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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莽，中国当代作家，祖籍湖北竹溪，武汉大学毕业。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发表作品，迄今出版长篇小说《纸厦》《寻找汪革命》等十二部，中短篇小说集《窥视》《死去活来》等十五部，散文随笔集《墨客》《竹影听风》等六部，系列方志小说《庸国》五卷，长篇传记《刘道玉传》两卷，学术著作《诗说新语》《诗经今译》等五部，外文版小说集《开电梯的女人》《打你五十大板》《玩阿基米德飞盘的王永乐师傅》三部，以及电影电视《祝你好运》《高爸再见》等，共计五十余部，一千多万字。获国内文学奖二十多次，部分作品被翻译成英、法、日、俄等多种文字。
《公元1985年的“逃跑事件”》是小说家野莽首次将以*人称创作的中篇小说结辑出版的优质选本。他的作品既有对历史的深刻反思，对现实的敏锐观察，也有对人性的复杂认识，对未来的美好期望。如中篇小说《公元1985年的“逃跑事件”》以轻松幽默的语调讲述了一个真实的故事:作者凭真才实学考上某重点大学，但被单位领导以“缺乏人才”为由卡住不放，他只好选择不告而别、弃职入学，但因人事档案、户口、粮油关系等被扣在原单位，导致作者在校期间倍受艰辛，*后作者以真诚感动单位领导，双方握手言欢，人事档案等才得以放行。这个温暖故事给人带来的广泛思考是世界需要理解，人际需要沟通，只要真诚善良，任何尖锐的矛盾都是可以化解的。
人生其实就是一个不断“逃跑”的过程。
由年幼无知的少年向青春勃发的青年“逃跑”，由大山围困的寂寞封闭向都市开放的热闹喧嚣“逃跑”，由无知落后向求知若渴“逃跑”，由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逃跑”，由狭隘自私的此岸向海纳百川的彼岸“逃跑”……正所谓:同是天涯沦落人，今生何处不“逃跑”？
当我接到小说家野莽先生的中篇小说集《1985年的“逃跑事件”》后，不禁会心一笑，立马就想起了电影《追捕》里的杜丘与真由美的逃跑形象来。我一改以往审稿从头到尾的僵化模式，先从*后一篇“逃跑事件”的小说开始阅读:果然小说主人公“我”就像杜丘一样英俊潇洒，不同的是杜丘生在东洋的岛国，“我”却成长在中国南方的一个偏僻小镇；杜丘是因为被人陷害而东奔西突，力图在逃跑的路上寻求真相，“我”却因为才华横溢而被单位领导死死卡住粮油户口关系不能前去武汉大学入学报到；杜丘在逃亡的过程中遇上了漂亮的真由美，谈了一场轰轰烈烈的爱情，“我”也遇上了一位像真由美一样漂亮的户籍女警官，也想和杜丘一样谈一场恋爱却被女警官判了死刑（不得迁移户籍）；杜丘*后不但查出了真相，还一举抱得美人归，从此过上幸福的美好生活，而“我”*后也成功进入武汉大学读书，左右逢源处理好方方面面的关系，顺利办好了粮油户口关系迁移，还“一笑泯恩仇”，与女警官不打不相识，帮助女警官出版了她的文学处女专著。
野莽先生的小说好看好读，画面感强，就像电影一样迷人，往往于谈笑之间就把人性深处的善与恶、光芒与阴暗掀个底朝天，让读者拍案称奇，于激动莫名之间又能冷静思考:小说题材的信手拈来、故事情节的娓娓道来、人物形象的卑微沧桑、亲情友情的撕心裂肺、灵魂深处的冷峻拷问……构成了野莽小说独特的宏大气象，读来常常让人欲哭无泪、欲笑无语，于生活荒诞不经之处听闻惊雷，振聋发聩，留下苦尽甘来的味道。
