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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健，文学硕士，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会员。发表文学评论20余万字，散文、随笔40余万字。出版《鲁迅作品新论》（与人合著）等。
鲁迅其实是复杂而具有多重性格的。他的冷峻背后的小得意，他的严肃背后的小狡猾，他的宽厚背后的小性子，并没有损毁他的伟大。拂去浮尘，鲁迅依然是鲁迅。
前言：无饰的，才是真实的
1925年的一天，十四岁女孩马珏放学回到家里，听见父亲书房里有人说话。父亲马幼渔是北大国文系主任，平日里自是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马珏隔着窗子一看，来客瘦瘦的，平头。进去见了面，按惯例行了个礼，父亲在旁边说： 这就是你平常说的鲁迅先生。
生在书香门第，马珏年纪虽小，读书不少。她平常最爱看鲁迅的小说，觉得里面 有许多都是跟小孩说话一样，很痛快，一点也不客气 。之前她没见过鲁迅，想象当中，鲁迅应当是个穿西服、留分头、拿拐杖的爱漂亮的老头儿。
可是，站在真人面前，这些想象被彻底颠覆了。 他穿了一件灰青长衫，一双破皮鞋，又老又呆板，并不同小孩一样 ，而是 一个不爱收拾的人 。马珏还注意到鲁迅的帽子： 衣架上挂了一顶毡帽，灰色的，那带子上有一丝一丝的，因为挂得高，看了不知是什么，踮起脚来一看，原来是破得一丝一丝的。
这些印象保留在马钰的习作《初次见鲁迅先生》里，并登在她就读的孔德学校校刊上。鲁迅看了此文，很欣赏。小孩的眼睛里，有一种不含杂质的真买。一年过后，一个秋天的下午，雨后放晴，距北京数千里的厦门，湛蓝的海水泛着粼粼波光，一阵一阵的细浪冲上沙滩，似乎在欢迎一位刚从北国而来的远客——一个留着平头、身形瘦小的中年男子，他沿着海边，欣喜地拣拾着美丽的贝壳。这人正是鲁迅。
鲁迅后来想到一句自己认为挺精妙的话，来形容这里的厦门大学，那就是 硬将一排洋房，摆在荒岛的海边上 。
有人说他孤傲冷峻，许多场合 只会龇着满嘴黄牙在那里冷笑 ，但他在给爱人的信中却饶有兴致地讲起了厦大流传的笑话： 教员寄宿舍有两所，一所住单身人者日‘博学楼’，一所住有夫人者日‘兼爱楼’，不知何人所名，颇可笑。
也许在辽阔的大海边，鲁迅才会流露出一点孩子气，才会回到《故乡》里闰土描绘的那种童话世界里。
说鲁迅也有孩子气，大概不会招到太多反对；说鲁迅傻，肯定会有许多人不以为然。一个对中国历史和社会洞察深透的思想家，如何与 傻，，字挂得上钩？更何况鲁迅还曾被冠以 世故老人 的头衔呢。然而，人非圣贤，总不免有犯傻的时候。．
鲁迅与许广平是同车离京南下的，一赴厦门，一往广州，两人相约各自奋斗两年之后再见。离别后的相思是一种痛苦的煎熬，聊以慰藉的则是两地间的鸿雁往来。鲁迅甚至每天都算计着何时收到广州来信，而等待迫切，猜想过多，却耽搁了写信。另一头，许广平因几天未见鲁迅来信，便以为他感冒了并为之焦急。鲁迅后来说： 回想那时，也有些傻气，因为我到此以后，正听见英人在广州肇事，遂疑你所坐的船，亦将为彼等所阻，所以只盼望来信，连寄信的事也拖延了。
厦大的邮政代办所设有邮筒两个，一在所内，一在所外，夜里寄信只能投所外的那个。后来邮政所换了一个伙计，鲁迅看他 满脸呆气 ，有一次担心他会忘了去开所外的邮筒，于是又另写了一封信，第二天上午投进所内的邮筒。许广平知道后立即下了命令，从此不准半夜投信，以免让人担心，并且告知： 所外 的信上午收到， 所内 的信下午收到，正和寄出的次序相同，因此 殊不必以傻气的傻子，而疑t代办所里的伙计’为‘呆气’的呆子，其实半斤八两相等也 。
