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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小波（1952—1997）
1952年生于北京。1968年到云南插队。后在山东转插，做过民办教师。1973年在北京当工人。
1978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本科，1986年获得美国匹兹堡大学硕士学位。1988年回国，曾在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任教。1992年辞职，成为自由撰稿人。
1997年4月11日病逝于北京。
在当代中国作家中，从没有人像他那样获得数不清的赞誉和追捧，从没有人像他那样有无数青年自愿充当其 门下走狗 。他的小说为读者贡献了现代汉语小说前所未有的阅读快感，他让人们看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别样的世界；他的杂文，幽默中充满智性，为读者打开一条通向智慧、理性的道路，被一代代年轻人奉为精神偶像。
他被誉为中国的乔伊斯兼卡夫卡，亦是两次获得世界华语文学界的重要奖项 台湾《联合报》文学奖中篇小说大奖 的中国大陆作家。
代表作有杂文集《沉默的大多数》，小说《黄金时代》《革命时期的爱情》。其中《黄金时代》《未来世界》分别获第13届、第16届《联合报》文学奖中篇小说大奖；电影剧本《东宫·西宫》获阿根廷国际电影节最佳编剧奖。
王小波自由、理性的代表作——一杆 敢于无视生活设置 的精神旗帜。
自由理性、特立独行、黑色幽默，二十年来王小波的文字像一面猎猎旌旗感召着一代代年轻人，王小波是书店里永不消失的风景！
王小波全部作品的独家授权！包括从未面市的遗稿及大量私人照片！
李银河老师，亲自校勘全稿，并作序追忆对王小波的思念之情。
王蒙、王朔、李敬泽、章诒和、徐则臣、徐浩峰、麦家、冯唐、柴静，诸多文坛名家倾情推荐，致敬王小波。
在我心目中，小波是一位浪漫骑士，一位行吟诗人，一位自由思想者。——李银河
极其怀念王小波，一个真正的独立作家！——章诒和
王小波说过，你在家里，在单位、认识的人面前，你被当成一个人看，你被尊重，但在一个没人认识你的地方，你可能会被当成东西对待。我想在任何地方都被当成人，不是东西，这就是尊严。——柴静
我细读了《黄金时代》。不是一般的好。太好了。写下这些文字时，作者心灵中只有纯粹的文学思维，只对文学负责。然而那些由朴素的词句铺排的文字中不仅渗透着诗意，也熔铸着极密极浓极细极深的时代、社会、人生信息，并有对人性的探幽发隐。——刘心武
看了王的小说，你怀疑的是他王小波 真有那么坏吗？ ……他写的那样天真本色率性顽皮还动不动撒点野，搞点恶作剧，不无一种 痞 味儿……如果说你在某些人的作品中常常看到感到假面的阻隔，那么他的小说使你觉得他常常戴起鬼脸。——王蒙
序言
我以写小说为主业，但有时也写些杂文，来表明自己对世事的态度。作为一个寻常人，我的看法也许不值得别人重视，但对自己却很重要。这说明我有自己的好恶、爱憎等等。假如没有这些，做人也没什么味道。这些看法常常是在伦理的论域之内，所以对它们，我倒有一种平常心，罗素先生曾说，对伦理的问题无法做科学的辩护。我同意这个观点。举例来说，我认为，思维可以给人带来很大的乐趣，我看不出有什么理由可以剥夺这种乐趣。这个看法也在伦理的论域之内。所以，我举不出科学上的理由来说明白己是对的。假如有人说不思维才快乐，我只有摇头，却无话可说。
罗素先生认为，残酷打击别人是不好的。但他只能期望别人来同意这个看法，不能证明自己的正确。他还说，有很多看法，看似一种普遍的伦理原则，其实只是一种特殊的恳求。在这本书里，我的多数看法都是这样的——没有科学的证据，也没有教条的支持。这些看法无非是作者的一些恳求。我对读者要求的，只是希望他们不要忽略我的那一份恳切而已。
这本书里除了文化杂文，还有给其他书写的序言与跋语。这些序言与跋语也表明了我的一些态度。除此之外，还有一些轻松的随笔。不管什么书，我都不希望它太严肃，这一本也不例外。
一九九五年六月于北京家中
王小游
文摘
一只特立独行的猪