野莽先生八十年代曾任职外文出版机构，向国际上特别是西欧大批量推送中国著名作家的文学专著，可谓中国文坛的摆渡人。如今潜心创作，先后出版发行上千万字的文学作品，《公元1985年的“逃跑事件”》是他以*人称手法创作结集的一部优质中篇小说集。小说语言幽默诙谐，故事细节直击人心深处，值得品读，欢迎各界关注、收藏。
公元1985年的“逃跑事件”1
现在我要写的这个故事，是我一生中比较重要的故事之一，我曾经口头对人讲述过多次，而在我的小说里还从来没有出现过，这多少有些令人遗憾。湘人聂夫子打电话约我写一篇小说，写一篇关于警察的小说，聂夫子是文坛包工队的包头儿，国内经常都有一些异军突起的文学杂志请他组稿，他要我干的活儿我不能不干，可是我到哪里去找一个警察呢？我想啊想，想起来了，我问户籍警察行吗？他说怎么不行，户籍警察也是警察；我又问女警察行吗？他说怎么不行，女警察比男警察更值得一写。这一下正中了我的下怀，我撂下电话就来打开电脑，我的这个故事里正好有一个女户警。下面就让我从头慢慢写来，大家别急。
一九八四年冬天，我的一位洪湖市文化局的朋友，来函邀请我到当年韩英和刘闯建立赤卫队的地方，给他手下的业余作者们讲一讲创作。当时我是乌山县文化局的创作辅导干部，邀请函是通过我们的文化局局长转给我的，我的洪湖朋友很懂得领导们的心理，尤其是地方上的领导们，他把邀请函一共打印了两份，一份寄给我们的局长，一份寄给我。我们的局长果然中了他的奸计，当即就兴高采烈地批准了我。
我们的局长心里大概是这么想的，毕竟是自己这个局的人去给人家那个局的人讲课，而不是人家那个局的人给自己这个局的人讲课，这说明自己这个局的人比人家那个局的人厉害，进而自己这个局比人家那个局厉害，再进而自己这个局长也比人家那个局长厉害，如果事情是反过来的，他就*不会那么兴高采烈了。所以我刚接到邀请函，就看见他手里也捏着另一份邀请函向我走来，吩咐我道，去吧去吧，代表我们好好讲吧。
从地图上看，乌山县城到洪湖市有两条公路可以行走，一条是通过邻省的平安镇，一条是通过本省的双乌沟市，我选择的是后面一条。双乌沟市是一个比县城大而又比省城小的山城，它的名字有两种解释，一种是上古时代曾经有两只乌鸦从遥远的森林飞到这里，都想占沟为王，彼此打得头破血流，毛飞眼瞎，*后双双落入一条河沟，意思有些像鹬蚌相争这个寓言，只不过是此地没有得利的渔人，再说乌鸦的肉也没什么吃头；另一种解释是双乌又作双五，二五正好得十，是说这里本来由十条沟组成，沟与沟之间是一片坑坑洼洼的山地，穿皮鞋走路往往崴脚，不过现在早已经旧貌换颜，年轻人穿拖鞋都能走了。
以上两种解释各有道理，我们就不必过多地考证，知道它怎么成了一座城市就行了。成因大抵是这样的，三十多年前我们国家要建一个汽车制造厂，基地选在哪里都不合适，害怕美帝国主义丢原子弹，后来还是林彪聪明，提出把厂子建在这里，原子弹丢过来被大山挡住了，要炸也顶多损失一个局部，*想了想同意了，符合他老人家要准备打仗的原则。这样一来，工人多了，家属也跟着多了，厂房多了，家属楼也跟着多了，同时又多了一些为工人和家属以及南来北往的人服务的商业、文化、教育、交通、餐饮、旅居等等方面的房子，于是农村就渐渐变成了城市。
这就是一座城市的源起和它的发展史，因此城市人千万不要瞧不起农村人，城市人的祖先都是农村人，而农村人的祖先又是山顶洞人，就是那些光着屁股到处找东西吃的直立动物。
