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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旭东,198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1995年获得美国杜克大学文学博士学位。现为美国纽约大学比较文学系和东亚研究系教授。著有ChineseModernismintheEraofReforms:CulturalFever,Avant—gardeFictfon,andNewChineseCinema;PostsocialismandCulturalPolitics:ChinaintheLastDecadeoftheTwentiethCentury;《幻想的秩序:批评理论与当代中国文学话语》;《批评的踪迹:文化理论与文化批评》;《全球化时代的文化认同:西方普遍主义话语的历史批判》等。
莫言,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著有《红高粱家族》、《酒国》、《丰乳肥臀》、《檀香刑》、《生死疲劳》、《蛙》等长篇小说十一部,《透明的红萝卜》、《司令的女人》等中短篇小说一百余篇,并著有剧作、散文多种。作品被译成英、法、德、意、日、西、俄、韩等多种语言,在海内外文坛具有广泛影响。
《我们时代的写作:对话<酒国><生死疲劳>》汇集了2007年以来就莫言《酒国》和《生死疲劳》两部小说所作的几次讨论,包括一篇先以英文出版的分析《酒国》的论文,在北大和华东师大所作三次研讨班、读书会讲课和课堂讨论记录。以及我和莫言就这两部小说和相关文学问题所作的三次对话。在《我们时代的写作:对话<酒国><生死疲劳>》整理出版过程中,适逢莫言获得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兹收录两篇我在第一时间所作的中外媒体访谈,以记录当代中国文学这一重要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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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相当的准确,互助组就是互助组,合作社就是合作社,像当年柳青写《创业史》、浩然他们写《金光大道》的经验是一样的,哪一年互助组就是互助组,哪一年人民公社就是人民公社,哪一年 文化大革命 就应该是 文化大革命 。我用这样的方式写,尽管在大的脉络上还可以模模糊糊地感受到大的历史事件的背景,但它并不准确。
陈思和读了这个小说,也解读出了我的小说里很多技术上的错误、年代的混乱。按照严格的前后逻辑,很多人物的年龄不对,事件发生的时代也并不完全准确。大概每个动物占了将近十年的时间。像驴的这部分应该是在1958年 大跃进 基本结束时;牛的这部分核心是六十年代生活困难时期到 文革 初期;把 文革’’作为背景来写是猪的这部分。按照实际年份,牛的这部分是 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体现 文革 狂欢色彩实际上是在猪的这部分。‘传统历史小说再现传统的模式被动物淡化了,第一,我由此获得了巨大的自由,第二,读者也没有必要非要去联想到时代背景。记得2000年左右,在大连还是什么地方开会,陈晓明曾经提出这个问题,说我们当代的作家,一写长篇小说、家族小说往往都难以摆脱历史的桎梏,千方百计要把人物和故事编制到历史的巨大事件里面去。这个问题当然不能说是不好,但相对来说,作家丧失了很多创作的自由。所以我想用动物、轮回的方式来写,为了能使自己获得更多的自由。
张旭东:非常有意思,陈晓明的话我也同意。但是另一方面,我也想问如果作家脱离了历史桎梏,他又有什么好写的?我是不太相信一个人坐在屋里,写自己的心理感受、意识流、内心生活,纯想象力就能写出好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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