然而，简直傻气十足的鲁迅，有时竟狡黠如市井无赖。
对厦门的蚂蚁，他曾用 可怕极了 四个字来形容——有一种小而红的，无处不在。那些蚂蚁时时觊觎他的点心和糖，即使住在四楼也是如此，他经常无奈地将一包点心和蚂蚁一同抛到草地里去。但他后来想了一条妙计，就是将糖放在碗里，将碗放在贮水的盘中，这样形成一道四面围水的防御工事。他很为这个小智慧而自鸣得意。
在《两地书》里，鲁迅还记述了这样一些细节： 楼下的后面有一片花圃，用有刺的铁丝拦着，我因为要看它有怎样的拦阻力，前几天跳了一回试试。跳出了，但那刺果然有效，刺了我两个小伤，一股上，一膝旁，不过并不深，至多不过一分。这是下午的事，晚上就痊愈了，一点没有什么。恐怕这事将受训斥；然而这是因为知道没有危险，所以试试的。倘觉可虑，就很谨慎。这里颇多小蛇，常见打死着，腮部大抵不膨大，大概是没有什么毒的。但到天暗，我已不到草地上走，连晚上小解也不下楼去了，就用瓷的唾壶装着，看没有人时，即从窗口泼下去。这虽然近于无赖，然而他们的设备如此不完全，我也只得如此。
除了寄信，鲁迅这期间还有许多事显得傻里傻气，常受许广平揶揄。比如，班上有五个女生，他起誓一般对许广平说： 我决定目不斜视，而且将来永远如此，直到离开了厦门。 许广平回信笑话他孩子气十足。
傻气和孩子气，常常就是一回事。
的确，作为在当时就被敬为 青年领袖 和 思想界先驱 的尊长来说，这种事情本来只可天知地知的，但是他却毫不掩饰地对亲密的爱人说了，而且在把他和爱人之间的书信结集出版时，也并没有将这些似乎不足为外人道也的文字删除，这是一种率真的勇气。
鲁迅一生在文学、教育等方面成就卓著，对中国思想文化界影响深远，同时代中几乎无人堪与比肩。或许有人觉得这是上天对鲁迅的特别眷顾，但其实，他平时的运气并不怎么好。 运交华盖欲何求，未敢翻身已碰头。 鲁迅曾作诗《自嘲》。
鲁迅并未交上华盖运，但在生活中未免会遇上 碰头 的倒霉事。就在他写《自嘲》一诗赠给诗人柳亚子的一个月后，1932年11月，鲁迅因母亲生病赴北京探望，19日午后，他 因取书触扁额仆，伤右趾，稍肿痛 。
纵观鲁迅一生，诸如此类的情况还有不少——
1912年8月7日， 午归寓途中车仆堕地，左手右膝微伤。
1923年3月25日， 星期。黎明往孑L庙执事，归途坠车落二齿。
1923年11月25日，鲁迅休息在家，冬天家里要烧煤炉， 上午击煤碎之，伤拇指。
上述几次小小的受伤，有些是由于不小心，有些则是由于逞能，不过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只是 岁月不饶人 。
年轻时的鲁迅意气风发，曾有一方 戎马书生 的印章，曾以 戛剑生 为笔名，也曾留下夜走乱坟岗、脚踢盗墓贼的传说。然而步人中年之后，他疾病缠身，是个身体瘦弱、行动迟缓的文人，属于小偷眼中易于下手的弱势群体，有些倒霉事就这样降临在他的头上。
还有他的特立独行的个性，很明显传承了魏晋风度的一些因子。在厦大的时候，不少人就觉得他身上有 名士气 ，换句话说就是过于清高，难于相处。
钱玄同与鲁迅在东京留学时，就同在章太炎那里听章太炎讲音韵和文字。钱玄同生性好动，不时在座席上爬到这儿爬到那儿，鲁迅于是给他取了个绰号叫 爬来爬去 。1918年，新文化运动风起云涌，钱玄同作为《新青年》杂志的得力干将，常去绍兴会馆找鲁迅约稿催稿，如果没有钱玄同的鼎力相邀，中国现代文坛恐怕就不会出现鲁迅这个名字。因此，他们二人的交谊一度被认为是文人友情的经典范例。然而，鲁迅离京南下后，两人渐行渐远。1929年5月，鲁迅北上进京探母，26日去孔德学校拜访马幼渔的弟弟马隅卿，恰逢钱玄同也在那里谈天，但鲁迅对他表现得极不友好。曾经的好友之间最终竞产生如此隔膜，形同陌路，令人扼腕叹息。而这种例子在鲁迅一生中却并非绝无仅有。我们不能简单地去指责钱玄同、刘半农以及林语堂等人堕落蜕变，我们也不能简单地用 道不同不相为谋 来解释。朋友之间发生矛盾，责任常在双方。比如说，鲁迅生性多疑，这是他与一些朋友反目成仇的重要因素，而他对自己多疑这一点也直言不讳。