这座山城是管辖附近六县的市委所在地。当我乘坐长途汽车赶到双乌沟市车站，准备转火车到省城，再转汽车到洪湖赤卫队的所在地时，我在车站出口处看见了一件米黄色的风衣，风衣的两襟在黄昏的车站外迎风飘扬，给人一种风吹战旗的感觉，穿风衣的人头发也向一个方向飘着，好像大海里被波涛鼓动的海藻。我认出穿米黄色风衣的是我们这一带*有影响的诗人，他的名字叫柳南风，爱情诗写得非常棒，谁看了非流着眼泪爱上作者，尤其是十八至二十四岁的喜欢做梦的女孩儿。柳南风诗人的两眼轱辘打转，在出站的乘客中搜索目标，我就走过去，笑着打了声招呼道，南风兄，你怎么迎着北风站在这里，是不是特地来接我的？
我说的本来是个开玩笑的话，万没料到他却一把抓住我说，你说得太对了，我就是来接你的，或者说是来截你的！
我仍然笑着问道，为什么要截我？我又不是在逃的案犯。
他一下严肃了说，我不是跟你开玩笑的，我们市昨天正式成立了文联，准备创办一份杂志，今早打电话要借调你，才听说你今天去洪湖给人讲课，可能会路过双乌沟市，高山吼主席派我在这里把你截住，不要去讲课了，晚上给你安排个地方住下，明天就到文联上班，让我们共同来举起这面文学的大旗吧。
我一听他认真，就也认了真说，不行，我已答应好了要去洪湖，不去我的朋友就会生我气。
他说，情况紧急，不要想那么多了，我们已经给你朋友打了电话，请他给予理解和支持。说完他一手抓了我的行李，一手抓了我的胳膊就走。
就这样，我被留在双乌沟市文联上起班来。柳南风诗人给我看了文联给他下的委任书，是即将创办的杂志编辑部主任，这个意思是我归他管，于是他把我带到水淹县一家印刷厂里，两个人住在一个破木板楼上办起了杂志，这里就成了我们的临时编辑部。破楼房门窗漏缝，寒天冷冬的，屋外的风呜呜叫地往屋里面灌，冻得我俩的身子缩成两团，把鞋子脱了偎进被子里，靠在床上修改作者的稿子，手冻疼了就放在嘴上呵口热气。同时我俩自己也写，杂志里缺什么写什么，化个名字署在作品上，弄好一篇就让印厂的排字女工上来取走，我俩接着又改又写。
双乌沟文联明里说是借调，暗里却由一位名叫龙刚柔的副主席坐车到我们县，正式办理我的关系。我们的局长一听龙刚柔副主席的来意，坚决要把我卡住不放，他情愿我被人家请去讲课，却不情愿我被人家调走工作，因为请去以后还会回来，还由他管，而调走以后就回不来，就不由他管了，尤其是被上级单位调走，将来如果成了他的上级怎么办呢？他要一辈子管我，我死以后管我的儿子，儿子死了管我的孙子呢。但是我们的县委书记，一个和大寨陈永贵一样名字的老干部却胸怀宽广，特别愿意向上面输送有用的人才，恨不得联合国来人把我调去才好。
我的档案关系和粮油户口很快就转到双乌沟市，一夜之间，我就变成这个市的人了。
七十年代以后出生的年轻人，对档案户口之类的东西可能还知道那么一点，但对粮啊油啊什么的玩意儿可能就不知道了。那时候*才去世八年，“四人帮”也才粉碎八年，一切都是有计划的，在国家的粮食还不十分充足的前提下，机关干部和城市居民每月只有二十八斤粮，还分粗粮细粮，细粮是大米白面，粗粮是玉米高粱以及豆类。油也每人每月只有四两，分为菜油或者香油。工人是体力劳动者，粮食要多几斤，农民自己种自己吃，吃多少国家不管，军人保卫祖国，供给制吃饱算数。学生是八九点钟的太阳，要长身体要奔向未来，每月有三十三斤粮，半斤油，都在一个粮油本儿上记着。无论是工农还是商学兵，出外办事还得取成粮票和油票，粮票和油票又分全国的和各省各市的，全国通用粮票可以吃遍全国，省市地方粮票就只能在本地使用。下馆子光给钱还不行，还得给全国或者省市粮票。我当时是个快乐的单身汉，粮油户口无处可落，就只好落在文联的集体户口上，是单独的一页纸，硬轴轴的，像一张读书卡片。
这就为我后面的故事埋下了伏笔。谁也不会想到，这页硬轴轴的纸很快会给我带来如此大的困难，甚至可以说是灾难，差点儿影响了我的命运，阻碍了我在前进路上的步伐。
2接着再写我是怎么考上大学的，不写这个后面的故事无法展开。