插队的时候，我喂过猪，也放过牛。假如没有人来管，这两种动物也完全知道该怎样生活。它们会自由自在地闲逛，饥则食渴则饮，春天来临时还要谈谈爱情；这样一来，它们的生活层次很低，完全乏善可陈。人来了以后，给它们的生活做出了安排：每一头牛和每一口猪的生活都有了主题。就它们中的大多数而言，这种生活主题是很悲惨的：前者的主题是干活，后者的主题是长肉。我不认为这有什么可抱怨的，因为我当时的生活也不见得丰富了多少，除了八个样板戏，也没有什么消遣。有极少数的猪和牛，它们的生活另有安排。以猪为例，种猪和母猪除了吃，还有别的事可干。就我所见，它们对这些安排也不大喜欢。种猪的任务是交配，换言之，我们的政策准许它当个花花公子。但是疲惫的种猪往往摆出一种肉猪（肉猪是阉过的）才有的正人君子架势，死活不肯跳到母猪背上去。母猪的任务是生崽儿，但有些母猪却要把猪崽儿吃掉。总的来说，人的安排使猪痛苦不堪。但它们还是接受了：猪总是猪啊。
对生活做种种设置是人特有的品性。不光是设置动物，也设置自己。我们知道，在古希腊有个斯巴达，那里的生活被设置得了无生趣，其目的就是要使男人成为亡命战士，使女人成为生育机器，前者像些斗鸡，后者像些母猪。这两类动物是很特别的，但我以为，它们肯定不喜欢自己的生活。但不喜欢又能怎么样？人也好，动物也罢，都很难改变自己的命运。
以下谈到的一只猪有些与众不同。我喂猪时，它已经有四五岁了，从名分上说，它是肉猪，但长得又黑又瘦，两眼炯炯有光。这家伙像山羊一样敏捷，一米高的猪栏一跳就过；它还能跳上猪圈的房顶，这一点又像是猫—所以它总是到处游逛，根本就不在圈里待着。所有喂过猪的知青都把它当宠儿来对待，它也是我的宠儿—因为它只对知青好，容许他们走到三米之内，要是别的人，它早就跑了。它是公的，原本该劁掉。不过你去试试看，哪怕你把劁猪刀藏在身后，它也能嗅出来，朝你瞪大眼睛，嗷嗷地吼起来。我总是用细米糠熬的粥喂它，等它吃够了以后，才把糠兑到野草里喂别的猪。其他猪看了嫉妒，一起嚷起来。这时候整个猪场一片鬼哭狼嚎，但我和它都不在乎。吃饱了以后，它就跳上房顶去晒太阳，或者模仿各种声音。它会学汽车响、拖拉机响，学得都很像；有时整天不见踪影，我估计它到附近的村寨里找母猪去了。我们这里也有母猪，都关在圈里，被过度的生育搞得走了形，又脏又臭，它对它们不感兴趣；村寨里的母猪好看一些。它有很多精彩的事迹，但我喂猪的时间短，知道得有限，索性就不写了。总而言之，所有喂过猪的知青都喜欢它，喜欢它特立独行的派头儿，还说它活得潇洒。但老乡们就不这么浪漫，他们说，这猪不正经。领导则痛恨它，这一点以后还要谈到。我对它则不止是喜欢—我尊敬它，常常不顾自己虚长十几岁这一现实，把它叫做 猪兄 。如前所述，这位猪兄会模仿各种声音。我想它也学过人说话，但没有学会—假如学会了，我们就可以做倾心之谈。但这不能怪它。人和猪的音色差得太远了。
后来，猪兄学会了汽笛叫，这个本领给它招来了麻烦。我们那里有座糖厂，中午要鸣一次汽笛，让工人换班。我们队下地干活时，听见这次汽笛响就收工回来。我的猪兄每天上午十点钟总要跳到房上学汽笛，地里的人听见它叫就回来—这可比糖厂鸣笛早了一个半小时。坦白地说，这不能全怪猪兄，它毕竟不是锅炉，叫起来和汽笛还有些区别，但老乡们却硬说听不出来。领导上因此开了一个会，把它定成了破坏春耕的坏分子，要对它采取专政手段—会议的精神我已经知道了，但我不为它担忧—因为假如专政是指绳索和杀猪刀的话，那是一点门都没有的。以前的领导也不是没试过，一百人也逮不住它。狗也没用：猪兄跑起来像颗鱼雷，能把狗撞出一丈开外。谁知这回是动了真格的，指导员带了二十几个人，手拿五四式手枪；副指导员带了十几人，手持看青的火枪，分两路在猪场外的空地上兜捕它。这就使我陷入了内心的矛盾：按我和它的交情，我该舞起两把杀猪刀冲出去，和它并肩战斗，但我又觉得这样做太过惊世骇俗—它毕竟是只猪啊；还有一个理由，我不敢对抗领导，我怀疑这才是问题之所在。总之，我在一边看着。猪兄的镇定使我佩服至极：它很冷静地躲在手枪和火枪的连线之内，任凭人喊狗咬，不离那条线。这样，拿手枪的人开火就会把拿火枪的打死，反之亦然；两头同时开火，两头都会被打死。至于它，因为目标小，多半没事。就这样连兜了几个圈子，它找到了一个空子，一头撞出去了，跑得潇洒至极。以后我在甘蔗地里还见过它一次，它长出了獠牙，还认识我，但已不容我走近了。这种冷淡使我痛心，但我也赞成它对心怀叵测的人保持距离。
我已经四十岁了，除了这只猪，还没见过谁敢于如此无视对生活的设置。相反，我倒见过很多想要设置别人生活的人，还有对被设置的生活安之若素的人。因为这个缘故，我一直怀念这只特立独行的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