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苍凉的人生，病态的社会，爱情却在污泥塘里开出了洁白的莲花。《贾平凹作品:病相报告》是一个凄美的爱情故事，爱情的光辉在浓重的大背景下愈发耀眼。一对苦命鸳鸯遭受重重磨难，终其一生，未能相守。而到底是什么使得这样一段凄美而执著的爱情夭折呢？是因为这个时代病了吗？人生的苦难，故事的凄美，将那个特殊的时代给人们的生活所造成的痛苦真实地展现在读者面前。
一一个老头
十八年前我在陕南山区采风时伤风感冒，去一个卫生站注射柴胡，患上了乙肝——事后晓得注射柴胡的那个针头扎进过十多个人的屁股，每扎过一次只用酒精棉球擦拭一下——从此，在中国的文坛上我成了著名的病人。乙肝是一种可怕的慢性病，它使我住过了西安市内差不多的大的医院，身体常年是蔫蔫的，更大的压迫是社会的偏见，住院期间你被铁栅栏圈着与外界隔离，铁栅栏每日还让护士用消毒水洒过，出院了你仍被别人警惕着身体的接触，不吃你的东西，远远地站住和你打招呼(乙肝病人是人群中的另类，他们惺惺惜惺惺，所以当社会上形成了以友为名的关系网，如战友网，学友网，乡友网，也有了病友网。而病友网总是曾经的乙肝患者)。我曾经写过《人病》一文，疑惑着到底是我病了还是人们都在病丁丫以此也想着许多问题，比如什么是病呢，嗜好是不是一种病，偏激是不是一种病，还有吝啬、嫉妒、贪婪、爱情……
爱情更是一种病。
我之所以这么认为是我出院后在某一个疗养地认识了一位老头。老头当时已七十岁了，是个知识分子，满肚子的才学，我向他请教有关哲学和文学的问题，他显得十分正大，不能不让我高山仰止。但是，他除了要写作一部革命回忆录外(据说那部革命回忆录始终未能完成)，每日要做两种功课，一是锻炼身体，把胳膊攀在树枝上，双腿蜷起，像吊死鬼虫一样荡来荡去；二是给远方的情人写信。一个年龄老朽的人如此狂热爱情，这已经是公开的秘密，大家都不避讳，而且故意逗他，老头那一刻纯真如儿童，脸颊红红的，眼睛放光，说一些很幼稚可笑的话。老头的两种不同的表现令我非常吃惊，我产生了强烈的要了解他的欲望，我几乎每晚都去他的房间，我们一边用蒲扇拍打着叮在腿上的蚊子一边谈黑格尔和《恶之花》，谈着谈着就谈到了他的青年时代和中年时代，他的青年和中年是参加过革命与革命革过他的命的经历，他的爱情就贯穿其中。我原以为可以将他为模特写一个美丽而有些滑稽的故事的，但越是了解了他我却不敢触及了，甚至在相处的日子再不戏谑他写情书的行为。老头不是一个坚定的革命党人，这令我们感到些许遗憾，或许是他的性格所致(知识分子是我们民族历来的精英阶层，但它绝不是个个都是精英，以我所见，他们有着严重的人格缺陷，乏于独立)，但是，老头却是活得最真实的人，尤其到了晚年。老头用他一生的苦难完成着一个凄美的爱情故事，这故事对于写书人和读书人或许是一桩幸事，对于老头自己却未免残酷。这如同一头牛耕犁驮运了一生死在了田头和磨道，农人剥下了皮蒙了大鼓而欢庆丰收的喜悦。我想，起码等老头下世后再写吧，老头却一年一年活下来，他健康地活着，我越发觉得我做作家的无耻，这和那些一旦有了某画家的作品就等待着某画家立即死去而准备着高价售画的收藏者有什么不同！
老头的故事就这样一放十数年地搁置了下来。
现在，我与老头完全失去联系，听说他搬迁到了另一个城市，算起来年龄已近九十，可能是不在了人世，而在提笔要写他的故事时，更重要的是我也近五十，体证到了自己活着何尝不也是完成一种痛苦呢？生的目的是为了死，而生的过程中老头拥有了刻骨铭心的爱，而我们又有什么呢？当我终于动手写这个故事了，我把故事的梗概讲给一些朋友听，他们是劝我不要去写的：目下的时代哪里还有爱呢？老头的故事只能显出艺术上的不真实。我有些心不甘，特意去了迪厅，抓回来了我认识的诸位时兴的小女人(我的出现使欢蹦如虫子的舞者都驻足侧目，他们很少见过有如此老的人进入这种场合)，并特意接触了一些单身贵族，他们可以随时将女人带回家来，事毕了，抽二张三张纸币塞在女人的口袋让其走人，这些人听我讲述老人的故事，眼圈却红了，哀叹起这个时代再不赋予他们的爱了。他们在哀叹，我想，是真实的。过去的年代爱是难以做的，现在的做却难以有爱，纯真的爱情在冰与火的煎熬下实现着崇高，它似乎生于约束死于自由。
