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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先锋作家。曾留学日本，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博士，现任教于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主要作品有小说《命》《冒犯书》《大势》《移民》《抓痒》、随笔集《真日本》《我的后悔录》、研究专著《文学中享虐现象》等。获国内“人民文学奖”、英国ENGLISHPEN奖等多种奖项，五度获“华语文学传媒大奖”提名，多次登上小说排行榜，部分作品被翻译成法、英、意、日等文字。英国《经济学人》杂志称其为“一个特立独行的作家”，日本《イリプス》杂志称其为“中国的太宰治”。
《我疼》里的疼痛故事有:女儿的疼、母亲的疼，有钱人的疼、底层人的疼，诗人的疼、小店主的疼，丈夫的疼、妻子的疼，以及民族的疼……疼痛，照亮了一个个真实“存在着”的灵魂。正如西班牙作家乌纳穆诺所说:除非我们受到刺痛，否则我们从来不注意我们曾拥有一颗灵魂。
阎连科、李敬泽、谢有顺、蔡崇达推荐
中国小说学会排行榜上榜作品
“20世纪*中文小说”《冒犯书》姊妹篇
“一个特立独行的作家”——英国《经济学人》杂志
“中国的太宰治”——日本《Iripusu》杂志
陈希我悲悯之作，抚慰灵魂之伤痛
序（中国作协副主席、文学评论家李敬泽）
陈希我从来不是一个令人愉快的小说家。他根本不能指望人们喜欢他或者爱他。
我也不喜欢他。现在，读他的小说，深呼吸，放松，同时紧张，就像即将登上拳击台，面对一个凶悍无情的对手——这厮是个疯子，他不把你搞死誓不罢休。
这就是为什么我还要读陈希我的理由——如果我偏就喜欢拳击，我在亢奋、窒息、狂怒和恐惧中深刻地感受着我是“在”的，我的活着成为一个千钧一发的问题，所有的一切都在眼前摇和滚，好像一支发疯的重金属乐队占领了世界……
那么，就读陈希我。
陈希我会让人想起鲁迅，那种阴郁深黑的气质，当然，可能并非偶然，他和鲁迅一样，都有日本生活的背景。我读陈的小说，常想起鲁的“女吊”，他们都执念于“鬼”，而且是“厉鬼”。
那些“鬼”，他们隐身于我们的意识之外，在我们的生活尺度之外，他们永远不会在白天出现，但是，在深夜里，他们猝不及防地显形，他们紧握夜的真理，全面地颠覆心安理得的白昼。
鲁的“女吊”是复仇者，申冤在我，我必报应。这样的复仇实为审判。陈希我的小说里也隐藏着一个“审判官”——他的小说如同一次次审判，那些“鬼”，被从皮袍下、西装下榨取出来，拧干了汁液，荒谬残破地摊在被告席上。
我不习惯也不喜欢遭受审问，挣扎于坦白和抗拒之间。我想大家都不喜欢。但我倾向于认为，陈希我式的“审判官”为中国小说提供了某种可能:向着我们的经验、生活、灵魂发问的强硬态度，不闪缩、不苟且，如果有深渊那就坚决向着深渊去。于是，在他的小说中，陈希我提供了一系列令人毛骨悚然的景观——那是崩塌和破灭，是沾沾自喜的生活忽然遭到*严厉的盘查:它真实吗？它幸福吗？它有意义吗？它能够经得住盘查而清白如初安稳如初吗？