鲁迅比许广平大十七岁。他们之间相濡以沫，同甘共苦，但也有为了些许小事闹别扭的时候。有一回两个人生气了，鲁迅就独自跑到阳台上默默地躺下，这显然是冷战的节奏啊。小海婴一看，觉得这样子很好玩，也跑过去跟父亲一起躺在阳台的水泥地上。你真的很难想象一位文坛巨擘也会耍这样的小脾气，尽管初为人父，但毕竟那时的鲁迅已经五十多岁，阅人无数。然而这是真实的。
许多年来，我们研究和宣传鲁迅，总是把他定位为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文学家，这固然不错，但由于一种思维惯性或者某种需要而将其神化，似乎这样的大师就不食人间烟火，更不能有些不够高大、不够辉煌的生活花絮，其实这反而扭曲了人们对这位大师心灵的理解。
鲁迅自己早就说过，他不过是一个活在人间的能够交着 华盖运 的常人。如果只是仰着头看他的伟大，而忽略了他平凡的一面、率真的一面，那只能是将他的形象片面化了。
鲁迅其实是复杂而具有多重性格的。他的冷峻背后的小得意，他的严肃背后的小狡猾，他的宽厚背后的小性子，并没有损毁他的伟大，拂去浮尘，鲁迅依然是鲁迅。多多接触他的另一面之后，会让我们感到如此真实，如此完整，如此可亲可近。
鲁迅已逝去整整八十年，如何让他转身展现另一面？
其实，需要转身的是我们，是每一个读鲁迅的人。我们不应当朝着神化的殿堂顶礼膜拜，而应当转向几十年乃至一百多年前的那个乱世红尘，去寻找在艰难困苦中那个曾经彷徨、曾经抗争的鲁迅。
后记：永不远的往事
去年7月初的某一天晚上，我像往常一样打开自己的新浪博客看一看。我的博客虽经营了五六年，可是访客却寥寥。我一向是不太介意博客的人气的，从不想如何推广它，因为里面收录的只是这些年来发表过的一些散文和随笔，若有喜欢的便是真喜欢，不喜欢的人我也不介意。
这天晚上，我看到博客里留有一张纸条。留条的来客是北方文艺出版社的王金秋老师。她看了我关于鲁迅的博文，觉得视角比较独特，有别于书市上一些将鲁迅形象固化了的著作，建议我结集出版。
这些博文，是我在四五年时间里断断续续写出来的，起初只是写着玩玩而已。后来积少成多，有几位朋友便鼓动我出书，也算是早日修成正果，可我总是觉得还不够。出书本是好事，但若是草率为之，既对不起读者，也会给自己留下无法挽回的遗憾。出于这种考虑，我向金秋老师表达了我的意愿，希望再给我一段时间，让我在之前的基础上进行丰富完善。
我和金秋老师素未谋面，几次邮件往来，让我感到她是一个认真、干练的编辑。7月中旬，出版社有一个选题论证会，她觉得时机难得，忙发邮件让我先拟一个目录，可是不知什么原因，那封邮件我没有收到，她自然也未能得到我的回复。情急之下，她帮我拟了一个目录，将样张和选题一起提交了上去。结果，很顺利，社里同意将这本书稿列入选题计划。
接下来的半年，我便减少一些杂务，推掉一些应酬，挤出时间来完成这个计划。
收入本书的文章，都曾在报刊上发表过。有人说，发表是检验一篇文章优劣的重要标准。这种说法不无道理，因为如今对于报纸副刊来说，写手多，稿源足，而版面有限，若说编辑用稿是百里挑一可能夸大其词，但一般来说至少也是十里挑一的。
我也有一些稿子，自我感觉良好，却被编辑否了。我从不抱怨那些编辑的挑剔，而是相信他们选稿的眼光，并且感谢他们，使我的若干劣作并未流布于世。
二
王瑞老师便是我所相信的编辑中的一个。
和王瑞认识，大约是2008年冬季，那时他在天津《城市快报》做副刊编辑。当时这家报纸的主编很重视副刊质量，为了争取到一流的稿源，他们开出了千字三百元的稿酬。在大多数报纸副刊的千字稿酬还是两位数的情况下，这个价码，吸引了成百上千的写手蜂拥而来。