也就是在第二年春天，我和柳南风诗人在水淹县吃苦耐劳编辑的杂志，*期已经印出来了，但是随着这本杂志的出版和发行，同时也涌现出了无穷无尽的矛盾和斗争，具体说来复杂透顶，总而言之是争权夺利。先是联络部主任古春秋跟编辑部主任柳南风打了起来，接着古春秋跟文联主席高山吼又打了起来，再接着办公室主任林子祥跟副主席龙刚柔也打了起来，又接着古春秋跟林子祥又打了起来，*后，不知怎么高山吼跟龙刚柔也打了起来。同志们各自为阵地打着，互相交叉地打着，一会儿团结过去的同志打击目前的敌人，一会儿又联合目前的敌人打击过去的朋友。
刚刚成立的文联打得一塌糊涂，不可开交。我的年龄*小，又是新来的一名成员，这就成了大家争夺的对象，在他们互相进攻和防守的时候，各自都希望我能伸出一只援助的手。我没有能力化解这场矛盾，也不适应这样的斗争生活，心里直后悔不该到这里来，有一种上了贼船的感觉，一天到晚都想找个机会逃走才好。
当时我们国家正在筹备建立三峡省，据说省会定在宜昌，那边文联有我的好朋友，来信想要我过去入伙，这事成了我的候选节目，如果不是省作协及时地开会通知我去参加，很可能我就去了那边。去省作协开会的时候，我偶尔在湖滨饭店的报纸上看到一篇文章，说武汉大学将要进行教育改革，破格招生，凡是在全国公开刊物发表多少万字以上作品的青年作家，不管过去上了几年学，考试通过可以插入本校中文系三年级，两年后毕业就是本科学历和学士学位。其他的系也是这样，有发明创造的可以考物理系，有法学论文的可以考法律系，有翻译著作的可以考外文系。文章里说这位离经叛道的校长名叫刘道玉，原本是高教部的一名官员，共青团的书记和武汉市的市长都不愿当却要当武汉大学校长，立志要在这块教育阵地干出几件史无前例的大事。我看到这篇文章心里有点儿高兴，脑子里咕噜冒出了一句古诗，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什么的。我把那个“降”字改成“选”字，于是身子抖擞了一下，回去整理出一堆自己过去发表的作品，就给武汉大学报名处寄去了。
当时我是喜昏了头，顾头不顾尾，忘了看招生简章上的*后一条，就是报名时应交三块五角钱的报名费，我一分钱都没有交，评审委员会看到我的作品以后，通知我马上补交。后来我才弄清这事的内幕，评审委员会是由中文系五位资深教授组成的，其中有两位是当代著名的文艺批评家，一位是博导陈美兰，一位是硕导於可训，陈美兰教授好像还是副组长。他们看过我的作品之后，心里已经在打我的米了，於可训怕我稀里糊涂又误了交钱，在学校发我通知的同时他替我把钱交了。三个月后我接到面试的通知，临时抱佛脚地看了几天《古代汉语》和文艺理论方面的书，就坐火车出发去参加面试，到校后听说全国报名的有一千九百多人，取得考试资格的有两百多人，但这次只录取十五至二十人。
上面发生的这一切，我所在的市文联都不知道，主席高山吼和奉命在车站截我的诗人柳南风，一边和内部的敌人进行斗争，一边努力地办着杂志。高山吼主席每天夜里做梦，梦见杂志*期发行了一百万份，第二期三百万，第三期五百万，然后势如破竹，逐月递增，迅速地覆盖国内，席卷全球，把美国的《读者文摘》都打了个落花流水。赚的钱哗哗地飞进屋里，用它先盖了一座五角大楼，做办公和接见外宾用，接着又一人盖了一栋别墅，前面一个花园后面一个花园，跟当年的铁托总统一样。梦到这里一下笑醒了，看见地上白花花的一片，却不是银子，而是床前的明月光。
