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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遥，作家、编剧，北京人。曾做过记者、编辑、博物馆员，现供职于北京市延庆区文联。北京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武侠文学学会会员，鲁迅文学院第34期高研班学员，北京市延庆区作家协会副主席、秘书长。出版有长篇小说《戊戌侠踪》、散文集《明月前身》《非主流的青春》、诗集《侠音》、学术专著《中国武侠小说史话》，编剧作品《八卦宗师》《疾风正劲》《兵临长城下》等。
清末光绪年间，大清国日益衰落，急需有志之士挺身于危难之际。光绪皇帝以及以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为代表的维新人士，力求变法图强。而顽固守旧的“后党”视之如洪水猛兽，极力扼杀。光绪为图反击，将一份召集新军勤王救国的密令封于一方价值连城的砚台内。不料砚台被与“后党”勾结的武林人士盗取，随派身为御前侍卫教头，同时也是武林人士的八卦掌高手尹福追查此事。书中以八卦掌前辈尹福为主线，贯穿了八卦掌祖师董海川、太极拳大师杨露禅及同时期的程廷华、杨班侯、郭云深、李瑞东、张长桢、霍元甲、王五、杜心五、吴鉴泉等一大批知名的武术家。带读者走进不为人知的清末江湖风云。
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
君生天地间，当为义士英豪；
英雄生乱世，当救家国于水火
一般召见时，太监都要将一根长约六寸、宽寸许的象牙签子装在银盘中放在皇帝面前。签身白色，签头漆成绿色，因此被唤作“绿头签”，上面写明被召见者的年龄、籍贯、出身、现在官职等履历，以便让皇帝省览。可现在这支“绿头签”却放在旁边，显示出光绪帝对康有为已经有相当的了解，虽是初次见面，却并不陌生。
只听光绪轻轻地道:“朕知道你，你关心国事，忠诚可嘉，又屡次上书，翁同龢已举荐你很多次了。今年正月初三，朕曾叫翁同龢、李鸿章、荣禄、张荫桓这些大臣在总署同你谈过一次话，你说的话朕都知道了。荣禄说祖宗之法不能变。你说祖宗之法以治祖宗之地，今祖宗之地不能守，又何有祖宗之法？即便如此地的外交署，亦非祖宗之法所有。这段话颇能让人动容啊！
你呈上的《日本变政考》《俄彼得变政记》朕都仔细看了。依你看来，若中国搞维新，要多久可成个局面？”
康有为叩首道:“皇上明鉴，依微臣看来，泰西诸国历三百年而始臻富强，日本施行维新十年即称强盛，我们中华大国，地大物博、人才众多，变法以后，三年当可自立。”
光绪一阵沉吟，道:“三年？全国施行三年理该出现一个新的局面。那么应该自何处着手呢？”
康有为沉声道:“臣以为变法自强，无外乎‘除旧布新’四字，除旧方面应废八股、废书院，裁绿营、裁冗官冗衙冗兵，禁妇女缠足；而布新则应荐人才、试策论，设农工商机构，设矿物铁路总局，提倡实业、奖励新著与新发明，翻译外国新知、准办学堂、准开报馆、广开言路，军队改练洋操洋枪、准备施行征兵……以皇上的高瞻远瞩，期以三年，定有所成。若三年前早为之，今日中国之局面，早已不同。”
这一番话明显令光绪甚是兴奋，但兴奋过后的眼神显得尤其悲哀，他望了一下帘外，叹道:“朕知道，只是掣肘的力量太多了，在这么多掣肘力量下，你说说看，又该如何做？”
康有为朗声道:“皇上明鉴，依微臣看，真正的问题是大臣太守旧，靠守旧之臣是变不了法的。而他们之所以守旧，归根结底却是因为制度。中国的人才政策是用八股取士，学作八股文的，不看秦汉以后的书，不知道国家大事，只要能进考场会试，就可以做大官。像他们这些人读书而不明理，跟不上时代又不自知，所以只能误国，不能救国。因此首先要从废除八股取士制度开始，皇上应该打消顾虑，当机立断，自下明诏，勿交部议，否则不论任何良法美意，一交大臣商议，就全给毁了。大臣守旧，不能推行变法维新，皇上可破
格使用小臣，以小臣代大臣用，国家自然会有朝气，而局面自然也就焕然一新。
小臣只愿为国家做事，不必加其官，但要委以事，不黜大臣而擢用小臣，逐渐完成新旧交替，这样变法维新，掣肘的力量就可以降到*。”
光绪边听边点头，显得深以为然的样子，转脸问左面侍立的翁同龢:“翁师傅，你以为康有为变法之意如何？”
翁同龢躬身道:“臣以为康有为之言甚是，三十年来我国多向洋人学习船坚炮利，但没有向他们学得政治上的进步。必须通过变法维新，中国方能够真正强大，像目下的北京城竟然连一份世界地图也寻不到，可见我们中国的读书人何等之闭塞。京城如此，何况其他！”光绪沉思着，手指轻敲御案，又问道:“外国人如何看待中国维新变法？”
翁同龢捋了一下花白的胡子，道:“三年前康有为创办强学会，参加者就有英国人李提摩太，而英国公使和美国公使也都派人送去不少图书，如此看来，一个进步的中国应是世界各国有识之士所乐见的。”
光绪微微点头，他知道这种召见很难得，便继续就心中的疑问向康有为询问起来。须臾间，召见已有两个时辰了，这在宫中是很少有的，而光绪依然很用心地聆听着。殿外的天光已开始放白，已经有小太监将红烛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