渡回长江，归于自己的故土，归于出生之地。
我经常做一个梦，在老家的阁楼看到一个白色的身影，她是一个冤死的鬼，她飘出我的视线后，我要去追她。正在阁楼养鸽子的三哥却把我推下梯子。我呢，总会爬起来，再爬上梯子。他会再推我下去。我再往上爬。
写作如同爬梯子，目的不是目标，而是为了看清自己从何而来，看见那些消失在记忆深处的人和景致，把他们的形象记录下来。三十五岁时写作《饥饿的女儿》这本书就是经历了这样的过程。四十五岁时写作《好儿女花》也经历了这样的过程。用文字重现我的故乡，纪念我不在人世的母亲、生父和养父，也包括那些去世的从前的邻居。
谢谢阅读这本书的近三十个国家的读者。
虹影
序
◎阿来
这些日子，读了两本听说过很多年的书:《饥饿的女儿》与《好儿女花》。
这是两本读来让人心生惊悸的书，本来我以为是小说，有很强自传性质的小说。但作者自己的说法——至少在《好儿女花》中，她不止一次明确指认《饥饿的女儿》是一部自传。那么，《好儿女花》也可以视为是自传了。前一本书的人物都在这本书里悉数登场，围绕着最主要角色的母亲的去世，与一场中国城市下层社会常见的葬仪，以沉痛的追思的方式延续了、丰满了母亲和与她一生密切相联的那些人物的故事。作者说，她是用这两本书写出内心深处的“黑暗与爱”。在我看来，前一本书更多是黑暗，和对黑暗的反抗。后一本书，则是爱，以及通过这种人类伟大的情感达成的宽恕。
锋利的解剖，勇敢的坦陈，因为深挚的爱恋，因为无论对自己还是对世界还怀有美好的期待。
作者写第二本书时，已经有了自己的女儿，所以她说，写这样的书，既是为了母亲，也是为了女儿。作者没有说出来的话，也许是希望自己不要再像书中的母亲，女儿也不会再是书中那个女儿。
其实，所有这些，作者在这两本书前的寄语中都有充分的说明。而这两本书，母亲之外，另一个主人公正是那个既为女儿，如今已成为母亲的作者自己。女儿与母亲两个形象相互映照，才是这本书开启情感之门的锁钥之所在。
而《你照亮了我的世界》这本短篇集，多数篇目中那些隐约或明晰的故事应是“发生”在写作前两本书之间的时间与空间，是不是也可以视为对这两本书的某种补充，补充了一些关于从反抗走向恕道过程中情感与精神嬗变的留白？同样可以为“照亮”我们的阅读提供一些帮助。
此时，在一个清晨结束了漫长的阅读过后，我一边写下这些文字，一边强烈地感觉到这在我可能是一次错误。
对于如此坦率真诚的写作，如此勇敢的写作还有什么可说的？
我说自己可能犯错还有另一个理由。
这三本书的作者是虹影，在我还是一个文学上藉藉无名的初学者时，她就已经很有名了。在已经变得相当遥远的20世纪80年代，我就常从半地下状态的四川诗人圈子里频繁听说她的名字。虽然，那时我只从民间刊物上读过她几首尖锐的诗，但她的确是很有名了。当她把叙事性的作品也写得很有名的时候，我还在似乎毫无前景的黑暗中摸索。而且，依然没有读过她的书。那时，虹影在媒体上常常是一个话题，或者某个事件，我总是对成为话题与事件的人物抱有某种警惕。
如果不是几个月前和她见了迄今为止的唯一一面——这次见面的机缘还非关文学，是在一次推广牙健康概念的公益活动上。一起吃了主办方请的一顿午饭，除了互相认识，也没有深入交谈。晚上，再见面，是在一个地方喝德国啤酒，吃德式香肠。她和出版社社长商量三本书的重版事宜。我在旁边和别人聊天。记不得我是怎么加入他们谈话的。那时，酒已经有些上头了。酒会让身体和脑袋都变得轻飘起来，这种感觉会让人暂时摆脱了现实的压力与拘束。也许就是在那样一种情形下，我居然应承要为这三本书中文版的再版写这些文字。
后来，一边后悔这个贸然至极的承诺，一面还是找了她的书来读。