我参加报考的事之所以对他们守口如瓶，并不是我欺君罔上，目无组织，原因乃是我对这事实在没有太大的把握，担心到时候闹个笑话，事情一旦传开，这个也叫我野大学生，那个也叫我野大学生。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一般都是这个德行，他们对一切事物不看内在价值，只看外表形式，狗从哪里偷来一块金牌挂在脖子上，他们就认为它是冠军，一只苍鹰中了暗箭倒在地上呻吟，他们会说它叫得还不如母鸡好听！这和封闭地区人民的文化程度有关，在这个自古都有乌鸦争王的地方也是如此。大家都知道的，想瞒也瞒不住，我是在“文革”中读完初中一年级，就被敲锣打鼓地欢送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整整被人家教育了十年，基本上被教育得和他们一样没什么文化了。
现在突然要上大学，并且是名牌大学，还不读一年级，也不读二年级，直接就读三年级，虽然有几十万字的作品给我壮胆，有陈美兰和於可训两位老师给我撑腰，我心里仍然底气不足。考完后我给陈美兰教授写了一封信，无非是打探一下虚实，陈美兰教授给我回信说，请相信我们的公正。我把这句话琢磨了不下一万遍，*终也没得出结论。接着我又请方方悄悄地去帮我打探一下，有我的名字就告诉我一声，没有我就索性不指望了。方方是武大前些届的毕业生，跟她的老师们关系甚好，她很快就帮我打探到了，说是不仅有我，而且我还是名列前茅的种子选手，马上就要寄通知书了，赶快打点行李准备盘缠吧！不过她要我不要对别人说，防止老师知道了说她是个打入内部的奸细。
这一下我心里有底了，可以正式对组织上说我报考的事了，我为方方和我自己保密，绝口不说我已被录取的话，只说可能会被录取。然而我连这话也不该说，到底是乌山的人，忠厚老实之至，要是我有林彪那样的城府，那么阴险和隐蔽就好了，平时按兵不动到时突然下手，接到入学通知书后，偷偷带走我的档案，转走我的户口，那样不是很利索吗？粮油关系是随着户口走的，那时候文联办公室的铁柜钥匙我们一人一把，谁也不会提防着我，我是他们派人拦路劫抢弄来的人才啊！可是我居然正正派派地说了，我这一说事情就搞坏了。
文联立刻召开紧急会议，研究我的去留问题，主席高山吼惴惴不安，诗人柳南风闷闷不乐，副主席龙刚柔默默不语，我知道他们都试图感化我，用一种比较符合人性的方式把我留住，而其他几个次要人物，譬如办公室主任林子祥，小办事员李苦娃之类，这几个既没有一技之长又没有远见卓识的蠢家伙却义愤填膺，大骂我是叛徒，二万五千里长征刚走出*步就叛变了革命，以后怎么到达陕北？五角大楼和花园别墅还盖不盖了？研究结果是坚决要把我堵住，就像那次在车站出口处把我堵住一样。
我觉得我这一生很惨，处处都有人要堵住我，“文革堵了整整十年，它要是不堵住我恐怕我目前早已是博士后，早已是名牌大学的教授了，怎么会落得人过三十才上大学的下场呢？世上的所有事情大抵都是如此，由简单到复杂，又由复杂到简单，矛盾就是这样被激化的，性质就是这样被转变的，应该说是他们的愤怒激起了我的愤怒，他们的决心促成了我的决心，我一看光明磊落吃不开了，就去学当年的韩信，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一边在高山吼主席面前苦苦哀求，一边做好自己去派出所取走户口的打算。现在总算好了，自从心里起了这个邪念，小说中的一个重要的人物，一个手握大权牢牢捏着我一生命运的人物，文坛包工头儿聂夫子兄要我写的一个女户籍警察，马上就要出来跟大家见面了。
3但是别忙，事情不会有这么简单，别说是一个人要上大学，就是一个人要上厕所，把门的老太太说你腰里别着一颗手榴弹，堵住你坚决不许你上又怎么啦？单位领导还要轮流给我做一番思想政治工作呢，做得好要做，做不好也要做，要想不做是不可能的，什么事都不会做就专门做思想工作，从事这种职业的人往往还是一把手。