与其说我在写老头的爱情，不如说我在写老头有病，与其说写老头病了，不如说社会沉疴已久。
二复杂的故事
不管有多少人请著名的书法家写 宁静淡泊 ，悬挂于墙上，压在桌面玻璃下，但肯定是再也出现不了一个陶渊明了。现今的文坛，许多作品标榜着现实主义，实际上写满了现实的回避。那个老头，即便已经去世，他起码活到了九十余岁，他经的事情太多，活出了境界，他应该是一位神仙，我却无力将他写得精粹。在写作的过程中我常常想到这样的问题：李商隐的爱情诗，他的原意是否就是我们现在所理解和诠释的那样吗？真正的爱情诗它绝不是空泛的，肯定有秘密的心结，是写给自己或最多是另一个人。可李商隐是写给谁的，其中有什么凄苦的故事，我们不知道，我们只欣赏 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 句子很美。六月的荷塘里我们看到的是冰清玉洁的莲，我们看不到深水下边的污泥和污泥中的藕。有时也想，梁山伯祝英台的爱情是中国最经典的了，但故事却是那么的简单！这或许是古人的生活很简单，讲的故事也简单，而现在是不能了，现在的人活得太琐碎，任何事情都十分复杂。复杂阻碍于故事的流传，可我无能为力。我企图把《病相报告》写得短而又短，或者是一个短篇，或者是一个中篇，但糟糕的是提纲就起草了十多页，我们习惯了要所谓的深刻，要起承转合，要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看到了山地里的一枝兰，自然要想到这兰在城里珍贵为什么在山巾烂贱如草，为什么绿肥红瘦，绿红是从哪儿来的？《病相报告》是要写一个人的一生七十余年，铺设开来，那得有四五十万字数！如果四五十万的字数写一个爱情的故事(故事说远，它不发生在古代，古代我没经过读者也没经过，那鬼是好画的；故事说近，它又不是这几年的事，虽然我询问过十位二十二岁左右的青年 四人帮 是谁，他们皆摇头不知，但更多的人却是从各种运动中走过来的，眼里容不得一粒沙子)，又要按着时间顺序——交代清楚，那极可能这个故事陈腐不堪，皇帝穿上了龙袍才是皇帝，美丽的巩俐将一身大红对襟袄穿在身上出现在陕西关中的小镇上，她就是农妇秋菊，没有人找她签名留影了。我于是重起炉灶。我之所以使文中所有的人物统一以第一人称说话，是要将一切过渡性的部分全部弃去，让故事更纯粹。之所以将顺序打乱是想让读者看得真切而又不至于局限于故事。如此写下来，竟然也有十六七万字，我不能不哀叹：我们可能再也无法写出一个简单的故事了。
三我的尴尬
我喜欢的夏天又要过去了。西安是没有春秋的，在寒风来临之前我修完了《病相报告》就可以去南方走一趟了。西安的冬天是不宜于我的，那看不见的风，总是庄严地流动，落在你的身上却像乱刀在飞。我数年来越加萌生着去南方居住的念头，可怜的是年迈的母亲和尚未长大的孩子需要照顾，以及又难以割舍的这座城弥漫的古文化的氛围。南方是心身暖和的，我这么想，而我的一位朋友来帮我修理损坏的一页窗扇时，讲了一个他的同事的笑话，让我在这个下午笑出了眼泪。
笑话是这样的：
××是个瘦子，上了一辆公共车，公共车的一面窗子上玻璃掉了是个空框，但他不知道。这时一个人也来赶车，此人比他还要瘦，就站在窗外，他以为从玻璃上照出了自己，一边看着一边拍脸说：唉，怎么又瘦出一圈了？！
四还要干什么