却原来，我们的身体和精神如此虚弱，简直是不堪一击，更何况那样干燥、简明、锤子般的句子的持续猛击。“审判官”对人们的虚弱完全是心中有数的，他习惯于一上来就霸道地把问题摊开，不铺垫不过渡不绕弯子，让富足的人们猝不及防地面对内在的贫瘠和荒凉。
但是，我对陈希我的兴趣主要还不在他揭示了什么，而在他怎样揭示:如果有一个“审判官”的话，他从哪儿来？他的依据何在？他如何审判又如何裁决？
这个“审判官”不是外在的，他没有身体没有姓名，他在受审者的心中，这是一种声音，纠缠、逼迫、陷诱你的声音。陈希我的很多小说都采用*人称叙述:“我”在说，“我”的声音中包含着审判和辩驳，这并非通常理解的“我思”或“我”的矛盾，“我”是一个场所，追逐、躲避、搏斗的场所，各种声音辩论的场所，“我”作为一个战场、一个法庭几乎是没有个性的，它时时刻刻都在向着“我们”扩散和膨胀。
——陈希我不相信“我”，也不相信有可以划分、可以辨认的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他重新阐扬陀斯妥耶夫斯基、卡夫卡的现代主义传统，他认为在生活的*为细枝末节之处，“审判”即可开始，而且能够直接达到宏大的、本质性的规模。
但是，那个“审判官”的声音依然令人困惑。他不是通常意义上的“理性批判”，他也并不依靠在“审判”这个场景中我们能够联想到的宗教价值，这位“审判官”并非来自理念或信仰的“天堂”，他的声音本身也是复杂的，既威严又邪恶，既清醒又魅惑，他把人从幻觉中惊起，但他从不寻求或应许拯救。
这更像是“魔”的审判，捉鬼的“判官”本身就是个“鬼”，是个“恶鬼”。他并不来自任何其他地方，不来自宗教和理性，他正好就植根于人们的自性，是肉身和灵魂之荒谬的结果，就好比，人们充满欲望，人们渴望消费和被消费，但是，欲望注定会疲惫枯竭，消费会厌倦，会因厌倦而愤怒。欲望自身就会进行审判，人们在欲望中犯下罪，而欲望自身就包含着罚。
在此，陈希我回应了中国小说一个根本的疑难:精神叙事何以成立？当力图照亮我们的内心生活时，我们手里的“灯”在哪里？或者，当我们企图建构起一种内在的、自省的、有逻辑的精神空间时，什么是可用的资源和方法？
很多小说家诉诸《圣经》，但问题是，熟读《圣经》的只是小说家自己，他的人物大概根本不知《圣经》为何物。也就是说，小说家提出的问题和做出的解释，其实是在人物的理解限度之外，人物读不懂写他的小说——当然，这种情况很常见，但这里的特殊性在于，不仅是人物，而且人物所在的世界都在根本上与小说家的思想和谋划无关。
所以，陈希我的探索独具意义，他的审判是向人物、向人们提出了真正内在于他们自身的问题，不诉诸上帝或其他什么神明，上帝本不在心中，人只能孤独地自抉心中之鬼，这个过程酷烈艰难，常常难以为继，但至少为精神叙事确立了诚恳的起点。
而陈希我作为一个小说家的限度可能也正在这里，他太有方向感、太专注，因此他单调；他太严厉、太彻底，因此他并不公正，所谓“公正”，是指对人性和人类生活之丰饶宽阔有趣多变的感受力和理解力。他比许多小说家都更深入地分析和追问了我们的经验，但面对我们的经验，他也比任何其他小说家都更为粗暴。他像个偏激的外科大夫，只管治病而不管死活。
我在几年前想象过陈希我的可能结局:他归于沉默，他发现他其实已经迅速写完了他的小说。当然，现在，我又在为他的这本新书作序……
引:
我们都怕疼，这是生命的本能。感谢我们身体里有阿片样物质，因为它，我们才不会每时每刻感觉到血液在血管壁摩擦，神经像闪电一样闪射，我们于是得以活下去。