当然，我指的不是我们的主席，我们的主席高山吼是个好人，是个文人，是个有积极浪漫主义倾向的小说家，他对我的谈话不落俗套，不同凡响，水平远远在专门做思想工作的一把手之上。他说，你这个娃子，你上大学干什么，你的水平早就超过大学生了，你去年给郧阳师范学院的大学生讲课，大学生们报以热烈的掌声你以为我不知道？全市数以万计的大学生哪一个写得出你那样的文章，只要你安心留下，我马上到劳动人事局去，把你干部履历表上的学历填一个大学毕业，下月就把你的工资加起来！而且再过几年我就退了，龙刚柔书记比我大八岁，柳南风诗人是我们借调来的，古春秋是一根搅屎棍，林子祥狗屁不懂，李苦娃蠢得像猪，就你又年轻又有才华，我这个文联主席早晚都是你的，虽说不算太大但是也不算太小，怎么说也相当于一个县长吧！
他低着个头也不看我，用一只手扳着另一只手的指头，一个一个地给我计算和分析文联的人，*后说到我时正好落在一根大拇指上，他就把这根大拇指高高地翘着，再也不放下去了，抬起头来望着我的眼睛，想看我到底是什么反应。我看着他的那个样子，心里一阵一阵地觉得好玩儿，我怎么会选择当县长呢？我怎么会在这个十条沟的城市里住一辈子呢？我怎么会参加到他们之间激烈的斗争中去呢？但是高山吼主席却一点儿也不管我心里是怎么想的，说完这番主观的话他就走了。他记着许愿在我干部表上填个大学毕业的事，认为这是留住我的关键，就雷厉风行，言必有信，转身走到劳动人事局去给我填表。
谁知他走后还不到一个小时，又垂头丧气地走了回来，说是正好分管劳动人事的组织部部长坐在那里，一听这话就把他训了一顿，你高山吼好大的权力，比国家高教部部长的权力还大，部长想让谁大学毕业*起码也得让他进个大学门呢，你狠，你拿笔写一个就是，莫非你是过去的乾隆皇帝？高山吼主席向我披露这个内幕的目的，我想是让我千万不要怪他，要怪只能怪分管劳动人事的组织部部长，而他还为我白挨了一顿臭骂，士为知己者死，就为这个情分，我也应该留在他的身边别走了。
然而我却笑了笑说，你就是给我填了大学毕业，我的大学不也没毕业吗？
高山吼主席见我已死心塌地，心里怀着自己的主张，一声长叹离我而去。龙刚柔书记接着又来做我的工作，他是我父亲四十年前的结义弟兄，据说他们当年曾经杀鸡滴血，饮酒盟誓，比我们现在所谓的铁哥们儿要铁多了。我的工作调动是他亲自到我原来的单位县文化局办过来的，他以叔辈、领导和关系经办人的三重身份，满脸慈祥，语重心长地告诉我说，我在文联管组织工作，你要愿意加入组织我亲自做你的介绍人，财务上我也管，我让单位出钱给你租一套房子，或者索性买一套也行，以后你总要谈女朋友吧？谈女朋友总要结婚吧？结婚总要有房子吧？我别的不能保证我能保证你有个地方住，这里的漂亮姑娘比县城要多，你看中哪一个，你就直接对她说你有房子……
我不忍心浪费他宝贵的精力，打断他的话说，龙叔叔别说了，我还是要走。
我看见我说这话的时候，我父亲的结义弟兄，我的行政领导脸色渐渐变黑，呼吸渐渐变快，忽地一下，他的一双眼皮耷拉了下来，就好像演出提前结束，一句话都不说了，他也起身走了。
编辑部主任柳南风毕竟是个诗人，虽然是他在车站拦路截抢了我，满心希望我们从此携手并肩，风雨同舟地干出一番大事，但是他有一颗爱心，对我的将要离去心情是犹豫的，立场是摇摆的，一方面不愿舍弃，另一方面又不肯伤害，因此他的态度跟以上两位主席不同，他在会上对我表示了诚恳的挽留，散了会却私下对我说，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我把你看作是我的兄弟，为兄我相信你的选择，只当那天我没有去车站截你，只当我没有把你截住，行吧？弟弟你记着，无论何时，无论何地，我们之间的兄弟之情是不会变的！
