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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秋雨，一九四六年生，浙江余姚人。在家乡读完小学后到上海读中学和大学，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至今。在海内外出版过史论专著多部，曾被授予 国家级突出贡献专家 、 上海市十大高教精英 等荣誉称号。做过几年学院院长，辞职后潜心写作，在繁多的头衔中比较重视上海市写作学会一职，因为这个学会由全上海各大学的写作教授们组成，专门研究 写作 究竟是怎么回事。
《借我一生》是秋雨先生的生命之旅，是他蔑视灾难、不断突破的精神历程，是以散文笔调贯通成的一部家族史诗。他独创的文体交糅了体验与论述、激情与冷静、宏观与细节等诸多对立性因素，呈现全方位的表现力度。从前辈到自己，作者以平实、真实的记忆组成一部文学作品。
我历来不赞成处于创造过程中的艺术家太激动，但写这本书，常常泪流不止。 ——余秋雨语
1
我的父亲余学文先生，于今天中午去世。
在上海同济医院的二号抢救病房，我用手托着他的下巴。他已经停止呼吸，神色平静却张大了嘴。好像最后还有什么话要说，却突然被整个儿取消了说话的权利。
医生说，托着，时间长一点，就会慢慢闭合。
那么，什么也不用说了，爸爸。闭合吧。
闭合并不容易，一松手又张开了。爸爸是有脾气的，但在我面前从不固执，只不过现在他已经看不见了，不知道托他下巴的是我的手。他无法通过触觉感知我。触觉。突然想起，我几乎从来没有与爸爸有肌肤上的接触。
小时候我跟着妈妈和祖母在乡下，他在上海工作，偶尔回乡一次，几乎没有抱过我。不是他不想抱，而是过于疼爱我的祖母和母亲担心他抱不好。
等我长大，与各种朋友见面时会握手，但与爸爸相见却不会。我叫他一声，笑笑，他应一声，也笑笑。
后来他行动不便了，走路时我会搀扶他，挽着他的胳膊，却也不会碰到他的手。他这次走得干脆，没有留下让我们给他洗澡、洗脸的机会。
那么，只有今天，当他的生命已经停止，我才真正接触到他，他的毛茬茬的还没有冷却的下巴。
爸爸的嘴渐渐闭合了。到今天我才那么仔细地看清，他牙齿洁白，没有一颗缺损。八十多岁能这样，让人惊讶，其实原因很简单，他毕生不抽烟，不喝茶，由于长年的糖尿病又不吃甜食不喝酒。
那就更应该闭合了，爸爸，闭住你一口的洁白和干净。
2
大家都在默默流泪。
连妈妈也只是捂着嘴在病床边吞声哭泣，肩膀抽搐着。她知道这是医院，隔壁还有病人在抢救，这儿的哭声会影响那些病人。 对于亲人的离去，余家并不陌生。
本来祖父祖母生了十个孩子，祖父是上海一家著名民族企业的高级职员，薪俸优厚，养得起。但那年月的防病治病水平实在太低，先病死了三个，后来祖父自己也去世了，留下七个孩子给祖母。一个没有工作的妇女在完全断绝经济来源的情况下要养活七个孩子是不可想象的，几乎所有的人都劝祖母送掉几个。祖母断然拒绝，说了一句正巧与一部当代电影的片名一样的话 一个也不能少。
祖母懂得，那么多孩子，在培养上只能抓重点，大伯伯死后她看中了最小的儿子，我的叔叔余志士，作为重点培养对象。于是，她安排所有的孩子辍学做童工，大家合力让叔叔继续读书，至少读到高中毕业。
然而，还是丧事不断。她想攥住每一个孩子，却不得不一个个放手，攥住和放手间的母亲的心，无法度量。直到晚年，她呼叫我们众孙子的名字时常常失口，叫了—个她的死去了的孩子的小名，看我们发傻，她立即更改，更改出来的又是另一个死去了的孩子的小名，一换好几个，一群她没能攥住的骨肉，我们无缘谋面的长辈。
最后她才叫对我们的名字，叫得很轻，说声 你看我 ，便两眼发直，很久很久。
请读片断
历史，虽有庄严的面容，却很难抵拒假装学问的臆想、冒称严谨的偷换、貌似公平的掩饰、形同证据的伪造。它因人们的轻信而成为舆论，因时间的易逝而难以辩驳，因文痞的无耻而延续谬误，因学者的怯懦而知错不纠。结果，它所失落的，往往倒是社会进程中的一些最关键的隐秘。
尤其是历史转折时期的隐秘，更其复杂。这是一个最容易被人们忘记的时期，因为不管用转折前还是转折后的坐标都无法读解它，而无法读解就无法记录。
历史的转折处大多并不美丽，就像河道的弯口上常常汇聚着太多的垃圾和泡沫。美丽的转折一定是修饰的结果，而修饰往往是历史的改写。
我生有幸，经历了好几个历史转折。印象最深的，是一九七六年冬天至一九七八年冬天这两年。
车部长同意我的意见，动员我担任写作组系统文艺组的清查召集人。
不高的个子，花白的头发，浑身的精力，车部长一见面便称赞我那篇谈鲁迅佚文的论文。我说，原文会更好一点，被人改了。他说，在那种形势下还写学术论文，是一种勇敢。
谈话刚开始就被电话一次次打断，后来他干脆把我从会客室拉进办公室，在他接电话的空隙中交谈。一听就知道，电话多数是新任上海市委书记苏振华本人打来的，这天他俩在反复通报着一些正在从北京调入的高层干部的情况。
从交谈中得知，他对我在 文革 十年中的经历了如指掌，并备加赞许。是谁告诉他的呢？我好奇地询问，他神秘地说： 我有多头情报。
我首先猜测是海军方面。由于老朋友张攻非的关系，我在灾难中结识了一些海军高级官员，就连后来担任过全国海军参谋长的安立群将军，那年月也总是把吉普车停在我们秘密聚会的老大沽路上的一条陋巷口，与我们一次次讨论着在风声鹤唳的寒冬间的行为选择。而车部长，正是来自海军。当然， 情报 也可能来自我所在学院里的一些高干子弟，也可能出自车部长他们接管上海几个月来的调查。
他这天找我，是问我对上海宣传文化系统清查运动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