但同时，这个阿片样物质也是对我们生命的遮蔽。
一味逃避疼痛是有问题的。一味逃避疼痛，很容易浑浑噩噩顺从肉体的本能。人和动物不同，就在于人不仅有肉体生命，还有精神生命。精神生命通过疼痛来确认，痛感是一种感知生命的能力。乌纳穆诺说:“只要我们不曾感受到不舒服、苦难，或者悲痛，我们就不会知道我们拥有心、胃、肺等器官。生理上的苦难或创痛，它能向我们展现自己内心的精髓。而精神上的苦难或创痛也同样真切。因为除非我们受到刺痛，否则我们从来不注意我们曾拥有一颗灵魂。”“鞭打教派”用鞭笞来接近上帝；普罗米修斯被缚，美诞生了。可是在我们这个消费时代，消费主义借助高度发达的信息技术，把一切可以引发痛感的因素消解掉了；即便张扬刺激，但也只是缺乏灵魂的刺激。只有对痛感的自觉，才使得我们的意识回到它的本身，才产生痛苦的灵魂。
实际上，我们一直缺乏这样的灵魂。德国人雅斯贝尔斯曾这样论述我们:“在这个文明里，所有的痛苦、不幸和罪恶都只是暂时的、毫无必要出现的扰乱。世界的运行没有恐怖、拒绝或辩护——没有控诉，只有哀叹。”但这本书里的人不是这样，他们有痛苦，虽然他们并不完美，甚至罪恶，但他们是有痛感的人，有痛感，就是觉悟的开始。我仍想引用乌纳穆诺的话:“受苦是生命的实体，也是人格的根源，因为唯有受苦才能使我们成为真正的人。”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一个个真正的人。
跋:
这本书的中心词是疼痛。若干年前，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我类似的一本书，《冒犯书》，它的中心词是冒犯。看了这本书里的小说，有人说:陈希我懂得疼痛了。
很多人读我，更多地读到我作品中的冒犯，他们喜欢用“尖锐”、“生猛”评价我，但是很少读到冒犯背后的疼痛。我曾经说过，冒犯的底色是苦的，尖锐是建立在疼痛之上的。值得说明的是，这种疼痛首先是自己的疼痛。我的所有冒犯首先都是针对自己，我想这是我跟许多揭露者的区别。他们往往只针对别人，他们高高在上，他们洋洋自得，他们觉得自己正确，他们不承认自己黑暗。承认自己黑暗是超越的*步。
感谢一些用心的阅读者和评论者，读到了我作品中的黑暗底下的光，他们认为这是宗教感。有很多人不能同意，在中国人的思维里，黑暗与宗教是截然不可相遇的，但其实，宗教恰恰就是建立在黑暗之上的，只有黑暗，才有光。当然，也有朋友觉得我应该再往前踏一步，再踏前一步，即可皈依了。我曾经拿某个宗教戒律问自己，我能受戒吗？委实不能。也许是我灵魂中的怀疑的因子，我要挣扎，我不甘。所以我只能有宗教感。我甚至认为清规戒律只是形式。但有时我也怀疑不受形式约束的“宗教感”是什么东西？也许还真的什么东西都不是。于是它是文学。文学恰恰就是这种皈依而无所皈依的东西。中国文学，包括传统的文学，我觉得没有达到高的境界，就在于遁入了某种教义，世俗观念的、意识形态的、道义的、科学的，乃至真、善、美。
作为文学写作者，我应该庆幸没有遁入宗教。遁入了，一切问题就解决了，写作就取消了。当然作家也不是魔鬼，作家是没有遁入宗教的圣徒，特别在如今时代，还坚持文学写作，某种程度应该就是圣徒。当然他同时也是魔鬼，他既是圣徒，又是魔鬼。文学写作者永远在天堂与地狱之间拉扯。