十七年后，现在我认真地回忆起来，当时积极支持我走的只有一个人，这人是联络部主任古春秋，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这样积极地支持我走，或许他认为我和柳南风诗人是高山吼主席的左膀右臂，是杂志社的两个主力，他希望其中去掉一个，让天塌下来一半。古春秋主任白天在会上面带神秘的微笑，两眼望我，一言不发，天一黑就来敲开我的门说，你谁的话都别听，就听我一句话，走吧，走吧，举它个鸡娃子大旗！
说完这一句话，古春秋主任飘然而去，迅速消失在门外的夜色中，只剩下空谷足音，他劝我走吧走吧的声音在我耳边久久回响。他穿的是一身黑色的衣服，就像武侠片里的侠客一样，我觉得这人非同寻常，言语作金石之声。
4我特别害怕武汉大学寄来的入学通知书，落在办公室主任林子祥和小办事员李苦娃的手里，这是两个坏人。前者我跟他一见面就看出了问题，我觉得他跟香港那个著名的电影导演同名，那个林子祥真是倒了他的八辈子大霉。
有人说看人不能脸谱化，长得一副坏相很可能是个好人，长得一副好相很可能是个坏人，可是我看人就善于看脸谱，并且往往一看一个准儿。所谓坏相并不是这人长得有多么丑陋，而是从他的眼光和神情里，从他肌肉的运动和毛孔的闭合上，发射出一种奸诈邪恶之气，只要他一动歹念，怎么遮掩也遮掩不住，这种人其实有的长得并不丑，还有的甚至可以说是酷毙或者帅呆，缺乏人生经验仅靠自我感觉的，任性而又浅薄的男孩儿女孩儿，一般都得吃他大亏，这类青年得有五十周岁以上的智慧老人负责把关才行；所谓的好相也并不是这人长得有多么漂亮，而是他的眉宇之间有一股凛然正气，看人的眼光是直线的，肌肉的神经是松弛的，出气的频率是均匀的，想说话张嘴就说，想发笑开口就笑，说完笑完也就完了，就忘到九霄云外了，接着就去做正经事了。这种人有的别看长得不美，容易被上述那些男孩儿女儿看不上眼，不过五十周岁以上的智慧老人却敢替他打保票，支持年轻人大胆地去交朋友。
林子祥就属于前面的那种坏人，猛一看长得圆头大脑，慈眉善眼，像个行善积德的老和尚，但是世上那些作恶的事，缺德的事，恰恰就是这类老和尚干的。而李苦娃是一条典型的狗，谁是主子他舔谁的屁股，谁是主子的对头他就咬谁的小腿肚子。
他们如果拿到我的入学通知书，完全有可能给我扔了，烧了，或者改成他们亲戚的名字，冒名顶替去进校读书，总而言之什么事情他们都做得出来。有一次我的一篇名叫《改革家》的小说在《青年作家》杂志获了一个讽刺小说奖，杂志社给我寄来的证书，他们收到后给我一举销毁了，让我这个奖等于没获。我是怎么知道的呢？这篇小说的责任编辑、青年女诗人徐慧写信告诉我说，是她亲自挂号寄给我的，当时还准备通知作者到成都领奖。接着我又在门外的垃圾桶里，发现了几个牛皮纸信袋的碎片，一片上面有个“莽”字，还有一片上面有个细长的“里”字，分明是我“野”字的半边。
还有一次《人民文学》寄给我的一张稿费单没有了，这事直到两年以后，我从武汉大学毕业分到北京工作，跟这家杂志的朋友谈起稿费标准才知道的。我想这肯定是他们两个人中的一个拿去取了，买烟抽了，因为他们的抽屉里有公章，稿费单上拿公章一盖，不用本人的证件也可以取走。