在这个过程中，真的为作者表现出如此的勇气感到震惊与佩服。当下，我们大多数的文学早已学会用一套娴熟的技术掩去现实的残酷，用中庸的温情遮掩着放弃了对人性弱点与黑暗的开掘，也正因为此，当我们试图从正面表达爱意时，也总是显得虚伪而孱弱。但虹影在涉笔与中国一部当代史密不可分的家族经历时，不回避，不躲藏，从家庭成员复杂的关系入手，坦率而直接地写出了时代，写出了一个城市被长期遮掩的一个残酷的角落。更为难得的是，作者意图并不止于暴露和控诉，而是专注于幽暗的同时也闪光的人性开掘，专注于曾经的青春所经历的中国式的残酷挣扎与成长，以及更多生命从坚韧充沛走向衰竭与消亡，专注于这些生命如何在这个过程动植物般生存却进行着人的自我救赎。
救赎——不能通向哲学，但至少通过亲情、爱情，达至中国人朴素的宗教感。虽然宗教感中也充满宿命，但这就是人，出身于脏污现实中的人，挣扎求生，作孽而又向善，身行丑陋却心向美好。
三天后的本周六，我要去一个图书馆讲讲非虚构文学。我将试图回答一个问题，非虚构文学为何开始越来越多被有思想的读者喜欢。我想，其间最重要的原因，也许是因为虚构的文学正在大面积地从现实撤退，尚未撤离者也正以中庸的温情和精致的美学遮掩了我们共同经历过的生活的残酷与艰难。
那次答应写这篇序文的地方，是一个非常能代表今天城市光明繁荣那一面的场合，可以用来证明我们终于过上了中产生活。那样的场合适宜谈论风花雪月，适宜大家共同憧憬即将到来的更为丰裕的物质生活。但是，这三本书让我回到了我们这一代人程度不同地经历过的真实生活，共同置身其间的残酷现实——从肉体到精神。我们跟书中那些人物一样，有着黑暗的记忆，我们都需要情感与灵魂的救赎。如果我们没有勇气与能力自我实现，而且这个社会也没有人提供这种灵魂的指引，那么，我以为这三本书，尤其是《饥饿的女儿》与《好女儿花》，也是一种间接的启示。
阿来
2015.12.9于成都
1
我从不主动与人提起生日，甚至对亲人，甚至对最好的朋友。先是有意忘记，后来就真的忘记了。十八岁之前，是没人记起我的生日，十八岁之后，是我不愿与人提起。不错，是十八岁那年。
学校大门外是坑坑洼洼的路面，向一边倾斜。跨过马路，我感到背脊一阵发凉——一定又被人盯着了。
不敢掉转脸，只是眼睛往两边扫:没有任何异常。我不敢停住脚步，到了卖冰糕的老太太跟前，我突然掉转头，正好一辆解放牌卡车疾驶而过，溅起路沿的泥水。两个买冰糕的少年跺脚，指着车乱骂，泥水溅在了他们的短裤和光腿上。老太太将冰糕箱往墙头拉，嘴里念叨:“开啥子鬼车，四公里火葬场都不要你这瘟丧！”
一阵混乱之后，小街还是那条小街。
我愣愣地站在杂乱的路上。是不是我今天跟人说话太多，弄得自己神神经经？从童年某个岁数起，我时不时觉得背脊发凉:我感到有一双眼睛盯着我，好几次都差一点看见了盯梢的人，但每次都是一晃而过。
那个男人，头发乱蓬蓬的，从没一点花哨色彩闪入我的眼睛。他从不靠近我，想来是有意不让我看清。只是在放学或上学时间才可能出现，而且总在学校附近，也从不跟着我走，好像算准了我走什么路，总等在一个隐蔽地方。
这一带的女孩，听到最多的是吓人的强奸案，我却一点没害怕那人要强奸我。
我从未告诉母亲和父亲，不知如何说才好，说不清楚。很可能，他们会认为是我做了什么不规之事，臭骂我一顿。好多年我独自承担这个秘密，渐渐这件事失去了任何恐惧意味，甚至不再神秘。每次有目光盯着背脊——大约隔半月或十天，我总有背脊发凉感觉。事情本身没什么可怕可恨，可能与生俱来，可能每个人都会遇到。人一辈子，恐怕总会有某个目光和你过不去，对此，我可以装作不在乎。说实在的，平时愿意看我一眼的人本来就太少。
而每次我想抓机会捕捉这个目光，它都能躲开我。而我不过是为了某种确定，就像过分小心地逮一只翠绿的蜻蜓。或许虚飘飘的东西本不应该拽紧，一旦看清，反有大祸。
我不敢多想这件事，那一年我的世界闪忽迷离，许多事纠缠在一块，串成一个个结子，就像我行走的小路边，石墙上的苔藓，如鬼怪的毛发一般，披挂下来。
2
我的家在长江南岸。
南岸是一片丘陵地，并不太高的山起起伏伏，留下一道道沟坎。如果长江发千古未有的大水，整个城市统统被淹，我家所居的山坡，还会像个最后才沉没的小岛，顽强地浮出水面。这想法，从小让我多少感到有点安慰。