这样，他是无法安生了。有人将写作当做惬意的事情，所以他们只能写到皮毛，不能见出血肉。一旦见出血肉，就无法惬意了。写作是严厉的审视，而审视是会痛的。但越是会痛，就越是要碰，就好像牙疼，明知会疼，还是要拿舌头顶它。因为这样才能确认疼痛吧？确认了疼痛，存在感才产生了。
有些部位使人疼痛，但必须去碰；有些事情很不好玩，但必须去做。这是存在感的需要。感谢编辑陈彦瑾女士的坚持，更要感谢人民文学出版社领导的支持，在纯文学市场日渐萎缩的情况下，出版了这本书。不可为而为之，这也是宗教感吧？
母亲
1
怎么办？
你说……
索性……
我打个寒战。
怎么样？
问题是……能行吗？
其实，一断了氧气，就差不多了。
嗯……
这就去吧！
我放下电话，往外走。妈妈你去哪里？女儿叫。我一惊，这小鬼精的眼睛正盯着我。有事……我支吾。
什么事？
快吃饭吧！我喝她。丈夫在给她喂饭，端着小勺，等在她嘴前。他也望着我，我这才意识到，应该跟他交个底。我向他使个眼色，他放下碗，我们拐到卧室里。可是我却说不出来了。丈夫说，我听到了。
听到了什么？女儿钻进来，问。
大人的事，小孩不要问！我应。
也许是为了堵她的嘴，我拿起勺子给她喂饭。她嘴里还有饭，她总是把饭含嘴里。我叫:快吞，快吞下！妈妈来不及了！
妈妈要去上班吗？
是的，每天早晨，这个时候，我都是去上班的。快快把她喂了，送幼儿园，然后我去上班。我说:是……你快，妈妈上班来不及了！
妈妈不是去上班！她却说。
我一惊。她怎么知道的？
你刚才就要走了，没送我去幼儿园。
噢，这小鬼精。我说，今天爸爸送你去，妈妈有事。
不要，我要妈妈送！
听话！今天妈妈有事……
什么事？
这家伙，倒像存心来逼供的。我如芒在背，我的秘密被她窥视了。是的，我不是去上班，我是去结束一个人的生命。我烦躁，把碗一摔:
不吃就别吃，死了算啦！
我夺门而出。外面车水马龙，我处在其中，这是一个上班的早晨。我忽然羡慕起大家来了，他们是去上班的。他们虽然步履匆匆，但他们是安逸的，可以按部就班。我等不了公交车，打车，可也没那么容易。好容易打到一辆，我又差点不想上去了。出租车计程器在跳，我的心比它跳得还急。我这么急着去干吗？去结束一个人的生命。计程器上公里数在快速推进，时间一分一秒地缩短。路程每推进一步，时间每缩短一分，那个人的死期就越近了。她知道不知道死神的手正在向她伸近，她还躺在床上，一点也不知道。
她更不知道，要处死她的是我。司机对我说了句什么，原来他在问我做什么工作的。我没回答。他又猜，一定是知识分子，因为看上去斯文。他要知道我去杀人，他还会说我斯文吗？出租车也堵住了，车窗外立刻塞满了摩托车，让人觉得即使道路疏通了，也不可能马上就走。难道我就这么着急？我不知道。我*好不去，*好跟我无关，哪怕永远被堵在路上。可是我没有这福份，我只能去，因为那个人不是别人，是我的母亲。
我居然要去杀母亲，简直大逆不道。但这不是我决定的，是二姐。我只是同意而已。何况这是母亲她自己希望的。她躺在医院已经五天了，鼻孔插着鼻导管，手上挂着点滴。她很痛苦，不停地挣扎，不停地惨叫。她的头上大粒汗珠沁出来，固定鼻导管的胶布翕开了。护士又把新胶布盖上去，固定住。但很快又翕开了。护士给换上了面罩。她似乎在罩子里更加难受。我们瞧着她，握着拳头为她使劲。但我们什么也不能做。我们知道她老人家很痛苦，可是我们只能看着她苦，我们不能替代她，也不能为她增加气力。我们束手无策。