当年，《浮躁》写完，开始写序，写了两个序，这是我的长篇中唯一的一次。在第二个序里，我宣布着写完了《浮躁》将再不从事《浮躁》类的写法，于是开始了后边的《废都》、《白夜》、《土门》、《高老庄》以及《怀念狼》和这个(病相报告)。在这些长篇里，序是没有了，却总少不了后记，后记里记录了该部作品产生的原因和过程，更多的阐述着自己的文学观。我不是理论家，我的写作体会是摸着石头过河，我把我的所思所想全写在其中了。但我多么悲哀，没人理会这些后记。现在，我又忍不住在即将复印《病相报告》时又要宣布对于《病相报告》写法的厌恶，我是有这个毛病，病得深，我已不指望别人怎么看待我，我说给了我为的是给自己鼓劲，下定决心。
我之所以如此，是我感到了一种不自在，也是我还在《病相报告》未完成前就急不可耐地先写了中篇《阿吉》。
我是这么想的：
中国的汉民族是一个大的民族，又是一个苦难的民族，它长期的封建专制，形成了民族的政治情结的潜意识。文学自然受其影响，便有了歌颂性的作品和揭露性的作品。歌颂性的历来受文人的鄙视，揭露性的则看作是一种责任和深刻，以至形成了一整套的审美标准，故推崇屈原、司马迁、杜甫，称之主流文学。伴随而行，几乎是平行的有另一种闲适的文学，其实是对主流文学的对抗和补充，阐述人生的感悟，抒发心意，如苏轼、陶潜乃至明清散文等，甚或包括李白。他们往往被称作 仙 ，但绝不能人 圣 。由此可见，重政治在于重道义，治国平天下，不满社会，干预朝事。闲适是享受生活，幽思玄想，启迪心智。作品是武器或玉器，作者是战士或歌手，是中国汉民族文学的特点。
而外国呢，西方呢，当然也有这两种形态的作品，但其最主要的特点是分析人性。他们的哲学决定了他们的科技、医学、饮食的思维和方法。故对于人性中的缺陷与丑恶，如贪婪、狠毒、嫉妒、吝啬、哕嗦、猥琐、卑怯等等无不进行鞭挞，产生许许多多的杰作。越到现代文学，越是如此。
我不知道我还能说出些什么，也不知道能否说清，我的数理化不好，喜欢围棋却计算不了步骤。我的好处是静默玄想，只觉得我得改变文学观了。鲁迅好，好在有《阿Q正传》，是分析了人性的弱点，当代的先锋派作家受到尊重，是他们的努力有着重大的意义。《阿Q正传》却是完全的中国的味道。二十多年前就读《阿Q正传》，到了现在才有了理解，我是多么的蠢笨，如果在分析人性中弥漫中国传统中天人合一的浑然之气，意象纲组，那正是我新的兴趣所在。
2001年10月2日
版权页：
在治病的过程中，孩子并没有领略到父爱，反倒在她的眼里，我是粗暴的家长，她告状给我的母亲，希望能与奶奶住在一起。这我不同意。我知道，母亲是绝对受不了日复一日的熬药工作的，更有一点，孩子住过去，我就得不停往那儿跑，而我多么不愿意待在那个家里，我之所以婚后一直寻房子住在外边，就是为逃避家里那令人窒息的气氛。
父亲比母亲大六岁，他们的婚姻是服从了组织分配而结合的。从我记事起，他们就吵吵闹闹，政治观点上他们看法不一，家里一张桌子放在哪儿也是你坚持你的，我坚持我的。一吵开，父亲急风暴雨般的吼一通就再不肯言语了，坐在那里铁青着脸吸烟，母亲则没完没了地骂，骂着还要叫父亲听，父亲坐在门口，母亲就撵到门口，父亲坐在阳台上，母亲又撵到阳台上，父亲索性在他的床上拉开被子睡下，母亲还是要坐在床头继续着质问和责骂。 你去睡？你把事情不说个黄河里杀羊刀割水洗你睡不成！ 母亲揭被子，父亲裹被子，被子最后被撕破了，掉在地上。我是从不参与家庭战争的，但我对于他们的这种婚姻烦透了。我知道母亲的思维和性格是父亲难以认同和习惯的，我也知道父亲一直在爱着江岚，母亲越是这么闹，父亲越是相思着江岚。同样作为一个男人，我是理解我的父亲，但我是他们的儿子，我又同情我的母亲，我无法使他们和好啊！孩子的病他们同样牵肠挂肚，母亲曾当着我的面痛哭流涕：上天这么不公平啊，还嫌咱们的灾难不多，又让孩子得这种病？！我没好气地说：事情就是这样，家庭不和，灾难就多。母亲发火了，说家庭不和能怪她吗？我说：既然是这样，你们就离婚吧，各过各的，清清静静，反倒对你们的身体都好。母亲睁大了眼睛：你也这么想，这就是你做儿子的主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