不过这只是他们几件偷鸡摸狗的小事，值不了几个钱，我恨他们根本不是为这些事，而是他们在会上公然建议把我堵住，说着说着还站了起来，结果堵又没有堵住，又手持公函追到珞珈山上，要把我从武汉大学捉回去，发配到一个有湖北的“西伯利亚”之称的又远又穷名叫郧西的山县去劳动改造，以观后效。关于这个故事容我后面再写，我得接着写如何取到了那张入学通知书。为了它我可是不辞劳苦，连续几天，一到早晚两次收信的时辰，我就守在邮递员骑车必然经过的三岔路口，把整个文联的报纸邮件都接到手里。老天保佑，就这样坚持到第五天下午，我终于从邮递员手里取到了这个玩意儿。
我立刻开始打点行装，准备不辞而别。不过在走之前，必须要做一件事情，那就是到管我户口的派出所里，设法先把我的户口转走，因为有户口才有粮油，有粮油才能吃饭，至于那个牛皮纸袋装的档案，入学以后一边吃饭读书一边再想办法，我想天无绝人之路，两年时间总有机会。我对如何转户口的知识一概不懂，去年冬天从县城调到市里，所有的关系都是龙刚柔书记给我办的，可他现在恨不得把我五花大绑，关在一间小屋子里才好，我根本就别想去请教他。别的人我也不能贸然相请，防止一不小心走漏了消息，连一线逃走的希望也没有了。心急如焚之中我给市派出所打了一个匿名电话，咨询大学新生的转校户口如何办理，派出所的回答干脆得像个萝卜，说是带着本人的入校通知书，到单位或个人户口所在地的派出所就可以了。我不禁心花怒放，欣喜若狂，带上通知书就往区派出所跑。
现在，这个千呼万唤的女户籍警察总算要出场了，再不出场就是她的不对了，因为在我去转户口的那一天，派出所里正好轮到她一人值班，这是我们命中注定的缘分，也是我今生要倒她一次大霉的必然所在。不过在我看见这个女警察之前，首先看到的是一棵树，这棵树是南方亚热带地区的阔叶乔木，我叫不出它的名字，只认准它枝干横生，叶片肥大，夏天路过此地，人会想起大树底下好乘凉这句老话。这棵树上落着一只乌鸦，就是这片土地*早的开拓者，相当于双乌沟的“哥伦布”，当地叫作老鸹的那种不招人喜欢的黑鸟。它见我雄赳赳地朝它走来，那张臭嘴巴张了一张，好在它没有叫，像是打了个呵欠又闭上了，我心惊肉跳地盯着它嘴，心想你可千万嘴下留情，哇的一叫我的事情就麻烦了。我还想这棵树上怎么不给我落一只喜鹊，谁不知道喜鹊是报喜的呢？
直到十七年后我还清楚地记得，当时我从这只乌鸦下面走了过去，一脚跨进派出所的大门，就发现里面坐着的警察是个女的，二十四五岁的年龄，大盖帽下的一张椭圆形的小脸很白，虽然不如书上形容的什么剥了壳的鸭蛋那么嫩，但毕竟比没剥壳的鸭蛋要嫩得多，眉毛是弯弯的，眼睛是大大的，嘴巴是小小的，眼皮是双双的。从二十世纪末开始，中国很多人不在体制上进行改革，却在女人的审美标准上进行改革，认为眉毛是粗的好，像两条大黑蚕爬在额上；眼睛是小的好，笑起来甜蜜蜜的一道缝；嘴巴是大的好，接起吻来受益面很广；眼皮是单的好，过去女孩子到处找人开刀的单眼皮反而成了一种时髦。这不过是有人存心要标新立异，歪理邪说，我从来都不这样认为，我一直是站在古人立场上的，认为林黛玉式的美人永不过时。因此一见到这个值班的女警察，我立刻把她排入美人的行列，天生美人却不浓妆艳抹，不披金戴银，不爱红妆而爱武装，穿一身藏蓝色的警察服，那就美中又美，是一种真正过得硬的美人了。
我对这个女警察产生了强烈的好感，同时我感到困惑的是像她这样的美貌，为什么不去做电影演员，或者去唱歌去主持电视节目，为什么偏偏要当警察，难道她没看见如今的演员、歌星和主持人中，有的女同志长得是多么丑陋，她怎么着也应该去露一手呵。不过这话我只是在心里说，并没有发出声音，毕竟我们是初次见面，以后有机会再跟她好好地聊，今天我的*目的就是来转户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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