坐渡船从对岸朝天门码头，可到离我家最近的两个渡口:野猫溪和弹子石。不管过江到哪个渡口，都得在沙滩和坑坑坎坎的路上，往上爬二十分钟左右，才能到达半山腰上我的家。
站在家门口的岩石上，可遥望到江对岸:长江和嘉陵江两条河汇合处，是这座山城的门扉朝天门码头。两江环抱的半岛是重庆城中心，依山而立的各式楼房，像大小高矮不一的积木。沿江岸的一处处趸船，停靠着各式轮船，淌下一路锈痕的缆车，在坡上慢慢爬。拂晓乌云贴紧江面，翻出闪闪的红鳞，傍晚太阳斜照，沉入江北的山坳里，从暗雾中抛出几条光束。这时，江面江上，山上山下，灯火跳闪起来，催着夜色降临。尤其细雨如帘时，听江上轮船丧妇般长长的嘶叫，这座日夜被两条奔涌的江水包围的城市，景色变幻无常，却总那么凄凉莫测。
南岸的山坡上，满满地拥挤着简易木穿斗结构的小板房、草盖席油毛毡和瓦楞石棉板搭的棚子，朽烂发黑，全都鬼鬼祟祟:稀奇古怪的小巷，扭歪深延的院子，一走进去就暗糊糊见不着来路，这里挤着上百万依然在干苦力劳动的人。整个漫长的南岸地区，几乎没有任何排水和排污设施:污水依着街边小水沟，顺山坡往下流。垃圾随处乱倒，堆积在路边，等着大雨冲进长江，或是在炎热中腐烂成泥。
一层层的污物堆积，新鲜和陈腐的垃圾有各式各样的奇特臭味。在南岸的坡道街上走十分钟，能闻到上百种不同气味，这是个气味蒸腾的世界。我从未在其他城市的街道上，或是在垃圾堆集场，闻到过那么多味道。在各色异味中生活，脚踢着臭物穿行，我不太明白南岸人为什么要长个鼻子受罪。
老是在说，抗战时日本人投下的炸弹，有好多没有爆炸，落在山坳沟渠，埋在地底；国民党1949年底才最后放弃这个城市，埋下炸药有几千吨，潜伏特务十几万——也就是说，成年人都可能是特务，经过五十年代初共产党的大镇压、大枪决，依然可能有无数特务漏网。解放后入了共产党的人，也有可能是假的。每天夜里，他们——男特务女特务们——都要出来搞破坏，杀人、放火、奸淫，做各种坏事。他们不会在对岸中心区的水泥大厦间、柏油马路上活动，喜欢偷偷潜行在这个永远有股臭味的南岸:这个本来不符合社会主义形象的地方，自然该反社会主义的人物出没。
只稍走出门来，倚着潮湿湿的墙，侧着耳朵听:打更棒棒一声声敲着黑夜，没准一个蜘蛛网罩住的房门，会神秘地露出一只旧时代的红平绒绣花鞋；那匆匆消失在街转角的男人，黑毡帽压低，腿上藏着尖刀。阴雨天暗时，走在脏水漫流窄坡上的每个人，都是一副特务嘴脸。随便在哪一寸地上，掘地两尺，没准就可挖到尚未爆炸的炸药炸弹，或是一本写了各种奇怪符号的密电码本，或是用毛笔记录了各种怪事的变天账。
一江之隔，半岛上的城中心，便有许许多多的区别，那是另外一个世界，到处是红旗，政治歌曲响亮欢快，人们天天在进步，青少年们在读革命书，时刻准备长大做革命的干部。而江南岸，是这大城市堆各种杂烂物的后院，没法理清的贫民区，江雾的帘子遮盖着不便见人的暗角，这个城市腐烂的盲肠。
从过江渡船下来，颤颤悠悠过跳板，在砾石和垃圾的沙滩上走上十多分钟，抬起头来，一层层一迭迭破烂的吊脚楼、木房、泥砖土房。你只会见到一个最不值得看的破屋子迷魂阵，唯有我能从中找出一幢黑瓦灰砖的房子，面前一块岩石突出在山腰上，伸向江面。这一带的人都管这一角叫八号院子嘴嘴，它位于野猫溪副巷。野猫溪副巷整条街只是一条陡峭的坡道，青石板石级低低高高不匀，苦楝树，黄桷树，还有好些有时臭有时香的植物，歪立着好些早就应当倒成一堆堆木块的破房子。八号院子嘴嘴，院墙和大门黝黑，一侧墙青红砖相间，任意地泼了点色彩。那是得福于一场雷雨，电劈掉了半壁墙，重砌时，碎砖不够，找来一些红砖填补。
这还不是我的家。从窄小的街上看，只会看到一个与整个地区毫无二致的灰暗屋顶。和八号院子平齐的是七号院子，我家院子是六号，顺山坡地势，略略高出前两个还算像样的院子，墙板和瓦楞长有青苔和霉斑。中间是天井，左右一大一小两个厨房，四个阁楼。大厨房里有一个小回廊，连接后院，还有阴暗的楼梯，通向底层的三个房间和两个后门。