这已经不是*次了。光是被送进医院抢救，就已经三次了。是心力衰竭。半夜三更，二姐打电话来，母亲又不行了。赶紧叫急救车，我打车直奔医院，抢救，又缓过来了。回家，一段时间后又发作了，又被送到医院来。就连医生都把她认熟了，就是刘医生。抢救过来后，母亲也认得他，说他跟自己的儿子一样亲。母亲没有儿子，就我们姐妹三人。不，应该说是就剩下我们姐妹三人。在我们中间，本来还有几个，其中就有男的，但是都夭折了。
母亲还说要刘医生当他的干儿子。刘医生也笑呵呵的，虽然没答应，但心是贴近了。他没事常到病床前看看，聊聊天。同病房的人以为真是儿子，说母亲真有福气。
什么话！福气？到医院享福？
母亲渐渐康复了。病人们都说还好母亲身体的底子不错，能扛得住。刘医生也这么说。这种病就是这样，挺过来了，又好了。他说，不过像她这样这么多次，也少见。体能，不能不说是个关键因素。
母亲是辛劳过来的，虽然苦，但也锻炼了体质。*次第二次，我们也欣慰。可是接下来，我们就高兴不起来了。正是因为母亲体质好，才使得她一次又一次遭受折磨。倒不如底子不好算了。但是这也由不得她，她必须辛劳，她就是辛劳的命，她的身体也就无可选择地强壮了起来。这生命就像被吹大的气球，要消失，只能把它压爆。但那是多么可怕！只能任其继续胀大。但这更加恐怖。
2
五天前，母亲再次被送到医院。她躺在急救室，眼神呆滞，木然，没有痛苦神情。我曾经杀一只公鸡，放了血后，把它拧了脖子丢在一边烧水去。我回来时，居然瞧见它站起来了。它昂首阔步，却又摇摇晃晃。它走不动，但它又被生命的本能推着走。它瞪着直眼，现在母亲就是这种眼神。
她在挣扎着，身体一挺一挺着。刘医生把床板摇立起来。“这样会舒服些。”他说，眼睛戳戳墙边监护仪上的指示。当然很难受。他说，她的心脏在做无用功。
她只能艰难地抽气。她的肺像漏洞百出的风箱，吼吼作响。每一次抽气，都要付出极大的努力，说不定什么时候就抽不上来了。但这不是由你决定的，在不知抽得上来抽不上来时，你就得抽，你不能不抽，生命的本能驱使你不由自主地去抽。想到每个生命到了尽头都要这样，简直不寒而栗。
她要坐起来。但她很快又躺了下去。很快又要起来。她自己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怎样才能舒服一些。惨白的脸上沁着汗珠，这使她的皮肤好像湿的白纸一般脆，一拉就要破。
她的左手在竭力提起来。护士不明白她要干什么，还帮抬了抬它。那抬起来的手向脸部伸去，伸向氧气罩。我想母亲是觉得氧气罩不舒服，我对母亲说:
知道，知道，一会儿就好了……
话音未落，她的手已经按住了氧气罩。护士制止她，可是力向错位，护士以为她要去按紧氧气罩，不料她却侧向扯下了它。
你干什么！护士把氧气罩死死揪着，叫。
母亲摇头:不要了……
她说什么？
让我死……母亲又说。
她突然发不出声音了。她焦急地挣扎着，可是没有用。这使得她的手更加用力了，好像全部的希望都寄托在这只手上，她把全部的力气都聚集在这里，她要孤注一掷。但护士毕竟是两只手，还是把那只手镇住了。可是母亲的另一只手又起来了，这是打点滴的手。护士惊叫着又去制止。她的手插着针头，这使得她具有优势，只要她挥动，就能达到把针头扯出来的目的。护士两头不能兼顾，扭头冲我们喊:
你们来帮帮呀！
我们才意识到我们闲在一边，只是握着拳头。刘医生出去了。护士的叫声好像把我们踩了一下，我们跳起来，扑上前去，七手八脚控制母亲。我们好容易把她制服了，我们累得直喘气，她也好像把所有的力气都用光了。