那段时间，我写了不少关于鲁迅的文字，大多数是在《城市快报》发表的，并且基本固定在一个栏目，叫《大师背影》，文章下面，还有关于作者本人的三言两语。我的简介有这样一句： 行走在学术研究的边缘，从博大的历史文化背景中寻求我们的精神依存。 正当这家报纸的副刊办得风生水起，有一天王瑞突然打来电话，说他要调到《滨海时报》当编辑了，我今后有稿子仍可以寄给他。于是我的阵地也随之转移了过去，仍然有《大师背影》的栏目，也仍然有不菲的稿费，和从未漏寄的样报。
每次我给王瑞投稿，通常不出两天便有回复，多数情况仅有一个 好 字，然后不出一周便见报了。若他认为不合用，则会提出意见，虽则一两句话，却具体明了，绝不会为了顾及面子而含含糊糊。我有几篇稿子，多少流露出拔高鲁迅的意味，王瑞随即一针见血地指出，建议我在平等的视线上来写鲁迅。
我和王瑞也没见过面，只通过几回电话。头一回接到他的电话，至今印象仍很深刻。那是刚开始向他投稿的时候，他看过之后打电话来问： 你不是在一家企业上班吗？怎么会写鲁迅的文章这样得心应手呢？ 我如实相告： 我过去曾在大学中文系教现代文学，后来到辽宁师范大学读研究生，主攻方向便是鲁迅研究。
三
我考进辽宁师大读研是1993年秋，师从王吉鹏先生。
1982年初秋，开学在即，我们当地中学的复习班只办了两个，可是报名的学生却有近两百人，这就意味着大约三分之一的人只能去别的更差的学校，或者就不能继续念书了。母亲这辈子是不愿求人的，更不懂得请客送礼，那天晚上，她把家里两只生蛋的母鸡捉了，装进蛇皮口袋，带着我去了校长家。校长与我们非亲非故，说什么也不肯收礼的，而在复读问题上态度模模糊糊，不置可否。母亲认为不收下两只鸡就等于不收下我，苦苦央求了好一会儿，几欲泪下，校长才勉强都收下了。
母亲没多少文化，却明白没文化就只能在农村种田，而且将来连种田也干不好。因此，她下定决心，就算举债，也要供自己的孩子去读书，去考大学。
母亲也姓王，叫王巧英，这是乡问妇女常用的名字。
母亲没读过鲁迅的文章，甚至于鲁迅这个名字对她来说都是陌生的。她不知道，1898年，在浙江绍兴，也有一位没进过学堂的母亲，送十七岁的长子去南京念书，将好不容易凑来的八元钱塞进了儿子的口袋里。在送别的时候，这个叫鲁瑞的女人哭了。
有些邂逅，本属机缘；有些巧合，却是必然。有些往事，总是在你不经意的时刻浮现在眼前，即便是几十个春秋逝去，也恍如昨日．而且再过许多年，你也不会觉得遥远。在做某一件事情的时候，蓦然回首，你会发现它们是你情感或精神上宝贵的源泉，而这源泉就在你心里，从未枯竭，也永不枯竭。
为此，我要将这本关于鲁迅的书，献给我的母亲。
2015年2月5日，作者记于苏北盐城
版权页：
鲁迅一生品尝过许多不同风味的鱼，有时还特意在日记里写下一笔，如1916年1月23日， 午往陈仲骞家饭，有松花江白鱼，同坐九人。 火腿在鲁迅的平常食谱中也占据一席之地，或蒸或煮都很简便，不过他在北京的那些年吃怕了，不想吃。而鱼，鲁迅却百吃不厌。在日本有一段时间，鱼是鲁迅每天饭碗里必不可少的，他在给朋友的信中说： 日日食我者，则例为鱼耳。 1927年在广州，鲁迅有一阵子忙得几乎废寝忘食， 有时一天只吃一顿饭，有时只吃一条鱼。
许寿裳回忆起鲁迅饮食上的一些细节，说他很少吃鱼蟹之类，主要是怕剔刺剥壳，觉得麻烦，浪费时间。这种说法从原因来看似乎符合鲁迅个性，但这并不等于说鲁迅不爱吃鱼吃蟹。就以吃蟹为例，从鲁迅日记来看，他后期在上海是经常乐于持螯大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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