这么一说，像个土财主的宅子。的确，原先不知道是个什么人家的住房，1949年底共产党来了，房主人很聪明地落个下落不明，家具和几台土织布机充公搬走了。住在沿江南岸木棚里的水手家属们，立即半分配半自动占领了这院子。所以当我说的什么堂屋、回廊、后院、偏房、阁楼，等等，只是方便的称呼。
这个原先的独家院子住了十三户人家，不管什么房间都住着一家子，大都是三代人，各自的乡下亲戚熟人时来时往，我从小就没弄清过这个院子里住了多少人，数到一百时必掉数。
3
我家一间正房，只有十平方，朝南一扇小木窗，钉着六根柱子，像囚室。其实我们这种人家，强盗和小偷不会来光顾。窗只在下雨时在冬天夜里关上。而窗外不到一尺，就被另一座很高的土墙房挡得严严实实，开了窗，房里依然很暗，白天也得开灯。从窗口使劲探出头往那墙顶上看，可看到一棵大黄桷树的几枝丫丫。从中学街操场坝流下的小溪，在树前的峭壁上冲下陡坡，从那儿流入江里。夜深人静，溪水哗哗响，一点也不像野猫，倒像一群人在吵架，准备豁出命来似的。
我家幸好还有一间阁楼，不到十平方，最低处只有半人高，夜里起来不小心，头会碰在屋顶上，把青瓦撞得直响。有个朝南的天窗，看得见灰暗的天。
这两个房间挤下我的父母、三个姐姐、两个哥哥和我。房子小，人多，阁楼里两张我父亲手做的木板床，睡六个孩子。楼下正房也就是父母的房里，一个藤绷架子床，余下地方够放一个五屉柜，一把旧藤椅，一张吃饭桌子。
家里孩子大了，夜里只能拆掉父母房里的桌子，放一个凉板床，两个哥哥睡。白天拆掉凉板床，腾出空来放桌子吃饭，洗澡的时候，再拆掉桌子和凳子。说起来手续繁杂，成了习惯也简单。
1980年，我家住在这个院子已有二十九个年头了。1951年2月1日由江北刚搬进这间小房时，父母只带着两个女孩。毛泽东在五十年代鼓励生育，人多热气高，好办事，而且不怕打核战争，炸死一大半人，中国正可称雄全世界。大陆人口迅速翻了一倍半，八十年代迈入了十亿。
从我生下，我们一家成了八口，我从未觉得家里挤一点有什么了不起，以前，下乡插队的姐姐哥哥只是偶然回来，现在“文革”结束了，知青返城，开始长住家中。到1980年这两间板房快挤破开了，像个猪圈，简直没站脚的地方。这年夏天的拥挤，弄得每个人脾气都一擦就着火。
几天前母亲对我说，大姐来信了，就这两天回来。
大姐是最早一批下乡插队知青，因为最早，也就最不能够回到城市。她离过三次婚，有三个孩子，最大的比我小六岁。她生了孩子就往父母这里一扔，自己又回去闹离婚结婚。“天棒！”母亲一提起大姐就骂。“我啷个会养出这么条毒虫？”大姐一回来，呆不了几天，就会跟母亲大吼大吵，拍桌子互相骂，骂的话，听得我一头雾水。直到把母亲闹哭，大姐才得胜地一走了之。
但不知为什么，大姐不在，母亲就会念叨。一听见大姐要回来，母亲就坐立不安，时时刻刻盼望。我总有个感觉，这个家里，母亲和大姐分享着一些其他子女不知道、知道了也觉得无关的拐拐弯弯肚里事。
就这年夏天，好多事情让我开始猜测，恐怕那些事与我有点关系。一家人中惟一可能让我套出一点口风的，是大姐。因此我也和母亲一样，在盼大姐回来。
我是母亲的一个特殊孩子。她怀过八个孩子，死了两个，活着的这四个女儿两个儿子中，我是幺女，第六。我感觉到我在母亲心中很特殊，不是因为我最小。她的态度我没法说清，从不宠爱，绝不纵容，管束极紧，关照却特别周到，好像我是个别人的孩子来串门，出了差错不好交代。
父亲对我也跟对哥姐们不一样，但方式与母亲完全不同。他平时沉默寡言，对我就更难得说话。沉默是威胁:他一动怒就会抡起木棍或竹块，无情地揍那些不容易服帖的皮肉。对哥姐们，母亲一味迁就纵容，父亲一味发威。对我，父亲却不动怒，也不指责。
父亲看着我时忧心忡忡，母亲则是凶狠狠地盯着我。
我感觉自己可能是他们的一个大失望，一个本不该来到这世上的无法处理的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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