母亲怎么这么不懂事！母亲一直说我们不懂事，我们长大了，她还这么说，觉得我们还是小孩。可她自己现在也跟小孩一样，简直是老糊涂了。母亲晚年确实越来越糊涂了，爱耍脾气。她一耍脾气，二姐就叫我过去解决，好在她还听得我哄。本来一直是她哄我们的。我上大学那一阵，老感觉活着没意义，不如死了算了，她就骂我:
我这么大年纪都不想死，你年纪轻轻就想死了？
那时我常想，好像她比我还年轻，还有干劲生活。她总是说，将来会好起来的。后来我知道这只是一种策略，有了希望，就有了活下去的力量了。至于希望能否实现，倒是无所谓的，因为到你盘点一生的时候，你已经过了这一生。你发现一切是虚妄的，但一切已经过去。这就是成熟人思维跟不成熟人思维的区别。那么，她也可能处在发现虚妄的时期？
这次奇迹会再出现吗？也许不能。但也许还能。即使能，熬过了这一关，毋宁意味着还得面临一次煎熬。我忽然明白了母亲的意思。也许母亲并不糊涂，就像回光反照的人的意识，会突然清晰起来。
母亲又剧烈挣扎了起来。我们慌忙扑过去，把她的手按住。可是她却昏迷下去了。难道母亲就这样去了？我刚才的念头荡然无存。我们叫喊着母亲，只希望把母亲救回来，无论如何，即使她已成植物人。可是母亲叫不回来了，这好像是对我刚才罪恶念头的回应。急救室外人声鼎沸，吵得慌，什么东西咣当一声掉地上了，乱成一团。我感到害怕。刘医生闻声跑进来，二姐摇着刘医生的胳膊哭求:
求求你了，一定要救我母亲，一定要把我母亲救过来！
她忘了刘医生待我们亲如家人了。母亲每次被送到医院，只要他在，他都优先抢救。既然熟悉，他不能不这么做。但也正因此才让母亲活到现在。如果是一般关系，医生一拖拉，怠惰，抬杠，母亲可能就过去了。
心内注射。护士拿出一根穿刺针，比常见的针长得多。母亲的衣服被解开了。母亲裸露出了她的身体。光亮得扎眼，两颗乳头赫然在目。这就是我母亲的金贵的身体！我虽然出自这个身体，小时吸过这个乳头，但是对它的模样并没有记忆。我也从来没有想过要去看母亲的身体。对母亲的身体，我只是崇拜，觉得它不可看，不可亵渎，它是我们心中的圣地。母亲总是把身体包得很严实，在我们姐妹面前，她也穿着整齐。这对我们三个姐妹影响很大。大姐说过，母亲从不像有些女人那样，当街撩起衣服就奶孩子，我们也非常注意。现在这身体被毫无商量地要野蛮撕开了，我们感觉非常难堪，就好像我们的身体裸露出来一样。我下意识去看刘医生，刘医生已经转到边角的桌边，背着我们，好像在做什么。
所以感觉难堪，也许还因为这身体的寒碜。乳房已经软塌，空布袋似的甩在腋下。整个身体白惨惨的，像一堆死猪肉，简直丑陋，我原来对母亲身体的美好想象整个被破坏了。它的主人要是有知，一定拼死把自己掩盖起来。可是她现在一点能力也没有。我们也没有能力。人到了这份上，身体只是一块肉，抢救的目的不过是让这块肉活起来。
护士的手在上面探着。她的手定在一个地方。消毒，拿起穿刺针，垂直对着那部位。难道就这么扎下去吗？那针又特别大。她真的就这么扎下去了！母亲身体猛地弹起来，又重重砸在床上。我仿佛能听到她的尖叫。可是她并没有醒过来，她只是在昏迷中痛。也许本来，她是不需要被这么扎的，她可以这么顺势去了。现在她毫无抵抗能力，只能由人摆布，听凭别人扎她。
护士继续深扎下去。黑黑浓浓的血溢上了针筒。血回流上来了，护士紧张的神情舒缓了下来。于是注药。
母亲醒过来了。她陌生地瞧着我们，我们让她瞧着，我还对她笑了笑。母亲好像终于辨认出我们，但那神情仍然是冷漠的，也许是平静，也许因为药物的作用，她平静了些。
送重症病房。刘医生跟着，帮我们拿吊瓶，他个子高。到了病房，刚搬上病床，换上住院衣服，她又难受起来了。她又开始扯氧气面罩。这下我们有准备，两下就将她制服了。我和二姐分别镇住她的左手和右手。她就蹬脚，把身体转过来，折过去。护士压住她的两腿。母亲的四肢被牢牢摁住，再也动弹不得。我感觉她的手在我的手中颤抖，一如被抓住挨宰的鸡的脚，那与其说是反抗，不如说是无法反抗之下的忍受。
可是她终于又无法忍受了，又开始挣扎。她把身子顶起来。我和二姐把整个人压了上去。边上一个穿医院白衣的女人也来帮忙，我猜她是医院里的工人。母亲终于又安静了些，也许也乏了。
那女工说，这样按着也不是办法，把四肢绑在床栏上。
我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了。绑？对我的母亲？我怎么也不能把这个词跟母亲联系在一起。如果说之前的施暴是为了治疗，那么绑，则完全是暴行了。我不同意。
可是护士明显赞成那女人的意思。也许这在医院里，已经稀松平常了。护士看着我们，要是平常，护士可能会抛下一句话:你们自己看吧！一走了之。但是护士知道我们跟刘医生关系好，仍然说服我们。我瞧二姐，二姐喘着气，面无表情。她没反对，我知道就是默认了。我真有点怪她。但是我也喘着气。至少，要是二姐不帮我，我也没办法。
护士招呼那个女工拿来粗布条。她们开始绑脚了。然后上来绑手。先绑二姐那边的，二姐被换下来，一屁股瘫坐在床头柜上。我瞧着她，也顿感再也承受不住了。护士来换我时，我顺从地把母亲交了出去。我瞧着她们绑，头脑一片空白。只是有一刻，我叮嘱一声:“别太紧了……”
母亲被绑在床栏上，摊着四肢，好像在受刑。她浮肿的腿被绑出深深的印迹，好像无法愈合的伤痕。我走近她，她愤怒地瞪了我，好像瞪着仇人。是的，是我们不好，我们是刽子手。可是母亲，我们是为了你好的，为了能救活您，让您活下去。挺过这一关，一切都好了。回家，我们好好补偿您，我们好好孝顺您，我们负荆请罪。您要打我们也可以。只是您现在要坚持治疗，挺过去。
母亲好像绝望了，开始自顾呻吟。她企图侧身，可是不可能。她只能竭力把身体像弓一样顶起，又落下去。也许她动动会好受些，一个病人，本来够难受的了，却被限制住，不能换姿势，她只能这么直挺挺地硬撑着，熬着。她一挺，一个呻吟，一挺，一个呻吟。这要到什么时候？
刘医生来了，我问他。不知道。他说，反正什么都衰竭了，能挺到现在，已经是奇迹了。
这些话，其实他早就跟我们说过，我还问，与其是抱着些微的希望，毋宁是想推卸责任。我假装没听懂，看二姐。她是老二，我是老三。但二姐索性装作没听见，毫无反应。她也不敢做出决定，只有问大姐。可是大姐住在北京。“大姐跑哪里去了呢？”二姐念叨。
大姐一直没联系上。电话过去，是大姐夫接的。他说，大姐跟他因为大外甥女的事吵了架，不知去哪里了，几天没回来了。大外甥女要临产了，正需要她做事，大姐夫也急得要命。她没去大外甥女那里，她已退休，也没有单位可去。她的朋友们也没见到她。
会不会发生意外？二姐问。
大姐夫道:凭她那种性格，逼她去死都没门！
大姐夫话里明显还带着气。大姐性格好强，大姐夫受尽了她那脾气。大事小事总找大姐夫的茬，这次大姐夫顶了她一句，她就受不了了，把家里存折金银细软卷了走了。她要去死，就不会卷了这些走。大姐夫呀大姐夫，你忍了大半辈子了，这次怎么就不能再忍一下呢？要是忍了，大姐就不会出走了，我们就可以找到她了。可是现在，她把存折金银细软都卷走了，明显是要做长期的打算了。我们怎么等得了？母亲已经这样了。
让大姐夫拿主意，大姐夫又哪里敢做主？他现在也后悔自己去顶撞大姐了，就求她消气了回来。一回来就马上让她联系你们！大姐夫说。
可是连他自己都知道这很渺茫。何况，她回来了能不能来，还要打个问号，大外甥女不是要临产了吗？
母亲又煎熬了一天。我们不敢离开，轮流守着。我还好，家里有丈夫衬着，二姐就不行了，二姐夫去世了，家里只有上高中的二外甥女，还需要照顾。二外甥女在电话里说，她也来轮班，被她母亲啐了一脸:
你来轮？不想读书啦？考不上大学，到时也像你妈这样子，一辈子受穷！
二姐是穷。工厂倒了，只得这干干，那干干，她是我们姐妹三人中境遇*差的。恰在这时，护士来通知我们欠费了。我说我去交吧，二姐想说什么，但又没法说，就又对话筒那边喊:
你要这么有本事，就不要读，给我挣钱去！我现在就急需钱，也不知向哪里要！
她忽然悲怆起来，把电话一摔。还不如死了好！她说，瞥母亲。这样倒好！
母亲又挣扎了起来。她不再吱声了。可是她似乎不甘心，又嘟囔了一句:
活着受罪，倒不如死了算了！
我的心一个跳。不知她有意还是无意，这话正扎中我的隐秘之处。我交钱了！我慌忙说，跑出去。我并没有那种不该的想法，我是去交钱，我这是让母亲继续活下去。
我和二姐轮班，她白天要上班，只能轮晚上。我单位可以溜，就跟丈夫交替着值白天。二姐上班本来就累，晚上又没能休息，很快就不行了。只能由我们顶上。我也很快撑不住了。这时候又来了例假。简直生不如死。丈夫说，请护工吧。
医院让那位女工介绍她的老乡。一天七十元，还不肯值夜班。“要包晚上也可以，一天一百二！”她说。
二姐又爱惜钱了，说她可以来。我说我来出，她不肯。我只得跟护工说，就跟我二姐说七十，余下的我私下补给她。
即使如此，我们也不敢随便离开，不过具体事务由护工去做罢了。母亲处在危险中，什么时候过去都不知道，让我们完全走开，我们也不放心。二姐还是晚上跑到医院来躺着打盹。有时候就我去。仍然心力交瘁。瞧着母亲在病床上挣扎，我更能深切感受到她的痛苦了。如果把我这么绑着，让我这么受折磨，我怎么熬下去？
每次二姐来交接，我都迫不及待地逃离，像从监狱里逃出来一般。一分钟都不想多待。想想经过的每一分钟，都觉得可怕。当然我知道母亲的每一分钟更加难熬，只是我不去想。如去想，我的呼吸也要艰难起来。
早上，二姐给我来了电话。她说她想了一晚上，我们没办法了，实在没办法了！与其这样熬着受苦，不如干脆来个了断，放弃了算了。
我跟刘医生谈过了，他说，我们要抬回去，他们就停止治疗。我们不抬回去，放在医院，他们就只能治疗。
我没话。我们受苦不算什么，是我们自己选择的，我们要活。可是母亲是被我们绑架着活着，她不想活了，不想再受折磨。作为子女，让母亲死，当然大逆不道，可是正因为我们是子女，我们才看不下去母亲受苦。
母亲已经七十五岁了，也已经上寿了。我这么想到，让自己有些许安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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